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簡體書）

 《泰晤士報》，英國的第一主流大報，世界上第一張以“Times”命名的報紙，誕生于1785年，創始人為約翰??沃爾特。
作為綜合性日報，《泰晤士報》關注的領域包括政治、科學、文學、藝術，等等。由于長期秉持“獨立地、客觀地報道事實”、“報道發展中的歷史”的宗旨，《泰晤士報》在很多領域都贏得了良好的口碑。

方激，男，原籍安徽合肥，現居美國。沉迷于中國歷史，尤對清末民初史興趣濃厚。文風扎實，思想敏銳。

 1901年
內部改革的問題／2
朝廷的屈服／9
美國的態度／12
帝國海關／14
采訪李鴻章／16
醇親王的歐洲之行／19
李鴻章／22

1902年
皇太后回鑾／40
清國的厘金制度改革／44
張之洞兼充督辦商務大臣／47

1903年
清國教育改革的一些特點／52
模范租界／60
清國的貨幣問題／66
“少年中國”／74

1904年
赫德爵士與清國的整編／82
清國的鐵路問題／88
“少年中國”被控企圖謀殺巡撫／98
清國的教育／100

1905年
1904年的清國／106
清國的確在發生變化／112
清國學生在日本／115
清國的民族主義運動／117

1906年
“中國人的中國”／122
一個清國人對于清國未來的看法／129
清廷大臣出洋考察／130
進展之中的清國改革運動／131
一道帝王的詔書／135
清國的改革運動／137
改革外務部的需要／139
清國改革詔書與日本報界的意見／142

1907年
清國的改革運動／144
清國改革的實際意義／149
北京的派系斗爭／154
唐紹儀被彈劾／155
清國的全國運動對外國貿易者的影響／160
改變的與改變不了的清國／165
清國的改革派與反改革派／170

1908年
清國的教育和西方著作／176
清國的禁煙運動／182
清國的困惑和混亂／189
清國鐵路與外國資金／193
清國與它的對外關系／199
新的北京／209
清國皇帝／215
清國已故皇太后／223

1909年
一個典型的措施／232
西學東漸時期的醫學教育／237
日本在滿洲里的行動／241
重訪遠東（6）——清國：財政的泥沼／245
重訪遠東（11）——清國：吹皺一池春水／251
重訪遠東（12）——清國：新酵素在發酵／259
清國的改革——一位死諫者的告白／267
張之洞之死／271
憲政清國／278
清國的自治／283

1910年
北京和各省的債務／288
清國的各省諮議局／295
清國的本土報界／302
清國的司法改革／306
清國的立憲運動：資政院的任命／312
清國的貨幣改革／315
清國國民大會／318
清國的改革運動：大局當前／320
清國的國家教育／327

1911年
簽署貸款協議，以滿洲里的稅收作為抵押／334
清國與鴉片貿易／336
云南的進步／340
清國的貨幣改革／344
保路運動／354
赫德爵士之死——非凡的生涯／356
武昌起義／364
清國的危機／368
孫文與康有為在新加坡的一幕／372
清國的革命／374
袁世凱的回歸／378
清國的革命／382
清國的危機：起源和發展／386
袁世凱與列強／393

 1901年

內部改革的問題
（本報特派記者，上海，2月7日。）我剛在長江上結束了一段旅程返回此地。途中，我有機會獲取了一些有關西安府的情形，也聽到了一些關于清國中央改革派階層的感受。
一般都認為，如今，朝廷已對極端排外派的策略完全失去了信心，承認了幾乎以任何代價換取國際武力從北京撤軍的必要性。在逃難的過程中，朝廷忍受了艱難的壓力，在漫長的寒冬中，他們沿途見識到那些被饑饉摧殘的省份，也曾置身于前所未見的貧窮與骯臟之中。但是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從那些圍在皇帝身邊的極端保守的滿人與頑固的保守派身上，能看得出有什么真實的改變。他們時不時地頒發一些極可能是似是而非的法令，想要給西方人的眼睛里糅進些沙子，卻不過都是些權宜之計罷了。唯有來自官方的任命，才是一些具有實質性的線索，透露出朝廷部署的真正意義。但是這些任命中有一大部分，也還是具有著可能是最糟糕的特性。
在朝廷開始議和時，我們堅信列強提出的要求都能夠被滿足，不但以往的事件可以得到圓滿答復，清政府還會同意采取一些內部改革的根本性措施。然而，當議和真的開始了以后，對于內部改革的提及卻被遺漏了。清政府就像是得到了鼓勵似的，認為只要在他們以往所做的事情上讓步，他們那古老的政權便不會受到干擾。
李鴻章便是在大力鼓吹這個念頭。他指出，一旦恢復和平狀態，俄國將是朝廷唯一需要指望的勢力。只要俄國的好意得到保證——當然，也只有李鴻章本人才知道如何去保證——那么，朝廷便盡可以放心地指望它來保護自己。因此，他不僅勸說朝廷接受“滿洲里協議”，而且把“清國政權在名義上保留統治的權力”這種要求，也當作是一種有價值的讓步。而這一切，也僅僅取決于他個人對于俄國的影響力罷了。或許，他與俄國之間的過從甚密，還可以通過一個更有實際意義的證據加以佐證：一旦各國公使在北京協商出什么重要決定來，他總是能夠迅速、完整地將其通報給朝廷。
在西安府，沒有人可以制衡李鴻章的勢力。在如今被視作中央政府核心的軍機處三要員中，唯獨王文韶一人具有改革傾向。但是他勢單力薄，又被兩位大員——代表北京壞名聲的榮祿 和強硬反對派鹿傳霖 ——狠狠地壓制著。
總而言之，滿人的勢力仍然牢不可破。據傳，他們想得最多的，是急不可耐地等待著向兩江總督這樣的改革派漢人官員自由報復的那一天。兩江總督憑著自己的堅定意志和愛國信念，遏制了去年夏天的排外浪潮，也挫敗了北京的陰謀。皇帝被這樣一群頑固守舊的滿人官員們圍在身邊，縱有鴻圖大志，也難以施展拳腳。即便如此，據說皇帝與太后的關系也正有所改善，并且就連太后本人也開始意識到自己以往路線的錯誤。
清國的改革派現在更多關心的是問題的這一方面，甚至要多于對議和的關注。不管對列強的12條要求是完全接受，還是接受一部分，或是一條也不予接受，他們都看不出中央政府的方針路線里有什么能夠挽救國家的根本性變革前景。他們的焦慮一點點地加深著，因為諸如英國、美國、日本這樣的列強，一直都在大聲宣稱他們想要看到清國保全自身、強大自身，但是，他們卻似乎既不能也不愿意認識到，整個形勢正朝著相反的方向變化著。
英國的冷漠尤其導致了他們深刻的失望。
去年夏天在北京持續了長達3個月的混亂狀態充分說明，清國局勢穩定的真正中心不在北方，而在兩江，沒有一種更加有力的杠桿，會比總督們的影響力更能給中央政府施加有益的壓力。在這種關鍵時刻，他們憑著自身罕見的勇氣與活力所產生的影響，拯救自己的國家并保護相像的外國人。如果他們不挺身而出，去抵制北京那些身居支配地位的派系所表現出的威脅、諂媚并牽制排外陰謀向南方繼續推進的話，整個大清國都可能已經被點著了火。
在劇烈危機爆發的時候，英國理所當然地給了他們一些聲援。但總讓人覺得，這并不是總督們應該得到的那種全心的聲援，特別對迄今為止一直聲稱自己在兩江地區具有特殊利益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
事件爆發時，人在南京的總督一再敦促向英國提供英、清兩國軍隊對吳淞口和長江炮臺的共同占用權。毋庸置疑，這先是引來了一片驚愕之聲，然后，北方所發生的令人恐慌的事件占了上風，其他列強都對此表示了默許，因為在一段時間之內，他們絕對需要依靠英國的船只在長江上向各國的外國人提供保護。同樣毋庸置疑的是，假設英國接受了劉坤一的提議，兩江總督的影響力將不會被限制在他們自己省份的防御措施上，而是會沖破一切阻礙，顯露出遠遠超出其管轄權限的威力來。也許，在朝廷無望地妥協之前，他們就能因此而扭轉北京的整個局面。盡管英國政府得到了別人認真的懇求，最終卻丟掉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不過，雖然像這樣的策略我們只實施了一部分，仍足以從中看出，與優秀的地方政府合作，實在具有難以估量的價值。然而，我們卻對這樣的實例教學表現得漫不經心，一等到北京重新打開了大門，又很快陷入我們的外交策略在過去的四十年中曾辛苦開墾過的但除了失敗便一無所獲的陳舊泥沼之中。
我們再一次忽略了將清國從絕境中挽救回來的活力，如果對其施以正確的引導，清國的生命力可能已經得以恢復。假設我們帶頭堅持，列強應該只和張之洞、劉坤一這樣的人談判，因為他們證明了自己的誠實與勇氣，在風暴和壓力之中，他們依然忠于清國的承諾與條約；相反，各國不應接受像李鴻章、慶親王這樣令人疑慮重重的協商者，倘若如此，不僅對方的建言可以推動談判的進度，我們也應該能夠趁機在他們身上灌輸一種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對于朝廷的內部改革將會起到新的、更健康的促進作用。忽略了他們，我們便剝奪了自己在談判中可以利用他們實務經驗的優勢，也削弱了他們從自己的人民那里贏得的巨大聲望。他們正在醞釀著某種有益的比對，以自己在兩江各省推行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來和北京因為采取排外政策所招致的危害相比較。還有，我們以漠不關心來回報他們的服務，無疑使他們暴露在對手的冷嘲熱諷之中，這些對手現在會問，“你們如此賣命地為洋人服務，你們對他們又有什么影響力呢？”
張之洞在這方面處境尤其艱難，因為雖然他的影響力在知識階層中非常大，但他缺少當地力量的強大支持，而劉坤一就能在他的總督席位上及其原籍所在地——湖南省內游刃有余。張之洞遠比兩江總督更易招致李鴻章長期的敵意。李鴻章誘導朝廷的方式也和列強提出的要求有關，當北京的全權代表接納了這些要求之后，又對兩江總督下了針對某些條款提出修正方案的命令，這一招可玩得夠狠的。那成了一出很巧妙的喜劇，試圖讓人覺察出，一方面，總督們雖然號稱是“洋人的朋友”，卻無力影響列強們的決定；另一方面，他們讓自己這一方身居外地的代表出面阻撓在初步議案上簽字，又能動搖列強們對于這些外地代表的信心。與此同時，憑借著張之洞與劉坤一之間潛移默化的分化，又試圖狡詐地在兩位總督之間播下彼此的不信任感。
至于遠避西安府的那群人對總督們心存的真正感受究竟是什么，看看接下來的這件事情，就會得到足夠的說明。不久之前，兩位滿洲官員自朝廷順江而下，按照清國的禮節，在經過武昌時，應該要表示一下他們對張之洞的尊重。但其中一位居然輕蔑地說：“跟張之洞在一起，我能做些什么呢？再過幾個星期，我們就會裁撤了他，讓他無地自容；或許，還有可能讓他的腦袋從肩膀上搬家。”
陳舊政權的死而復生，使得接下來的事情仿佛隨波逐流一般。恐慌和灰心讓想得周全的清國人，傾向于將政府所在地的國都永久性地遷到清國中部的某個地方。在某些地區里，這種想法更是甚囂塵上。人們深信，假設朝廷不在北京而在其他什么地方，那么，去年夏天的事件就不可能會醞釀出那樣的氣氛來。如果回鑾京都，以后的事情又會無可避免地重蹈覆轍。
然而，與這樣的觀點相反，在其他地方，也一定有同樣強烈的信念，遠離北京的王朝不可能維持與北京之間的傳統聯系，除此以外，俄國要么會否決遷都，要么會把它變成自己繼續向南擴張勢力的借口，如控制奉天一般地控制整個北京。這兩派意見在某一點上取得了一致，那便是，不要指望能從俄國那里得到任何改良與變革的肇因。清國人是精明的觀察家，他們意識到，俄國并沒有興趣像其他商業強國那樣看待清國——這些國家希望能看到清國走向強大并重新煥發出活力；與此相反，俄國的興趣只在于使清國目前的干枯腐爛一直持續下去。
令某些清國人不能明白的是，他們一直相信其他那些列強的動機是真誠友好的，這些列強應該已經讓一個絕佳的機會白白地溜走了，這個機會既有彌補過往的承諾，也有修正未來的保證。舉例而言，他們一直被灌輸著這樣一種念頭：沒有什么比讓清國民意去接受由列強所提出的條款更重要的了，它甚至比迫使滿人們停止享受其所謂與生俱來的種姓特權的“規定”還要來得重要，而這一“規定”的必要性，已經從滿人們在義和拳亂期間所扮演的角色中得到了充分的說明。
內部改革的全盤問題也是如此。兩江總督一直不斷地向皇帝上疏，假如他們所說的完全沒有被皇帝聽進去，這不僅要歸因于李鴻章用心險惡的影響力，也有滿人們一直存在著的優勢的因素，此外，還因為列強們對其采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在現階段，清國政府能夠對未來的修正作出的最好承諾，便是提供一些實質性的證據，以證明他們只信任那些贏得列強信任的漢人政治家們。即使最近列強在商討在華永久利益的過程中忽略已經造成了的損害，但是，只要英國——或是獨自，或是與其他國家一起——堅持叫朝廷放手讓兩江總督在他們自己管轄的省份中推行他們一再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且保證總督在一定的時限內不會在推行改革措施的過程中受到任何借口的干擾，這些損害便可以得到修補。至少，我們有責任對朝廷明明白白地表示，它對于兩江總督的態度，會構成我們權宜之計中的一個主要依據，以決定我們對于清國的寬容度究竟會有多少。
幾個月前，朝廷就已經預備好罷免兩位總督的詔書，但是，由于英國和日本代表們的干預，這份詔書被延遲發布。然而，我們相信它還是存在的，只不過變成了某種消極的陳述。我們不能根據這一點就放松自己對于履行義務者的責任。為了要完成一些我們先前敦促他們去完成的事情，這些人曾冒著——并且一直在冒著——被殺頭的危險。
今天，我只能從那些意識到什么是最佳利益，并且希望以這樣的意識將自己的國家從危難中拯救出來的清國開明人士的立場，來談這個問題。但是，整件事情若只是從較為狹窄的英國利益的觀點來看，也是同等重要的。清國的完整和健全至今仍是英國對華政策的核心目標，這意味著清帝國必須要通過一系列謹慎而又穩定的改革措施來加以鞏固。我們現在想要什么都不必做就將這些希望清國采納的條款強加給它以推動其內部鞏固的做法，只會和來自外部的肇因一起，簡單地加速它來自內部的分裂。
然而，英國的民眾似乎都保留著一種印象，無論我們多么想要維護清國的完整，也不過是一個完美的計劃，而不是一種實際的目標，一言以蔽之，如果必須要放棄這種計劃，我們也只能鎮靜自若地看著它消失無蹤。由于過去發生在清國的變故，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優勢地位，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在其他地方并不順遂的情形。我必須在這一問題上先有所保留，以期做出更加完整的解釋，但同時，我也會毫不猶豫地說，這一印象是由大家所信任的公使提出的意見造成的。有關英國在長江流域上已經獲得的影響力在任何方面都可與俄國在北方、德國在山東的影響力相類比的說法，其實只是一種陷阱和錯覺。距離我上次訪問長江沿岸一帶，已經過去了四年半時間。在這期間，相對于我們都應該已經有所耳聞的、有關其他國家在這一地區的勢力發展來說，英國在各方面的影響力都可謂有減無增。

朝廷的屈服
（援引路透社消息）李鴻章與慶親王已經收到了由列強遞出的一份判決公文，宣布了對有罪官員的判決，該公文還建議最好由刑部處理此事。他們要求日本公使交出兩名被羈押的官員，以保證今日判決的執行能夠符合法令。但是，日本人認為此公文所給予的期限太短，故要求將交人的時間推遲到下周二，如此一來，若駐華公使們愿意，可派遣代表前來監督執行判決。日本人并想要親自押送受刑者前往行刑地點，目的是不讓他們有機會自盡或是逃跑。
在負責此案的高級官員正式確認那些被判有罪者受到裁決以及前述二人也已經被處決之后，清國將需要切實遵照列強的要求執行各項條款。之前，清國已同意頒布由大臣們預備好的廢止科舉考試和有關督撫職責的法令。
皇帝的弟弟，也就是即將代表清國政府赴柏林為克林德公使遇害一案致歉的醇親王近日表示，目前，清國已經承擔了最大限度的責任，也最大程度地遵照執行了列強所提出的要求，唯一的例外是關于賠款的支付，因為還未能在具體數目上作出最后決定。他同時認為，列強們的軍隊應該做好安排，盡早撤出北京，以預備朝廷的回鑾。他確信，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像清國一樣如此迅速、完全地接受這些條款。
目前尚未收到取消聯軍遠征西安府的正式公告，但看起來，遠征軍的預備工作似乎不會再繼續下去了。公使們都認為，事先提出的遠征計劃是讓整起事件塵埃落定的關鍵一招；如若不然，將是一件曠日持久的麻煩事。
稍晚一些時，又有消息稱，清國方面的委員們已經收到朝廷依照列強的要求所頒布的懲處戴罪官員的旨意。昨日，他們與各國駐華公使們就此事進行了磋商，各方均對此表示滿意。
位列尚書之一的啟秀（禮部尚書）與聲名狼藉的徐桐之子徐承煜（刑部左侍郎）將于下周二在北京被當眾處決，預計很快也將收到處決趙舒翹（刑部尚書）和英年（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消息。所有跡象似乎都顯示，清國朝廷已經最終意識到，他們的最好策略，便是同意列強的要求，不再將目前的情勢繼續拖延下去。
另一份詔書，則下令在發生暴亂的地區中止科舉考試，以與條約第二項條款的第二段落相符合。

（上海，2月23日）皇帝已向慶親王和李鴻章發去了一份擬議的、有關未來朝廷禮儀的草案，將呈交各國駐華公使們過目并批準。

（2月24日）此間收到的一份來自西安府的電報稱，毓賢（山西巡撫）將在清國新年節日結束時，在漢口被斬首。

（援引拉凡通訊社消息，北京，2月24日）有關賠款問題，最新進展顯示，其數額似乎很難達到赫德爵士認為的清國能夠支付的六千萬英鎊總額。提及花費上的所有問題，我們最常聽到的表達方式是“清國方面將必須支付”。英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公使們都據此提出了詳細方案，在他們各自的看法中，都認為賠款應該要支付。但是，沒有任何一方完全同意某些細節問題，有些公使甚至在基本原則上都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如果可能，美國、德國、比利時以及荷蘭的公使們將任命一個聯合委員會，對一般性原則擬出共同協定。該委員會將于明日召開第一次會議，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正式協定簽訂以前，委員會一定會召開多次會議進行商談。

美國的態度
（本報記者，紐約，2月24日）美國公使康格 先生請求短暫的離任休假已經獲準，其公使席位將由柔克義先生暫時接替。結果是，在美國的華人組織立刻向康格先生重新發起攻擊，建議他應該辭職，并請求總統不允許他再度回任。但是，即使他人并不知情，總統心里很清楚，康格先生是最忠實也是最為可用的公使人選。他曾經幫助美國政府擺脫了一些窘迫的政策性錯誤；如果他續任，也能幫助美國政府避免進一步受到“站在清國的一邊與列強為敵”的指責。美國與清國在名義上有著共同合作的關系。
還沒有證據顯示，美國人對于瓦德西遠征軍或是清國領土不可受到侵犯的請求持抗議的態度，而這一請求已經導致歐洲列強或其中的任何國家，背離了他們曾經考慮過的政策。

（援引路透社消息，華盛頓，2月23日）美國政府已經受到幾乎所有列強國家的關注，他們表示，在媾和協議簽署期間，他們需要得到相關的確據，以完全認可美國有關“不便于在清國恢復軍事行動”的理由。
康格先生已主動要求從清國返回美國國內。近來相當一段時間內，他對于自己返回愛荷華州感到緊張，但是在以前，他并不會這樣。既然懲處清國定罪官員的問題已塵埃落定，而一個新的難題又冒出頭來，為了不犧牲康格先生努力了許久才得到的利益，目前將談判之事交給柔克義先生繼續會相對容易一些。事實上，也正是康格先生自己提議由柔克義先生接續談判事宜的。

帝國海關
（援引路透社消息，北京，2月23日）赫德爵士已向各國駐華公使們發出一封措詞強硬的信，抗議他們侵占了他的個人財產，以擴大奧地利、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范圍，其中，意大利更是直接占據了他私人宅院所在地。
在解釋所謂“地產”的概念時，他這樣說，清國政府的地產只能以不確定的形式來作考慮。在過去20年中，在京官員們所得餉銀的一部分，是以他們居住之處的租賃金而非現款來支付的。赫德爵士說，他已經把錢花在了購買土地、建造房屋、維修護理等方面。
以他的考量，在那里居住了20年之后，他在事實上已經絕對擁有了此處的地產權。他解釋說，在海關服務中，一般都會這樣認可，在同一棟宅院居住了這么長時間的住戶，事實上已經成為這座宅院的擁有者，因為居住者在居住期間，已經以租金津貼的形式購買了此處。
赫德爵士還補充道，特別對于意大利來說，他們的使館已經擁有了足夠的土地。他們侵占他地產的唯一原因，便是想借機搶占各國領館都在爭搶的土地份額。他指出，這些年來，海關如何為列強服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海關的關稅收入幫助列強各國支付了借貸的大筆本金與利息。因此，海關服務已經完全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服務，甚至在當前的亂局開始時，它也仍然一直在支付著借貸的利息。因此，他認為，各國應該更多關注海關的服務。

（羅馬，2月24日）以下這則半官方的短信是今晚發布的：

有關占用此前隸屬于清國海關的地產，以提供東交民巷使館區膳宿問題的事宜，目前，我們掌握到了以下細節。早在去年11月，列強就已經決定，為了向各國公使館提供住所，列強需要占用一小部分土地，其中也包括目前指派給海關的小塊地區，但會對其支付賠償。
但是，在這些土地中，并不包括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的個人地產。在此協定的基礎上，德國、奧匈帝國與意大利的領事館才占用了海關的土地，同時，俄國、美國與比利時的領事館也占用了其他政府辦公處的部分地區。德國領事館并已開始在它占用的地界上蓋樓。赫德爵士并未反對這樣的占用，只是簡單地要求得到相關賠償。在這一點上，想必會很自然地得到同意。
而意大利駐華公使拉吉 侯爵從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爵士處探知，由意大利領事館獲得的土地并不屬于赫德爵士本人，而是隸屬于海關管理部門。

采訪李鴻章
（本報特派記者，北京）我剛剛結束了一次對于李鴻章的長時間采訪。雖然李看起來弱不禁風，相比我們五年前在天津見面時，體格上也顯得蒼老了許多，但他依然精神矍鑠，言談舉止也還是和當年一樣直截了當。
我們的談話幾乎全部都集中在清國與俄國的關系問題上。李鴻章承認，他的政策基于一種信念，他深信俄國是清國唯一需要懼怕的列強國家。清國并未尋求有關滿洲里的協定。俄國提議談判，清國無法回絕這一要求，糾紛開始時，清國官員因錯誤地襲擊了俄國的軍隊，導致清國陷入被動局面。而隨著談判的進行，俄國人的語氣也顯得越來越專橫無理。很自然，清國期望按照列強的共同協定來解決滿洲里問題，但是俄國專橫地否決了這一提議。當清國再提出，兩國之間簽署的有關條款，至少應該經過與友邦的溝通和協商，也遭到了俄國的禁止。俄國認為，在談判進程中，任何有關談判內容的溝通都違背了外交慣例。
我觀察到，在清國問題的較早階段中，友邦因為缺少有關清、俄兩國間協定的可靠消息，一直處于不利的狀態中。很明顯，這些秘密協定是存在的，因為俄國提出的各項索賠，并未以對外公布的條約作為基礎。李鴻章并未否認這些協定的存在，但是他指出，這些協定只與清、俄兩國有關。
我再次提出：“這正是困難所在。假如清國拒絕公開這些事實，如何能夠指望得到援助呢？”李回答說，“如果列強想要得到訊息，為什么不對圣彼得堡方面堅持這一點，而一定要由北京提供？清國本身是愿意公開這些訊息的，但是它不敢公然挑釁已經對此下了禁令的俄國。列強也都懼怕俄國，那么，他們為什么會對弱小的清國懼怕俄國這一事實感到吃驚？或者，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并非是最重要的，那么，清國又如何能指望他們出面相助？”
李鴻章承認，協定仍未正式簽署，但他相信，最終，清國必須要簽署它。一旦清國對于在協定上簽字有任何猶疑，俄國人的說辭便會公然變得險惡起來。現在，它已經開始正式威脅會立即吞并滿洲里。當清國提醒俄國，俄國已向列強提出了保證，不會尋求領土上的特殊優勢時，俄國又立即聲明，它已經決定取消這些在特定條件下才能成立的所謂保證。
日本、英國、美國是幾個表示過有興趣過問、關注滿洲里問題的列強，但是，他們的興趣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呢？請他們給清國出具一份書面保證吧，保證他們會在給定的期限內，向俄國要求恢復清國對于滿洲里的主權，這樣一來，清國就無須在協定上簽字了。否則，就僅憑渺小的求救機會，并且是一個令人極度懷疑的機會，既激怒了俄國，又使清國丟掉了滿洲里，對于清國又有什么好處呢？
我提醒李鴻章，上次見面時，他對于俄國收復遼東半島充滿了感激之意。我當時就對此貿然表示了自己的懷疑，懷疑他是否會長久性地保持同樣的感覺。我那時的看法是，用不了幾年，俄國就會奪走半島。相比日本，俄國可能是清國的一個更加危險的鄰居。有什么確據可以證明，“滿洲里協定”就能永遠滿足俄國人的胃口？李承認，清國可能面臨著領土安全的問題，但是，在俄國忙著同化滿洲里之時，清國估計能爭取到十年至二十年的喘息時間。在這段時間內，清國能夠著眼于未來，努力增強國力。此外，清國也一定會考慮到滿洲里人民的利益，在協定之下恢復當地的民政管理，這樣做，也能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他們如今在俄國武力挾制下的種種艱難。
當我又提出，這些協定很顯然會激起清國其他地區反對的聲浪，李鴻章卻令人費解地回答說，有些人天生易怒，但是清國有一個專制統治的政府，它一旦決定了的事情，就等于是拍板定案了。試圖掩飾俄國的利益與其他列強完全不同這一事實是沒有用的。俄國沒有商業，沒有傳教士，但是卻渴望領土擴張與武力強大，它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也有一支強迫別人接受其愿望的軍隊。
李鴻章本人的態度——他的脫口而出、不耐煩的聳肩、搖頭晃腦等肢體語言，甚至比他所說的話包含了更深刻的含義。當我的一些評論經過翻譯傳入他耳中之后，我很高興這些都已經成了他的個人問題。而眼下，他所專注的策略是，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去收買俄國，而這幾乎使他對其他列強干涉此事的可能性，或任何想要削弱他相信俄國萬能的企圖，都表現出一種恨意。

醇親王的歐洲之行
（致《泰晤士報》編輯）閣下，在醇親王啟程離開德國返回清國的消息刊登在貴專欄的同一天，我收到某位長期住在清國的公民發來的一封信，他與長江流域的清國改革派官員們有過較近距離的接觸。下面這封信的摘要可以充分說明，對于醇親王此行，他們曾經有過何種期待，而結局又令他們心懷何種失望。

我所有的清國朋友們都以極大的興趣關注著醇親王的歐洲之行。他們覺得，不管他的行程是在一個如何痛苦的境況下完成，事實終究是，這是一個皇族成員生平第一次與西方近距離的接觸，事件本身便象征著他的國家對于未來的某種期許。他們相信，在他回到祖國之后，一定有許多故事要向人講述。他此行所產生的推動力，將不僅僅是因著推倒了偏見的藩籬而改變朝廷的外交途徑，這一藩籬阻隔了天朝，甚至更甚于阻隔了它的臣民。因為清國原先對德國并沒有什么信任感，故希望親王此行，不僅能對德國產生影響，也能進一步將影響力推展至其他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國。但是據我聽聞，慈禧皇太后從一開始就反對籌劃這趟行程，并且盡其一切所能褫奪其可能性，當然，她也一定受到了企圖使朝廷停留在舊領導路線的李鴻章與親俄派的鼓動。親王是一個很有親和力的人，很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在不少方面都與他的兄長（光緒皇帝）很相似。他離家之前對于此行滿懷興奮與好奇，就好像一個孩子即將出發，去探知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

以我自己最近在清國的經歷來說，我完全認同我朋友在這封信中的觀點。在我與兩位力圖改革的兩江總督的交談中，他們都強調了對滿人世襲統治階層進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為達此目的，他們也都同意，滿人貴族的子嗣們，甚至是皇族的親王們，都應該被鼓勵去國外旅行、學習。
我知道，醇親王本人非常渴望利用這一機會對西方國家有更為直觀的了解，畢竟，他對于皇帝的改革傾向是深表同情的。一位性情友善、才能卓越的年輕人經過妥善的安排，便會得到令他受益終生的一次寶貴經驗，在清國宮廷的記錄中，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試想一下，皇帝的弟弟在回到清國以后會產生出怎樣的效應？他會告訴清國人，興師問罪與索要高利貸的賠款并非西方文明的全部內容，在船堅炮利的背后，清國人應該要看到西方國家通過司法實踐、慈善機構、管理體系的效能與完備性所具體表達出的道德力量。盡管大清帝國承繼了“萬世師表”，也不能忽略西方文明的這些重要元素。
那么，到底醇親王回家后，會講述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呢？他在剛剛抵達歐洲時，就碰上了要向德國皇帝跪拜致敬的要求。過去一百年間，西方外交界一直試圖告訴清國人，我們視這樣的致敬方式為人格的羞辱。身為哀求致歉者的醇親王，卻能在某個耀武揚威的西方列強國家的揚揚得意的代表面前，扭轉了整個局面，并最終以自己的致詞贏得了聽眾。
除此以外，他在整個行程中一直回避著德國商人，也躲閃著窮追不舍者在“特許土地使用權”上所提的要求。在事先安排好的、與德國政府的商討中，德國既企圖讓他接受將自己從北京搶來的天文儀器永遠留在柏林的要求，又企望在文明世界的眼中，使這件事處理得“不會太丟了臉”。但諸如此類的故事，會使他的滿人同胞們消除掉對于西方世界存有的偏見嗎？會讓他的兄長對于西方文明的價值滿懷信心嗎？會加深他以西方的策略、路線進行國家改革的同情心嗎？

你忠實的，
特派記者
最近發自清國

李鴻章
過去幾年中在國際間發生的大事，似乎在突然之間，加深了公眾對于了解清國事務的興趣。在此之前，大英帝國的多數國民，除非是和遠東地區有著什么特殊的關聯，否則，對于這個古老國度里除了李鴻章以外的杰出人物，都會覺得如墜云里霧中，根本無從直接指名道姓。
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在外部世界真正開始關心起清國的時候，李鴻章幾乎就代表了實質上的清國政府。從他于1870年調任直隸總督開始，直到中日交惡，李鴻章一直壟斷著清國的對外關系。每當清國出現國際性難題，幾乎都要委派他擔任全權代表，出面和麻煩的“野蠻人”們周旋，以求覓得妥協求生之道。如果清國表現出任何從睡夢中驚醒的跡象，總有人會告訴我們，是李鴻章最終以某項創新之舉，打開了進步與革新的新局面；而每當它一再故態復萌陷入昏睡狀態，我們也都會肯定，在這昏睡的外表之下，依舊能感覺到李鴻章生機勃勃的影響力。
如果他沒有遵循歐洲模式來操練陸軍，沒有以新式的鐵甲艦來裝備海防，沒有催生電報系統，沒有造出一條從大沽到天津長達三十多英里的鐵路線，沒有開創出國家貿易與船運公司，沒有興建兵工廠，沒有開設學校，沒有創立醫院，甚至，如果他沒有給《泰晤士報》寫過一封譴責鴉片交易中存在著不公正的信，那么，清國現在會處于怎樣的狀態中呢？他在國外的公眾輿論中建立了威信，即使清日之戰刺穿了清國“潛力”的泡沫，也不足以刺穿身為清國改革偉人的李鴻章那同樣空洞的聲望。他在1896年的歐洲之旅，表現得更像是一位強有力的當權者出行，似乎那是一趟為了國民的利益，為了使祖國重獲新生而苦心經營的凱旋之旅，而并非一個不足取信的官員在跑一趟贖罪懺悔的苦差。但是，在清國人的頭腦中，那最多不過是一樁教人蒙羞的差事罷了。
等到集卑劣與爾虞我詐之道于一身的李鴻章返回京城時，他終于要承擔起眾人皆知的可恥角色。這個事實，打碎了人們長時間的錯覺，也展現出一個他的真實形象。身為“走一步看一步”政策的化身，正是李鴻章自己把大清帝國拖到了毀滅和瓦解的邊緣。

兒童和青少年時代
依據某些資料，李鴻章出生于1823年，也有一說是1825年。當時，對于外部世界來說，清國還是一個被歷史的神秘感緊緊包裹的、近乎神話一般的國家。而在北京的認知中，英國的存在也和其他“野蠻”勢力一樣，不過是天子的附屬國之一而已。那時，英國在遠東地區尚未建立起任何立足之地，香港也還不過是一塊貧瘠的無名巖地而已。清國與西方唯一的商貿往來，便是通過東印度公司設在廣東的工廠，然而，那些工廠的設立，也不過主要是為了滿足當地滿清官員的個人私欲罷了，因為其特權朝不保夕，朝廷也就帶著幾分蔑視默許了他們的貪婪。
李鴻章是長江邊上的安徽省人氏。1842年，在經過填鴨似的備考之后，他第一次參加了鄉試。就在那一年中，臻鼎查爵士順長江而上到達了南京，在英艦“康華麗號”上與清帝國的代表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此條約鞏固了歐洲進入中華古國進行商貿活動的權利。
和許多走上仕途的清國官員一樣，李鴻章也來自一個官宦家庭，歷代以來，這個家庭因著官僚體制所帶來的可觀好處而“福延子孫”。清國人有一個普遍的觀念，若想升官晉爵，就必須在一層又一層的科舉考試中過關。清國的行政事務，雖然腐敗無知，但至少建立在一種聽起來很“民主”的原則之上。無論早年經歷過何種境遇，如果這個少年人僅僅靠著“四書五經”和主考官的賞識，是不太可能在官僚的黃金階梯上爬得太高的。如果他以學者身份取得了一些成功，也不過是得以邁入某個辦公署而已。除非他富甲一方，或權勢亨通，或有著玩弄陰謀的天分，否則，便不可能在遍布著“志得意滿”的清國官員的衙門里平步青云。但事實是，在后來的歷史中，無論官職大小，眾多官員們都在等著撿拾從他桌邊掉落的面包屑，隨時預備著替他做一些不堪一提的差事，并以此求得封賞。

太平軍的謀反
有關李鴻章的早年生涯，知者不多，但是家庭勢力的影響，無疑為其開辟了一條便捷的為官之道。1847年，他被京師的翰林院錄取，在緊接著的一年里，他就被任命為蘇州府的財務專員，這件差事被旁人視為是極其有利可圖的。
在19世紀5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他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抵御太平軍暴亂的事情上。當時，太平軍已經蹂躪了華南與華中的不少省份。1859年，他被任命為福建道臺，到了三年之后的1862年，他轉任江蘇巡撫。江蘇省是一個重要的省份，長江從六朝古都南京的城墻之外流過。長江流經此地后，很快匯入上海附近的大海，而上海又是時下清國最龐大、最繁榮的外國人聚居之地。正是在此處，他和“外邦列強”有了最早的接觸。自此以后，或好或壞，和這些國家打交道便占據了他榮辱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
當時，清國內地的情形還令人匪夷所思，而位于北京的清國政府又公開藐視西方世界，直到英法聯軍最終迫使他們順從地低下了頭，帝國的權力階層代表和在上海的外國人才在江蘇省共同簽署了友好條約。
此時，叛亂的浪潮卻席卷了華南和華中的大部分省份。太平軍的刀光火影在長江流域起起伏伏，長達七年之久，他們曾經攻陷了南方的都城，甚至一度威脅到了京師。自1858年開始，朝廷與太平軍的纏斗，便在以彼此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江蘇為中心的地區展開，而爭奪的目標就是南京。在這些纏斗中，上海卻難以被叛軍占領，甚至在清帝國與西方列強發動戰爭之時，在江蘇任職的清國官員們依然接受著由上海的外國居民所繳納的賦稅，這些外國居民以此求得清國軍隊的保護，不受太平軍的攻擊。
在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時，英法聯軍已經幫助清國恢復了當地的平靜。至少在名義上，為了保證確實實行在天津簽署的有關長江航行自由的條款，英法兩國準備延長對清廷的軍事協助，而這些協助以往一直是由兩國的地方團體向朝廷的軍隊自發提供的。英國海軍與軍事特遣隊和清國的兵勇們在上海的鄰近地區并肩作戰，英美官員則反復操練遠在內陸的清國武裝力量，并親自率領他們投入戰斗。
與這些外國人接觸頻繁的李鴻章，卻精明地否定了這些援助的價值，反而對于政府未曾質疑援助的動機一事心生妒意。以“白齊文案”為例，一位幸運的美國士兵，與他的同儕華爾為伍，創建了由外國人訓練的、之后被稱為“常勝軍”的軍事武裝核心。在這件事情上，李鴻章的猜疑可能并非完全沒有道理，然而，這種嫌隙的結果首當其沖便是，戰役所取得的成功被嚴重地打了折扣。直到英國政府再任命一位年輕力壯的皇家工兵軍團少尉也就是后來的喀土穆英雄喬治??戈登，在1863年3月恢復了指揮權后，命運才向帝國再展笑容。戈登在清國立下的英勇戰功不需要在此贅述了。顯然，他的能力與勇猛，易如反掌地使太平軍變成了甕中之鱉，然而，一旦要應付起他的清帝國同盟者的兇猛與失信，事情就變得遠非那么容易了。在某個場合中，他甚至為了迫使李鴻章向軍隊支付欠款，不惜以辭職相要挾。而李鴻章對于太平軍降將的殘忍屠殺，更讓戈登對自身的安全顧慮重重，他立下了重誓，一旦收復蘇州，便要伺機為他們復仇。經過一番徒勞的努力，他最終離開了李鴻章的陣營，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之內，他一再拒絕在這個鼓動別人違反協約的人身上再次投下賭注。
但是，隨著戈登的隱身而去，無能的清帝國領導人再次招致習以為常的惡果。戈登終于意識到，原來，并非是李鴻章個人，而是這個極度病態的國家的可憐百姓們，必須要為他個人的引退而承受起損失慘重的后果。憑著自己特有的慷慨仗義，戈登同意不咎既往，甚至還接受了李鴻章自欺欺人的“所為實出無奈”的借口。他知道，“這里不是大英帝國，而是大清。”又過了兩個月之后，也就是在1864年7月，南京被再度奪回，太平軍的騷亂也終告平息。

北洋大臣
大清帝國政府對戈登大加封賞，但是從勝利中收獲了實質性好處的，卻是李鴻章。1865年，在不過四十歲之時，他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兩年后，又被調任更有利可圖的湖廣總督。但是，這一重要的任命，只不過是一塊能讓他得到更快榮升的墊腳石罷了，五年后和二十年后的兩次任命，使他成為清帝國最有權勢、地位最為顯赫的官員。“北洋大臣”的頭銜意味著保衛清國京師的重任已經更多地需要仰賴于他，而他的職責所在，很自然地使他與朝廷有了更為緊密、更為頻繁的聯系。此外，隨著清國對外關系的建立，天津作為北京的港口，也為他提供了更多與西方勢力的代表進行交流的機會，在這一點上，精明過人的李鴻章絕不可能低估了其重要價值。
在他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之前，天津爆發了排外狂潮中最為殘忍的一幕，這一幕甚至也將被永遠記錄在血跡斑斑的中國歷史之中。在發生于1870年6月21日的“天津教案”中，清國暴徒襲擊了法國傳教士，放火燒了天主教堂，殘忍地屠殺了手無寸鐵的外國人與本國的信徒。除了“慈善會”的十位姐妹與三名傳教士之外，幾位法國官員也被殺害。一時之間，所有外國人居住的地區都變得人心惶惶。
李鴻章在確保公共秩序和恢復眾人信心的措施上，給外國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同時，他向北京匯報的狡猾說辭，又極好地迎合了清國外交一貫拖拉、扯皮的傳統。
因為某些無法歸咎責任的拖延，一些實情和原委已經永遠無法被揭開了。直到法國宣布與普魯士交戰之時，有關“天津教案”的新聞才傳到法國。如果消息能夠早到達十天（其實，即使當年的通訊手段嚴重落后，消息也應該傳到了），拿破侖三世很可能會將宣戰的對象，通過別種渠道，轉移到這個令他興奮的目標之上。如此一來，歐洲歷史的進程可能也要被改寫了。
李鴻章迅捷地意識到，法國的兵力被牽制住了，行使報復的危險性也暫時消除，否則，更多暴行將會一觸即發。清國只是以慣常的財政補償形式對教案的發生予以致歉，而事件又被迂回到只剩下來自其他國家的抗議，而不是由法國自己向清國施加任何壓力。

身為外交官的李鴻章
在身任北洋大臣的最初幾年里，李鴻章毫無疑問地把他的主要精力投注在自己對于京師的影響之上。1872年，曾國藩突然去世，他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沒有了。直隸總督的職位，原本只是他的副職，卻不僅長了他的面子，也大大提升了他的影響力。
在1875年的宮廷政變中，他的聲援與策略，究竟為兩位皇太后重掌大權起了多少助力，還很難說。但是當同治皇帝丟下身懷六甲的皇妃神秘“駕崩”，而七阿哥年僅四歲、身單力薄的兒子以“光緒”的年號被推上皇帝寶座之時，李鴻章在兩位太后心目中的地位明顯地變得更高了，他因此而參與協助兩位太后重新取得帝國攝政權的活動。
同年，在云南又發生了馬嘉理被殺案。一位英國官員手執由清國政府頒布的特別保護令，在云南出了一趟政府的公差，結果讓北京的外交代表們再次從長久的死氣沉沉中被驚醒了一小會兒。當清國政府一貫不變地左躲右閃或盡量推諉責任時，李鴻章卻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談判中表現得相當卓越。很快，他就證明了一點，在東方式的、管理清國所必需的權術和謀算上，他不愧是一名老手。
他的兄長，就是那位因為在貪污之風盛行的土地上尤顯突出而被清國人自己冠以“錢袋子”綽號的李瀚章，在出任兩廣總督時，被任命為實地調查“馬嘉理事件”特別委員會的負責人。當然，此委任最后是不了了之的，在清國人自毀承諾，浪費了整整一年時間以后，托馬斯??威德勛爵最終失去了耐心。他離開北京，前往芝罘，一艘英國軍艦也奉命隨之北上。李察覺到，英國人的耐心已經到了極限，而自己也已處在一個危險的狀況中。在邀請英國官員回到天津，與他一起重新展開調查，徒然希望“挽回一點面子”以后，他自己也前往芝罘。如同我們現在所了解的那樣，他在去那里之前，已經預備好要接受一些無法避免的后果。
雖然心里裝滿了清國人的傲慢自大，李卻看到，許多外國人都試圖勸說他，清國應該為此做出一些讓步，只有這樣，才能不被卷入另一場與歐洲強國的戰爭中。他也吃驚地發現，威德勛爵并未苛求大筆的賠償或依照條約重申公道（長期以來，這些權利也已經被清國人層層削減了），只不過想以表面上取得的外交勝利，來讓并不知情的英國民眾感到滿意。毫無意外，談判進展得很順利，清國的全權大使以“非同尋常的敏捷”在協定上簽了字，其中少數有價值的條款，諸如有關厘金或內部過境稅的規定，卻拖延至今依然未完全被付諸實施。英國對李鴻章“具有啟發性的、調和性的政策”表示了感激之意，并向正被大饑荒嚴重肆虐的華北地區捐輸了大筆金錢。在處理外國與本國捐助的時候，總督發現，他投入的巨大精力換回了豐厚的回報，也因此，他以截然不同于普通清國官員的態度，順利地處理了這樁緊急事件。

與法國之間關系的錯綜復雜
在平定了清國西部的伊斯蘭教徒叛亂，完成了讓俄國在伊犁問題上做出讓步的重要談判之后，李鴻章便開始間接地以政府機密顧問的身份現身了。但是，在激起法國人在東京和安南地區因為實施高壓手段而引起的危險并發癥中，李鴻章還是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或許，他更為人稱道的地方，并非他在外交上的遠見，而是一種所謂的“柔術”。
十年之后，在朝鮮問題上，清國一方面對這個實際獨立的地區實行著一手遮天的統治，另一方面，又試圖在因為享有這種權力而自然產生的對外關系的責任歸屬上賴賬，最終招致了困窘與羞辱。不管李鴻章是否在困境初期勸阻過中央政府的沙文主義，但是他避免了一種最壞的可能性，即沒有同法國一起卷入一場無可挽回的決裂，在這件事情上，他還是有功勞的。
他在1884年與富尼耶上尉、1885年與帕特諾特所簽署的協定，顯著地標示出清國的政治已經從《圣彼得堡條約》中所斷言的那種妄自尊大的位置上衰落下來。但是，在他們這自尋的羞辱中所包括的，主要就是放棄了一個毫無價值的借口；事實上，這個借口最好永遠不要再被提及。

李鴻章與慈禧太后
1881年，咸豐皇帝的正宮慈安太后去世，這使僅存的皇妃——慈禧太后開始獨攬攝政大權。在毫無疑問地衡量過這個專橫女人的能力和野心之后，李鴻章成為她最信任的也是最堅定的黨羽。
在清國與法國沖突期間，慈禧太后已決定甩開恭親王，讓他做替罪羊。在這件事情上，李鴻章縱使沒有實際從旁鼓動，起碼也毫不猶豫地對她表現出支持的態度。皇家最有勢力的男性成員——恭親王就這樣在頃刻之間丟了他的權力場所，并且被小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奕）所取代。幾年之后，醇親王更是變本加厲地累積起出人意料的勢力，并且靠著因為兒子而獲得的影響力，使得長期以來的少數派們漸漸向他靠攏過去，也開始引發了他對于太后干預朝政的懷疑。但是在1891年，他卻突然丟了性命，這無疑解除了皇太后的憂慮，正如曾國藩的離奇死亡，為李鴻章除去了一個危險的對手一樣。
許多事情將手腕精明的總督和他的皇太后綁在了一起，讓他們在眾多的隱藏在紫禁城紅墻之內的黑暗秘密上達成了共識。

刺破泡沫
雖然具備現代文明的精神，但李鴻章卻并不是一個具有真正同情心的人，可是，他夠聰明，也夠實際，能夠認識到現代文明所能實際體現出的價值。他是第一個意識到要將電報技術用于管理和商業用途的清國人，他也雷厲風行地除掉了地方上以古代風水來抵抗“野蠻”創新的反對勢力。他購置了鐵甲艦、來復槍，并且雇用了為數不多的歐洲教官們，然后將他那些酬勞低下、吃不飽穿不暖的苦力們轉變成了軍人和水手。他開創了國有貿易公司，甚至還開始開發國家的礦產資源。若以歐洲標準來衡量，他是一個無知者；但是他富于機智，對一切新奇事物都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在和各種類型、各種條件的歐洲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對許多事物都有了一知半解的了解。
李鴻章對于事物的本質有著精明的判斷能力，他的如簧巧舌和萬能大腦，使他能夠以奇異而準確的直覺，讓那些帶著偏見和先入觀念的人對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他也會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對話方式。正因如此，在天津的那些年里，在許多外國人的眼中，他是一個富有熾熱情懷的愛國者，又是一個開明的改革家，雖然他的衙門不過是無賴和腐敗的中心；雖然他的軍隊常常騙取軍餉；雖然他船上的戰爭物資，常常會消失于他衣架上那些貪婪的口袋里；雖然他的大多數“改革”項目，不過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在支撐門面而已。
然而，償還的時候終于還是來了。他費盡心力地想在最后一刻盡力避開日本對清國的戰爭，但結果徒勞無功。那是他的短視外交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終究因此而掀翻了自己紙糊的房子。他那“由外國人訓練出來的”軍隊和花了大筆銀子買回的鐵甲艦，在陸地和海洋上都被殺得落花流水，他那些增強、堅固的堡壘被證明毫無抵抗能力。他那條在名義上承擔著守護重任的北方防線，被各個擊破為六個支離破碎的斷裂帶。就連帝國的首都，也就是他專責監督的直隸省，也受到了獲勝的侵略者們大舉進犯的威脅。
最終，恭親王被重新召回了宮，擔任了領班軍機大臣和領班總理衙門大臣。而李鴻章在一時之間，被剝奪了所有尊貴榮耀，其后雖然官復原職，卻必須蒙受更深、更大的恥辱，他不得不親自前往日本與勝利者謀求媾和。在那里，他受到一個日本狂熱分子的襲擊，幸而只是被子彈擊穿了臉頰上的肌肉，這件事倒是為他痛苦不堪的旅程涂上了一抹悲情的亮色，他以個人的痛楚從海外換來的尊嚴，更甚于來自他的祖國，但這也只是出于人們對于一個年長的受害者被施以如此卑鄙的暴行而產生的同情心。
然而，真正讓李鴻章在那樣一個試探性的、忙于周旋的環境中心情重歸平靜的，還是在他離開清國之前俄國公使向他透露的消息。俄國承諾，不會允許日本所企圖的領土割讓被真正付諸實施。在這一承諾的保證下，他至少可以以較為平靜的心，在割讓遼東半島的文件上簽字了。因為他知道，不出多久，那塊土地就會借著沙皇政府的干預而重回清國人的手中。事實上，當他在《馬關條約》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時，可能根本找不到原因來質疑沙皇的真正動機。

出訪歐洲的特使
李鴻章一生中最非凡、從許多方面來看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一段生涯到來了。盡管他的聲望在清國受到了嚴重影響，但在世界的眼中，他依然還是清國官員中一個引人注目的重要形象。
年輕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即將于莫斯科加冕，清國至少可以派遣一位特使前往祝賀，以表達對于俄國強有力干預的感激。俄國的外交使節甚至暗示清國的皇帝，應該由一位皇族成員來擔當此任。但是，清國出于自己的驕傲意識，還是將外交使團的出訪視為某種受辱的行為，讓皇帝的任何一位同族成員遭受這樣的待遇，都將是一個令人無法容忍的主張。另一方面，李鴻章已經被閑置在家里了，出去一下，和一群“野蠻人”周旋周旋，并不會讓他失去更多。而從俄國人的角度來看，和一個既能談交易，又可以加添慶典獨特性的人來這樣一場約定，自己當然具備著明顯的優勢。因此，當他的名字被總理衙門推出去作為某種權宜人選時，俄國公使立刻就接到了來自本國的指示，并且欣然表示接受。
手持著要向歐洲皇宮（也包括向美國總統）遞交的國書，李鴻章開始了他的旅程。他在各處都受到了在一般情況下只有皇家才會享受到的禮遇。而俄國的那場等待著他的盛宴，甚至超越了華麗、盛大的加冕典禮本身，尤其是當他以此和自己從日本天皇的特使、最近那場清日戰事中的英雄山縣有朋元帥那里所遭遇到的冷遇相對比時，更會百感交集。
在德國，德國的皇帝以在柏林所能召集起來的最豪華的軍事盛典歡迎他。老大臣歡迎他造訪腓特烈斯魯厄，而在埃森的克虜伯火藥工廠里，當著他本人的面，他的雕像被揭幕了，對他來說，這無疑是所收到的最有價值的禮物。
非常相似的另一輪款待、評論和盛大的公眾集會同樣在巴黎等待著他。雖然在英國，皇家和政府的圈子都表現得較為保守、克制，但熱情的民眾歡迎他到來的喝彩聲卻仍舊不絕于耳，似乎把他當成了匈牙利的民族領袖科蘇特??拉約什或是意大利的愛國將軍加里波第。宴會一個接著一個，人們把他當作改革、進步的朋友，儼然是來自天朝的一顆明亮之星。他張狂的好奇心被稱譽為機智，而他以自己的名義所做的發言，其實不過是一些陳詞濫調的巧妙包裝，卻被當作東方哲學家的智慧精髓受到了歡迎。這真的是將一個輝煌的行騙生涯神圣化了。

回到清國
這個讓歐洲人在其面前叩頭行禮，且按其個人意志更愿意擺出一副獨掌清國大權者姿態的人，必須要以沉重的代價，買贖自己踏入清國首都大門的許可。為了能夠重新走上紫禁城的草地，他只有讓自己的皇帝主子忍下賠款的恥辱，而自己也必須接受《京報》上的那些公開譴責。
他徒勞地在皇太后身上花了大筆銀子，想要重新坐回北洋總督的席位。但她的影響力已不如從前，而年輕的皇帝也在努力抗爭，想擺脫她的控制，甚至在首都，有一個意識到改革必要性的派別也正在成長著，他們的目標即使不是為了“變法”，也是為了類似的事情。李鴻章必須強迫自己接受總理衙門中的一個席位，而他的政敵們也無疑都在想象著，是否能在利用他的商業能力和外交經驗的同時，也能夠約束、抑制住他。
在他和俄國之間，究竟因彼此在莫斯科留下了良好印象而走得有多近，我們不可能說得清楚。但幾乎無須質疑的是，在當時當地，他身為俄清之間的協調者，促成的結果雖然在雙方言詞表達上并不盡相同，但在實質上，這份結果卻在隨后演變成了所謂的《喀西尼條約》。
在總理衙門中，他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在對于俄國的觀點與主張上，自己是一貫熱心的闡釋者；也正是通過他，俄國公使館能夠持續地、充分地得到在外務部的會議上討論通過的內情，無論是在其他列強的代表們召開的會議上，還是在內部秘密磋商中，均是如此。在“滿洲里鐵路協定”的制定中，在俄華銀行的創立上，在拒絕英國政府的貸款時，在大連灣和旅順港的割讓過程中，李鴻章一直是俄國代表的左右手。
1898年春天，他的獎賞似乎到手了。俄國影響力的優勢、恭親王之死、李鴻章最可怕的政敵（也是兩代帝師）翁同龢的被罷黜，這些因素合在一起，似乎再一次確定了他在清國軍機處無可爭議的霸主地位。但是，幾個月之后，他雖然允諾將保證上諭會批準“盧漢協定”以建造京漢鐵路，但最終卻大大地違背了自己的承諾。他無視自己曾經正式向英國公使許下的作進一步考慮的承諾，這再一次證明了，口是心非的特點在清國的官場上是改變不了的。
李鴻章的同僚中，也不乏鼓起勇氣者公開指責他被俄國所收買。于是，他從總理衙門中被罷黜，但和一般預期相反的是，俄國對于這位政治人物的落馬所表現出的同情，僅僅限于敷衍了事的慰問性來訪。然而，李鴻章還是一直保有著皇太后對他的信任。身為政治人物，他在滿人皇親貴胄中并不受歡迎，而皇太后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又不能忽視來自這些皇親貴胄的支持。
1898年9月，宮廷政變發生，皇太后在族人的幫助下，再一次使不幸的年輕皇帝處于長期監控之中，并且迫使改革派星散四方。至少是暫時性地，她將自己那些最能干、最可信任的漢人黨羽，丟棄在她的滿人盟友們長期積聚起來的仇恨之中。李鴻章并沒有官復原職，而是突然間被送到山東去挖溝開渠。但他的轎子還是能夠穿過皇太后的宮殿而行，這仿佛在傳遞著某種訊號，那就是皇太后依然青睞她的老知己和同謀者。

排外運動的爆發
然而，他在山東的使命也無法無限期地延續下去了。委派的任務告一段落之后，李鴻章又接到了更加堂而皇之的任命，被發配到更加遙遠的廣州去擔任兩廣總督。
1900年的夏天，當他人在廣州時，庚子事變的爆發又使北京的朝廷想起了他。精明的他當然不會對以這種方式所展開的排外運動的結果抱持任何幻想，他毫不猶豫地與兩江總督們達成了默契。他們承諾，自己將維持所轄區域的秩序，并在各自督轄的省份中，履行條約所規定的義務，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
與此同時，他也不是那種甘愿冒著不必要的風險去履行自我強加任務的人。他遵照圣旨行事的忠誠似乎不必懷疑。匆忙之間，他離開了廣州，急著趕到了上海，然后在那里等待了好幾個星期，靜觀北方事態的發展。他在這段時間里的態度有許多可疑之處，一開始，位于大沽的海事會一致決定，如果他一路向北，將決不準許他在此登陸，但這個一致通過的決定最后被忽略了，直到如今仍不清楚原因。但是，如果真要追蹤下去，可能會追蹤出，這和他停留上海期間，曾與幾個列強大國的領事們達成某些協議不無關系。

議和條約
無論情形如何，未過多久，北京在李鴻章露面之前，就被八國聯軍占領了。他與慶親王一起，被出逃在外的朝廷委以全權，商談有關恢復和平之事。他在這些談判中所扮演的角色，既人所共知又剛剛發生不久，這里沒有必要贅述。他再一次展現了自己一貫精通的逃避、借口、拖延、因循，再一次使出了東方外交中的一切手段，盡管他知道，屈從的時刻已經到來，但還是一直要以一層尊嚴的表象和滿肚子的生意經來應付一切事情。
他最著急的事情是解救皇太后，并保證北京中央政府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他永遠可以指望得到來自俄國的有力支援。而作為交換條件，他也已經預備好了去接受俄國所提出的任何與其利益緊密相關的要求。他對于俄國在有關滿洲里問題上的態度，在本報特約記者于去年4月在北京對他的長篇訪談中，都似乎作了坦誠的解釋。他直截了當地說，那是基于他確信“俄國是清國唯一需要懼怕的列強國家”的事實。該公約里最終的回絕對他的威信無疑是沉重的一擊，更令他難堪的，是他一直身處最大的對手張之洞所造成的巨大壓力之下。和他長期以來一直擦身而過的死神最終降臨，這無疑是來自最近十二個月中所承受的、各種綿延不斷的壓力所致。根據最近來自北京的電報，對于他最近與俄國公使談判達成的新公約的反對聲浪，再一次掀起了另一場事態嚴重的糾紛。這一次，事情鬧大了。
在說完令人不快的部分后，也必須指出，李鴻章對其國家的影響力，在最近幾年里，其實也在不斷消退。從長遠來看，很難令人一味對其持同一種看法，即使對于那些既意識到他性格中的道德缺陷，又了解他的聰明才智的人來說，也是如此。畢竟，他是一個“在盲目的國家中睜開了一只眼睛的人”。他具備廣博的知識和經驗，卻又刻意忽略全面學習西方國家的機會，這些都一再加重了他應當付起的歷史責任。“我意識到了比較好的途徑，也對其感到滿意，但我卻選擇了一條并不滿意的路。”從這句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因為想要規避歷史的嚴重裁決而為自己尋找借口。
也就是說，在大清帝國里，雖然他是在某些方向上意識到西方文明優越性的第一人，但不管多保守、多反動的清國人，都不會像他那樣忽略西方文明中的道德屬性。他有一位曾在歐洲學習的下屬，當李鴻章希望啟用他，讓他可以發揮出自己所接受到的西方教育的孱弱果實時，他這樣回答：“閣下一定要記住，當我進到你的衙門里時，就不得不把自己所接受的西方教育中最好的那一部分留在門外了。”

1902年

皇太后回鑾
昨天，在皇親國戚的簇擁之中，在走道兩旁跪拜迎接的衛兵護衛之下，清國的皇太后由皇帝陪同著，氣派莊嚴地重新回到了紫禁城。
17個月前，她灰溜溜地逃離此地。如果我們能夠知道，當她和她的外甥停在曾是神秘禁地的太廟前焚香祭奠列祖列宗時，她究竟作何感想的話，那會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與此同時，外國人也正趴在一墻之隔外國公使館的墻上凝望著這一幕。盡管獨攬全帝國財富的清國統治者一向講究壯觀華麗的排場和儀式，但這一次聲勢浩大的祭祖儀式卻無法令皇太后無視那令她蒙受著羞辱的現實。
漆匠與金匠們，可謂用盡了全副心力來修復一切。空無一人的宮殿、被損毀的佛塔已經盡可能修復到了壯麗非凡的原貌，外國軍隊曾一路占領設崗的城墻也被涂上了一層嶄新的朱漆。軍隊曾經穿過重重大門長驅直入到帝王之家人去樓空的寢宮里，現在，這些大門也再次被裝點上了金枝玉葉。所有的一切，都依一貫信奉的“皇室出巡”的傳統原則，做得極盡合乎這個民族熱衷于虛文虛套的習性。
清國人并不想要給人留下最近曾百般掙扎過的印象，也盡可能地淡化外國軍隊曾經占領北京這一事實。他們已經無所顧忌地換掉了可追溯到久遠以前輝煌年代的厚重磚塊和石頭，代之以彩布做的梁柱與精致的紙圍紙檔。而這些手段，在西方人的眼睛里，是如此幼稚而可鄙，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因于清國人心靈中無藥可救的、帶著典型的信奉于外觀的思想。這自然也是某種特殊程度的官方思想意識。無論在清國，還是在離家不遠的其他土地上，清國人總是固執地緊抓著傳統中最荒謬的那一部分而不愿放手。但是他們這么做，也并非毫無現實的目的，起碼應部分歸因于官方想要給平民留下特定印象的政治需要。大多數老百姓本就是既愚昧無知又容易輕信他人，所以，只要官方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加以呈現，就總是能達到他們預期的目的。
就連皇太后自身，也不能完全清楚地辨清那些捉弄著她國民的東西的真假。由于端親王和董福祥對于義和拳天賜神力的吹噓，她被蠱惑著向列強發起了公然的挑釁。這樣的判斷，很難讓人看到她曾經應該要有的清醒和理智。但是，在公使館的槍管之下，無論皇太后如何得意揚揚地穿過紙圍紙檔，無論當她看到新近繪制的黃龍和皇宮里其他廉價、招搖的有關尊嚴、全能的象征時，精神是如何為之一振，在仔細巡視過她從前的住所后，她的滿意度必定會大打折扣。
無疑，在沙俄軍隊對頤和園洗劫一空之后，我們還是在那里找到幾件保存下來的藝術品，如今它們的價值被充分利用，也已經被重新懸掛在皇宮那空無一物的大廳之中了。甚至連現在裝點在柏林霍亨索倫博物館的天文儀器的紙上贗品，也可能已經懸掛在原件站立之處的墻壁上了。但是我們擔心，皇太后會發現她收藏的珍奇古玩上已經布滿了豁口和裂縫，事實上，它們之中已經有許許多多都成了列強的占有物，而這些列強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宣稱自己對她整個家族的忠實友誼，從來沒有停止過向她保證永遠不會向她的臣民們動武，但他們很難對她的巨大損失提供一些安慰。
然而，皇太后一定還記得，她對于個人向俄國欠下的一筆賬卻是真實而具體的。如果她的“庇護人”想要向其催賬，同時還要修正自己“付出”的報酬率時，她一定是驚訝不起來的。列強們從未懷疑過，即使無需承擔主要罪責，但皇太后必須要對1900年的排外運動和在她的一國之都中圍攻外國使館的事情負起直接的責任。這些國家中有許多人，以正義感和政策的考慮為出發點，只要想起她在八國聯軍到來之際，昧著良心、逃離了這個她剛剛歸來的皇宮，便不會對將她定罪的做法感到任何不妥。我們一直都表示，我方對于這件事情沒有被調查得水落石出而感到遺憾。對于我們來說，當列強們要求懲處策劃這場陰謀的其他指使人，卻讓授意并支持這場陰謀的最大當權者繼續享受著她的特權，似乎是一件非常軟弱又有欠公允的事情。
歐洲需要教給清國人的功課是，無論其官階和名分有多么尊貴、高尚，都不能讓對外國人施加暴行的始作俑者免于受到應有的懲罰。作為拳亂暴行的共犯，皇太后提供了一個機會，給清國上下都上了一課，那便是，她的“出巡”伎倆并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因為俄國的立場，機會已經失去了，俄國這么做，有它自己的原因。在北京召開的軍機處會議上，只要是和很委婉地提到的“朝代問題”相關的一切討論，俄國都予以反對。俄國在這一點上的做法，不論是不是在麻煩開始之前就已經和清廷商量好的結果，反正，最終結果都是一樣的。相對于直接反駁俄國所提出的策略，其他列強國家寧可冒上風險，也要讓皇太后恢復其舊有的地位。他們允許俄國掩護慈禧逃過因為殺害本國國民而應該受到的懲罰，就如同他們同意了俄國掩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逃過因為殺害亞美尼亞人而應當受到的懲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