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遇見魯迅（簡體書）

蕭紅——魯迅的紅顏知己
馬玨——魯迅的暗戀對象
周作人——魯迅最終老死不相往來的弟弟
胡蘭成——民國大漢奸
梁實秋——魯迅的死對頭
荊有麟——軍統特工，魯迅的死忠粉
林語堂——魯迅最鐵桿、后又反目、但始終敬魯迅的朋友
……

陳丹青：魯迅的“好看”和“好玩”（代序）/1
一愛徒蕭紅：魯迅先生的笑聲是明朗的/1
二北大女學生馬玨：一個老頭似的老頭兒/33
三女作家吳曙天：愛講笑話的老頭/37
四女作家白薇：一把蒲扇對我的白衣搧來/41

五軍統特工荊有麟：魯迅回憶/45
六弟子臺靜農：他的一生是一首史詩/101
七作家含沙：魯老頭其實美極了/109
八弟子曹白：一個用帽子遮住半張臉的熱情老人/141
九弟子白危：“我總是吃虧的”/155
十售票員阿累：一面之緣/161

十一陳西瀅：有點兒閑話/167
十二林語堂：吾始終敬魯迅/179
十三陳獨秀：我為他大抱不平/181
十四梁實秋：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183
十五錢玄同：從友人到路人/191
十六胡蘭成：魯迅喜愛希臘風的明快/197
十七夏丏尊：“今天天氣……哈哈”/201

十八景宋：最后一天/205
十九周作人：魯迅學問和藝術的始基/215
二十內山完造：先生真是一個不肯馬虎的人物/225
二十一摯友許壽裳：魯迅印象記/243
二十二先生的自我素描/291

十二林語堂:吾始終敬魯迅

魯迅和林語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戰斗的文壇摯友。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就在林語堂創辦的《論語》大獲成功之時，他和魯迅近10年的友誼卻出現了裂縫。本文節選自《悼魯迅》，記錄了他與魯迅之間的兩次恩怨來由。

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軒輊于其問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布追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人世間》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愿犧牲吾之見解以阿附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魯迅誠老而愈辣，而吾則向慕儒家之明性達理，魯迅黨見愈深，我愈不知黨見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風捉影挑撥離間，早已置之度外矣。

十三陳獨秀:我為他大抱不平

陳獨秀曾很中肯地說，“真實的魯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還說，“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于魯迅先生”，陳獨秀的文字并未對魯迅的具體作品進行評價，然而“毀譽過當”四個字，實在是寫盡了魯迅身前身后的是是非非與風風雨雨。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于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
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打抱不平。后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后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最后，有幾個誠實的入，告訴我一點關于魯迅先生大約可信的消息：魯迅對于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并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于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現時全國軍人血戰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濟敵人以食糧和秘密推銷大批日貨來認購救國公債的怪現象，由此看來，魯迅先生的意見，未必全無理由吧！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于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于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1937年11月21日）

十五錢玄同:從友人到路人

錢玄同原名錢夏，號疑古，浙江吳興人，北京大學教授。他和魯迅都是章太炎的學生，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都一同在日本留過學，在學術方面的主張也很一致，比如，都主張不讀或少讀中國書。回國后，錢玄同向魯迅約稿，導致魯迅以后的創作一發不可收，可以說，如果沒有錢玄同的邀請出山，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也許不會出現魯迅這個名字。但到后來，兩個人之間卻有了隔膜。本文寫于魯迅逝世后第五天。從友人到路人，其中的故事別有味道。

我與周豫才君相識，在民元前四年戊申，至今凡二十九年。我與他的交誼，頭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極疏——實在是沒有來往。
民元前四年，我與豫才都在日本東京留學。我與幾個朋友請先師章太炎（炳麟）先生講語言文字之學（音韻、說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學里一間教室開講。過了些日子，同門龔未生（寶銓，先師之長婿）君與先師商談，說有會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數人要來聽講，但希望另設一班，先師允許即在寓所開講。（先師寓新小川汀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中，《民報》為孫中山先生所竹板，即“同盟會”之機關報也。）豫才即與其弟啟明（作人）、許季莩（壽裳）、錢均甫（家治）諸君同去聽講，我亦與未生、朱蓬仙（宗萊）、朱荻先（希祖）諸君再去聽講。周氏兄弟那時正譯《域外小說集》，志在灌輸俄羅斯、波蘭等國之崇高的人道主義，以藥我國人卑劣、陰險、自私等齷齪心理。他們的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嚴謹，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辭，十分矜慎；然猶不滿足，欲從先師了解故訓，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馴，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同時他在《河南》雜志做過幾篇文章，我現在記得的有《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摩羅詩力說》等篇，斥那時淺薄新黨之俗論，極多勝義。我那時雖已與他相識，但僅于每星期在先師處晤面一次而已，沒有談過多少話。
他于民元前三年己酉回國。民國元年，他在北京教育部任僉事職。二年二月，教育部開“讀音統一會”，他也是會員之一，會中為了注音符號的形式問題，眾論紛紛，不能解決。先師門下任會員之豫才、荻先、季莩、馬幼漁（裕藻）四君及舍侄錢稻孫君提議，采用先師在民元前四年所擬的一套拼音的符號（以筆畫極簡之古字為之），會中通過此案，把它斟酌損益，七年冬，由教育部正式頒行，就是現在推行的注音符號（黎劭西君所著《國語運動史綱》第五十六及七十五頁中有詳細的記載）。
二年九月，我到北平來，從那時到民國五年，我與他常有晤面的機會。他住在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里（即《吶喊》序中之S會館），他那時最喜歡買《造像記》，搜羅甚富，手自精抄，蔚然成帖。三年，他曾用木板刻所輯的《會稽郡故書雜集》。
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大事革新，聘陳仲甫（獨秀）君為文科學長，胡適之（適）君及劉半農（復）君為教授。陳胡劉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學革命；啟明亦同時被聘為北大教授。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被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在國內是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四策卷第五號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十年下半年）。
稍后（記不起真確的年代，約在十年到十五年），他在北大、師大、女師大等校，講授中國小說史，著有《中國小說史略》一書。此書條理明晰，論斷精當，雖編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書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中國小說史出現。他著此書時所見之材料，不逮后來馬隅卿（廉）及孫子書（楷第）兩君所見者十分之一，且為一兩年中隨編隨印之講義，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實可佩服。
十三年冬，孫伏園與李小峰諸君創辦《語絲》，約周氏兄弟，王品青、章衣萍（洪熙）、章川島（廷謙）諸君共任撰稿，故《語絲》中豫才的文章也很不少。十四年，他又與他的幾位朋友（姓名都想不起來了）共辦《莽原》。此外則徐旭生（炳昶）、李玄伯（宗侗）諸君創辦的《猛進》中，也有豫才的文章。
十四年夏天，女師大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事件發生時，豫才是女師大的教員，他是站在學生一邊的，被教育總長章士釗所知，于是下令免他的僉事職。十五年，“三·一八”的慘案發生以后，北政府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倒行逆施，竟開出所謂智識界的過激分子五十個人的名單，要通緝他們，豫才也是其中之一人，于是他不得不離開北平，上廈門去教書。
從十五年秋天他上廈門直到現在，這十年之中，他與我絕無來往。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來過一次，因幼漁的介紹，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學校訪隅卿（隅卿那時是孔德學校的校務主任），要看孔德學校收藏的舊小說。我也在隅卿那邊談天，看見他的名片還是“周樹人”三字，因笑問他：“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我意謂其不用“魯迅”也。他說：“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他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時喜效古法，綴“號”于“名”上，朋友們往往要開玩笑，說我改姓“疑古”，其實我也沒有這樣四個字的名片。他自從說過這句話之后，就不再與我談話了，我當時覺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來看見他的《兩地書》中說到這事，將錢玄同改為金立因，說，“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第244頁）。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討厭地大概是嘮叨如故吧。不錯，我是愛“嘮叨”的，從二年秋天我來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離開北平，這十三年之中，我與他見面總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確很愛“嘮叨”，但那時他似乎并不討厭，因為我固“嘮叨”，而他亦“嘮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嘮叨如故”，他就要討厭而“默不與談”。但這實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討厭，就讓他討厭吧。不過這以后他又到北平來過一次，我自然只好回避他了。自從他上廈門去到現在，這十年中，我除了碰過他那次釘子以外，還偶然見過他幾本著作（但沒有完全看到），所以我近年對于他實在隔膜得很。
我所做的事是關于國語與國音的，我所研究的學問是“經學”與“小學”；我反對的是遺老、遺少、舊戲、讀經、新舊各種“八股”，他們所謂“正體字”、辮子、小腳……二十年來如一日，即今后亦可預先斷定，還是如此。我讀豫才的文章，從“河南”上的《破惡聲論》等起，到最近（二十五年十月）“未名書屋”出版的《魯迅雜文集》止，他所持論，鄙見總是或同或異，因為我是主張思想自由的，無論同意或反對，都要用自己的理智來判斷他。
至于我對豫才的批評，卻也有可說的：（一）他治學最為謹嚴，無論校勘古書或翻譯外籍，都以求真為職志，他輯《會稽郡故書雜集》與《古小說鉤沉》，他校訂《嵇康集》與《唐宋傳奇集》，他著《中國小說史略》，他翻譯外國小說，都同樣的認真。這種精神，極可欽佩，青年們是應該效法他的。（二）日前啟明對我說，豫才治學，只是他自己的興趣，絕無好名之心，所以總不大肯用自己的名字發表，如《會稽郡故書雜集》，實在是豫才輯的，序也是他做的，但是他不寫“周樹人”而寫“周作人”，即是一例；因為如此，所以他所輯校著譯的書，都很精善，從無粗制濫造的。這種“暗修”的精神，也是青年們所應該效法的。（三）他讀史與觀世，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抉發中國社會的痼疾，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等小說及《新青年》中他的《隨感錄》所描寫所論述的皆是。這種文章，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癥發藥之根據，于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此三點，我認為是他的長處。但我認為他的短處也有三點：（一）多疑。他往往聽了別人幾句不經意的話，以為是有惡意的，甚而至于以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動了不必動的感情。（二）輕信。他又往往聽了別人幾句不誠意的好聽話，遂認為同志，后來發覺對方的欺詐，于是由決裂而止大罵。（三）遷怒。譬如說，他本善甲而惡乙，但因甲與乙善，遂遷怒于甲而并惡之。以上所說，是我所知道的豫才的事實，我與他的關系，我個人對他的批評。此外我所不知道的，我所不能了解的，我都不敢亂說。
（193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