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紅李白（簡體書）

野夫?序
序
野夫
曾經，海口的機場就在市區內，我每天都能聽見那劇烈的轟鳴，仿佛時光又回到二戰。
常常想象我正擠在某個機艙里，尋找著屬于自己的位子。然而，那個位子卻在我的想象中越來越虛幻，越來越遙遠，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每個人心中都可能有這樣一架時空穿越機，在無數的白日夢里期盼著回到故鄉，或者抵達童年甚至來生。后來，我被這樣的飛機帶到了北京，曾經很長一段時間獨自體會出租屋的孤獨。也經常與朋輩喝高，遺忘了自己的來路，被出租車司機隨便將我丟到附近某家洗浴城。
有次夜里突然醒來，真有不知身在何處之感，以為回到故鄉，不覺淚流滿面——這應該就是鄉愁，每一個身在江湖的游子，都揮之不去的隱痛。現在，文林通過他的小說《桃紅李白》，把這一隱痛更具體地呈現給了我們，使我們不僅看到了隱痛的由來，也看到了這些“由來”的不可避免。
其實，這些不可避免的“由來”，一部分就是個人訴求和傳統道德價值觀的矛盾。國家發展史告訴我們，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是由一個個鄉村組成的，而每一個鄉村又有不同的族群劃分。因此，在血緣之外，傳統道德價值觀，無疑充當了另一根將草根群體串在一起的精神紅線。這就是鄉村社會的道統，它維持著一個族群甚或全社會和睦相處的可能。
尤其是在那些王權沒有侵入的漫長歲月，鄉村道統的承載者——鄉紳，更是將其功能發揮到了極致。我曾站在利川李氏莊園高大森嚴的祠堂前，聽遺民譚宗派給我講李氏家族的興衰。那時，即或是樓臺凋敝，逝者如斯，莊園里那口令人震撼的大水井，還是向我暗示了李氏家族所尊崇過的道德觀。
當然，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中，道德價值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可以從身邊發生的諸多事情，輕而易舉的看到，恰恰是道德價值觀的沖突，決定了個體命運的不同走向，令人心碎的悲劇才會一個接著一個的發生。這也是為什么在滾滾紅塵中，始終存在著如此之多的感懷與鄉愁。
的確，在中國，唯有鄉村生活最能反映這片廣袤土地上人們的生存狀態。因此，一切以中國鄉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其本質都是在展現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及其基本訴求。文林的這篇小說即是如此，在講述20世紀80年代初，烏江下游偏遠鄉鎮的人們，經歷時代變遷、家族爭斗和苦難愛情的同時，也給我們揭示了鄉村社會個人命運在傳統道德制約下的渺小和無助。
這很像我年少時在鄂西古鎮上看到的，無論那些打門前石板路上走過的男男女女有多么風風火火，他們的臉上始終都寫滿了令人不安的焦慮和迷茫。很多年后，我知道了這種焦慮和迷茫其實是一種自我恐懼，因為千百年來形成的道德秩序，早已成了真正掌管個人命運的那只手。
著名社會學家林耀華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可以將“上蒼”理解為人類本身，把“命運”看成是人類社會。對此，我是這樣理解的：那就是一切命運都由人類自身決定。我們根植于這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我們自己的犧牲品，或值得紀念，或不足掛齒。
2013年5月于萊茵河畔
作者自序
2005年1月，我的朋友許顯昌在龔灘鎮供銷社的門前告訴我，20世紀80年代初，鎮上有兩個十八九歲，長得很可人的姐妹。她們跟著媽媽在距離碼頭不遠的地方開了一家小吃店，過往商賈和青年才俊為了看姐妹倆一眼，大多以肚子餓想吃碗綠豆粉為由，進到店里一飽眼福。這不禁讓我想起沈從文筆下的《邊城》和“翠翠”，那是一幅多么優美而又富有鄉情的畫卷呀！于是，“龔灘鎮”和“兩姐妹”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了我腦子里揮之不去的夢境。
2007年1月，當我陪同回川省親的新疆哥們兒何念善再次來到龔灘鎮的時候，這里已是一片頹敗的景象了。鎮里一群正在趕制臘肉的居民說，因為下游的水電站已開始蓄水，龔灘鎮馬上就要被淹了，他們將遷徙到3公里外的小銀灘居住。那天晚上，我和老何坐在臨江的一家土家餐館里，一邊喝包谷燒、吃豆腐魚，一邊聆聽烏江繞過千年古鎮發出的最后絕唱。老何問我，這么好的地方，你就不想寫點什么？
2012年1月，我帶家人來到原樣搬遷后的龔灘鎮，雖已看不到過去吊腳樓的險，也聽不到烏江沖灘的激流聲，但古鎮的大致感覺還算在。冉家院子的主人冉德光對我說，現在鎮子里好多人都是外地來做旅游的，本鄉本土的比以前少多了。我看著冉德光一臉的鄉愁，竟在那個冬日的下午迷茫了好一陣子。
位于武陵山一帶的酉（陽）秀（山）黔（江）彭（水），可謂是人世間不可多得的世俗畫廊。無論是由南向北奔涌的烏江，還是東下洞庭湖的酉水，一直以來留給我的都是蕩氣回腸的美感。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人們，除了具有淳樸的天性外，還有著當下極少有的豪俠之氣。正如沈從文在小說《邊城》中描述的，“這些勇敢的人，也愛利，也好義，同一般當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卻同樣在一種愉快冒險行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我曾對酉陽籍的莽漢詩人梁樂說，“酉”作雞，“陽”為公，一個名叫“雞公”的地方，其陽剛之氣可想而知。當然，這也是我決定要寫寫這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正是這些愛利好義，胸藏大山大水的莽漢，使渝東南的奇幻和神秘得以淵源流傳。
如今，我常和另一位莽漢詩人，酉陽籍的水電工程師蔡利華在一起飲酒喝茶。他給我講大山里的故事，看大山里的照片，有時還相約著去大山里轉一轉。老蔡說，只有大山里的春天才是最養眼的。我認為他說得沒錯，比如我就在酉陽大山深處的紅井村，認識了一個清純美麗的鄉村女教師，她的名字叫何春花，長得很像我書中的桃妹子。
2013年3月于重慶

李亞偉?跋
在我半生游歷得來的經驗中，一個古鎮的不朽，往往是因為它的人文底蘊得到了類似發酵般的傳頌和光大，而充當酵母的，則是一個個令人記得住的故事。因此，就這篇小說而言，文林和龔灘鎮很有可能達成了這樣一種默契，即小說家通過講述故事使古鎮的聲名再次遠播，而古鎮則讓小說家獲得寫作的靈感和愉悅。這很像兩個私底下做生意的人，他們彼此“勾肩搭背”，然后互惠互利。
位于我家鄉酉陽縣的龔灘鎮，是一座具有1700多年歷史的土家古鎮。由于這里許多年前暴發山洪，垮塌的巖石將烏江截為兩段，形成上下落差近三米的險灘。故往來船只都以此為終點，使之逐漸成為烏江流域最重要的貨物中轉站和集散地。在我看來，龔灘鎮的滄桑氣質除了與其地理位置有關，更重要的是生活在這里的人們賦予了它平和無懼的精神。我曾聽老一代龔灘人說，當年在這里放灘，放的就是自己的生死。20世紀80年代，我多次離家遠行又歸來，將青春期的過往匆匆留在古鎮的石板路上。這其實跟放灘沒什么兩樣，因為我在拉長人生的同時，也拉長了個人經歷中的酸甜苦辣。如今，那些百感交集的日子雖已遠去，但留下的記憶卻像龔灘鎮一樣，成了我心中的一塊暖玉。
龔灘鎮的確有“上街莫打冉，打冉上不了坎；下街莫打羅，打羅下不了河”的說法，這是因為家族爭斗歷來就是中國鄉村社會最具特色的表現形式。文林在小說中塑造的冉氏姐妹，也確有相似之原型。但歲月迢遞，我不知那對曾經令無數少年心旌激蕩過的鄉下妹子，是否真如小說所言：一個渺無蹤影，另一個已遠嫁他鄉。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能體味到這份憂傷中的美，就像張愛玲說過的——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龔灘因水而生，又因水而變，在千百年浩然之煙雨中，留給我們一個洗盡鉛華盡褪浮塵的印象。我不知還有多少故事等待著在這里發生，但我相信逝去中一定有最珍貴的。

2013年6月于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