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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締造(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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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延安十年,中國共產黨人何以贏得民心,贏得天下?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命題,掩藏著豐富的思想智慧,也是一個具有非常現實啟發意義的社會話題。《延安締造》用開放的眼光,紀實的手法,在堅實豐富的歷史資料基礎上,選擇普通讀者樂于接受的敘述方式,全方位展示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的精神魅力、文化活力和社會影響力,揭示中國共產黨人在局部執政環境下的政治智慧、經濟政策、道德情懷和文化創新能力,再現兩代人對士地的深情,對祖國的熱愛,對理想的追尋,對社會的責任。重塑延安革命精神傳統,激勵當代,啟迪后鯤。
     《延安締造》由朱鴻召所著。
    

朱鴻召,1965年生,安徽廬江人,1998年獲華東師范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解放日報》主任記者、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任延安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決策咨詢委員會青年專家委員,現供職上海市嘉定區某機構。主要從事延安時期社會歷史文化研究、現代城市文化發展研究。相關著述有《延安文人》、《眾說紛紜話延安》、<延安訪問記》、《王實味文存》、《博古,39歲的輝煌與悲壯》(合編)等。主持并參與近年來有關上海文化發展的政策設置和修訂調研工作。>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十年(1937~1947),中國現代革命從這里轉危為安,毛澤東思想在這里形成,新中國在這里孕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這里起步。
朱鴻召所著的《延安締造》用紀實的手法,在扎實且豐富的歷史資料基礎上,按照學術書的規范,選擇普通讀者樂于接受的敘述方式,全方位展示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的精神魅力、文化活力和社會影響力,揭示中國共產黨人在局部執政環境下的政治主張、政權建設、民主實踐、經濟政策和文化創新能力,以及贏得民心、贏得天下的內在歷史邏輯。
延安十年贏天下

延安是一座小城,延安是—個時代的先鋒,延安是孕育新中國的搖籃。
延安十年(1937~1947),黃土地上,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現代革命從這里轉危為安,毛澤東思想在這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從這里起步。
延安十年,延水河邊,中國共產黨人何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成長的合理性、發展的突破性,從而贏得民心、贏得天下?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命題、一個深刻的學術課題,也是一個具有非常現實啟發意義的社會話題。在21世紀后現代中國與全球化語境下,梳理延安生活,解析延安社會,重塑延安精神傳統,可以激勵人生,鍛造團隊,啟發事業,昭示后鯤。

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小城延安頓時成為充滿朝氣的年輕人的世界。
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政治主張,眾望所歸。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1941年皖南事變前后,隨著國共兩黨關系的一松一緊,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奔向延安。據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統計,1938年5月至8月,經該處介紹赴延安的知識青年有2288人;全年總計有1萬多名青年從這里獲準去延安。
另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抗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在校學生4.2922萬人,至1940年減至3萬余人。大約有1.2萬學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延安。
“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的主張變成了黨的政策,促成了一個時代的先鋒行動。1937~1942年間,延安先后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抗大)、陜北公學(陜公)、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中國女子大學(女大)、延安自然科學院、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軍事學院、農業學院、中國醫科大學(醫大)、俄語專科學校(俄專)等20多所院校,面向全國招生。南京、武漢、西安、重慶、太原、桂林、蘭州、迪化(烏魯木齊)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以及廣州的八路軍通訊處,千方百計將知識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在物質條件非常艱苦的環境下,延安對所有教育基本實行免費。
處于戰爭環境下的延安社會,“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都被組織起來,閑散人員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來進行改造,所以社會清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曾經在這里生活過的人們,直到晚年還念念不忘這種境界。“我們住的窯洞的門,都是沒有鎖的,只有一個鐵絲鉤鉤在里頭。據說根本不用鎖,只是怕夜里有狼進屋才鉤住點。……人們外出時根本就用不著鎖門,路上丟了東西也會有人送回來給你。”翻閱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經常可以看到報眼或邊角處刊登的拾物招領啟事,小到鋼筆,大到騾馬。
1939年底,蔡若虹、夏蕾夫婦從上海出發,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貴陽、重慶、西安等地,經過七個多月的輾轉跋涉,終于來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情不自禁地驚嘆:“延安啊延安,你從艱苦中找得樂觀,你從勞動中奪取幸福,你從戰斗中獲得安樂與發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別的名稱叫你,我只能稱呼你是個‘赤腳天堂’!”
延安馬列學院被稱為當時延安最高學府,張聞天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身份,再兼任馬列學院院長,他主張自由辯論的教學方式。每次課程由教師主講后,都安排學員討論,鼓勵大家聯系實際,開拓思路。誰也不怕說錯了話,彼此之間不扣帽子,更不記賬。各班組各年級之間還經常舉辦辯論會,在平房門前,擺上一張桌子就講演開了。有講正面意見的,有講反面話當“反派”的。幾年時間里,他們先后辯論的話題有:抗日戰爭是持久論還是速勝論;帝國主義是真老虎還是假老虎;統一戰線能否長久不變;希特勒是真才能還是假才能;等等。據當時經歷者回憶,爭論得十分激烈,時而引起哄笑,問題愈辯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認識都擺出來解決。那種暢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虛心探討,相互學習,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給參與者終生難忘的印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在5月2日第一次會上發表講話(即后來整理成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序言部分),引起與會代表或贊成或附和或反對的不同聲音,以及在5月16日第二次會和23日第三次會上的激烈爭論。毛澤東全程參加會議,認真聽取代表們發言,包括批評和反對意見,到第三次會議下半場才一一作答,并且自稱這次講話是代表們出題目,讓他來交答卷。
對別人的寬容,本質上是出自于對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藝座談會前,毛澤東為了征詢文藝界意見,先后拜訪或約見很多文藝家談話。時任青年藝術劇院院長的塞克,才大氣粗,性格剛直,接到毛澤東約請通知后,竟然提出條件:“有拿槍的站崗我不去!”
在其他同志的勸導下,塞克還是應約去了。走到楊家嶺,他發現沿路崗哨全撤了,很遠就看見毛澤東已經站在窯洞外等候了。那天他們談了四五個小時,毛澤東還留他一起共進午餐。后來,他感到慚愧,不該那么怪異囂張。
整風運動后,這些專職作家、藝術家們紛紛離開窯洞,打起背包,深入鄉村、工廠,組織開展群眾性的革命秧歌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化的新篇章。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是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環境下,組織人民群眾自己管理各級政權的有益嘗試。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在人員構成上實行“三三制”。“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這是一種政治策略,對內是為了爭取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對外是為了對抗國民黨政權。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既合作又斗爭,爭奪民心所向,從而獲得政權存在的合法性。 1941年1月30日,邊區中央局發出指示,要求在選舉活動中徹底貫徹“三三制”原則,建立模范的新民主主義政權。并要求將“‘三三制’政策,不僅要實行于議會,還要實行于政府機關中”,“在這次選舉活動中,應仔細的有步驟的大膽的選舉非黨進步人士到政府機關為行政人員,雖然在數量上不應機械的湊足三分之二,但過去某些黨包辦式的辦法,必須堅決的糾正”。要用“三三制”民主政權主張來重新檢驗邊區各項工作,來統領各種社會政策與立法。同時,成立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起草委員會,依據“三三制”政權精神,重新起草邊區施政綱領,以作為共產黨參加邊區選舉活動的施政綱領。
1941年春夏時節,整個邊區都全力以赴開展基層民主選舉運動,創造了丟豆豆、扎香洞、折紙條、畫杠杠等多種多樣的選舉形式,別具民間特色。轟轟烈烈的選舉運動,有如吹遍邊區每個村莊角落的春風,成為鄉村里的節日。
延安城里各機關單位也參加競選活動,其中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八路軍敵軍工作干部學校和日本工農學校四個單位作為一個選區,競選一個邊區參議員代表。時任魯藝副院長主持工作的周揚,作為魯藝推舉的候選人,組織的競選宣傳最出彩。學生會組織學生們敲鑼打鼓,扛著周揚的巨幅畫像,到延安城里和南門外新市場,用演出街頭劇的方式,宣傳周揚。選舉結果各種回憶錄說法不同,或說周揚當選,或說郭化若當選。其實是邊區政府將這幾位候選人全部聘任為邊區參議員,結果讓大家都滿意。
1941年11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最被人稱道的事,是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提案并被接受。李鼎銘以非黨員身份擔任邊區政府副主席。隨后,李鼎銘乘坐毛澤東安排的當時延安唯一的一輛福特牌小轎車,榮歸故里。他到處宣傳共產黨的“三三制”政策好,將自己在邊區參議會上的親身經歷告訴大家。在家鄉停留約兩個月后,年屆花甲的李鼎銘先生返回延安之前,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裸捐給政府。

小米加步槍,是延安生活寫照,是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歷史象征。
革命不是為了吃飯,但吃飯是革命隊伍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八路軍最初編制4.5萬人,每月軍餉50萬元;再加新四軍軍餉,每月共計60萬元。這些軍餉領取后,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處)統籌安排,其中有一定數額戈0撥陜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斷絕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供應,并對陜甘寧邊區實行軍事、經濟封鎖,致使延安物質生活非常困難。
財政經濟困難,影響到邊區群眾的生活,表現為糧食緊缺和公糧繳納負擔過重。1941年6月3日下午,邊區政府縣長聯席會議正在邊區政府小禮堂舉行。突然一聲巨響,雷電穿入會議室內,擊中廊柱,造成一死七傷的慘痛傷害。6月5日下午,在延安城南門外廣場舉行追悼會。孰料這次自然傷害事故傳到邊區老百姓口中,卻成了轉達發泄對政府、對共產黨不滿情緒的某種“天意”。當時有一位到延安南門外新市場趕集的農民聽到噩耗,不但沒有悲哀之意,反而借機發泄道:“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
邊區農民負擔最重的1941年,人均負擔1斗4升8合,占年收獲量的13.85%。當年邊區農民人均糧食擁有量僅為1石1斗1升,繳納公糧后,人均余糧不足1石,再扣除種子糧,農民實際糧食消費每天只有六七兩。平均數如此,在平均線以下者的日子就非常艱難了。加之1940年、1941年陜北整體年景為平年,局部地區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糧食歉收,導致部分群眾生活發生極大的困難。甚至出現志丹縣哄搶糧食,安塞縣農民逃荒遷徙現象。
1942年中央號召開展全面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要求各級各類機關、學校、軍隊通過開墾荒地,多種經營,生產自救,逐步實現“耕三余一”、“耕二余一”的目標。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邊區當年墾荒面積超過100萬畝,其中軍隊承擔20多萬畝,約占22%以上。其他機關、學校承擔近20%。同時,先后三次開展“精兵簡政”,減少行政機關人員職數。多管齊下,減少和降低“公家人”對于公糧供給的依賴度,相應的,邊區農民的負擔得以減輕。
與此同時,在廣大的邊區農村轟轟烈烈地組織開展優待難民、善待外來務工者、開墾荒地、貸款給最貧窮的勞動者、改良種植技術、減租減息、鼓勵勞動合作、獎勵勞動模范等一系列活動,通過政策引導、政府扶持、技術支撐、典型示范等切實有效的措施,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初步改進了農業生產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勞動生產觀念,從而推動了邊區農業生產發展,比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生活溫飽問題。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暨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與第三屆邊區生產展覽會,在延安南門外隆重舉行。這在當時就被稱頌為“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勞動英雄及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大會”。農民們自豪地說,生產勞動可以“中狀元”,這是開天辟地以來所沒有的新鮮事。會議期間,在185名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中,評選出25位特等勞動英雄,每人榮獲獎金3萬元,并得到毛澤東等領導的親筆題字。中共中央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招待會,招待勞動英雄們。中央主要領導全部到會,向勞動英雄們表示祝賀。
從饑餓到溫飽,從逃荒避難到開荒移民,邊區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鼓勵農業生產,引導農民發家致富,農民們很快就從咒罵毛澤東轉而歌頌毛澤東。

1942年底,毛澤東在接見西北局高干會表彰的勞動模范時,詢問他們生活中還有什么困難。來自農村的勞動英雄代表說:現在我們有吃有穿,日子過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財旺人不旺,請毛主席想想辦法。毛澤東回答:要做好群眾衛生工作,做到人財兩旺。并指示中央衛生處協同邊區政府,組織巡回醫療隊下鄉,開展群眾性衛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時,號召延安各大醫院、各級各類機關單位衛生所,敞開大門,負責所在地農村群眾的衛生工作,劃定區域,分片包干。“群眾的衛生工作是每個醫院、醫務所的重要業務之一。醫務干部做群眾工作,是每一醫務戰線的共產黨員革命者應有的品質。”這是將群眾衛生工作上升到黨性原則的高度來對待的。“今后無條件的為老百姓看病,及辦理鄉村衛生,是每一個衛生單位的任務。”
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屬于中央軍委系統的軍隊醫療機構,主要為中央軍委所屬單位和駐延安地區各部隊,以及從前線轉送到延安的傷病員服務。該院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在繼續服務軍隊的同時,增加對邊區群眾服務。1944年1~6月,為周邊群眾門診、出診病人1096人次。當時門診和住院都不收費,藥品、檢驗、手術都免費。住院交不起飯費時,也是免費。被救治好了的病人及其家屬,春節期間紛紛來到醫院,給醫生護士們拜年,軍民之間極為親熱。
如果說戰爭環境下,軍隊醫療救治急需不得不大量采用中藥制品,那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的延安,中共中央在陜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環境下,為了改善民生,發展生產,爭取民心,動員民力,進行抗日民主政權建設,面臨著一個更大更復雜的問題是如何解決邊區群眾反映最強烈的“財旺人不旺”,即保障全邊區150萬人口的生命健康。龐大的人口醫療需求,有限的現代西醫條件,執政者不得不打破條條框框,協調組織所有醫療資源,倡導中西醫團結合作。這些創造性的舉措,預示著用科學改造傳統,用中國特色對待西方思想理論的現代革命文化價值取向。

延安是時尚的,延安是開放的。
中國現代革命引起世界普遍關注,始于延安。在國民黨軍事“圍剿”、新聞封鎖的形勢下,偏居一隅的陜北延安,能打開通向全中國、通向世界的信息通道,是遠道而來的國際友人的功勞。
延安時期,先后有美、英、蘇、德、加、波、朝、日、印度、新西蘭等十多個國家100余位國際友人到延安及陜甘寧邊區訪問或工作。他們中有記者、學者、作家、醫生、技術人員、軍事顧問和社會活動家等。就對中國抗戰的貢獻和國際文化交流,以及其個人命運浮沉來說,最富傳奇性的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新聞記者和作家;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職的援華醫生;規格最高,能量最大,對歷史格局形成最有影響的是美軍觀察組及美國政府要員。
史沫特萊不僅把交際舞帶給延安,而且還在革命隊伍里發起節育運動、捕鼠運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訪毛澤東,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豪言壯志傳播給世界。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延安,堅持在抗戰前線為八路軍和根據地群眾義務服務,把志愿者精神發揮到極致。朝鮮青年鄭律成用自己的藝術才思,譜寫了《八路軍進行曲》,后來被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1947年1月底,國民黨軍隊開始向延安推進,中共中央計劃撤離延安。斯特朗請求自己能被留下來,同延安人民一道撤離,過游擊生活。這個請求被婉言拒絕時,58歲的她禁不住哭了起來。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她急切盼望著到中國來。途經蘇聯蒙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國政府刁難。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來到中國。1970年3月不幸病逝于北京,她最后的歸宿融入了心靈最溫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孑然一身,在英國牛津大學醫院因病與世長辭,留下一封“遺囑”般的信件,其中交代:“我的書所帶來的全部收益,不管從哪里來的,全交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按他的意思處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遺體前舉行任何宗教儀式,絕對不要。我只有一種忠誠,一種信仰,那就是忠于貧窮和受壓迫者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忠于中國正在實現的革命。如果中國大使來到,只要在我的遺體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謝不盡了:那就是中國的國歌’‘起來’。因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國。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國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個英國“人民代表團”帶到中國,被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當初與斯諾最早進入陜北的美國醫生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遺愿,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火化后,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帶回美國,還有一部分撒在延河里。
最早把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傳播到世界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別邀請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又先后三次訪問中國。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內瓦留下遺言:“我熱愛中國。在我死后,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貫做的那樣。美國撫育、培養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將匯人大西洋,流到歐洲和人類所有海岸去的地方。”同年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兩年后,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國故土。
延安,中國,用自己的血性和情懷,吸引著天下的朋友,安頓著一代同樣有血性的國際友人。

民心有待,天下可期。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其抗日主張、以其清明政治,還吸引了梁漱溟、李公樸、陳嘉庚、黃炎培等當時諸多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前往考察。他們從共產黨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
梁漱溟兩赴延安,與毛澤東徹夜長談,交流對于國內形勢的觀點,在與中共領導人的辯論中和事實面前逐漸折服;陳嘉庚通過細節觀察,找到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所在;黃炎培為中共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和領導才能所打動。
這些愛國民主人士,通過自己的切身體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1949年后選擇留在大陸,參與建設新中國。
弁言:延安十年贏天下
第一章及時回應時代關切
一、一次次高舉抗日救亡的大旗
黃華,第一個奔赴陜北的大學生
陳明,上海學生的請愿與斗爭
丁雪松,一個重慶銀行職員的愛國路徑
胡績偉,從成都讀書到延安救國
共產黨,給抗日救亡最響亮的回答
蔣介石,有心抗日無力救國
青年學生,在抗日救亡旗幟下奔赴延安
二、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道路
落腳點,長征陜北危中見機
聯絡員,來自遠方的大局意識
瓦窯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形成
釋放俘虜,化敵為友的嘗試
西北大聯合,未能實現的抗日愿景
西安事變,中共走上前臺協調各方
三、關于抗日持久戰的科學論述
最初的論證
毛澤東的總成
鼓舞人心的傳播
案例一:埃德加·斯諾在陜北發現了什么
發現了一種“天命的力量”
發現了一支“神奇的隊伍”
發現了一個可以寄托靈魂的事業
第二章切實主持社會公正
一、供給制,物資短缺環境下的民生保障
平等比自由更能感染人
供給制不是平均主義
部分行業的薪俸制探索
二、同志間的平等友愛與體面尊嚴
同志,志同道合,人格平等
領導,平時看得出,危時站得出
人民,現實凡人,理想皈依
三、特殊的組織需要特殊的紀律
紀律,是集體對個人說“不”
犯罪,任何人都要為自己的不軌行為埋單
反貪,只有自我潔凈才有肌體健康
案例二:陳嘉庚訪問延安看到了什么
沖破重重阻擾訪延安
發現延安是個新世界
堅信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第三章共襄事業,兼容并包
一、搶奪人才就是搶奪天下
偉大事業有賴眾多人才
成為人才都是有條件的
二、黃土地上的文化奇跡
值得驕傲的文化工作政策
窯洞有多暖,天空有多高
雜花生樹最是春天
三、科學技術勝出文化藝術
引進培育良種更好解決社會溫飽
馬蘭紙提高了革命者的生活品質
無關意識形態的發明創新最受歡迎
案例三:蕭軍在延安經歷了什么
毛澤東只能算作我大哥
自認為天下人管天下事
第四章創建抗日民主政權示范區
一、局部民主社會治理結構
民主可以協同社會大多數
“同罪同罰”與“同罪異罰”
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起承轉合
二、“三三制”的來龍去脈
從個人主張到集體意識
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高潮
“保證當選”與“反保證當選”
三、人民民主政治呼之欲出
從“三三制”到“民主集中制”
文明進程中的每一小步都是可敬的
案例四:黃炎培到延安問到了什么
延安社會,接近我的理想
延安主張,合乎我的意愿
延安問答,化解我的憂思
第五章艱苦鍛造團隊執行力
一、統一思想,統一步伐
干革命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
干得好還要說得好
用中國腔調向世界說明中國
二、思想純潔,組織純潔
讓每個人的思想都充分表現出來
從每個人的經歷中查找疑點和污點
把黨性原則變成每個同志的自覺行為
三、審查干部,審查作風
從“懲前毖后”到“治病救人”
從“幫助坦白”到“搶救運動”
從“思想改造”到“人生重塑”
案例五:徐佛觀駐延安觀察到什么
看過延安,把脈點穴國民黨
騎毛驢來,絕食抗議共產黨
遠離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第六章 民生是政府最大的臉面
一、給群眾看得見的實際利益
農民曾經咒罵毛澤東
善待每一位外來務工者
貸款給最貧窮的勞動者
把“二流子”改造成勞動者
二、群眾擁戴就是執政基礎
勞動致富體面又光榮
幫助農民財旺人也旺
讓農民識字讀報有文化
把陜北鄉村建成人間福地
農民們唱起了《東方紅》
案例六:美軍觀察組為延安說了什么
挑剔的眼光,公正的結論
良好的用心,艱難的使命
失去了機會,延宕了歷史
第七章塑造新人生,締造新社會
一、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因后果
魯迅成了“魯總司令”
“魯總司令”與“朱總司令”
“筆桿子”配合“槍桿子”
二、《解放日報》改版的歷史影響
在新聞傳播中執行黨性原則
把報紙辦成人民的教科書
最搶手的精神食糧
案例七:梁漱溟兩訪延安聽到了什么
初訪延安,促膝長談到天明
再訪延安,敢問中華何以振興
站在文化立場憂患世道人心
跋語:從延安看到我們的未來
后記


政府代表被問得張口結舌,無言以對,只有強行壓制學生的赴京請愿行為。最后,在強大的軍警憲兵包圍中,雙方談判交涉,當場釋放學生代表,學生返回上海。
學生們號啕痛哭。參加此次行動的學生后來寫道:“唉!真痛心,我們的哭泣,并不是懦弱膽怯,而是哭中華民族的前途!我們為了‘救亡’晉京請愿,受盡了千辛萬苦,現在被迫退回,還得不到當局的諒解。”
回到學校后,上海教育當局以放寒假的方式,防止學生再次集結游行。
然而,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是不會因為放假而停止的。他們組成“上海各大中學學生救國宣傳團”,沿京滬線向農村作抗日救亡宣傳。宣傳團按照軍事編制,分成三個中隊九個小隊,每個小隊有小隊長、交通員、先遣隊、宣傳員、組織、救護、事務等工作人員。“我們是沿著公路走的,經過村落,一部分同學便停留下來。有的站在當街演講,有的跑進了茶館閑談,有的分發圖書宣傳品,有的拉住七八個兒童,教他們唱‘打倒日本’歌。鄉親們拿著好奇的眼光瞧著我們,也相當能懂得我們的話。他們并不如大人先生們所說那樣的懵懂呵。”③他們從上海出發,沿途經過嘉定、太倉、昆山,到蘇州,受到阻攔。學生們爬上城墻,越墻而過,打開城門,沖進縣政府,質問縣長不讓中國人進中國城的理由。他們夜宿一所中學,凌晨時分,被憲兵、警察包圍,又被強行押上專車,送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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