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電影思潮與現象研究（簡體書）

對于中國電影批評界的前輩鐘惦非棐的《謝晉電影十思》，王志敏認為是“對謝晉電影的評論，也是對謝晉電影評論的評論”，“鐘惦棐先生對謝晉電影及其討論中引發的各種問題的深入思考及得出的結論，遠遠超過同時代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們至今還沒有完全領會其良苦用心。”②王志敏指出，鐘惦棐的批評是謹慎的，小心翼翼的，盡力控制在學術探討的范圍之內，決不作武斷的裁決。但這決不等于批評沒有力度，也決不等于批評不尖銳。“時代有謝晉而謝晉無時代”正說明謝晉從時代而來卻又超越于時代，因而“謝晉模式”具有永恒的價值。對于朱大可，王志敏作了這樣的評說：“只有今天才會有人這樣評論朱大可：他手執著‘五四’精神的皮鞭，狠力抽打仍然堅持中國電影影戲傳統的謝晉。孰不知，‘五四’精神是一次進步，但卻也是一次撥亂反正過了頭的對中國文化的‘迫害’。口口聲聲說要現代化的朱大可，卻忽視了現代化進程中多樣化的價值傾向。精英分子的憤世嫉俗，讓他對代表大眾文化的謝晉毫不留情，口誅筆伐。但現在看來，他所討伐的，卻是今天的中國電影，或者說中國人最匱乏的。”③
同樣對汪暉等人的文章提出質疑并進行反駁的還有陳陽的《謝晉：電影史該如何講述》。作者首先提出了由李少白主編的《中國電影史》中將汪暉的“政治與道德及其置換的秘密”用于電影史是否恰當的問題，他認為這一結論存在著邏輯上的悖謬，“既然人們承認謝晉‘文革’后的電影具有人道主義追求的明確特征，那么所提及的‘政治’、‘道德’和謝晉的人道主義表達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在謝晉電影中是將‘道德’與‘政治’（‘或主流政治話語’）相互置換，抑或是道德成為與某種政治力量相抗衡的力量？如果是從汪暉原文的意義來使用‘政治與道德及其置換的秘密’，顯然屬于前者，并且重點是放在‘秘密’的揭示上——即最終合于‘政治’。如此一來，人道主義的表達依據便成了問題。如果說謝晉電影中的‘道德’是與那種非人性的政治相抗衡的力量，那也就沒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陳陽認為，在對謝晉強烈批評的文章中呈現出一組傳統倫理（情感擴展主義、煽情、陳舊美學、宗教傳播）與現代意識（主體獨立意識、現代反思性人格、科學理性主義）、認同傳統與批評傳統的二元對立項，謝晉和他的電影顯然被認為是傳統理論和認同傳統的一項。但問題在于，這些概念應從怎樣的角度去理解，是以一種自外的理論描述、借他者范本強求合一式的發問，還是從電影文本及謝晉對一段既往歷史的反思中去考量？如果是后者，謝晉的“反思三部曲”恰恰是主體獨立意識、現代反思性人格、科學理性主義的表達，只是這種表達謝晉是通過政治動蕩時期落難者和普通人的生活來進行的，批評者使用的卻是國外的歷史經驗和理論話語，這種話語具有不同一般的新穎和氣勢，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中更具震撼性。陳陽認為。李奕明對謝晉電影的人道主義的否定更為激烈，這種批評對謝晉電影的人道主義解構，使謝晉對歷史的反思、人性在社會文化中的意義尤其是在與各種非人性高壓下的抗爭價值完全被淹沒了，而正是這種在殘酷政治斗爭歷史中追問、發現人性，使謝晉電影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難以替代的位置，也正是這種個人記憶和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的交集才使謝晉電影擁有巨大的觀眾群。②
從中國電影史角度闡釋謝晉批評的還有胡譜忠的《80年代以來謝晉批評史的若干問題》。他認為，80年代以來的謝晉批評史顯露出主流文化對謝晉電影的正反兩方面的充分利用，并最終借朱大可對“謝晉模式”的批評開啟了中國電影美學的基本轉型，而2008年謝晉的去世，又短暫重啟了謝晉電影評論的路徑，使得歸于沉寂的謝晉公案又一次出現在電影評論的視野中。作者首先分析了80年代謝晉批評的歷史淵源：謝晉在新時期中的“反思三部曲”與“文革”前、中的作品在藝術觀念和社會歷史的結構觀念上是大相徑庭和全面沖突的，謝晉在轉型之初的混沌政治情勢中適應國家的政治思想更迭，迅速調整自己的社會觀和藝術觀，重新向社會申述自我認知，調整方向，為新的政治服務并游刃有余，這是謝晉公案的來源。“文革”中和“文革”后自相矛盾的現實主義力作讓許多人產生疑惑，也讓關于謝晉電影的敘述、對這一時期的電影史寫作成為一個不可跨越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