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耕雨讀（簡體書）

序：通過閱讀獲得救贖 / 余世存
冠生先生的新書《晴耕雨讀》即將出版，邀請我為之作序，我稍有猶豫后答應了。說猶豫，因為我跟冠生先生算"君子之交"，平淡、至味，而其讀寫我并不算完全了解。我跟他交往不多，多限于在文化界的聚會中打個招呼，他是木訥之人，我也拙于言辭。但每次見面時都能感覺到他的歡喜、真誠，他對我的關心我也是知道的。他知道我有痛風病，去西藏的時候，為我帶藥回來。因我漂泊無定，一兩年沒有碰面，再見時他問清楚藥效后才交給我。但我除了知道他是費孝通先生的助手和傳記作者外，對他的讀書生活幾乎一無所知。
直到冠生先生出版了《紙年輪》一書，我才略知他的狀態。網易要對他做采訪，需要一位嘉賓，他向主辦方推薦了我。我跟他一起去做節目，聽他講起我說過的一些話，寫過的一些句子，我才知道他追蹤過我的文章。他說從我的說法中受到啟發，這是很讓人愧不敢當的事。但他說得那么真誠，倒也使我鄭重以待。我想，并非我讓他受到教益，而是自由獨立的精神思想本身的效用。我同時想到，他能在費老之外，明認有益于人心人生的思想資源，既說明他自己的心性之純良，也說明思想確實需要代代傳承、發揚。
我從此開始注意冠生先生。我出版了《非常道Ⅱ》，他邀請我去做講座，我才知道他組織一些年輕朋友做讀書會，經常一起讀書。他的朋友辦攝影展，我去看了，才知道他的交游和關懷。我還聽說他是深圳讀書界的朋友，90年代中期的深圳有"文化沙漠"之稱，街上連一本《讀書》雜志都買不到，冠生先生定期給深圳的朋友寄《讀書》雜志，一時傳為佳話；他后來是深圳讀書月好書評選等多個活動的評委，但他堅稱自己是"讀者代表"。他還有個觀點，希望《讀書》多登"白居易式"的文章??我清楚他早已走出了費先生的范圍，已經獨立研讀、思考、發言了。但當我邀請他參與"現代文明人格叢書"，寫費孝通先生的傳記時，他仍答應了。因為對傳主極為熟悉，他寫得又快又好，在今天人們多戴著有色眼鏡看費先生時，他申明費的人格極有意義。
事實上，對中國社會洞若觀火的費先生遠比他的批評者更為豐富、更具關懷。在費先生晚年，他的關切既在"富民"、"富而教之"，又在中國人的文化自覺，更在他個人的精神譜系。他不斷地回憶師友，不斷地問自己存了"幾塊錢"，爭得了多少分??即說明他的視野之闊大。至于時人的議論，他是無需縈懷的。因為他清楚，愛清議的知識分子們沒有本領，沒有氣節，沒有東西。他明言自己"看不大起"他們，他對朱學勤先生說，他們是"庸俗"的。他對冠生先生說，要混社會，混文化界，很簡單，買了門票，有了敲門磚，混圈子就是。至于他自己，一生超前，所以只能清唱一生。
冠生先生一定對費先生的人生遭遇有著極深的了解、認同，所以才能夠在人格意義上傳遞費先生的精神。他本來可以進圈子的，但他放棄了。在中國，混圈子的文化人很多，多得污染、敗壞了我們的文化。雖然人們說，出來混，遲早要還，但混文化圈的文化人幾乎很少需要償還什么，這也是今天人們仍樂于混文化的原因之一。這幾年，我們知識人的名聲急劇下降，既有外部原因，也跟我們自身的作為相關。幸運的是，鐘鼎山林，各有其性，有登場串場撈過界者，有自持自重自作元命者。冠生先生選擇的也是"清唱"，這是一條寂寞的道路。
冠生先生的"清唱"是與書作伴的。讀《晴耕雨讀》各篇什，我突然涌起一種感動，我甚至羨慕起冠生先生。《紙年輪》一書已經讓我見識了他的閱讀范圍，這次更讓我驚訝他的閱讀量之大之多。那么多的書，熱鬧者可以執一而萬言，他卻多半在短短的兩三千字中交代幾種甚至十幾種書。他是真正的讀書人。他舍棄外界的喧囂，直接跟文本對話，跟人生對話。這樣的讀寫生活雖然寂寞，卻是真正自在自由的生活。這樣的人生是美好的。
知識界曾有"狼奶"一說，這種反思至今值得再三申述。我們知道，在一個管制和異化的時代，外界對人性的摧殘、對人身心的荼毒是極為酷烈的。經濟學家楊小凱先生生前指明我們的現代化沒有發揮"后發優勢"，展現的只是"后發劣勢"。類似的關于現代化轉型的反思多著眼于外部的批評，很少有人從人的身心內部展開梳理。要知道，人身人心都是脆弱的，在外界的污染和各種有形無形的刑罰面前，不堪一擊。從假冒偽劣的三聚氫胺、地溝油、毒大米，到偽書、垃圾書、垃圾影視等，輪番加刑于人的身心。我們今天的社會病了，人也病了，從"三高"、肥胖癥患者到腦殘、抑郁癥、缺德者、失教者??尤其是偽劣書籍、垃圾書盛行，設計、炒作，以"大師"、"經典"的面目出現，使讀者成為閱讀意義上的營養過度者、兩腳書架者、缺心空心者??兩百多年前，曹雪芹借林妹妹之口說，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兩千多年前，莊子借楚國的狂人接輿之口說，方今之世，僅免刑焉。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里，冠生先生能夠與書相伴，寂寞地讀寫，正是"全身葆真"，首先是從扭曲的時代中救贖了自己。這正是中外先賢贊許的人生：人生沒有絕路，在書中有強韌的生命力，有知己，有安慰；任何情況下，讀寫思考、弦歌不輟都是我們活著的依靠。而晴耕雨讀，正是文明社會最為自然愜意的生活狀態。冠生先生示范了一條寂寞而花開滿目的道路。
我們看冠生先生的閱讀，可知他跟流行有一定的距離。這也正表明他閱讀的自立，在讀書上的不趨時。我們知道，不從俗趨時的人不會得肥胖或"三高"一類的流行病、不會得"左成民粹"或"右成精英"的時代病。他的閱讀是個人的、健康的，也有益于我們這些讀者。
眾所周知，給報刊寫文史專欄極難。篇幅受限，時尚左右，使其很難獨立出來，成為真正的"個體寫作"。我見過不少朋友，在報刊寫專欄，"為稻粱謀"，敷衍時文，后來都羞于結集，與時俱滅。但冠生先生的文章，我篇篇讀來，仍饒有趣味。他的遣詞造句極為講究，看似不經意，卻有經年累月讀寫打磨出來的功夫。我甚至一度去尋謬，我以為他的某個詞語和人名誤植，結果查證后發現他是對的。由此可見他的文字潔癖，他的文字尊嚴，這是我自愧不如的。
冠生先生的文字看似尋常，卻干凈、耐讀，在某種意義上復現了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小品風貌。確實，中國社會轉型多年，市場經濟多年，傳媒給予文化人的機會多多，但十年二十年過去了，能有小品文格調的作家作品仍是罕見，難以跟周作人們的小品時代相比，這再度坐實費先生的"看不大起"。而冠生先生的文字算得上一個例外，他文如其人，誠懇、簡潔，為自己也為我們大家閱讀，并寫下一篇篇精彩的小文。寂寞花開，辛勤釀蜜，讀者有福。冠生先生的努力也算是對費先生的一個回應。我想，費先生一定是滿意的。




周有光放談中國和世界
一直盤算著，進入2013年，周老有光先生就是茶壽之年了。一元復始之際，登門拜望。周老坐在斗室書房里，背后是書，左手處暖氣片和窗臺堆著書，面前小桌上還是書。右手邊，書櫥延伸到門口，接著是書架，挨到門框，都是滿載。話題從讀書開始。
晚年主要讀歷史和文化
再過幾天，陽歷1月13日，我就一百零八歲了。這個歲數上，我每天干的最多的事情，還是讀書。
我是八十五歲以后離開辦公室的。從那時候起，我停止了專門研究，不大讀專業書了。這二十多年里，主要讀歷史、文化，關心的是國家、世界。
我看的書很多，很雜。既看新書，也看古書。古人思想很高明，書也寫得好。比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就了不起！現在往往強迫大家去相信一種理論，不信也要裝著信，這不科學。一種思想，一種理論，如果科學，如果先進，自然能得人心，還用去強迫嗎？過去我們熟悉的所謂社會發展理論，把人類歷史發展過程和形態分出了五個階段，根據階段論預言社會發展結果。那是歷史決定論，認為人類社會一定會按照預言的那樣發展。但是實踐證明，那樣的預言失敗了。蘇聯撐了七十年，最后垮臺了。
我們不是曾經很熟悉那樣的預言嗎--社會生產越發展，工人階級就會越壯大，還會聯合起來，直到奪取全世界。但沒有想到，第三次工業革命一來，整個世界變了。現代產業的一大特點，是自動化生產線，不需要很多工人了。全自動生產線上，連一個人都不需要了。工人階級也就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慢慢發生變化。敲敲電腦鍵盤，就把鋼鐵煉出來了。產業的概念都變了。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革命，也就沒有了。
這是我親眼見證的一段歷史，而且見證的基本是全過程。這段歷史本身就是無字大書，很真實地發生，很值得讀。當然，書里也有歷史，但是有些書里面的歷史不真實。
德國有個《明鏡》周刊，前不久有一篇文章，公開了東德、西德時期的一些檔案，說明俄國歷史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我們不知道真相，俄國人知道。在今天的俄羅斯教材里，過去說的"十月革命"已經改成了"十月政變"。革命是進步的，因為它追求實現民主；而政變是反動的，因為它要恢復專制、獨裁。
俄羅斯出了一部書，叫《二十世紀俄國史》，把歷史真相說了出來，但是還沒有翻譯出來，所以一般讀者還看不到。里面說到了俄國革命是被德國皇帝操縱的，有史料證明。德國特務機構寫報告給德國皇帝說，那里發生的被稱作"十月革命"之類的事情，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做的。作者用檔案來證明發生過這些事情，與過去的說法構成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是對歷史真相的恢復。中國讀者有一天知道這些，會覺得震驚，因為過去長期被假歷史蒙蔽。
讓人們知道真實歷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文化積累和傳承的基礎。對蘇聯，我們曾經"一邊倒"，受它影響很厲害，損失也很大，很重，我也經歷了。比如，它的集權、專制、暴政也影響到了我們國家。它搞冷戰，我們也參加進去，形成長期的冷戰思維，到現在都還有表現。所以，這種影響表面是政治上的，實質深入到了文化深層，傷到骨子里。十年動亂時期，我們的傳統文化統統不要了，現代文化也不要，所以出現了文化荒原的情況。一個文明古國搞到這個樣子，到現在反思得也很不夠。以史為鑒，可知興替，蘇聯歷史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必修課，對中國知識分子更是重要，不能不讀。我讀過的蘇聯歷史著作已經有十多種，還作了札記，就是在思考怎樣以蘇聯為借鑒，避免重蹈覆轍。
最近有本書叫《走讀周有光》
108歲的老人了，說話還是中氣十足，思想仍然敏捷清晰，不見半點猶疑。我問他現在寫什么，很多讀者都在等著讀他的新作，希望了解這位人瑞的思考進度。于是，周老指著手邊的一本書娓娓道來--

要了解我的情況，最新的書是這一本，叫《走讀周有光》，臺灣先出的。大陸后來也出了。什么叫走讀呢？凡是我走過的地方，作者都會去走一遍，走到實地去看，是一種很特殊的體驗。作者能拍照，會畫畫，文字也好。為了這個走讀，他花了三年時間，拍了幾百張照片。你看，他還比著張允和的照片給她畫了素描像。這個像畫得好，很有味道，有點像蒙娜麗莎。
資中筠來看我，我們聊天。她說她很悲觀，因為問題很多，很嚴重，卻看不到前途。她的悲觀我當然理解，但我倒是樂觀的。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在變，中國會跟著變，即便慢一點，但是不能不變，不變就該被淘汰了。這是一層意思。另一層，我是中國公民，也是世界公民。在世界潮流里面，中國如果一直跟不上，最后被淘汰，因此我還有世界可以寄托希望。有學者研究過，滿清政府都搞了三百年，現在執政黨也可能再搞上三百年。不是說初級階段最少一百年嗎，加上中級階段一百年，高級階段再一百年，正好三百年。但是如果你不順應世界潮流，不尊重規律，即便繁榮一時，最終還是有衰敗的危險。
現在講的憂患意識，應該就是這個意思。清朝康雍乾時代強不強？盛世嘛！怎么強盛的？靠改良。可是最后頑固守舊，故步自封，那就等著淘汰了。不想被淘汰，就要進步。在現代社會講進步，就是要向民主方向過渡。和平過渡如果不行，那就是暴力革命。總之是要變。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界就是這么過來的。不這么變，哪能有我們在這里說話聊天？
中國人要緊的是要跟得上變化。看來一代人不行，要好幾代才行。好幾代這樣的人從哪里來？教育。可是我們現在的教育實在成問題。按道理說，教育應該幫助人們培養思考能力，我們很多做法反而是壓制和破壞了人的思考能力，尤其是獨立思考能力。我說一個《群言》里的故事。一個從美國回來參加國家建設的學者，把女兒送進大陸的學校讀書，接受教育。老師讓同學寫《賣火柴的小女孩》讀后感，他的女兒寫了，說安徒生筆下的悲劇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發生在我們這樣的制度中。這個話沒有錯，和鄧小平說過的話是一個意思。甚至從鄧小平的原話里就可以直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可是，老師為他女兒的作文判了零分。家長問老師為什么，老師說，就是要教育引導孩子這樣想問題，也只能讓他們這樣去想，不能有違背標準答案的想法。老師的話和做法如此沒有道理，這還叫教育嗎？最后，這位學者還是讓女兒回美國念書去了。我們的教師已經沒有了正當的思想能力，會教出來什么樣的人？多可怕的事情！
我很晚才離開教育工作，最后是在清華講課，給香港高級公務員講中國語言文字。清華來人說，香港來聽課的都是博士、大官、高級公務員，需要真正的老先生給他們講。我講的東西中，有傳統文化，有對傳統文化的看法，有些收進了《朝聞道集》。這本書出版后，火得不得了。經常有大包大包的書拿過來讓我簽名。這說明老百姓是聰明的，是懂道理的，是知道好壞的。他們平常沒有發言權，但是心里有數。我有個親戚，加入了比利時國籍，回來探親，從機場到市區，出租車司機一路發牢騷。大概意思是窮人處在社會邊緣，沒有公平。
大家都要過好日子，這里過不上，就去別的地方找。我的樓上，全家人在澳洲，樓下一家人到了歐洲，都是往外走。我當年在外國銀行，待遇很好。后來出來，為國家效力，很艱苦，卻樂意。為什么？愛這個國家，抱有希望，心里有動力，愿意出力。美國這么發達，有道理的，每個人都有希望，都有動力。
思考"儒學的現代化"問題
聊天時間超過了預期，怕周老累著，表示早點告辭。老人家看著鐘表說：不急，我又不累，聊得高興，再說一會兒--

一歲一歲不覺得，實際上變化很大。我的變化，別人不大看得見。比如，耳朵不行了，眼睛也瞎了。我是允和去世第二年換的人工晶體，一直不錯。每天很多時間用來看書，長時間看也不覺得累。現代科技很厲害，耳朵有助聽器，眼睛換的人工晶體效果很好。對面樓上鄰居家里的花兒我都看得清楚。但是畢竟老了，記憶力比以前差了，很多事情記不清了。世界變化這么大，個人哪能不變？
我這窗子外面也變化很大。原來有大樹，有樹就有鳥兒。那是鳥兒的世界。每天這個時候（下午四五點鐘），它們就飛回來了。鳥兒叫得很歡樂，我聽著心里也高興。人與自然和諧的狀態，確實很好。可是現在沒有樹了，也沒有鳥兒了。這是小變化，又是大變化。自然生態變化了。
人文世界也有大變化。世界上本來有個社會主義陣營，最多時候有四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就剩下了三個。朝鮮、古巴和中國。古巴和朝鮮都窮得不得了。從四十多個減少到三個，事實證明，這條路很難走通。以我的經歷說，我經歷過清末、北洋、民國、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五個歷史時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國家有民氣，民眾有文化，學界有國際一流學術成果，社會有言論自由，教師能培育出人才。現在說的大師，都是那時候出來的。你可以一個一個查查，都是。這是事實，不用辯論。國家走哪條路，世界范圍內試驗，結果也出來了。也是清楚得很，用不著辯論。所以鄧小平主張不爭論，讓實踐說話。蘇聯垮臺前搞社會主義的歷史，比我們建國以來到現在的時間還長些，最后還是不行，走不通。道理其實很簡單，違背規律了。
最近我的兒子到歐洲旅游，去了許多國家。到了過去蘇聯管理的國家，那里的旅游過程簡直成了反蘇宣傳，老百姓對蘇聯恨透了。蘇聯現在沒有了，回到了過去的俄羅斯。看來有些東西是要回去的，因為回去才符合老百姓的愿望。我們也有東西要回去，比如傳統文化。孔孟之道是好的，幾千年過來，思想和社會那么穩定，是有道理的。它能為封建專制服務，也能為現代社會服務。我最近寫了一篇《儒學的現代化》，美國已經翻譯發表了。我們不能丟了自己的好東西，那是真正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至于現在很多大學里搞的所謂國學，根本不是本來的意思，是表面熱鬧。孔孟之道里面的基本道理是符合本性、尊重人性的。過去把孔孟之道統統打翻，現在要真正恢復，還缺少社會心理土壤，得慢慢來。
美國朋友問我：連我們都為你們著急，你們自己為什么不著急？我說：你們才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我們已經是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上的病，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一天能治好的。孟子講，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現在雖然很多人沒有了是非之心，但是還有些知識分子知道是非，只是不敢說出來，敢怒不敢言。中國經濟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下一步，政治也要隨著改變，以適應文化發展要求。何方是張聞天的首席秘書，曾經真誠地信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轉了一個大圈子，碰了不少釘子，后來發現不是當年想象的那樣。現在他頭腦很清楚，知道這一套需要改革。他在努力把自己的反省和思想傳出去。黨內有這樣的人，還是有希望。碰了釘子，就會引發思考。自然規律是進化的，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進化，就會被淘汰。世界各國都在發展，就像一個大運動會，有的跑在前，有的落后，很正常。我們也曾長期領先，只是現在落后了。知恥近乎勇。只要是往前跑，方向對，早晚能跑到地方。中國會進步的，慢點罷了。只是心里要明白，復興華夏文化，不是文化復古，是要文化更新。

跟周老說再見時，話題回到讀書。他的桌上放著一張紙，一支筆，意思是必要時用筆交談。臨別，我在紙上寫："您手邊有沒有《舊制度與大革命》和《彎曲的脊梁》兩本書？"周老看了，說沒有。即約定，生日當天一定送上。下次聽他談這兩本書。

2013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