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劍論教育.學術.人生（簡體書）

代序我記憶中的母校和師長
（一）

1952年秋天，我在汧河邊的楊家溝小學讀書了。
楊家溝小學設在一個不大的關帝廟里。現在還朦朧地記得剛進學校時看了很久的關帝的塑像，那模樣是肅穆、威嚴但似乎并不可怕的。不算太大的廟宇，有正殿、后殿和偏殿，雕梁畫棟，五彩繽紛。同村子里的那些房子和窯洞比起來，這里顯然算得上是另一個世界。我很快就喜歡上了這里的壁畫，在不大的幾面墻上，差不多畫著大半部《三國演義》。這是我最早看到的連環畫：一幅畫接著一幅畫，每個畫面都是一個動人的故事。畫面之間并不用線條作分界，融進畫里的山石、城垛、云霧、水波起著間隔上下左右大小不等的畫面的作用，整個一面墻壁甚至幾面墻壁看上去又是一幅大的彩繪。孔夫子的廟通常是被稱作“文廟”的，按理相推，關帝的廟大約就可以叫它“武廟”了。我是在“武廟”里開蒙的，可啟蒙的老師卻要文弱得多。他叫王發興，是當時這所學校唯一的一位老師。在由關帝廟的偏殿改成的一間教室里，他教著全校僅有的兩個年級的三十多個學生。
黃克劍論教育·學術·人生


代序我記憶中的母校和師長
應當說，我的啟蒙老師的課講得并不怎么動人，但他在課堂上講的“太陽和風比本領” 的故事還是很好聽的。那故事是課文里有的，經老師連說帶比畫地一講，兒時懵懵懂懂的心里像是有一道光閃過，這之后再也沒法忘記。故事的情節很簡單，說的是風和太陽賭輸贏，看誰能把一位匆忙趕路的人穿在身上的大衣脫下來。風對太陽說：“你輸定了，看我的吧。”于是風用足了氣力朝著行人刮過去。結果，那人被風一吹，覺得身上冷，反倒把大衣越裹越緊了。風吹累了，不敢再說大話。這時太陽說：“還是讓我試試吧。”它從云層里悄悄露出臉來，笑瞇瞇地把暖暖的光照在行人身上，不一會兒，走路的人熱得出汗了，倒是他自己動手把大衣脫了下來。這故事我一記就是近六十年，我在心里不知復述了多少次，每一次都會回味到一些有意思的東西。也許王老師早已忘掉我這個在老師和同學面前總有點怯生生的樣子的學生了，可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講故事時的神情。
后來，楊家溝小學添了一位新老師。新老師像是姓顧，是一個剛從師范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他教我們音樂、圖畫和體育。從他來了后，這座很有了些年頭的關帝廟里，開始出現了口琴的聲音。在二年級第二學期“六一”兒童節快要來的時候，顧老師把我叫到他的住處。他告訴我說，他打算成立一個三十人的歌詠隊，到張家崖小學去參加全區小學的歌詠比賽，并選中了我做歌詠隊的指揮。我說：“我不會打拍子。”于是他就在靠墻放著的一面大鼓上用粉筆畫了正反相背的兩個“6”字，讓我兩只手順著筆畫作練習。練了沒多久，我就可以一邊哼著歌，一邊有節奏地揮動手臂了。第二天，我開始站在歌詠隊前學著做指揮。唱的是“六月里花兒香，六月里好陽光”那支歌，還有《團結就是力量》。那一年的歌詠會辦得很熱鬧，在這之前，我從來沒見過那么多孩子聚在一起唱歌的場面。比賽的結果是張家崖小學——十多所小學中唯一一所完小（完全小學）——得了第一名，楊家溝小學得了第二。那時，老師和同學們都很高興，回校后老師獎給我一支鉛筆和一本用一角五分（那時叫一千五百元）錢才能買到的練習簿。

（二）

上完二年級，我轉學到了張家崖小學。這學校在一座比楊家溝的關帝廟大得多的二郎神廟里。二郎神的塑像早就沒有了，我是從殘留的壁畫上看到他的模樣的。大約是更古老的緣故，這個長了三只眼睛的神有著比附近的關帝廟還要大的住所，而當地的人們對他的膜拜一點也不下于對關帝的崇敬。
二郎神廟里的壁畫也有我喜歡的，比如那上面騎著五色神牛、樣子有點像關帝的黃飛虎，還有那個踩著一對冒火的輪子像一個再也長不大的孩子的哪吒。姜子牙手持杏黃旗、打神鞭指揮若定的神態，廣成子祭起翻天印逼退聞太師的場面，都畫得栩栩如生；老子在壁畫中成了太上老君，那上面講的不再是“道可道，非恒道”的“隱君子”的道理，而是一個頂級的斗法者“一氣化三清”的詭異故事。
在張家崖小學，許多事就像走路時留在地上的腳印，很快就被遮蓋或變得模模糊糊，但有些事還是忘不掉。記得是三年級的第二學期，有一天下午，班主任仝懷金老師拿了一份圖書目錄到班上來，說是學校的小圖書館那天下午對三年級的學生開放，每個人都可以借一本書看。仝老師告訴同學們，誰想借什么書，自己從書目中選，選好后由他統一辦理借閱手續，借出的書允許看一節課時間，看完后再由老師把書收在一起，還給圖書館。我是第一次借圖書館的書，看著書目中陌生的書名，眼花繚亂，不知該選哪一本。后來，在老師的催促下，我選了一本叫“狡猾的士兵”的書。匆忙中選這本書，可能唯一的理由就是書名有點怪吧。不一會兒，書到了我的手上，我急不可耐地打開就看，連書的作者是誰都沒顧得上看一眼。書中的故事很快就吸引了我。

從前，有一個落單了的士兵，走得又渴又餓，就到路邊的一個小村里去找吃的東西。他到了一個老太婆的家里，懇求老太婆給他一口飯吃，老太婆很吝嗇，推說家中什么吃的都沒有。饑腸轆轆的士兵正在無可奈何時，突然看到屋子的角落里放著一把斧頭，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他對老太婆說：“老奶奶，你家中不是有把斧頭嗎，我可以用斧頭來做湯，那湯味道很不錯的，想不想嘗嘗？”老太婆從來沒聽說過斧頭也可以煮湯，很想知道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把斧頭遞給了士兵。士兵把洗干凈的斧頭放進鍋里，加上水就煮了起來。煮了一會兒，士兵用勺舀了一點嘗了嘗，咂咂嘴說，多好喝的湯啊，可惜沒有菜，要是有點菜就更好了。老太婆一聽連忙拿來了菜，士兵把菜放進鍋里又煮了起來。接著，他又嘗了嘗，咂咂嘴說，比剛才又好喝了，就是缺點馬鈴薯，能加點馬鈴薯，那可就太香了。老太婆聽了，二話沒說，又把家中的馬鈴薯拿了來。馬鈴薯差不多煮熟了，士兵在鍋里放了點鹽，一嘗，忍不住叫起來：老奶奶，你就要喝到最鮮美的湯了！不過，要是再有點奶油，那可就是什么湯也沒法比的了。饞得流口水的老太婆趕緊再去拿奶油，她簡直就是一路小跑了。……湯終于做好了，士兵請老太婆坐下來一起喝湯，老太婆一邊喝，一邊沒完沒了地夸這美味的斧頭湯，夸那位竟然會用斧頭做湯的士兵。
斧頭湯的故事真像一道奇特的湯，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還品不出太深的味道，但它有后味。在往后的許多年里，我還會不時地品嘗它，而且，真的是越品越覺得有味。可是不知道為什么，張家崖小學的圖書館在那次以后再也沒有對學生開放過，而像《狡猾的士兵》這類書，在我小學畢業后，也再沒能借到或買到過，更不用說像小時候那樣有滋有味地去閱讀了。

（三）

1958年，我小學畢業，考取了離家三十多里的周原中學（原寶雞市第十八中學）。周原中學是一所典型的農村中學，起先也在一座神廟里，后來才有了四周都是耕地的新校舍。從家到學校，要爬好幾道坡，穿過好幾個村子，還要經過一條十多里長的荒僻的崖溝。那溝叫老虎溝，傳說五代時的名將李存孝曾在這里打過虎。溝并不很深，但很少有人過往。一到秋天，溝兩岸連成片的玉米和高粱高高地長起來了，風一吹，常有一種河水暴漲那樣的使人心動神搖的聲音在溝中回蕩，氣氛分外瘆人。我在那溝沿的小路上走了三年，有時和一兩個伙伴一起走，有時落單了，就邊走邊吼那學得半生不熟的秦腔戲為自己壯膽。我會唱《二進宮》中的段子，也唱《周仁回府》中的段子，但唱得最多的還是《茍家灘》中王彥章唱的那段戲詞——“王彥章打馬上北坡，新墳更比舊墳多。新墳里埋的漢光武，舊墳又埋漢蕭何。青龍背上埋韓信，五丈原前葬諸葛。人生一世莫空過，縱然一死怕什么……”
初中生活是難熬的，三年的時間顯得格外漫長。剛到校的那一年，我和我的十多個遠路的同學，寄宿在學校附近的一間簡陋的土坯房里。那房子原是一個生產隊的馬廄，我們把那里收拾干凈，在地上打起草鋪，它就變成了我們的宿舍。起先，這所剛辦起來的中學還沒有學生食堂，學校只在校園的一個角落里為我們寄宿的學生砌了個燒開水的灶。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離校，星期日下午返校，從家中帶來足夠一星期吃的面餅和窩頭。我和我的同學們就這樣每天啃窩頭，喝開水，做無償的建校勞動，上那常常安排得很緊的各種課。在初中的三年里，寄宿生的用水都是學生自己輪流從井里打上來的。學校所在的那個村子，井深三十六丈，我們按當地人的做法，用一百多米長的牛皮井繩，在繩兩端分別拴一只桶，搖著轱轆一上一下地汲水。十幾歲的中學生們，仿佛從來就不知道什么是勞累，每天除打好第二天的用水，做完那份建校勞動，上完一天的課外，我們有時還得去掏麻雀窩或下夾子打老鼠，來湊學校規定的“除四害”的數字。每天晚上，寄宿生要到教室里上兩個小時的晚自習，在用墨水瓶改做的煤油燈下做數理化作業，整理聽課筆記，背誦《賣炭翁》、《石壕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當然，“大躍進”的風很快就吹進了學校。“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一類“新民歌”，是作為語文課的補充教材進到課堂的，《“衛星”齊上天，躍進再躍進》這樣的《人民日報》社論是當時規定的政治學習的必讀材料。隨著糧食畝產“放衛星”的高潮告一段落，那時，人民公社化不久的農村開始了“全民煉鋼”活動。學校響應“把以鋼為綱的群眾運動引向更高階段”的號召，于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停課，組織學生到三十多里外的渭河河灘上淘鐵砂。十二三歲的中學生對一切都是既好奇又充滿激情的，況且，這一代中學生向來是相信自上而下的宣傳的，我們把“煉鋼”同時看作“練人”。俗話說“沙里澄金”，我們雖說是從沙里澄鐵，可把這鐵看得比金還貴重。看著一星半點的鐵砂澄出來，慢慢堆成愈來愈大的黑色的沙丘，我們總會把它同那登在報上、寫在墻上的年產鋼1080萬噸的目標關聯在一起，至于這些鐵砂最后到底去了哪里，煉出了多少鋼，卻是我們這些熱心而勞累的淘鐵者誰也沒有想過的。
然而，就在我們這些中學生為了政治考試去收集和記誦那些愈來愈多的寫在各種書報上的“大躍進”的業績時，饑餓帶著死神的陰影淹沒了人們過于亢奮的熱情。像鋪天蓋地的洪水，它沖決了數字的堤壩，不顧一切地向老人、婦女、兒童和中學生們撲了過來。一場無處逃避的劫難似乎在人們為一個又一個的“衛星”喝彩時就已經注定了，中學生的更大不幸只在于他們正處在人的一生中最需要食物滋養的時刻。
持續的饑餓是一種臨界體驗，只有一直被饑餓追逐的人才知道人的最大惶恐是什么。1959年后的兩三年中，全民族都在挨餓，但我敢說，那些年，最餓的還是常年種糧食的農村人。饑餓使生活變得單調而蒼白，周原中學在我這里沒有留下多少可以娓娓道來的故事。我在學業上依然很勤奮，幾年中得過好幾張獎狀，但那幾乎都是餓著肚子從老師手里接過來的。1961年夏天，我從這所此后一再讓我記起饑餓的學校畢業了。我考上了虢鎮中學。于是，我不再走老虎溝，而是在另一個方向上同樣走三十里路去我的出生地上高中。

（四）

虢鎮中學的校舍是由縣城的城隍廟改建而成的，我去上學時，它已經有了近三十年的校史。在這所聚集了不少很有才華的教師的學校里，我度過了我的學生生涯中最愉快的三年。這里的紀律不像周原中學那樣刻板，但秩序并不壞。學校的校長在幾年中換了好幾任，并不總是喜歡露面的教導主任李渭水先生是這所能夠讓學生較多地自由思考的學校的真正主持者。在我看來，他是一位算得上教育家的人。他從不在學生面前發火，說話總是慢條斯理，很有邏輯；站在他面前聽講話，心里舒展而寧靜。他給我們班代過幾節代數課，從講課看得出他的數學修養和人生修養。
1961年入校的高中學生分兩個班，我在二班。班主任換得很勤，擔任時間最長的是張業秦老師。她大學畢業不久，為我們上政治課。她的課講得很有條理，普通話說得很動聽，滿是抽象概念而又近于公式化的“社會發展簡史”和“辯證唯物主義”經她一講，常常會有許多有意思的東西冒出來。她并不用“階級”、“階級斗爭”一類術語做學生的思想工作，也并不總是板著面孔對學生作道德、理想、紀律方面的訓話。她從沒有刻意引導學生按某個標準程式去模塑自己，但她帶著嚴重的關節炎病跟學生一起唱歌、跳舞、辦墻報、參加歌詠比賽，卻無意中把一種熱愛生活、鄙棄雕飾、忠實于自己心靈的品格示范給了學生。
在學業修養上，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兩位數學老師，一位是上代數課的謝子藩老師，一位是教我們立體幾何學的強維敏老師。他們把我帶到了對數學入迷的境地。我在他們和其他幾位數學老師的啟迪與指導下，從能夠收集到的各種習題集中找難題來做。每解出一道難題，尤其是人們通常說的那種偏題、怪題，我總會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滿足，那情形就像猜出了一個懸了很久的謎語一樣。記得每當星期六下午回家和星期日下午返校時，我常會在上路前記好一道足夠難的數學題，然后一邊不慌不忙地走那三十多里路，一邊在頭腦里作假設、繪圖、畫輔助線。不用動手，憑著內心的那個畫來繪去的圖象或一層又一層的運算，往往在到家或到校前就能把難題解開，并做好驗算。在高中的三年里，我們那個年級先后進行了三次數學競賽，三次我都得了第一名。人在年輕時，是需要一種人生自豪感的激勵的，這對于一個心神忐忑、常伴有一種莫名的焦慮感的人尤其重要。那曾經強烈地激發過我的興趣和靈感的數學，雖然我曾打算選擇它而它終究沒有選擇我，但高中時代的數學競賽的往事，卻長久地給了我一種向著更高的人生境界求索的自信，并且，那在以后越來越模糊了的算式和圖象，也以一種特殊的理解或感悟的方式，默默地養潤了我后來深陷其中的人文思考。
1963年的春天，高中各班都在為學校將要舉辦的“五一”文藝會演作準備，當時是王根水老師做班主任，他提議我們高二（2）班排演一個自編的節目。班委們七嘴八舌地議論了一番后，決定把編寫節目的事交給我和王自賢同學去做。自賢是我的好友，我們在周原中學時就是同學了。他寫得一手很俊雅的字，其作文更常被老師作為范文在課堂上評點，同他一起編節目我當然是很樂意的。可那次實在不巧，不知是他家中有事，還是他突然病了，這件事最后落在了我一個人身上。真可以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居然用課余時間在一周內編了一出獨幕眉戶劇。劇名叫“在小隊會上”，說的是某個地處河灣的村子遭了澇災后，另一個生產隊的社員在會上討論要不要援助和怎樣援助鄰村人的故事。情節并不復雜，但要表現的人物內心沖突較大，劇中人在配有唱腔的爭辯中述說自己的心曲，展示各自的氣質。初稿寫好后，我在一天下午把它交給了王老師。王老師一邊看，一邊不緊不慢地哼著配上去的眉戶調。整幕劇看完后，他笑著朝我眨了眨眼，一抬手猛地朝我肩膀上一拍，說了一聲“好！”這時，一直站在旁邊像聽候審判的我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五一”時，這出戲搬上了舞臺。文娛委員王莉（女扮男裝）和高讓同學扮演劇中的兩個主要人物，另有幾個同學配戲，而拉板胡、二胡的是學習委員譚全芳和劉定元、司周勤同學，戲演得熱熱鬧鬧，大家都很高興。
像在初中時一樣，我很懂得發憤，學習成績一直很好。饑餓總算過去了，一個鄉下的少年對縣城中學的食宿條件已經感到非常滿意。我的精神狀態比以前什么時候都好。但新的苦惱也在悄悄地醞釀。當我到了十七八歲的年齡時，這苦惱已經影響到我的心靈的安頓。父親的歷史問題歷史地成了我的問題。由于血緣的原因，我要對我還不存在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負責，這仿佛已經是注定了的命運。其實，父親只是做過黃埔軍校的學生，后來也只是做了國民黨軍隊的一名下級軍官，而且，這一切主要發生在國共合作的抗日時期。
高考一個多月后，我接到新疆兵團農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接著，我便得著一個確鑿的消息：在高考前的政審中，父親的已經成為歷史的軍職被無端地一下子提升了好幾級——我是作為一個黃埔出身的舊軍官的兒子去新疆上大學的。不過，無論如何，我仍然為自己能繼續上學而慶幸。早在前一年的初春，“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口號就已經出現在顯眼處的墻壁上了。很快，以“四清”為內容的“社教”運動開始了。在高考已經相當看重政審的背景下，像我這種父輩有歷史問題的人能被一所大學錄取，顯然是十分幸運的了。

（五）

還在上小學時，就學會唱《我們新疆好地方》了。到了新疆，感動我的第一首新疆味十足的歌是《送你一束沙棗花》。這歌是在一次規模不大的“迎新晚會”上由高年級同學唱給新生聽的，它讓我一直記到現在。
我是水利專業69屆的學生，剛入校那年水利專業還沒有從農學系分出來。記得是入校第一周的周末，農學系水利專業的師生聚會，68屆的同學唱了這首歌。那歌詞中有這樣的句子：
坐上大卡車／戴上大紅花／遠方的年輕人／石河子來安家／來吧，來吧，年輕的朋友／親愛的 同學們／我們熱情地歡迎你／送給你一束沙棗花／送你一束沙棗花/不敬你香奶茶/不敬你哈密瓜／敬你一杯雪山的水／盛滿了知心話／來吧，來吧，年輕的朋友／親愛的 同學們／我們熱情地歡迎你／送給你一束沙棗花／送你一束沙棗花……
曲調的旋律歡快有致，但我還是聽得出幾分飄忽不定的紆郁的底蘊。那可能是少小離鄉者的心緒的流露，唱者、聽者最有可能在這里發生情思的共鳴。水六八的同學大都能歌善舞，唱《送你一束沙棗花》時，有人打手鼓，有人揮舞薩巴依，全班男女都穿半新不舊的軍裝，那洋溢其間的異域風情，自始就籠罩在頗見謹約的軍旅氛圍中，分外能傳示一種只是在后來才慢慢品味出來的“兵團”韻度。
正像胡楊和紅柳，沙棗是新疆最有特色的樹種之一，而它結出的澀中帶甜的果實尤其別具一種象征意趣。從北疆到南疆，沙棗樹幾乎無處不有。《送你一束沙棗花》的歌讓我此后分外留意這風沙之鄉耐寒耐旱的植物，而每每看到沙棗林，聞到沙棗花那略帶醇酒味而不失大雅的野香，又總會勾起我對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的情境的回味。1969年初夏，我畢業離校，去了南疆開都河畔的一個軍墾農場，在又一個常有沙棗樹陪伴的地方一待就是九年多。再后來，我就離開了新疆。從那時到現在，許多年過去了，太多的往事都淡漠了，而沙棗樹和那首把“年輕人”和“沙棗花”關聯起來的歌卻一直收藏在我的記憶中。它時時告訴我，我也曾年輕過。
當年的母校，管理體制差不多是半軍事化的，學校的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兵團農學院。院、系、年級配有政委、協理員、助理員，兵團政委張仲翰兼農學院第一政委，副司令員陶晉初兼農學院院長。學校的名稱和機構配置隱然告訴人們，來這里上學的人既是學生，卻也是一名允諾加入農墾隊伍的準軍人。
我做了二十年的學生，從發蒙識丁到就讀研究生，遇到過一個又一個可親可敬、篤守師道的老師。每當回憶到他們，伴隨著感戴之情，心中總會浮現出年少時問學受教的許多故事。但大學時代為我留下的那份師生情結畢竟有些不同，對師長的惓惓懷念里不免會生出幾分憂悒和傷感。
算起來，大學時聆聽老師們授課的時間最多不過兩年。兩年中為水六九班上過課的老師有：黃震寰（畫法幾何）、王志成（高等數學）、楊樹成（高等數學）、阮家諤（理論力學）、王擴疆（有機化學）、凌可豐（俄語）、關致邦（俄語）、申震中（政治）、戴本浩（政治）等。老師們所授課的內容忘記很久了，但他們講課的神態、表情至今仍歷歷在目，而黃震寰、凌可豐老師留給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黃老師，一張清瘦的臉，眼光祥和而有神，1964年時他還不到五十歲，但額頭的皺紋和黑白參半的頭發已經同人們稱他為“老教授”的那個“老”字很配稱了。他用一口方言很重的上海普通話講課，把“夾角”讀成ｇā ｇē，把“連線”讀成lī xī，把“延長”讀成yǐ zāng……我們班的同學大都來自陜西和四川，起先幾乎一句也聽不懂。于是，他就不斷在黑板上寫，耐心地把那些畫法幾何術語一字一字寫下來。久而久之，師生間有了一種默契，他邊說邊比畫，開始講得輕松起來，我們也連聽帶猜，越來越能跟上他的思維和講解節奏了。其實，一學期的課細細聽下來，你就會發現，黃老師不只學養深厚，他的口頭表達也是很見邏輯功力和措辭技巧的。他寫一手漂亮的長仿宋體字，這對于他，真可以說是字如其人——那字一筆一畫寫得工整、規范，而從整體上看去，卻又透出一種風雅，一點也不呆板。在同學或其他老師面前，他很少逗樂的，但笑起來會像孩子那樣無拘無束，真率可愛。
凌老師，一副銀邊眼鏡后面一雙大大的眼睛，衣著考究而莊重，流利的普通話里略帶點南方的尾音。她看上去無憂無慮，其實仍是那種弱女子型的人。她的俄語說得比她的普通話還要好聽些，很有樂感，尤其是常常出現在單詞中的彈舌音“P”，她的發音輕松、準確、自如，很有點莫斯科人的風致。記得在第一堂俄語課上，她叫了幾個同學讀課文，那大約是想摸摸底，但同學們的口語顯然讓她失望了。我們這個班的同學多數人來自農村，只是在上高中后開始學外語，上大學前可以說是將入門而尚未入門的水準。心里有數后，她便分外注意對我們進行發音、朗讀和對話的訓練。她有足夠的耐心，一遍一遍地領讀，一句一句地示范，那情形與教中學生沒有什么兩樣。她也許真把大學生當中學生教了，但她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些人已經比中學生難教多了。中學生有高考之虞，這足以督促他們；大學生卻不再有升學的壓力，他們正在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他們將要從事的專業。
黃克劍論教育·學術·人生


代序我記憶中的母校和師長
黃震寰、凌可豐老師都不屬于那種防范心理很強的人，這在一定意義上正可以說是心理健康的表現。但在異常情形下，他們受到的傷害往往會比別人更大些。差不多兩年后，“文革”發生了，他們各自有了突如其來的麻煩。盡管昭昭日月終究還是還了無辜者清白，可當日遭逢的膚受之訴，曾是怎樣的難堪其辱啊！師道是師者的尊嚴所在，也當為民族之斯文所系，往者或不可諫，來者猶且可追，但愿不可再少的斯文于天下永垂不墜，亦愿天下人為師者常留一份不可再少的敬信之心。

（六）

似乎是一種宿命，大學本科畢業后我一次次離開校園，卻又一次次返回校園，并最終委心于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天職的教師生涯。在有了一段不算太短的從教經歷后，我終于漸漸明白：一個人只有做了教師，才可能對他先前的學生時代真正有所自覺，而一個人只有在懂得了學生之所以為學生后，才有可能由曉悟師者之所以為師者而更切近地理解自己當年的師長。
很多年之后，在一次新生開學典禮上我曾以一個老教師的身份這樣致辭：“在孔子說了‘后生可畏’的話后，這條古訓一直流傳至今。我愿引這條古訓警示自己，也愿借這一古訓規勉在座的年輕的同學們：你們只有像康德說的那樣，在步入學術殿堂時先期被一種‘神圣的戰栗’充塞，然后將這持續的‘戰栗’不間斷地調整為對于學業的‘莊嚴的注意’，你們這些‘后生’才有可能讓你們的前輩們在足夠長的時間里感到‘可畏’。”當過后不久我得以從容留心這些話時，心中不禁為之一動——那對近在眼前的諸多后生的殷殷祈望，不也正含蘊了對久在念想的師長們的不盡追憶嗎？
古漢語中有一“敩”（ｘｉàｏ，又音ｘｕé）字至可玩味，它有“教”、“學”二義，而其指歸則在于“覺”。《說文解字》釋“敩”：“敩，覺悟也。”“教”而“學”，“學”而“教”，其以“覺”或“覺悟”述說著教育的機緘，喻示著學術的徼妙，也申解著人生的奧賾。師生的緣契或當盡攝于此，人文傳承之命脈亦正當系屬于此。


黃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