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學名著（簡體書）

唐人劉知幾說，寫史要具備“三才”：史才，史學，史識。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識。史識是史書的靈魂，沒有靈魂的史書只是材料的堆砌。《史記》固然離不開司馬遷之父司馬談的開創之功，離不開司馬遷的博聞廣識，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足以鑄就司馬遷修史的偉大靈魂。真正讓司馬遷區別于其他所有史家，讓《史記》有別于其他所有史書的關鍵，是司馬遷的不幸遭遇。正是這種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馬遷的史識，鑄就了司馬遷的偉大。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47歲。這一年的秋天，匈奴發動了對漢朝的進攻，漢武帝就任命他的寵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為主帥去抗擊匈奴，而任命李陵，就是著名的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擔任騎都尉，給他五千精兵。這五千精兵都是荊楚壯士，英勇善戰。李陵跟匈奴打仗，出兵之初，非常順利，沒有遇到匈奴的主力，一路勢如破竹，連打了幾仗，屢戰屢勝，消滅了幾倍于己的匈奴敵人。當李陵打勝仗的消息不斷傳到朝廷的時候，漢武帝非常高興。漢武帝高興，周圍大臣都紛紛祝賀漢武帝，說李陵不愧是名將之后。但是，后來的形勢急轉直下，李陵的五千步兵與匈奴單于的三萬騎兵正面遭遇。面對三萬強敵，李陵毫不膽怯，沉著應戰，殺敵甚眾。匈奴萬萬沒有想到，對方區區數干步兵竟這么能打！大單于立即召左右賢王的八萬精兵圍攻李陵。面對十幾倍于自己的強敵，李陵畢竟只有五千人，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住。盡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但畢竟寡不敵眾，于是，李陵且戰且退，向漢朝邊境靠攏。這時，匈奴經過與李陵的反復較量，已經難以支撐，也準備撤兵。關鍵時刻，意外發生。李陵的一個部下因為被上司羞辱，只身逃往匈奴，向單于透露了絕密軍情：李陵之軍并沒有后援，就算匈奴一時攻他不下，拼體力、熬時間，李陵也撐不了多久了，而且李陵步兵的箭也快用完了。李陵所部之所以以一當十，就靠一種可以連發的弓箭——弩機，它只是比普通弓箭先進一些，弩機的箭將用盡，如同猛虎失去利爪，大勢已去。單于于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后漢軍只剩四百多人突圍出來，李陵戰敗被俘了。李陵被俘虜之后，漢武帝非常生氣，認為挫敗了大漢王朝的軍威，有損國威，很惱火。而朝廷大臣們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贊李陵的英勇，現在看漢武帝生氣，就又附和漢武帝，紛紛咒罵李陵，說李陵本來就不是個好東西，群起指責李陵的罪過。在朝廷議事的時候，漢武帝問司馬遷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范。他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于失敗之中，但他殺傷匈奴甚多，也足以顯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
司馬遷的意思似乎是貳師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將司馬遷下了獄，交給廷尉審問，定了一個“誣罔主上”的罪，就是攻擊誣蔑皇上，把司馬遷打入大牢，司馬遷就這樣因言獲罪。開始他并沒有被定為死罪，大概過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一直沒有李陵的消息，漢武帝就想派人打聽李陵被俘虜以后，是投降了還是怎么樣呢？就派公孫敖到匈奴去打聽李陵的消息。公孫敖在匈奴那個地方轉了幾個月，始終沒有得到李陵的準確消息。后來聽信一個傳言，說李陵正在某處幫助匈奴訓練軍隊，他得不到別的準確消息，于是帶著這個消息回來告訴漢武帝。漢武帝大怒，于是誅滅李陵九族，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被定為死罪。
司馬遷被定為死罪，那么按照漢朝的刑法，死罪犯人有兩種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繳納五十萬錢，二是接受宮刑。什么是宮刑，就是割除男子的生殖器。司馬遷作為史官，家境清貧，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親友唯恐避之不及，也沒有人敢借錢給他，自己又拿不出來，所以無法籌措那五十萬。因此，司馬遷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宮刑。接受這種刑法的人，畏冷怕風，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在施刑的牢房當中必須保暖，就好像民間養蠶的屋子一樣，所以，受宮刑也叫下蠶室。司馬遷并不怕死，但是他不能選擇死，他不能讓《史記》的寫作半途而廢，因為這是實現父親遺愿的大事。而作為一位史官，沒有留下半點文字，也無法向后人交代。再說，如果他選擇自殺，只會被認為智盡無能，或者是罪大惡極，死有余辜。那么唯一的選擇就是接受宮刑。
于是司馬遷決定自請宮刑，免死。司馬遷終于被處以宮刑，他前后在獄中呆了三年，隱忍茍活，在獄中還堅持寫《史記》。大概是在漢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50歲的司馬遷出獄了。出獄后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書。
出獄之后，司馬遷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但是有—個偉大的理想在支持著他，那就是著書的事業，可以說司馬遷為《史記》而活，為《史記》而奮斗。P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