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梅邊在柳邊（簡體書）

有人這樣描述張欣的小說：迷離的輝煌燈火，橫流的泛濫欲望，深藏的扭曲人性，懸疑的山重水復，渺茫的愛情追求……這一切共同構成了張欣的世界，游走其中，不免為其所困，乃至神形俱失——顯然，這樣的描述有失淺表。不能認為只要抓住了欲望、白領女性、都市化、傳奇性這些元素，就算抓住了張欣創作的要領。
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說過，張欣是最早找到文學上的當今城市感覺的人之一。張欣善于充分揭示商業社會人際關系的奧妙，并把當今文學中的城市感覺和城市生活藝術提到一個新高度，她始終關懷著她的人物在市場經濟文化語境中的靈魂安頓問題。在她當時的一系列中篇小說里，不僅寫出了南國城市煩囂的物化景觀，而且寫出了大眾文化元素無所不在的滲透；不僅寫出欲望這頭怪獸對所有人的操控，而且寫出欲望背后人對終極關懷的訴求；不僅始終以男歡女愛的愛情主題作為構思的原件，而且通過商戰背景下，一個個“癡情女子負心漢”或是彷徨迷惘花無主的感傷故事，表達著對超功利的人間真愛的強烈渴望。張欣的更為獨特之處還在于，她的語言建構了一種契合都市語境的特有的抒情風格，一種古典美與現代流行話語相糅合的情調，打造出一種有著鮮明時代烙印的時尚化寫作模式。于是，在當時新都市小說初興的大大小小作者中，張欣是個獨特的存在，為市民讀者所喜愛。她有如一脈生機勃勃的獨流——稱其為“獨流”，并非多么異端，而是她保持了自己的審美價值和人生價值的獨立不羈，為別人所無法替代。
不可否認，張欣確有題材意義世俗化、結構方式通俗化，以及人物選擇白領化、中產化等類型化特點，張欣小說中少不了都市小說的一些共性元素，那如夢的情景、物象的鋪陳、欲望的膨脹、食色的細述、流行的語匯，但這又怎么樣呢？世俗化恰是對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是對教條和僵化的反撥；而通俗化則是她的一種審美選擇。然而，如果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張欣尚被看作新都市文學的代表性作家，那么近些年來，隨著張欣創作由相對靜態轉向激烈動態，由閨房甚至直接切入了黑社會，由人性善轉入人性惡，她似乎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大眾讀物寫作者，一個社會事件的獵奇者，一個偏向驚悚的通俗小說作家了。有評者對她漸漸丟棄了早期的空靈飄逸和小資優雅，以及抒情和浪漫的筆調深表遺憾，認為是一種審美上的喪失和倒退，離純文學遠了。事情是否果真如此，究竟應該怎么看？
我認為，從主導的方面看，張欣已從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成形的敘事模式中跳了出來，不再是“深陷紅塵，重拾浪漫”，也不再是白領麗人的怨而不怒，而是向著生活的復雜、尖銳和精彩跨出了一大步，不憚于直面丑陋與殘酷，不惜傷及優雅，遂使她的都市小說的現實感、社會性容量、人性深度、心理內涵都有了明顯增強。應該說，張欣新世紀以來的多部長篇，是向著兩個向度發展：一是對巨大精神壓力和都市變態人格的正視，強化了對人性深度的精神分析；一是向著社會結構和公共領域拓展，多以司法案件、新聞事件為由頭，探究包括黑社會在內的幽暗空間里人性的光怪陸離，尋求正義的呼聲。
異質的畸形女性形象是張欣近作中的一個亮點。說實話，我對所謂的女權主義一直心存疑慮，有些問題，越是過分強調，越有可能傷及自身。這樣說并非因為我是男性，而是我看到一些女性，尤其是性格過于強硬的成功女性，她們承受了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其艱辛可想而知，她們在精神生活方面卻嚴重缺損。張欣的《鎖春記》讓我又一次遭遇了她們。她們仿佛在自我訴說，又仿佛在無奈追問。《鎖春記》是張欣關于女性自身的一部心經。張欣說：“我們終將發現，對手來自內心。”這部作品著力塑造的三個女性，她們都是優秀的，她們的生命軌跡卻不尋常，而且心靈在不同的境遇中發生了畸變，最后一個個結局凄涼。在外人眼中一向幸福的佳偶莊世博與查宛丹，之所以出了問題，原因或許很多，最直接的原因卻是莊世博的妹妹莊芷言從中作梗，生生地拆散了他們。芷言一直守在哥哥身邊，她不能容納哥哥身邊的任何一個女性，查宛丹的無言退出和出走，葉叢碧的無聲忍耐和相守，都是因著對莊世博的愛。葉叢碧最后意外離開人世，莊世博無法收場時芷言又承擔了一切，然而，貌似內心強大的芷言最終卻選擇了自殺。她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她的秘密便是禁欲式的“鎖春”，深愛叢碧的凈墨窺到了她的秘密，凈墨的厭惡是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她心上。一個優秀的女人最終像一片羽毛一樣隨風飄逝。《鎖春記》的文本是錯綜復雜的，但卻有如《紅樓夢》的一個枝杈，三個女性的人生和命運都是繞著一個男性所展開。
在《鎖春記》中，值得注意的是張欣轉換為男性視角對女性命運的一些思考。莊世博其實是深愛他的第一任妻子查宛丹的，但是，面對一個擊劍者、一個在生活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妻子，他多少失去了自信，以為妻子一直暗戀別人。所以，當他一旦遇到較為世俗而簡單的葉叢碧時，便感到了放松，自己很清楚，放在過去他是不會喜歡她的，但現在不同了，他勞累的心需要輕松與體貼，這一切是查宛丹所不能給予的。女性的過于強大必會帶給男性無窮的壓力嗎？現代社會那些優秀的女性，其實反過來承擔著比普通女性更大的來自社會和男性的壓力。我不知道，為什么一向給我非常溫暖印象的張欣，會選擇一種較為極端的人物來完成她有關女性的心經？依照她在《幽閉》一文中的說法，那是因為我們的心靈已經幽閉和麻木得太久，但她仍然期待著有一天把堅冰打破，讓萬物花開。
揭示深藏著的人性的復雜與詭譎，直面變態人格，是張欣在觀察都市精英人物時的另一出彩之處。張欣曾說：“病態的都市恰恰隱藏最復雜、最不為人知的人物關系，隱藏著讓人心酸的哀怨、感慨和心悸的插頁。張愛玲也說過，人生如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讀《鎖春記》不期然地與薩特的那句名言相遇：他人即地獄。其實，莊世博完美的外表下隱藏的是一個自私的男人的靈魂，他對葉叢碧只是需要，而非愛情。葉叢碧出事后，他選擇了逃避，而非面對。時時守護著哥哥的芷言覺得哥哥有病了，甚至為他去咨詢心理醫生，得到的診斷是沒有病。她不解。事實上有病的人正是她自己，在莊世博的生活中，莊芷言扮演了父親、母親、妻子的多重復雜角色。她一直壓抑自己作為女性的正常欲求，對男人沒有興趣，不想結婚。她的生活是“沒有春天”的。從精神分析角度看，這一對兄妹的精神和性格形成可以在他們的童年經驗中找到原因。我們在不止一部中外作品中讀到過戀母或弒父的情結，讀到過可怕的占有性的“母愛”，卻還不曾見識過像莊芷言式的專制的兄妹之畸情。或許芷言也如張愛玲筆下的七巧，戴著黃金的枷撲殺了好幾個人，也辟殺自己，全是原本和她最親近的人啊。最后那殘酷的結局證明，芷言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她得的是微笑憂郁癥。
張欣近作中最令人震驚的人性故事藏在《不在梅邊在柳邊》之中，這部作品的內容已經不能用都市來框范，它直指人性中那些由童年經歷而來的難以磨滅的斑斑傷痕和深刻存在。外形美艷、氣質高雅、才干出眾的女性梅金是個好妻子、好兒媳、好媽媽，這樣的女性是眾人艷羨的對象。其實，她從身到心嚴重造假，為生計所迫時她做過三陪小姐，還與自己的整容醫生馮淵雷莫名其妙地發生了性關系。梅金對重男輕女的家人們的仇視甚深。另一人物蒲刃，學術生命旺盛、氣宇軒昂，舉止上儼然樹仁大學的一道風景，有明星般的輝光，人又未婚，頗類完美。可誰知道，這個人卻有著對親生父親的無比仇恨，表面上孝順無比，背地里一直在給父親慢性投毒，最后與父親同歸于盡。這兩個人的內心不能簡單用戀母或弒父情結來闡述，他們兩人表面上區別極大，本質上卻相通。兒時過于貧困落后的生長環境，家庭暴力中的成長經歷，出人頭地的強烈欲求。和最后的一塌糊涂的失敗，均如出一轍。背負著背叛朋友的重負的馮淵雷表面上深愛妻子喬喬，實際上與其他女性有染；蒲刃面臨巨大壓力，通過與高級妓女小豹姐一起過夜來排解……盡管產生所有扭曲人性的土壤是兒時的黑暗經驗，但是，這樣的世界、這樣的人性，仍不免讓人產生絕望之感。
張欣的另外一些長篇則借助新聞性社會事件來展開。《沉星檔案》以電視臺女主持人公寓遇害案為切入點，引出一個黑道人物——賀少武。《深喉》以某大都市報業競爭為背景，涉及多重不為人知的黑幕交易。它們絕不是對新聞事件的形象化爆炒，而是表達了作家對隱藏在城市深處的重大社會問題的深沉思考。《深喉》凝聚了都市報紙行業的競爭、司法界的某種深層腐敗，以及人們對正義和道德的苦苦追尋等元素，使之既是一部暢銷作品，又具有相當的思想道德價值。《深喉》表層的主人公是追求正義和真理的《芒果日報》名記者呼延鵬，他年輕氣盛，有很強的責任感，為張揚正面精神價值不惜冒生命危險，以至身陷囹圄，飽受摧殘后幾乎失語了，只說“自由真好”。但實際上，這部小說真正的主人公是“深喉”。“深喉”是誰，在何處，小說自始至終都沒有明確喻示，但我們卻能感到“深喉’，無所不知，無處不在。是所謂的“上面”的那個人嗎？顯然不是。是徐彤嗎？是，又不是；是槐凝嗎？也是，也不是。“深喉”，就是事件背后所發出的那個更深層的聲音。有時候，“深喉”是確切的一個人，但更多的時候，是一種象征、一種信念，是傳遞正面聲音的喉嚨。《圣經》上說，那門是窄的，那路是長的。“深喉”就是要引作品中有正義感的呼延鵬等人走過那道窄窄的門，通向其漫漫而修遠的路途的人。這就是張欣的都市懸疑小說的意義所在。人總在不懈地追尋著正義，哪怕是隱約的、渺茫的、潛在的。繼《深喉》之后，張欣又有長篇《用一生去忘記》問世。文筆十分鮮活，其最大的突破在于塑造了何四季這個新鮮的農民工形象，的確很少有人以善惡同體的復雜去寫一個農民工。
張欣最近說，生活永遠比小說精彩。我想寫現實、寫人性，我希望我自己的作品能夠直指人心，表達了她希望更深廣地擁抱現實生活的心愿。誠然，張欣的近作中確實丟失了一些柔情似水的浪漫，她由婉約轉向了冷峻。作為現代都市的書寫者，張欣總要擴大自己的世界，總要正視“惡”的作用，總得嘗試新的寫法。她正在探索中。我們沒有必要糾結在張欣究竟算純文學還是通俗文學，以及孰高孰低之類，在今天沒有絕對的“純”。關鍵要看，一個作家在多大程度上表現了她的時代及其心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