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簡體書）

身為“炎黃子孫”的我們，是否曾經想過，
究竟什麼是“中國人”？
為什麼我們自稱“炎黃子孫”？
華夏民族是如何形成的？

增訂本內容說明 / 1
序論一 什麼是中國人 / 1
序論二 “什麼是中國人”再思考 / 9

第一部分 邊緣與內涵

第一章 當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 / 5
客觀論指出族群可被觀察的內涵，主觀論描繪族群邊界；根基論說明族群內部分子間的聯繫與傳承，工具論強調族群認同的維持與變遷。
第二章 記憶、歷史與族群本質 / 18
我們主要探索的並不是過去的事實，而是古人為何要以文獻與文物來組織、保存某種記憶，也就是探索古人的“意圖”及其社會背景。
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 / 32
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文化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人們需要強調自身的族群特徵。因此，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

第二部分 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

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 61
東方的漢帝國成為中央化、階層化的世界；西方河湟地區則是各部落分散化、平等化的世界。於是，對華夏的中原帝國而言，一個人類生態的、社會的與意識形態的“邊緣”已經形成。
第五章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 77
長城的建立，可以說是北方華夏諸國對於擴張資源的需求與保護資源可能付出的代價二者之間的折中選擇。長城代表了這時華夏願意積極保護資源領域的北方極限。
第六章 西遼河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 100
此時本地華夏與非華夏間的人類生態邊界已經形成。這個變化的關鍵有二：一是燕山以北與遼西地區人群的全面遊牧化，一是南方“華夏”的形成。這兩種力量相激相成。

第三部分 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

第七章 華夏邊緣的形成：周人族源傳說 / 131
在周人克商的過程中，事實上姬周率領的是一個“西土之人”軍事同盟，其中包括“戎”。
第八章 華夏對西周的記憶與失憶 / 157
西周銅器銘文所留下的周人記憶，與戰國至漢初時華夏對西周的集體回想之記憶，這兩種記憶間的“差距”特別能反映華夏（與華夏邊緣）形成的時代變遷。
第九章 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的故事 / 171
現在，江蘇一帶的人毫無疑問是華夏。但是在戰國以前，這兒的人曾被華夏稱作“荊蠻”。春秋時期，蘇南吳國的王室曾假借華夏祖先而成為華夏，這便是蘇南地區人群華夏化的重要關鍵。
第十章 華夏邊緣的漂移：誰是羌人 / 194
“羌”並不是代代住在中國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華夏心中的一種華夏對西方異族的“概念”。這個概念表達著“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
第十一章 漢人的形成：漢代華夏對四方異族的多元意象 / 214
由於華夏空間與人群的擴張，華夏心目中的異族概念（華夏邊緣）便持續地向西方、西南、南方與東南方推移。

第四部分 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

第十二章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 / 244
傳統華夏邊緣之“蠻夷”成為“少數民族”，與今為“漢族”的華夏共同構成中華民族。這便是我所稱的近代“華夏邊緣再造”。
第十三章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的微觀過程 / 255
黎光明、王元輝的報告中記載了許多瑣碎的事件，矛盾的民族認同與人們駁雜的社會角色，真實呈現了在民族識別分類之前本地各族群間不確定的、模糊的民族與文化邊界。
第十四章 一個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 / 280
近代北川山間居民由“羌番”﹑“漢人”成為羌族的變化，在長程華夏邊緣歷史中有其特殊意義——非漢族群不再是受汙化的“蠻夷”，而是值得驕傲的少數民族；邊緣地帶資源匱乏所造成的族群內外之衝突與暴力，也在國家及民族體系之資源分配下得到緩解。

結語 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 307
對一個“歷史”的指責、糾正與爭辯，不如將之視為“歷史記憶”而去理解它產生的背景，歷史書寫背後的資源情境、社會認同與個人情感。這種理解，必有助於解決歷史爭端背後的認同爭端，及更理性地解決人類資源分配、分享的問題。

什麼是中國人？
中國人，無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除了居住在中國大陸的13 億人外，在全世界還有數千萬人被認為或自認為是華人或中國人。然而，究竟什麼是中國人？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甚至也困擾著許多“中國人”——尤其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中國人。
在美國，兩代之間對於中國人或華人認同的差異，經常是華裔家庭的夢魘。許多年長的華人始終難以明白，為何他們的子女要否認自己是“華人”。在東南亞，雖然常受挫于自己的華裔身份，許多家庭堅持華人認同已有數百年歷史——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對此最激烈的爭辯，或者說“中國人的定義”受到最嚴厲的挑戰，可能發生在十餘年來的臺灣。由於統、獨之政治爭執，在這兒許多人辯論，更多人困惑，到底他們算不算是中國人？
在本書中，我將詮釋“什麼是中國人”。以“中國人”為研究對象，我的野心是建立一個族群理論來詮釋一般性的人類族群現象。基於對族群現象的瞭解，我相信，一個族群理論如果能回答“我們是誰”，這一定是個有問題的理論。事實上，現代族群理論希望解答的問題是：“為何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因此，我希望透過對“中國人”這個族群現象及其本質的認識，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人們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或美國人），為何有認同矛盾或認同變遷。

溯源研究：中國人的起源
研究中國人的本質，在傳統上可由許多方面著手。在當代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研究方面，體質人類學家研究現代中國人的體質，生物遺傳學家研究中國人的基因，語言學家研究中國各地方言，而社會人類學家也在許多典型的中國聚落中做研究。這些研究，事實上已假定研究對象是“中國人”，因此它們只是描述“中國人”，而並沒有回答“為何他們是中國人”這樣的問題，甚至常因為沒有深究後一問題，而使得其研究結果扭曲。
另一些學者熱衷於“歷史溯源”的研究，他們認為必須從根本上深入瞭解中國人。所謂“從根本上”，就是溯其本源；探明了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本源，就解答了“什麼是中國人”。因此，許多語言學者、體質人類學者、考古學者、歷史學者，由中國人的某些語言、體質、文化特徵以及歷史文獻中的蛛絲馬跡儘量往前追溯，希望由瞭解中國人的“起源”來詮釋中國人的本質。
由於學科的特殊性質，考古學者與歷史學者對“民族溯源”研究最感興趣，也因此有豐碩的成績，受到一般人的重視。但是，這並不表示學者在此已達成客觀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歷史學界，在溯源研究取向下，有華夏起源于黃河流域、其始祖為黃帝的古典一源說，有傅斯年先生所主張的“夷夏東西二源說”，有徐旭生與其他學者所提出的古代三或四個民族集團由互動而凝聚為華夏的多源說。除了這些本土起源學說外，還有主張華夏民族來自中國之外的西來說、南來說、北來說。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流行於19 世紀末與20 世紀初的“中國民族西來說”——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黃帝”原為一巴比倫部落酋長，他在西方征戰失敗後率眾奔於東方。這“歷史”當時不僅流行於國外學界，在中國也有許多一流學者附從其說。
在歷史學家關於華夏起源的研究中，考古學原被引來當作“二重證據”，後來因為考古學家有“實物的證據”以及“科學的方法”，歷史學家逐漸地對黃帝、神農、堯、舜失去信心，而考古學者成了討論這問題的主要人群。在考古學上，雖然有些學者探討中國民族的源流，有些研究中國文化的源流，但對許多學者而言這兩者並沒有多少差別，因為他們將一個民族等同于一個文化。近半世紀以來“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有豐碩的成績，但考古學者在這方面也是眾說紛紜。20 世紀60 至70 年代流行的是黃河流域中心說，80 年代以來流行的是多源頭說。張光直先生所提出的多中心互動說，將多元起源說又作了更進一步的發揮與精緻化。同時，基於各種考古學證據的西來說仍然偶爾被提出來。
無論是歷史還是考古學上對華夏的溯源研究，都有一些基本假設。首先，溯源論者似乎認為，民族是一有共同體質、語言、文化特徵的人群。該人群在歷史上繁衍、遷徙，而成為佔有一定時空的民族。因此，華夏的子孫永為華夏，溯其本源可知其流裔。其次，一個民族在歷史上的活動留下許多遺存，包括人類遺骸與他們製作的文獻與文物；根據這些材料所顯示的人群體質、文化、語言特徵，可追溯這民族的源頭。
這些對於民族的基本假設都是似是而非的。首先，從當今世界各民族現況來看，我們知道共同的體質、語言、文化特徵並不是構成一個族群或民族的必要因素，也非構成他們的充分條件。譬如，以語言來說，世界上許多民族都不止說一種語言；相反的，說同樣語言的，不一定是同一民族。因此，我們怎能以語言或其他客觀體質、文化特徵來追溯一個民族的源頭？其次，每個人的父母都有他的父母；族群溯源顯然毫無止境。目前考古學家將華夏的源頭溯至仰韶文化，那是因為他們對仰韶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甚至中石器時代的考古所知甚少。事實上，只要有足夠的資料，這種建立在器物學上的族群溯源，可以遠推至百萬年之前。這樣，對於瞭解一個族群究竟有何意義？
更值得注意的，根據文獻或文物來追溯一個民族的源頭，我們經常會陷入古人的謊言之中。譬如，我們以春秋吳國王室的族源為例。如果一些原被華夏視為“蠻夷”的東南方國君長，希望脫其“蠻夷”身份而成為華夏，或是華夏認為這些相當華夏化的“蠻夷”應該是華夏之裔，那麼他們可能共同在華夏歷史記憶中假借或創造出吳國王室原為華夏的記憶。並且，在認為自己是華夏之裔時，吳國王室貴族也在禮儀、器物上模仿華夏風格。於是，2000 多年後我們便有了文獻與考古器物“二重證據”來證明吳國王室原是華夏後裔。一群人對於自身起源的記憶，經常因現實中的期望、憂懼影響而創造、改變、扭曲，這是民族溯源研究經常遭遇的危險。
最後，不僅古人難以客觀地記憶其族源，當代研究者在研究本民族或他民族的族源時，也難以客觀地選材與分析。也就是說，民族溯源研究最大的障礙來自研究者自身的族群認同與認同危機所導致的偏見。這種偏見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起源”對於古人以及當代研究者本身都同樣重要。在本書中，我將分析這種偏見的由來及其在族群認同上的意義。

華夏邊緣研究
以上所提到的，無論是對當代中國人與中國社會本質的研究，或是對古代中國人的溯源研究，重點都在體質、語言、文化風俗、生活習慣等“族群內涵”上。在本書中，我將採取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解答“什麼是中國人”。對此，我有一個簡單的比喻：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來像個圓形。熟悉現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的讀者，自然會瞭解，這個強調“族群邊緣”的研究取向，深受挪威人類學家弗雷德裡克•巴斯（Fredric Barth）的影響。
近年來，我將之結合有關“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等概念與理論，在一些論文及通論性文章中曾片斷地表現我對“族群本質”（ethnicity）的看法。在這本書中，我希望能以“中國人”這個族群為例，更清楚地、更有體系地說明我的觀點。
在進入正文之前，我先簡要說明我對族群本質的基本觀點。首先，如當代許多研究族群現象的學者一樣，我懷疑“族群”是一有共同的客觀體質、文化特徵的人群。我認為，族群由族群邊界來維持；造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人主觀上對他者的異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對內部成員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
其次，族群成員間的根基性情感來自“共同祖源記憶”造成的血緣性共同體想像。在此，我贊同“根基論者”（primordialist）的立場：族群認同是人們從其生長的社群中所得到的社會與文化身份，根深蒂固，因而難以改變。
第三，我強調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人們為了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因此，客觀資源環境的改變經常造成族群邊界變遷。在這一點上，我贊同“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的立場：族群認同是人類資源競爭與分配的工具。
第四，客觀資源環境的改變，常造成個人或群體借著改變祖源記憶來加入、接納或脫離一個族群，由此造成族群邊界變遷，或對個人而言的族群認同變遷（ethnic change）。這說明族群認同的“根基論”與“工具論”兩者並無衝突：族群認同的根基情感來自成員共同的祖源記憶，但為了現實利益，個人或群體都可能改變其祖源記憶。
第五，由於族群的本質由“共同的祖源記憶”來界定及維繫，因此在族群關係中，兩個互動密切的族群經常互相“關懷”甚至干涉對方的族源記憶。失去對自身族源的詮釋權或是接受強勢族群給予的族源記憶，經常發生在許多弱勢族群之中。
最後，在一個族群的內部，也經常形成不同的次群體，互相競爭著到底誰對本族群的“過去”有詮釋權；因此，所謂族群現象不僅是兩個互動族群間的關係，還包括族群內部的兩性、階級與地域性群體之間的關係。在本書中，我將說明我對以上這些族群本質與族群現象的看法。在族群邊緣，人們強烈地堅持一種認同，強烈地遺忘一種認同，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見到的。這也使得“邊緣”成為觀察、瞭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因此，讀者將發現，我的目的是要研究“中國人”，但我研究的對象卻不是作為中國人核心主體的今日12 億漢族，也不是漢唐至明清典型的古代中國人。相反的，我的研究對象是處在中國或“華夏”邊緣的人。所謂“華夏邊緣”，我是指時間上的邊緣、地理上的邊緣，也是指認同上的邊緣。譬如，在華夏形成前的邊緣時間（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居住在黃土農業邊緣地區的那些人群；又如，華夏形成過程中的春秋時期，華夏東南邊緣的吳國人，他們當時由非華夏成為華夏，因而也處於華夏邊緣。
在本書第一部分《邊緣與內涵》中，首先我將介紹近三四十年來社會人類學界對於族群現象的理論探討，以及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與人類社會群體認同（identity）的研究取向在族群現象研究上的新發展。最後，在此研究取向與理論發展背景下，我提出一個“民族史邊緣研究理論”，以及與此相關的我對於歷史文獻、考古遺存與當代口述材料的看法——這也就是本書以下各章的研究基礎。
第二部分，《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在這一部分，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探討“華夏起源”；事實上，在此“起源”已有一個“邊緣”形成的問題。考古材料顯示，新石器時代晚期氣候的乾冷化使華北、華西農業邊緣的人群逐漸走向移動化、牧業化以及武裝化。我以青海河湟地區、套北地區與遼西地區為例，說明這些地區人群經濟生態的變遷過程。這些牧業化、武裝化人群在陝、晉、冀北方地區，與當地主要從事農業的人群有劇烈的資源競爭。南方農業人群逐漸自稱“諸夏”或“華夏”，視北方“戎、狄”為非我族類的異族，以此設定族群邊界，維護華夏的共同領域資源。被排除在華夏之外的北方牧業化、武裝化人群，在春秋戰國時開始全面遊牧化。
第三部分，《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公元前1300 年左右，周人崛起于渭水流域，東進打敗商人；這時周人的西方盟邦中還有一部分是相當畜牧化、武裝化的“戎人”。在這一部分，首先，我以前面提及的牧業化、武裝化人群在華北山嶽地帶出現此一人類生態背景，來解讀《史記》記載之周人族源傳說中的華夏認同以及西周時期周人與戎人關係的變化，並以此說明華夏與華夏邊緣的形成過程。其次，我以西周金文與戰國至漢代文獻中的“記憶斷層”現象，來說明因應華夏認同形成，戰國至漢代華夏如何重整其歷史記憶，因此對部分西周史事發生“失憶”。接著我說明，在華夏邊緣形成之後，隨著華夏的西向、南向擴張，華夏邊緣也逐步向西、向南漂移。華夏邊緣的向外擴張、漂移包括兩個同時並進的過程：一是華夏重新定義誰是異族，一是原來的非華夏假借華夏祖源而成為華夏。在這一部分，我以戰國至東漢時期華夏心目中“羌”（西方非華夏）的概念如何不斷向西推移，以及春秋時期華夏東南邊緣的吳國王室如何假借一個華夏祖源記憶——太伯奔吳——以成為華夏，來說明華夏族群邊緣的向外推進過程。
到了漢代，華夏邊緣的擴張已及于“華夏”此一人類生態體系能存在的環境極限，於是漢代以後，除了在南方與西南仍有些微緩慢的變化外，基本上華夏邊緣不再向外推移，因而這邊緣內的人後來也常自稱“漢人”。在這一部分中，我也說明漢代許多人群如何因為不同的原因被排除在華夏之外，由此形成性質不同的華夏邊緣。
第四部分，《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近代是華夏邊緣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此時華夏邊緣與華夏合而為一，過去被視為“蠻夷”者成為中國國族內的少數民族。首先我將說明由傳統華夏帝國到近代中華民國，以及由華夏到中華民族的近代“華夏邊緣”變遷。這是在國族主義與相關“民族”概念下，以及在支持此概念的各種新學術知識建構下，全球性政治社會變遷的一部分。我以成立於1928 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學術活動為例，說明這個近代華夏邊緣再造的過程。我也以該所早期人類學、民族學者的田野考察為例，說明這歷史變化如何發生在微觀的人與人之親密接觸、互動之中。藉此我強調，跨學科的邊緣、微觀研究如何幫助我們深入理解歷史與社會變遷。最後，我以四川西北部2000 年來被華夏稱為“羌”而今為“北川羌族”的地域人群為例，說明這樣的近代變遷（少數民族化）事實上是長程華夏邊緣歷史變化的最新階段；所有的近代“國族想像”與“文化創造”，都有其歷史與歷史記憶基礎。同時由這個例子，我也解釋華夏邊緣變遷的微觀過程；也就是，深入探究親近人群間之愛憎、情感與行為互動，以瞭解社會如何變遷。
最後，在結語《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我由人類資源競爭與分配關係以及歷史記憶與失憶，來說明以華夏邊緣界定的華夏認同如何形成、擴張與變遷；並由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的關係以及典範觀點與邊緣觀點的爭論，來說明塑造族群的集體歷史記憶如何不斷地被個人與各社會次群體詮釋與爭辯，因此造成族群本質的持續變遷。影響歷史記憶的詮釋與再詮釋的，不只是外在資源環境與族群關係的改變，也因為在某種族群關係下族群內部的男性與女性間、世代與世代間、不同社會階層間、漢化者與未完全漢化者之間，對於詮釋“過去”之權利存在爭奪與妥協。
族群現象之所以令人困惑，主要是因為影響我們思考此問題的潛在偏見不但存在於所有的“資料”（歷史文獻、報告人的口述與學術著作）之中，也常存在于研究者心中。尤其，當研究對象是有長遠歷史書寫傳統的“中國人”時更是如此。然而，借著由社會記憶的角度重新思考傳統歷史文獻，借著由考古資料探索人類生態變遷與相關的資源競爭，借著人類學對於人類“族群現象”的瞭解，以及更重要的，借著我自己——一個處於華夏邊緣的臺灣歷史學者——自身的時代經驗，相信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由邊緣角度對於“什麼是中國人”有更深入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