彳亍躓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

葉啟政出生在日治時期末年的新竹，在肅殺的1950年代就讀於學風開放的新竹中學，培養了對於思想、電影的興趣，並不顧家庭反對，以優異的數學成績考入台大哲學系。
大二轉入心理系，跟著楊國樞先生讀書，當時正是行為主義與實證主義當道的年代，葉啟政一方面受實驗心理學的訓練，另一方面也種下日後出國改唸社會學博士的種子。
葉啟政赴美唸書時，正逢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西方馬克思主義左派理論勃興；回台任教，則碰上台灣經濟起飛、社會逐漸穩定、但文化認同的問題與自由民主的推動則漸漸浮上檯面的階段。葉啟政以台大社會系教授的身份向政府提出建言、興辦雜誌、發表文章、集會結社，更透過教學啟迪年輕的心靈──後來許多學生在1980年代末參與學運、投身媒體、從事政治。

儘管葉啟政在台灣社會轉型的眾聲喧嘩中曾經發出議論，但他最嚮往的還是獨自一人從事思想工作。從台大社會系退休之後，應世新大學之聘，擔任講座教授，帶領讀書會，潛心著述。
透過葉啟政學生何榮幸的整理執筆，捕捉了年屆七十的葉啟政回憶過往的點滴，把這個人的生命歷程，鑲嵌進台灣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展軌跡。

葉啟政

1943年生於新竹，新竹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心理學學士、碩士，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校區社會學博士。任教於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2007年退休，現任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講座教授。

自序

從世俗的眼光來看，我這輩子沒有過什麼豐功偉業，既沒錢、沒名，也沒權，對社會，談不上有任何說得上口的貢獻。這絕不是謙虛客套的話，打從心底，我就認為自己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若說有什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話，那頂多也只不過曾經是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如此而已。我知道，許多人認為，能夠當上台大教授本身就是成就；但我可不這麼認為，因為能夠在台大當教授的，雖說未必如過江之鯽，但是從創校至今，少說也有上萬人！單就數量來說，就一點也不稀奇，何況，在台大教授中，我也只不過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教書匠，三十幾年下來，從沒擔當過什麼要職，也沒獲得什麼了不起的特殊榮譽。
人們總是認為，只有「成就者」（至少像郭台銘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寫回憶錄這樣的東西，這是世俗功利主義的想法。我認為，這樣的想法不健康。回憶一生，並不是單純為了以記流水帳的方式記載自己有過多少豐功偉業，對社會有怎樣的貢獻，可以是寫下自己對一輩子經歷的感想，讓別人當成故事來欣賞，博君會心一笑，或頂多偶而作為借鏡，參考參考。
因此，任何人都有資格寫回憶錄，把自己當成主角來說故事。

和許多人比起來，我這一輩子經歷的既算不得是歷經滄桑，更毫無曲折離奇，說不來婉約動聽的故事。其實，哪個人一生之中沒有一些波折？這麼說來，我整個生命過程所經歷的一些波折，也就不算什麼了。既然我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特殊生命經歷，寫不成可以感動的故事來吸引人們，那麼，我還想寫什麼回憶錄？理由很簡單，我只是想把對自己這一生所經歷的一些點點滴滴的感受說了出來，如此而已。
蘇珊．史都華（Susan Stewart）在《渴望》（On Longing）一書中曾這麼說過：懷舊情緒是一種沒有對象的感傷，是一種渴望，渴望那種不曾真正存在過更完美的過去。這話說得有點道理：假若回憶必然帶有懷舊情緒的話，那麼，回憶就變成一種渴望--以自認曾是事實的過去為基礎予以美化的渴望。這個被美化的過去不是真正的「過去」，而是只存在於當下此刻之「現在」的一種心理空間，它是被建構，也是被投射出來的。倘若有真正的「過去」，那不是回憶所能觸及的，因為沒有人可以完整而如實地回憶整個過去，況且，事實上也沒有必要。人們要的是讓記憶經營起來的「過去」成為一個符碼粗模，然後，隨著當下此刻的心思與情緒細細雕琢。於是，曾經可能是多麼悲悽、傷感、哀痛的經驗，回憶起來都有一種莫以名狀的美好感覺，因為，美好完整的悲悽、傷感或哀痛成就的，是一種充塞著滿足感的經驗，本質是愉悅的。這或許顯得有點自殘，也有點自虐，弔詭得很，但正是這樣正負情愫交融的心理感受，讓回憶總是充滿幻想的喜悅湯汁，卻又有「事實」作為湯底的踏實感。我始終認為，這正是生命讓人感覺得到美妙的地方，令人不得不珍惜。

我並沒有期待讀者分享著我這樣的回憶情趣，因為這需要親身體驗作為底蘊，原本就難以完全同情感受到的。寫這樣的東西，本就有為自己的一生整理出一個思緒，一個可以讓自己感動的自我感知，說著：「喔！這原來就是我的一生」，倒也未必如尼采的《瞧！這樣一個人》（Ecce Homo）那麼囂張自得。

在這兒，我並沒使用花稍、眩惑的語言，僅以平鋪直述的方式，憑著記憶，把我經歷一些事情時的心理感受說出來。因此，重要的毋寧是心路歷程，在確實的人、時、地、事、物上面，或許有時可能會有失真與誤置之虞，但這也就變得不是那麼重要了。當然，一旦有失真或誤置的地方，就實事求是的倫理立場來說，應當道歉的。這，我會做的。
我的故事確實是平淡無奇，沒有什麼明顯高低潮的起伏。作為作者，我頂多只是期盼著，萬一讀者有機會邂逅了這本書，就把它當成是一個人敘說著一些極可能同樣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然後，你看看他是怎麼感受、怎麼想著的。倘若，有幸能夠點燃起些微共感共應的分享感受，那也就足夠了。

我想寫這本書已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事實上我也早已寫了一些，總是因為許多事的耽誤，也一直以為還有時間而拖延下來。後來，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的石之瑜教授有個有關台灣研究「現代化」學者的口述歷史計畫，把我列入受訪者名單之中，在二○○九年底由朱元魁先生負責連續訪問了四次，並整理訪問稿。在此，特別感謝石之瑜教授，更是感謝朱元魁先生，忍受著長時間平淡無奇的錄音訪問，因為我有幾次看到他在我面前因疲勞、也因無趣而不自主地打起盹來。
二○一○年，稿件交到我手中後，我曾經動手修改，而且也修改了一大半。但是，一則由於忙於寫書，二則因為開刀過的頸椎無法支撐久坐的姿勢，動過白內障手術的眼睛也無法久盯著電腦螢幕，以至始終難以竟全功，而這一拖就是兩年，對石教授深感抱歉。

在二○一二年間，我曾向過去的學生、現今任職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的蘇碩斌教授提及此事，他鼓勵我早早完成，鑑於我的身體狀況，他建議我口述，然後找個人執筆來撰寫，我只負責最後的修改。我覺得他這個建議相當踏實可行，於是就找了我過去任教台大社會學系時教過的何榮幸先生執筆，何先生慨然答應，我甚為感激。於是，我把原先朱元魁先生整理出來的訪問稿（我已修改過大半的修訂稿）交給何先生參考，他閱讀過後，再重新擬定一些問題，分了許多次進行訪問，並找來邱彥瑜小姐負責把訪問內容逐句轉為文字，耗費不少心力寫出了初稿。所以，這本書得以付梓，何先生的功勞最大，十分感謝。
當然，我也感謝遠流出版社的吳家恆先生，他看得起這本書，在此整個外在環境相當窘困的時刻，仍然願意冒險出版，對我來說，除了感激之外，還是感激。

葉啟政
識於世新大學研究室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自序
前奏 一個不確定島嶼社會的不確定時代
第一章 被撕裂的土地
第二章 走上學術之路
第三章 台大社會系三十年
第四章 書生論政與社會實踐
第五章 知識份子的風骨

第一章

被撕裂的土地

活在文化夾縫中的三代人

在歷史上，很少像我或比我更年長之一代的台灣人一樣，祖孫三代剛好成長於三個不同的朝代。我的祖父生於清朝統治時期，而於日本殖民時期過世；父親生於日本大正時代，並歷經國民黨統治；我雖生於日治時代，但兩年後就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說來，台灣人數百年來的命運，就是在不斷改朝換代的文化夾縫中走向未來。
我在新竹州新竹市（也就是今天的新竹市）的北門街出生，當時日本已統治台灣四十八年，西方是一九四三年，中國是民國三十二年，台灣則是昭和十八年。兩年之後，日本戰敗，台灣被判歸給中國統治，這塊土地再度易主。

我的祖先來自中國福建省同安縣轄下的一個小村莊，至於是哪個村莊？來台之後我是第幾代？我自己都說不上來。小時候曾經在父親手邊看過祖譜，但事隔幾十年，已不復明確記憶，如今這本祖譜更是不知去向。若真要追查，其實並不困難，但我的親屬觀念和鄉土認同感並不是那麼強烈，實在沒有追問的動機。
日本人統治台灣後，給當時的台灣居民（特指由中國移民來的漢人）一段時間，讓他們想一想自己的去留：一、自由離開台灣；二、用外僑（即清國人）的身分繼續居留；三、以日本子民的身分，做為新領地的人民。
當時大部分台灣人選擇了第三種身份，因為他們早已在此地生根，異鄉已經成了故鄉，不願再次離鄉背井，面對更多不可知的命運。我的祖父葉文游就是如此，他向現實妥協，選擇繼續居留在新竹，安心當起順民，也讓後代變成日本人。

但是，還是有些台灣人難以放棄原本的國土與文化認同，不願意當「亡國奴」，因此變賣財產回到中國原鄉。例如我的伯祖、前清秀才葉文樞，原本在新竹開館授課，就因不願接受日本統治，舉家遷回中國老家。他的兒子，即我的堂伯葉國煌，後來還在廈門大學中國文學系當教授。一九九二年我到廈門大學訪問時，一時興起，還向該校教授查問此事，證實堂伯確曾在該校任教過。他們問我需不需要替我查詢堂伯子孫的去向，但我並不積極，也就作罷。根據記錄，雖然我的祖父後來曾經回到福建遊歷，拜訪過伯祖，但是，看到民間種種的「慘景」，還是決定回台灣來，即使過的是被殖民的生活。倒是我的伯祖，在祖父殷勤邀請下，跟著祖父又回到新竹來，借居我家，成立私塾，重持教鞭傳授起「漢學」來。當時，新竹許多仕紳家庭的子弟都是伯祖教出來的學生。總之，祖父與伯祖的不同選擇，整體勾勒出日治初期台灣人的一種生存夾縫處境。
我的祖父出身地主階級的仕紳家庭，原本準備參加科舉以求功名，但還來不及應考，在他十三歲時，台灣就被割讓給日本了。面對新來的陌生統治者，除了做個悠閒「吃租」的地主仕紳之外，恐怕也沒有其他發揮的空間。

根據祖父留下的文字記錄和長輩描述，他天天吃的是閩南式的菜肴，喝福建茶，過著典型台灣仕紳的日子。我發現，祖父讀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書籍，如鄭板橋的詩集，《三國演義》、《聊齋誌異》和可能是當時流行的小說《花月痕》等等。總的來說，以詩集為最多，奇怪的是，卻沒看到過有四書五經之類的「嚴肅」書籍。同時，從祖父留下來的筆記，我發現，儘管他也學習日文與英文，還自學代數等等「新」知識，但是，看起來純粹是玩票性質，學得並不是那麼有勁用心。他用毛筆來記載日文與英文字母，以及簡單的代數公式，最令幼小的我覺得不可思議。
祖父雖選擇當日本順民，但他與新竹地區文人成立詩社，吟詩填詞，蒐集古玩，還曾參加報社舉辦的詩作比賽得到全臺冠軍的頭銜，接受台灣總督的召見。這一切顯得，新來的日本統治者，似乎與他的實際生活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日本文化更走不進他的世界，他還是繼續生活在滿清時代的中國文人世界之中，悠遊自在。
我的祖母名叫曾嫦娥，更是始終活在滿清時代裡。她並沒受過教育，看來應該是不識字的，直到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多年了，她過的日子仍跟年輕時代一模一樣：抽吸鴉片、到戲院看「大戲」（歌仔戲）、穿著清代的閩南式衣服、頭上依舊綁著鑲塊綠玉的黑頭巾。

一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鴉片燒起來後滿屋子的香味，稱得上一種特殊的芳香。我還記得，抽菸桿子的裝飾很精緻，桿頭部分用銀鑲著，桿上配有玉石，桿尾嘴吸的部份，也鑲有金屬片，是銀是銅，還是其他的金屬，我說不上。當時鴉片很貴，據說貴的時候，一兩鴉片就是一兩黃金，但家裡那時候似乎還付得起，因為不只祖母自己抽鴉片，她兩個外甥也跟著在我們家抽。當時，我母親告訴我，他們在家裡當食客之外，每個月我祖母還給零用錢呢。
我那時不懂抽鴉片是壞事，只知道會被送到戒勒所，日治時代雖然官方禁抽，但大戶人家送點錢給警察就可以照抽，光復後情形亦復如是，國民黨政府哪管得了那麼多，你付得起就抽嘛。有一陣子我父親也抽，還好他沒有上癮，我祖母則是上癮了。我記得很清楚，因為長期抽鴉片，她那幾根用來握煙桿的手指頭，都被薰得黃黃的。

祖母去看戲時都是包場的，以前歌仔戲團一來，一演都要至少一個月，京劇團也是如此。譬如，演出三國演義時，總是至少從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或呂布鳳儀亭私會貂蟬，一直演到關公敗走麥城或顯靈，所以大戶人家都是先訂好長期票，安排相同的位置。我祖母看戲時，一定帶著丫環，位置總是前排比較好的座位。據說，她只要看到喜歡的戲子出場，就立刻站起來，把錢往舞台上灑。大家都知道，這是葉家的四奶奶，因為我祖父先後娶了五房妻子，祖母排第四，所以叫四奶奶。而且，也因為祖母皮膚白皙，鼻子挺拔，有白種人的樣子，所以，有人稱她「阿督阿」（台語發音）娘娘。就此，我懷疑祖母那一邊有阿拉伯人的血統。我所以有此懷疑，是因為我與我大妹血液的RH值都是「負」的，而這多見於高加索種人，蒙古利亞種人可以說是甚少甚少的。

或許是受到祖母的影響，父親也喜歡看戲，不過看的是京戲（平劇）。我從小就跟著他去看，也是一看就是連演一兩個月的整齣戲。因此，有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個晚上都會跟父親去看戲。說來，那個年代的大戶人家就是這樣過日子的，這是許多與我同世代的台灣人可能不會有的特殊成長經歷吧！這個以演歌仔戲為主的戲院，離我家不遠，座落在靠近城隍廟的長安路上，當時叫新華戲院，後來，歌仔戲沒落，才改演電影，戲院也更名為中央戲院。經過了幾十年的變遷，現在還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新華戲院的設備是相當簡陋的。不過，到現在，我仍依稀記得整個戲院所營造的氣氛，更有一份難以名狀的溫馨懷念。一排排木頭長條椅子，椅背上方釘有一串打洞的板子供觀眾置放茶杯，開場前，觀眾可以點茶，服務員則手提包裹著一層厚帆布的大水壺，在觀眾席中穿梭著，不時添加茶水。不添水時，他則兼賣起瓜子、花生米、蜜餞零食，在我的印象裡，夏天好像也賣著冰棒之類的。所以，整個戲院倒比較像個小市集，地板一直都是散佈著瓜子殼、花生殼、蜜餞核等等，十分髒亂，但是，大家似乎都視若無睹，習以為常。

看戲時，觀眾看到精彩處時就吆喝，要求再唱一遍，或鼓掌叫好，當然，也有人跟著哼唱起來。在看得乏味時，不耐煩的，就與身邊的觀眾聊天，什麼都談。這樣的劇場場景說起來比較像個菜市場，或者說，一種嘉年華會的場景，觀眾跟演員仍然保有著一定的互動空間。這讓我想起俄國哲學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在描繪十六世紀作家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的《賈剛大與潘大魯》（Gargantua et Pantagruel）（台灣譯本稱為《巨人傳》）時所呈現的眾聲喧嘩場景。

來自西方之理性化的現代劇場，講究的是觀眾與演員的絕對隔離，演員是經營整個場域的焦點中心，因此，只有舞台上有燈光、聲音與動作等等，坐在觀眾席上的觀眾，被要求安坐在黑暗裡肅靜地觀賞著舞台上的表演，所有心理的情緒感受必須予以控制，只能在有限的適當時段才可以宣洩，而且是有限度的宣洩。在這樣的情形下，演員與觀眾基本上難有營造共感共應之情緒交流的機會。套用英國社會學家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的說法，這即是所謂「文明化」的現象。我幼年所經驗像菜市場或嘉年華會的劇院場景則不一樣，我們看到的劇院比較像是一個營造人們互動的空間介體。人們到劇場看戲，說來比較像是一個名義或藉口，重要的是，藉著劇情故事、演員的演技與唱工、佈景、觀眾席的安排等等，讓人們有著營造某種程度之共感共應之情緒交流的機會，得以陶醉在眾聲喧嘩的感應氛圍之中。這體現的是人類的初始社會常見到的集體亢奮與感應的場景，一切沒有明確的分化，也不需要、不希望是分化的。讓整個情境有意的混沌化，加上有機會產生情緒的共感共應，讓人有機會參與共享歡愉的遊戲，而非只是做壁上觀的冷靜「他者」觀眾。我總感覺到，這是另一種帶著原始野性的「文明化」過程，與理性化的現代劇場場景比起來，並不見得不「文明」，至少比較溫馨，有人情味，不是嗎？

祖母不只抽鴉片，還抽香菸，菸癮還蠻重的，她最常抽的是幸運牌（Lucky Strike）的香煙，不過，有時也抽駱駝牌（Camel）洋菸。我後來到美國讀書時才知道，駱駝牌在美國香菸裡面口味算最重的。其實，在那個時代裡，女人抽菸是少見的，甚至被認為是不正經的。我祖母出身並非紅塵，雖非書香名門，但至少也是小家碧玉，何時染上抽大煙與香菸的習慣，我就不知道了。後來，我發現，有一個姑姑（父親的姐姐），還有外祖父的兩個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婆）也有相當大的菸癮，或許，當時，這是富家小姐的時髦表現吧！這，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我那兩個姑婆，倒是當時新竹赫赫有名的兩隻「黑貓」（台語發音，即相當時髦的小姐，男的則稱為「黑狗」）。

當年家裡來來往往的人很多，不時有食客，這恐怕是當時之「大戶」人家常有的情形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福州婦女常到家裡來兜售玉石、鐲子、朝鮮人參、中國藥材等等。她來的時候就會叫我一聲「小少爺」，總是在家裡磨蹭一大陣子，甚至晚上會安哄我入睡。諸如此類生活上的小事，如今回想起來，總叫我內心起了一種難以言狀的奇妙感覺，有點古典，像《紅樓夢》中描繪的場景。

祖父在四十四歲那一年的端午節（後來也是詩人節）當天，到十八尖山去作詩，回來吃過一顆大粽子，即因為腦動脈破裂，隨即過世。當時父親才三、四歲，我自然是從沒見過祖父的。祖母則活到五十多歲，晚年眼睛因白內障而致失明，她整天坐在大床上，常常要我過去摸摸抱抱，口中總叫著我這個長孫「金孫」。祖母過世時，我八歲左右，已經有足夠的記憶，至少可以從她的身上，拼湊出祖父母那一代台灣人活在兩種文化夾縫中的一些零碎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