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大歷史：中華文明的抽樣觀察（簡體書）

經歷了32個月的艱苦寫作，《遼寧大歷史》終于定稿。
32個月前的2007年春天，在沈陽，當遼寧出版集團向我約稿，表示他們希望我來以文學的形式，撰寫一部關于遼寧的通俗的外宣讀本時，我認為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個課題本身就充滿難度。它幾乎是一部文學版的《遼寧通史》，內容的駁雜已超出我的知識結構和駕馭能力，而且，我還試圖擺脫學術史的寫法，寫出我的個人風格。曾任丹佛大學教授的謝善元先生在回憶當年在臺灣東海大學聆聽張佛泉先生主講哲學概論時說，第一次見張教授，張什么話都不說，從灰色長袍里取出一只蘋果放在講臺上，讓所有學生花十分鐘去詳盡描述它。他說：“年事稍長，我們逐漸意識到認知主體與被認知客體之間往往有一層不可逾越的距離。”而遼寧，并非一只蘋果，它擁有比蘋果復雜得多的結構，它既切近又遙遠、既真實又模糊、既具體又抽象，它在空間上是有限的，在時間上卻漫無邊際。作為一個出生在遼寧的人，我只是它內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又如何能夠擁有一個觀察它的可靠視角？
以文學寫法，寫一個地區的歷史、傳奇和現實，相當于一部通史，這種寫法，先例很少，但它正是本書的追求之一。以前這類作品，我喜歡的，中國的有王樹增的《1901年》，外國的有呂西安·費弗爾的《萊茵河》。我甚至不知該如何界定它，是歷史散文？還是歷史報告文學？按國外的分法，它大概當屬非虛構類作品。但我想，這無論如何是一項有意義的寫作。
本書的寫作追求之二，是在駁雜的歷史景象中尋找一條敘事線索。遼寧至今還沒有出版過一部通史，在業已出版的中國通史中，我推崇張蔭麟先生的《中國史綱》。可惜我在本書完成以后，才在我的博士導師劉夢溪先生的督促下讀了這本書。盡管本書并非一部史學專著，而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張蔭麟的《中國史綱》，也有極強的散文性。顧頡剛先生1945年編著《當代中國史學》時，認為比較理想的中國通史，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而對于其他中國通史的寫作，顧頡剛先生認為：“到今日為止，出版的書雖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故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編著中國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條列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為變相的《綱鑒輯錄》或《綱鑒易知錄》，極為枯燥。”60多年過去了，顧頡剛先生所說的這種情況，在中國通史乃至其他通史的寫作中，仍然存在。
在我看來，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在前面提到的寫作難度所致，連張蔭麟也說：“無論對于任何時代，沒一部中國通史能說最后的話。所以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這是無可如何的天然限制，但我們不可不知有這種限制。”另一方面，是由撰述者的指導思想和能力導致的。即：在紛繁的史料中，他們不能發現一條連續的線索，也不能為這條線索提供有意味的史實。
這使張蔭麟的《中國史綱》在至今不下百種的中國通史中脫穎而出。嚴耕望先生說過，中國通史必須折衷于重點與全面之間，并能上下脈絡連貫一氣，與斷代史有別，與專史也有別。他認為，一部通史，假若不能繪出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和它獨有的神韻氣數，還是不寫為好。
盡管本書并非一部真正的通史，但我動筆時的初衷，競與嚴耕望先生的觀點不約而同。也就是說，我從一開始，就著眼于發現一條貫穿遼寧的一氣呵成的大歷史線索，只有如此，才知道如何選擇史實，而那些零散和孤立的史實，才能活起來，在推進中，才有波瀾，如韓昌黎先生所說：“記事者必提其要。”
因此，我在本書第一章就提到遼寧在地理上的特異性——它剛好處于幾大文明板塊的銜接帶上，并因此導致的遼寧文明的鮮明特征——種最徹底的多元型文明。應當承認，我在本書寫作時，受到亨廷頓教授“文明沖突論”的影響，這位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當代最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把冷戰結束后的世界格局分為七大或八大板塊，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后的世界，沖突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我把“文明沖突論”用于歷史研究中，把沖突作為推進歷史的一個動力因素，而幾大文明板塊銜接點上的遼寧，剛好恰如其分地展現了這一歷史進程。
然而，為“文明沖突論”提供證據，并非本書的目的。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發現超越“文明沖突論”的內容，或許這些內容，使我們可能看到“文明沖突論”的局限性。我試圖說明，遼寧（乃至世界）的歷史，有沖突的方面，更有對沖突的超越。沖突，是緣于“異”（差異），與之相比，趨同的力量，則顯得更加強大。中華文明的主線，不是因“異”而導致的沖突，而是求同。因為種族與文明不論怎樣相異，它們追求美好生活、尊重自然等理想是一致的，這使文明具有超越種族的意義，所以我說：“更多時候，戰爭帶來的卻是關于和平的消息。我們遺忘和平，不是因為和平不存在，而是因為它太過平常，沒有任何波瀾，史書中對和平歲月的記載少之又少，所以我們更加關注戰場上的歷史。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對英雄存有敬意，卻對英雄赴死的目標有所忽視。實際的情況是，與戰爭相比，和平在更大的范圍上存在著。”“在兵刃的對話之外，不同種族在這塊土地上嘗試著合作的可能，后者對歷史的貢獻更加巨大，可惜的是，他們幾乎全部被英雄們的吶喊湮沒了。”呂思勉、錢穆在各自的通史引論里，都談到“人類已往的社會，似乎是一動一靜的”，呂稱之為“生命的節奏”——“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行”，錢稱之為“歷史的風韻”，大抵就是這個意思。王家范把這一動一靜視為歷史的“要穴”。我們通常關注“動”的方面，本書也花了大量篇幅，對“動”進行描述，但我想說的是，“動”的結果是“靜”，“動”是表現，而“靜”是核心，如同“異”是形式，而“同”才是根本。
如前所述，遼寧地處東北漁獵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接觸的前沿，無論是遼西山區的紅山文化因吸收了中原農耕文化的先進因素而率先升起第一道文明的曙光，還是從白山黑水走出來的滿族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大清帝國（今日中國的版圖正是從大清帝國繼承而來），都證明了遼寧文明求同的強大沖動和它對歷史的推動力。正因如此，滿族人主導的清朝，才能建立起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跨民族共同體。這是我在本書中試圖貫徹的一條主線，所有的材料，必須圍繞它來決定棄取，而不能面面俱到。張蔭麟說：“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為詳略的通史，就是選材最合當的通史。”他列出五條選擇史實的標準：一、新異性，即“內容的特殊性”；二、實效，即對當時人群的影響力；三、文化價值，即美的價值；四、訓誨功用，即成敗得失的借鑒；五、現狀淵源，即史實與現狀的“發生學之關系”。我除了同意以上五條標準外，還可以為他補充第六條，即“歷史的情趣”，因為歷史本身比小說更加生動，我們在描述歷史的時候不能過于理性，被主線拘束住，而顯得毫無情趣。王家范在解釋通史之“通”時說：“能凸顯其意境者方謂之‘通’。這份意境，大抵就是他所說的歷史所“獨有的神韻氣數”。
這是我寫作本書的重要出發點，即在貫通性的線索和靈動的細節之上，努力表達歷史所“獨有的神韻氣數”，與歷史氣息相通，而不是如王家范先生所詬病的，“光靠史料填充版面”，“全然丟掉了‘通史’的靈魂”皿’。為此，我力求以文學的筆法，表達史學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跨文體或日跨學科的寫作，希望這種寫作方法，能使讀者（尤其是外國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感到輕松。我之推崇張蔭麟《中國史綱》，是因其既抓到了根本，講得清楚，又生動活潑，不是像許多通史一樣從概念出發，充滿條條框框。王家范說他“很像是一位具有藝術天賦的導演，要把歷史舞臺上的人和物、時間和空間調度得活靈活現。”這也是本書致力的目標。
正因為將文明的沖突一融合這一動一靜作為本書的敘事線索，這使本書在講述遼寧的時候，并不局限在遼寧，而是從一個更宏闊的視角來審視它。任何事物都生存于環境中，都通過與其他事物的關系確定自身，遼寧也不例外。如同任何一個地域一樣，遼寧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在與其他地域、其他文明的互動中存在和發展。我們已經習慣于把一個敘述對象剝離出來，沉溺于對它的微觀研究，這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足以使我們看清我們面前的事物，有時我們退得遠一點，反而使事物的形象更加明晰，使它與周圍事物的連動清晰可見，那時，我們看到的將不是一個死的標本，而是一個活的生命體。將遼寧的歷史和文明放置在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大的參照系中去，使本書獲得一個更加立體的維度，是本書的追求之三，也是我一貫堅持的寫作路線。我曾經為中央電視臺創作的大型紀錄片《1405，鄭和下西洋》，以及從世界視角觀察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散文《紙天堂》等，都遵循這樣的寫作方向。遼寧是從中國肌體上取下的一個切片，我們無法孤立地談論它。談論遼寧，就是談論中國；談論歷史，就是談論現在和將來。
即使從具體操作層面上講，這項工作也是困難的。資料的缺乏，就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難題。沒有一套現成的資料，遼寧省也從未編纂過通史。一切需要從頭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說，搜尋史料的工作，比寫作本身更加艱巨。好在有著名作家王充間先生、宣傳部孟繁華副部長、丁宗皓先生等給予極大支持，加之我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訪問學者期間，在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以及胡佛檔案館搜集的資料、記的卡片以及翻拍的一些圖片，在本書的寫作中居然也派上用場。
除了這些資料外，我在本書寫作中，還利用了一些前人的成果，包括老一代遼寧地方史學者的成果，尤其注重西方漢學家的學術成果——費正清、麥爾法夸爾、魏斐德、史景遷、特里爾、施拉姆等，都對中國有深度觀察，我想這既有利于增加本書的視角，也有利于外國人對本書的理解。
毫無疑問，本書自始至終滲透著寫作者的個人立場。這是我在寫作之初就堅持的。我是觀察蘋果的無數學生之一。本書可以被視為我對遼寧的個人化解讀、一個有關地域歷史的個人讀本，或者，一篇超長的歷史文化散文——它并非純粹的史書，我試圖把它塑造成一個結合了歷史、文學和學術的綜合文本。
盡管離開故鄉多年，但我畢竟在遼寧出生、求學、長大。我愿把本書作為我對故鄉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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