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的天空（簡體書）

序言：
不一樣的天空

舒 婷
平時都叫他乃賢，正式場合尊他一聲陶然，有求于他時，比方路過香港要他請吃飯，就斂手規規矩矩稱他大師兄。
常常忘記他姓涂。雖然他定居香港多年，并且擔任《 中國旅游 》雜志副總編輯，而今兼任《 香港作家 》總編，卻難得聽人稱他涂先生或者涂總。
涂總兢兢業業，版面上名家薈萃；涂先生不大有錢，因為不炒股票又不識投資加偷稅；乃賢是個賢夫良父，幫太太刷碗帶兒子上提琴課啦，對朋友也許做不到兩肋插刀，插一肋還是肯的；做師兄雖有書必贈，并非有招必教，如此藏私還經常對我生氣，板臉不過五分鐘，擺擺師兄架子而已；至于陶然，陶然可是香港知名作家，散文、散文詩、小小說、短篇及中長篇小說，一本書接一本書地出版。尤其最近出爐的《 一樣的天空 》就很燙手，竟激活文壇宿將新銳來著文推介，有點好評如潮的聲勢。
因此，現在跳出來自詡師妹的我，大有高攀的嫌疑啰？
陶然有別于其他香港作家，并非在題材、主題的開拓上多出幾招（ 有多少人寫著同樣的題材、主題？），比如移民，他集多年切膚滄桑，輕揭傷疤，其疼痛十指連心；比如商戰，雖無直接親歷，憑間接冷眼旁觀（ 常人能有幾次身歷其境？），居然借演藝圈杯水風波，照幾番丑陋的原生態，讓人倒抽幾口冷氣。但設若僅此而已，陶然可能還處于“風情卷”階段，真誠中帶幾分稚氣。
一個作家的成功，大概是將他的氣質優勢淋漓盡致到他特有的“領地”，且義無反顧地深耕細作？陶然一入道，就充分揮霍自己的潛質、內質。謙卑、柔弱地“軟抵抗”十里洋場，又柔弱謙卑地強化自己的藝術追求。無論散文詩、散文、極短篇、中長小說都自覺或不自覺彌布在一種好似綿里藏針的氣息中。根植于心源深處的溫暖色調，帶著陶氏特有印記，涂抺 《 一樣的天空 》，突顯出不一樣的聲部。
這不能不歸結作者的“心理功夫”。
從王承瀾身上，不難看到他的內向、靦腆，也領會他獨善其身的艱難。其纏綿、敏感、優柔寡斷乃至婆婆媽媽，紫色的憂郁和丁香的感傷。此番同構性塑造，得益于二者息息相關和天然轉換。他的遺傳、血脈，有多少豐富填補著主人公脾性，主人公遭際又有多少內接于他的精神、情意。綿細的心理體認，點穴到方玫神經質痛點，成為半睡半醒的“囈語”，觸到陳瑞興驕矜的脈絡，則浮現兩全其美的世故。且教其他人物氣色也多躍然紙上。
陶然筆下的中年情懷既是王承瀾的，也是陳瑞興的，甚至是方玫的。從文則對金錢把持不定甚至羨憎交織；經商又難舍知識分子臭毛病，盡管斂財有道還要滿場走著方步；有愛情沒有金錢不行，有金錢沒愛情還是不行，等金錢和愛情都有了，就要求名分，沒有名分的方玫終于遠走高飛。
咳，人到中年什么都賠不起，名利、金錢、地位、家庭，唯一可以犧牲的就只有愛情了。
香港如此，經濟快速發展的內地如此，不敢說“環球同此涼熱”，至少我們之中的王、陳、方比比皆是。陶然逼我們拋棄自艾自憐的感傷，正視無可推諉的自身弱點乃至人性缺陷。由此，讓我們面對經濟社會的壓力、誘惑、損害所造成進退維谷的尷尬，更加平心靜氣些？
小說以回溯的展開充溢著癡情眷舊，纖弱的感傷特別適合內在化的心靈細語，而剪不斷理還亂的纏綿有利于推進意識流動。誠如有些評論所言，陶然的文本風格偏向女性化，我以為正是如此這般細膩委婉堅韌入微的筆觸，方能揭開中年知識分子溫吞水的表面，進入波瀾迭起的內心。
多種獨白、情緒化心理體驗及條狀意識流，構成該小說重要特色。很難給陶然貼上這個流派那個流派的標簽，在各領風騷三五天的當代文壇上，陶然不是最前衛的，但是持久。
二十年前，初次見到陶然的不是我，而是我未嫁前的那只老藤椅。他好容易來了鼓浪嶼，我卻去了河北，擦肩而過跌足不及。這以后，三五年見一面吧，大多是我過境香港，有次還在他家叨擾了一星期。
如今，從我的天空到你的天空，不必再簽證了，乃賢。作為寫作人，雖是一樣的中年情懷，我們卻各自馳騁在心靈里那不一樣的天空下。

（載于香港《 文匯報·文藝 》1997年12月14日
北京《 中華讀書報 》1997年12月17日）


舒 婷：詩人，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福建省文
聯、作協副主席。




商業語境中的生存獨白
——評陶然長篇小說 《 一樣的天空 》
吳義勤
在近年來涌入大陸的眾多反映香港商界生活的小說中，陶然先生的長篇新作《 一樣的天空 》可謂獨樹一幟。雖然同是以商場競爭中風詭云譎、變幻莫測的人生景觀為題材，同是以揭示香港移民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的生存心態為主題，然而《 一樣的天空 》在主題的實現方式上卻蹊徑獨辟，作家對主人公生存困境的勘探不似同類小說重在對感性生存狀態的描繪和展示，而是主要借助于一種交織了主人公生存獨白、靈魂變奏以及作家對存在的言說等多重話語的獨特商業語境的營構來完成，這就使得小說旨在敞開的生存世界呈現為一種話語和“聲音”而不是“畫面”。正是通過對“聲音”的傾聽，我們獲得了進入和闡釋這部小說意義世界的可能。
顯然，在小說藝術世界內商業語境和主人公的生存景觀是相輔相成的。商業語境既是主人公商業性生存的背景和制約力量，同時也構成了對這種生存的一種闡釋。某種意義上說，這個語境本身也正是這部小說的主題和結構核心，是我們理解小說無當超越的梯階，對它的描述既勢在必行也難以回避。我們發現，矗立在小說世界中的商業語境是一個價值觀念崩坍了的語境，商業主義的游戲規則是它遵循的基本法律，而金錢和機遇則是它的核心語碼。金錢是這個商業世界的統治語匯，它主宰了商業人生的全部風景。這里，文化被扼殺了，“能夠賺錢就是英雄好漢，文化拿它干什么”；親情被泯滅了，陳瑞興自認“我縱橫商場做生意時有一個堅守的原則便是六親不認”；人性被扭曲了，“在商場上吹牛不用眨眼，不用臉紅……我不吃人家，人家必會吃我，既然沒有調和余地，我寧可當虎狼，也決不做羔羊”；道德被篡改了，沒有是非，沒有善惡，也沒有了品質和信念，合理的變得荒誕，而荒誕卻越發合理，于是“清高”和“志氣”顯得抽象、空洞，而“虛偽”和“殘酷”則顯得意義非凡，誠如方玫所言：“人是需要某些適應生存的手法，而某些虛偽，我想便正可使自己不陷于被動甚至被獵獲的危險。”金錢的力量是如此巨大的，整個世界事實上已為之黯然失色。至于另一個核心語碼“機遇”則可以說是這個商業世界的潤滑劑。由于商業式的生存完全遵循游戲規則，一切取決于命運，一切均為偶然，因此主人公人生游戲的成敗得失就全憑機遇和運氣操縱。正如陳瑞興所言：“沒有機遇，才華也只是奢侈的游戲”，實際上，他本人在商場上的功成名就也正是“憑著一份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傻氣，一份對富貴榮華向往的勇氣，還有一份莫名其妙的運氣”。此外，顛覆和消解是這個商業語境的基本運作方式。在這里，傳統的生存信仰、價值觀念、世界圖式和話語系統都已被化解得面目全非。友誼是其顛覆的第一個生存詞匯。在商業詞典里，友誼是一個陌生的闖入者，是商業法則的天然敵人，因為在商業世界中一切皆唯利是圖，“有錢賺就有友情，沒錢賺就是無情”，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友人敵人像走馬燈一樣叫人眼花繚亂”。置身在這樣的語境里友誼自然是走投無路。主人公王承瀾和陳瑞興友誼的變遷可以說是對這種消解命運的一個生動演示。占據《 一樣的天空 》情節中心的是陳瑞興和王承瀾兩位朋友的人生經歷和現實體驗，對他們現實交往和友誼歷史的敘述也是這部小說的重要內容。他們本是學生時代的密友，移民香港后也仍是關系非同一般，正如王承瀾所言：“學生時代的好朋友，最是難忘，即使心在艱難的生活道路中因備受顛簸而變得粗糙起來，但一旦回憶起單純歲月所結下的純潔友誼都會頓生柔情”，但小說開始的時候我們發現這種友誼已經受到了商業語境的強烈沖擊并瀕臨危機。陳瑞興經過多年的鉆營已經成為香港屈指可數的大富豪，“70年代他們大陸來香港的人能以我這樣的速度迅速膨脹財力的人沒有幾個”，而王承瀾卻一直只能在一家報館里當個小編輯“挨世界”。雖然主觀上，陳瑞興也很珍視這種友誼，但他卻無法突破他的商業地位對他的束縛，他對SANDY就說過：“承瀾以前既是我的知己，一個腦袋都可以交換的朋友。但現在？怕也難說。其實我主觀上并不想與他疏遠，但人在江湖呀！他有他的圈子，我也有我的圈子，彼此生活范圍不同，香港的節奏又那么快，交往自然也少，友情就淡了。”王承瀾內心里也極力想把他們的友誼保存得如學生時代那么美好，但自卑自尊的心理矛盾和惡性循環總使他無法做到在與瑞興的交往中輕松自如。他覺得：“唯有自尊尚可以與他的財富相抗衡了，而使得友情處于平等狀態。假如我已然沒有錢，連自尊也丟失了，那又要搖尾乞憐，甚至淪落為‘傍友’？”因此，他甚至連和瑞興一起吃普通一餐飯也顯得拘束。許多的時候，他們相對而坐，卻多默默無言。雖然同處“一樣的天空”，但兩位朋友生存狀態、生活方式和生命態度的天壤之別已決定了他們的無法溝通和相處。就陳瑞興來說，他對商業社會金錢至上的實用主義游戲原則可謂心領神會，因而無論是游戲敵手、周旋情人，還是決策商場、鏟除異己，他都得心應手，相反，王承瀾則無論在性格和價值觀上都顯得與這個商業社會格格不入，寫電影他遭人暗算，當編輯他被人壓制，焦慮、窘迫，捉襟見肘的困境總是陪伴著他。顯而易見，在小說的商業語境中陳瑞興和王承瀾這對昔日的朋友完全操持的是兩套不同的語碼，陳瑞興是當之無愧的商業話語的信奉者和闡釋者，而王承瀾則是這種話語的反抗者和失語者，他內心雖然也渴望和抵抗著什么，但他卻沒有能力對這個世界“發言”。話語的差異可以說也是一種最本質的差異，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他們二人友誼的消逝乃勢所必然。而愛情則是商業語境顛覆的第二生存語匯。在《 一樣的天空 》中除了陳瑞興和王承瀾的交往及家庭生活之外，愛情故事也占相當大的比重，愛情心理事實上也是小說旨在揭示的主人公生存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愛情”在這里已經褪去了它傳統意義上的詩意光環，而是以一種悲劇形態呈現在這個商業語境內。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商業社會里，“英雄莫問出處，只要腰纏萬貫，到時自然會有許多人唱頌歌”，“有錢可以打情罵俏得毫無束縛”。正因為如此，鄭乾坤、柴世方之流才可以放肆地玩弄女性，進行錢色交易，如陳瑞興想象鄭乾坤和方玫關系時所言：“錢哦，誰不知道錢的可愛。明知他只不過逢場作戲，不會投入真情，那也顧不得了，反正從頭到尾是一場交易，你出錢我獻身。”即使在“商場永不言退”的陳瑞興也在欲望的支配下冷落妻子美若，而迷失在與SANDY和方玫的私情偷歡中，“我不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而他和方玫的“愛情”在方玫眼中也無異于一場“游戲”。“我對他有戒心，也相信他對我一樣有戒心。我們在某些方面互相吸引，但卻并非全心投入，彼此小心翼翼地合演走愛情鋼繩。”如果說陳瑞興和美若的愛情病變展示了金錢對于愛情腐蝕性的一面的話，那么王承瀾和芝蘭的愛情蛻化則從反面證明了金錢對于愛情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雖然，王承瀾和芝蘭曾有過美好的愛情回憶，也有過恩愛和美好的婚姻生活，但在商業語境的壓迫之下，他們的愛情就一步步被扭曲變形了。不僅心中的熱情消逝殆盡，而且愛人的形象在彼此心目中也已是面目全非。芝蘭婚前喜歡的是王承瀾的老成持重，覺得他成熟可靠，嫁他之后卻發覺“他的這個長處慢慢變成了致命的弱點”。在日益隔膜和陌生的生活中，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目睹愛情之花的枯萎、凋謝而無能為力。正如芝蘭所分析的：“沒有面包愛情也不便于生存”，“當兩性間的神秘感消逝，當金錢的重要性赤裸裸地凸現出來，想要永遠熱戀下去，談何容易”。并且，在這個商業語境中，我們還發現，愛情在許多時候已經異化為一種生存手段，在瑞興眼中“做生意和做其他很多事情一樣，美女絕對占便宜”，而“美人計更是商場的撒手锏。英雄難過美人關，即使明知美人身后有伏兵，男子漢卻偏無法回避，即使是刀山火海，也是閉眼硬闖過去再說，至于是禍是福，早已不在話下，只是為了片刻的貪歡”。顯而易見，方玫和陳瑞興的“愛情”就明顯地烙上了這種商業化的印痕。
然而，對《 一樣的天空 》來說，其商業語境不僅在主題的實現方式上具有超越性，而且這種語境以獨白和獨白中的回憶為主的營構方式也給小說的文體形態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由于小說旨在突出主人公在商業語境中所發的“多音齊鳴”的靈魂獨白，因此，整部小說的情節和結構也就被打上了“獨白”的印記，從而呈現出心理化和情緒化的色彩。顯然就情節線索而言，《 一樣的天空 》有過去的“回憶”和現在的“獨白”兩條線索，但情節的演進和時空的變化在小說表層則毫無痕跡。小說呈現在讀者視野中只是主人公言說“獨白”的靜態畫面，很難發現情節的動作性和畫面性。小說也沒有表層的時空切換，這一切都內化在主人公的“意識獨白”里。“現在”是小說的基本時態，“獨白”在現在時態進行，而在現在時的“獨白”中“過去”的回憶開始涌現、切入。可以說，在《 一樣的天空 》中“過去”時空是孕育、包融在“現在”時空之內的。不但王承瀾、陳瑞興的生活史在“獨白”中被呈現，就是柴世方、大亨新、方玫等主人公的人生經歷也都是在“獨白”中通過“意識的回眸”而展示的。正因為如此，這部小說的故事和情節都經由主人公心理情緒的浸染而呈現出心理體驗的色彩，這樣，現實世界被替換為心理世界，小說的自我闡釋性也隨之而來，故事的原生態也從而具有了某種闡釋性。與此同時，小說的結構也完全遵循心理的邏輯，紛繁的生活場景、眾多的人物、變幻的時間和空間都脫離了現實原則的支配。“現在”的故事發展緩慢，情節似乎被凍結了，而“過去”的故事則頻繁曝光不斷穿插閃現。顯然，操縱它們的出現和隱匿的都是主人公意識的流動和情緒的起伏，這不僅帶來了小說結構的自由和彈性，也更賦予小說敘述上的生動活潑。
作為一部以營構商業語境為主的獨白體小說，《 一樣的天空 》在敘述視角上也呈現出風格，這就是敘事者的主人公化。在現代小說中敘事視點顯得非常重要，它不是作為一種傳遞情節給讀者的附屬物后加上去的，相反，正是敘事視點創造了興趣、沖突、懸念，乃至情節本身。通常的敘事視點有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兩種，第一人稱有利于坦露自我的內心世界，但他卻無法進入他人的心理；第三人稱屬于全知敘事，它可以敘述一切，也可以自由進入別人的內心，但這種視點給人以不真實感。《 一樣的天空 》采用第一人稱為主的視點但同時也插入了第三人稱視點，這就是第21章、23章對陳瑞興、方玫、王承瀾、SANDY四人海邊相遇的戲劇場景的敘述。這種在第一人稱獨白中插入兩章第三人稱敘事的方法不僅造成了小說敘述上的變幻之美，同時也有利于推動小說情節的發展和結構的變化，可以說是藝術上一舉兩得的事情。僅就第一人稱而言，這部小說也不同于傳統的第一人稱小說，它有效地克服了第一人稱無法進入他人內心敘事局限，通過使所有主人公都充當敘述人的方法，小說賦予了第一人稱視角的多重性和變調性。《 一樣的天空 》能充分、深刻地坦露和揭示眾多主人公的生存心態和靈魂波紋顯然正是與這種敘述者和主人公的一體化分不開。這樣的敘述方式一方面使小說描繪的生存圖景以心理體驗的方式呈現，從而加深了小說的心理內涵，另一方面也使小說的心理內涵更具有真實性。在小說中，陳瑞興驕傲而又自矜，王承瀾既自卑而又自尊，方玫剛強而又脆弱，SANDY似愛非愛似恨非恨的矛盾心理之所以能得到如此淋漓盡致的表現，事實上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主人公們主動的自我“獨白”和傾聽。而對讀者而言，這種獨白和傾訴又營造了一個真實的對話情境，每個主人公都以各自的聲音敞開了他們的心理世界并對我們發出了心靈的召喚。如此，閱讀變成了一次真正的傾聽，在傾聽中我們完成了對主人公生存本質的拷問和闡釋，完成了對小說商業語境的真正進入和對話。海德格爾就說過，傾聽和對話是一種真正的哲學境界，這種境界的獲得也是《 一樣的天空 》藝術成就和藝術魅力的體現和證明，它使這部小說本質上和那些以感性描寫刺激讀者獵奇心理的通俗小說區別了開來。

1994年酷暑于揚州
（載于沈陽《當代作家評論》雙月刊1994年第10期）


吳義勤，文學評論家，現為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




寂寞之舞的陶然

陳瑞琳
世上人多，大多會忘卻。但是就有某一個時刻，偏偏會記住一個人。那個人就烙在記憶里，時不時地想起，甚至思維忽然就有些停頓，然后想看看窗外，真好，與這樣的一種人活在同一時代。
那是2006年的7月，天氣卻有些涼颼颼，因為是在吉林的長春。一群（至少有一百多人吧）非要研究中國大陸以外漢語文學的人正聚集在一起，召開第十四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代表們都住在郊外，感覺人煙稀少，迎面遇到的表情多是行色匆匆。
記得是午后，我從賓館的飯廳踱步走過一樓前，忽見三兩人垂頭陪著一人，主要是那一人蹲在臺階上，姿勢很不尋常。走近看發現是香港來的陶然。陶先生的臉很有些白，讓他本來就不紅潤的面色又多了青黃，眼睛也比平日更加地深陷，嘴角卻努力地扯出笑容告訴我是他的腸胃出了狀況。我心里叫苦，看他本來就不壯實，而這種病最好的療法就是空腹，豈不讓他消瘦更快。那個下午，什么的報告都沒聽清楚，腦子里一直在聯想：陶先生一定是水土不服了，估計是這東北的粗野菜肴鬧的，陶先生祖籍印尼，如今在香江之畔，胃里面怕是習慣了精致的小茶點，這長春人的大盆子大碗怕是讓他消受不了。
翌日，大家要作鳥獸散。我卻驀然看見陶先生正端坐在一輛要去長白山天池的大巴士上，心里頓時大驚，很是為他擔心。轉念想他可能是一個很頑強的人，不到天池非好漢。不過，我心里面還是很后悔送了他一本新出版的《 橫看成嶺側成峰 》，小書雖不厚，但旅行的人多一張紙都累，何況他要上天池。
過了很多年后，那長春會上所有的記憶都模糊了，但是我卻總能想起陶然。他的因為腸胃的不適而有些抑制的痛苦表情就不斷地出現在腦海里，干脆就是揮之不去。那表情在我看來好像就是他與這個世界的關系，而不是食物與胃的關系。他的身體似乎總在面對著某種悖逆和挑戰，但他的嘴角依然能夠留給這世界足夠的笑容。我們后來的見面多起來，但是我還是忘不掉他在長春的面容，竟成為永遠的定格。
說起來，健康壯碩的人雖是讓人羨慕的，但寫作人的精血多用于心，好的身子骨就頗不易。記得平凹先生就說過他病的時候形象的思維才異常地活躍。此外，內心強大的人性格上多內向，言語也容易訥拙，這些正是陶然。舒榮大姐的文章里寫陶然是“儒雅文靜、少言寡語、笑微微的靦腆”，還真是精妙。尤其是那個“笑微微”，一展他對這個世界敬畏的關懷和寬懷。他自己曾說：“陶然二字本身含有陶然快樂的意思，我并不是一個快樂的人，但我希望自己是。”
一個好人內心的強大主要是來源于他心中與生俱來的大愛。在陶然的心里，顯然蘊藏著很多愛。只是他把這愛一層一層地分給了三處：一層是這個世界，一層是這個世界的人，一層是這個世界的文學。在我看來，一個真正愛世界的人，才能看到這個世界最深處的黑暗。所以在陶然身上，明顯地融合著溫暖靈秀與陰郁憤激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
喜歡那句話：“用文字打敗時間。”關于陶然，我倒是覺得他是在用文字完成他所有的愛戀。詩人，散文家，小說家，編者！這么多的身份，需要的是一種怎樣強大的力量，需要儲存多少不同尋常的“愛”。這種愛不因環境而改變，不因年齡而消減，正如他喜歡的那句雨果的詩：“你沒有那么多的死灰能撲滅我的靈火，你沒有那么深的遺忘能吞沒我的愛情。”
通常一個順遂的人，愛的力量反而脆弱。另外的一個奇妙結論則是一個具有太多愛的人與這世界的關系又常常是緊張的。所以說，一個好的作家，其實是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的，也可以說就是永遠地“水土不服”。但是陶然的心里有足夠的愛，讓他對這世界不厭不棄。無論漂泊與蒼涼，都如東坡的詩：“一蓑煙雨任平生。”
陶然，在上個世紀中葉的紅色風暴中從南洋來到凜冽的北京，最后又在大時代的無奈中移植到香港，這期間的人生經歷何止是失落與失望？對此，吳義勤先生有這樣精彩的概括：陶然的“前朝是對北京的那種政治的無情，后朝又是要面對香港商業社會的無情”。陶然，這個注定了生命軌道總是逆行的人，唯有文字才能最終化解他生命之軀的切膚之痛。
話說陶然，就不能不說香港的文學。
當下的中國文學，正有兩個“異數”，一個是臺灣的文學，另一個就是香港的文學。這兩個地方跟中國大陸很不一樣，因為不一樣，從而具有了文化參照的意義。臺灣，在經歷過西風洗禮之后，在螺旋上升的意義上保存了中華文化。香港，在經歷了殖民時代之后更多地靠近了物質的西方。正因為此，很多人以為香港的傳統文化有缺失，其實不然。香港的文化表面上看起來不中不西，這正是它的奇妙所在，妙就妙在它什么都能存在。
記得黃萬華教授就說過，香港文學的特征是一個“雜”字，而且是“混雜”中的“豐厚”。我想，他說的“雜”，就是包容，左的、右的，中的、西的，新的、舊的，雅的、俗的，鄉村的、城市的，現代的、傳統的，本土的、外來的，殖民的、反殖民的，等等。但這些彼此的特征界限又都是模糊交錯的，并不成流派。所以歸根起來，香港的作家是更看重自己的個性，如同斑斕多彩的“沙拉”，誰都不同，各有各的顏色。
1999年，我去香港，雖然只有三天，感受卻非常深。第一天走到尖沙咀，遠遠看見垂下來的巨大條幅，是一個云集世界大師的畫展。小小香港，卻一直在追尋著文化上的尖端。再看它的文壇，表面看來是“雜”，其實也是各家的極致。僅僅說我喜歡的女作家，言情的有亦舒，商場的有梁鳳儀，閨秀的有林燕妮，影視的有李碧華，真是個個都站在尖端上。更不要說舉世無雙的武俠金庸，以及那筆力千鈞的散文大師董橋。
不過，相對于中國文學的洪流巨波，香港的文學還是感覺“輕”了一些，這“輕”的另一種說法就是不夠“沉重”。或許是因為土地本身的狹小？或是因為人與人的距離太近？總之，在香港的文壇上執著于現實主義批判（不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小說家數目上的確有些少，至今亦未能形成創作主體的大格局。早年有老作家劉以鬯等開荒耕耘，但步其后塵者實乃寥寥。于是，在這樣的空山峽谷之中，我們看見了女作家西西如俠女般的獨行，又看見香江之畔三十多年一直在寂寞之舞的陶然。
面對“香港文學”的“多元共存”（袁勇麟語），陶然的存在顯然也是一個特異。無論是他早期的“移民故事”，還是他后來的“香港故事”，無論是他作為“外來”的作家，還是作為香港文壇現實主義流派的火炬傳人，他的創作，在宏觀的意義上為香港文學注入了現實批判的價值潮流，微觀的意義上則是提供了關于人性奧秘的精神思考，即劉俊先生所概括的“現實批判”和“人性表現”。而我更以為在陶然的作品中，現實的層面其實只是一個載體，陶然小說的深層價值則在于他對人性奧秘的重要發現，而不僅僅是“表現”。
陶然，這個本名叫涂乃賢的廣東人，出生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73年移居香港。他已經出版的小說作品計有《 追尋 》、《 與你同行 》、《 一樣的天空 》、《 旋轉舞臺 》、《 平安夜 》、《 蜜月 》、《 紅顏 》、《 心潮 》、《 歲月如歌 》、《 連環套 》、《 窺 》等等。其中，長篇力作《 與你同行 》（1991）和《 一樣的天空 》（1992），歸根起來，表達的都是他身心放逐的精神痛苦。
早先讀到陶然的長篇《 與你同行 》。這簡樸的書名，感覺就是非你莫屬、為你而活的至情至性，讀進去真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小說里的華僑子弟范煙橋從香港去北京參加母校校慶，最想見的真就是當年的青蔥戀人。這小說我一直看到結尾，那個叫章倩柳的女子終于還是沒有出現。評論界都說這小說表現了時代風云對普通人命運的影響和沖擊，其實卻不盡然。人生原本就是一個失落的過程，在哲學的意義上，失落其實比失望要美好。還有，人的生命只有在年輕的時候負過情傷，才會真正成熟起來。《 與你同行 》的更深含義是在給我們看兩個經歷風霜的蘋果，一個正在遠去，一個由青澀變為酡紅。
陶然在1996年創作的《 一樣的天空 》，題目就很意味深長。所謂“一樣”，其實是不一樣。如作者在扉頁中寫道：“書中的三位主人公畢業于北京同一所大學，先后來香港謀生。十年后，在一樣的天空下，卻展現了不一樣的人生：陳瑞興從打工仔變為商界富豪，王承瀾仍是靠筆度年的寒士，而當年大名鼎鼎的紅衛兵首領方玫卻做了陳瑞興的情婦……”但是，小說中的這一輩南來移民的甜酸苦辣，故事很激烈，在陶然的筆下，卻是寫得相當節制。他的本事就是把再深的痛苦也能處理成行云流水，仿佛是跳出了萬丈紅塵，然后悲天憫人地娓娓道來。
近來讀到他的《 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 》，這個中短篇集不僅嚼起來有生活的勁道，而且因為洞幽人心，咸腥的味道之外更有詩學的境界。王鼎鈞先生把陶然的這批創作絕妙地概括為“壓力文學”，稱他的這些故事是“壓力下的完卵”，比如那個《 身份確認 》里的倒霉女人，《 旋轉舞臺 》里的歌星，《 碧玉巖 》里的詩人，《 連環套 》里的一群男女等等，告訴人們活著就是戰場，也即情場，所有的人都在欲望的陷阱里廝殺。
說到“詩學”，陶然在《 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 》里借著紫霞說出了一段話：“人在本質上都是寂寞的。你沒有辦法解決別人的寂寞，別人也沒有辦法解決你的寂寞。所有的寂寞，歸根結底，還是要靠你自己去面對去解決。”小說中的男主人公蕭宏盛的寂寞其實就是“人”的寂寞，“他只是獨來獨往的匆匆過客，沒有回頭的望眼，也沒有送別的揮手”。他的分不清是離別還是告別，是逃離還是掛念，最后只有在“天外的歌聲”里，讓人間的一切遠去。這個境界讓我想到一個哲言：當一個人的生命將要結束的時候，他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問自己究竟是否真正地愛過。還有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是一個年輕人問著一個老人：“你都這么大年紀了，還會想到愛嗎？”老人在撥著一堆燃盡的灰，說：“你看！”那灰燼的里面竟還是紅的，吹一下，依然熱浪燙人。年輕人明白了！
在陶然的小說中我特別癡迷的是那篇《 碧玉巖 》，里面的故事，用鼎公的話：“此情此境，在任何小說中都會發生一些激烈的動作，這里卻什么也沒發生。”但字里行間卻處處充滿了“性愛”的張力。這小說表達的主題不是“愛情”，而是“曖昧”。“曖昧”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美學概念，這是一個不明確的精神境界，是一個可以向往可以探索可以等待的世界，這個世界在“知”與“不知”之間，所以是一個充滿感覺的世界！這樣的一種曖昧情懷，高就高在它是“形而上”的，是屬于“人”所特有的一種詩意的本質。可惜這種“人”的詩意本質在現在的人間已經越來越淡化，“人”的行為方式更接近“動物界”的目標與快捷。這讓我想起了莫言的一段話：“交通的便捷使人們失去了旅游的快樂，通訊的快捷使人們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過剩使人們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們失去戀愛的能力。” 《 碧玉巖 》的意義，就是想告訴我們愛是一種感覺，是一種能力。
陶然的小說，從整體上看，雖說融匯了移民、商戰、情愛等等諸多的香港文學的基本要素，但卻不是“香港的文學”所能概括。他的作品，其中深厚的歷史背景，共和國的世紀風雨，更有對現代城市商業文化的本質揭露與批判，都具有著超越性的意義。他是“入”香港的，又是“出”香港的，猶如“入世”與“出世”的共存。他要寫的人，既是“香港人”，又不是“香港人”。所以，我并不認為香港的作家就一定要寫香港，如同莫言要寫高密、賈平凹寫商州、陳忠實寫關中、王安憶寫上海，一個作家跟自己的土地太親近，也會渾濁了他原本高遠的天空。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應該是一種“距離”的藝術，能“入”再“出”，香港才會誕生真正扛鼎的作家。
陶然小說的“入”，是他以“香港的故事”為體。談到“出”，則是他最終的訴說升騰到了人的無奈和困境。這種無奈，有現實的逼迫，有人性的桎梏，更有理想的光芒。如果說陶然的小說還有不足，在我是覺得他的想象力噴發還不夠，缺少一種天馬行空的大氣概。對此，我們并不能給以翹首的期盼，因為任何一種特質，都有辯證的兩極，深度可以有力度，但肯定要失去它的某種寬闊。
這些年，我是先被陶然的散文吸引，之后才進入到他的小說世界。在散文的世界里，陶然是在耐心而謙和地講意味深長的道理，他的小說，卻是向這個世界吐露并訴說著自己內心的秘密與呼喚。關于他的散文，那是另一個沉重的題目，里面所蘊藏的精致溫和的氣息，常常將我熏染如醉。陶然在小說里不能明白說出的話多在散文中說出來，他的撫掌嘆息，他的漂泊之痛，他的風物感傷，他的歷史詠嘆，現實暗戀，統統都流瀉在他的筆端。
任何一個地方的文學都會有兩種風景，一種是本地人的風景，一種是外來者的風景，文壇亦然。正是因為有這兩種風景的交相輝映，文壇才如活水般充滿生機。香港的文壇，正如陶然主編的那份自1985年創刊的《 香港文學 》，琳瑯繁華之中，始終有一脈來自地心的清流，頑強地流淌著，慷慨地滋潤著，默默地指向遠方。

（刊于《 香港文學 》，2012年12月號）



北往南來漂離筆——陶然

廖偉棠
“南來作家這個名字現在簡直帶點原罪的意思。”陶然皺眉說道。
香港文壇中提到“南來作家”（即從內地來港的作家），莫名總帶點貶義，似乎總不如“土生土長”來得響亮，而且這個名字下面籠罩了一大群不同風格、水平的人，率為武斷。與陶然見面，剛坐下他就說：“南來作家這個稱呼其實我一直不是很認同。”——即使中港研究者都這么定義他，有的還把他作為南來作家的代表，即使他已經來港三十八年。但無論是內地文學史書寫的熱衷關注，還是本地讀者的有意無意忽略，陶然那一代南來或南遷作家，他們的作品和他們的經歷都是其時代的另一種腳注。
相對于“南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的“北往”，他最初是從印尼去的北京，才又從北京來的香港，如此南來北往，決定了他的作品中的流離之味。雖然說話還帶著一點點口音，陶然其實原籍廣東，但他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市出生長大，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一如我們所知的彼時華僑知識家庭，他和他的家庭都被卷入歷史的諸多誤會的波瀾之中……
陶然的外祖父據說四十年代在雅加達親國民黨報紙《 天聲日報 》任社長，五十年代到香港，遂被統戰回國，結果回國一年就因為土改被斗，在拘留所內含冤自殺。但這件事沒有影響其后十年在萬隆的左派學校學習的少年陶然，他相信國家在變好，每天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閱讀《 人民畫報 》，學得流利的普通話，并且耽讀《 青春之歌 》、《 林海雪原 》等從萬里之外漂流至此的革命文學。終于1960年的一天，他的母親無奈地對他說：“既然你這么愛國，你就回國讀書去吧！”母親并不認同共產黨，她的考慮，當然還有印尼日益高漲的排華氣氛，少年陶然尚未了然日后的恐怖，只是為能夠回國建設而興高采烈。
印尼風情沒有給陶然日后的創作留下太大影響，他的心一早飛到北方去了。陶然和哥哥、兩個姐姐來到廣州，哥哥因為超齡留下在廣州務工，陶然和姐姐因為對廣州的失望和對北京的向往，堅決要求赴京。“廣州碼頭飄滿萬國旗——都是市民晾曬的衣服。在街上問路竟被隨意指點到反方向，在巴士上說下車，售票員呵斥應該說落車（粵語）！”敲鑼打鼓被歡迎的華僑子弟，進入廣州市內遭遇了一片混亂，這落差至今說起仍然覺得不可思議。
坐了三天三夜火車，膽粗粗的陶然來到幾乎舉目無親的北京，就讀于天安門旁邊的北京六中——清朝的吳三桂馬房，天子腳下卻好不逍遙。“相對于廣州的破落，北京的建筑雖然也灰，但氣派大多了，大馬路大建筑，印尼也完全見不到。北京的文化素質更是比廣州高很多。”
但政治氣氛北京也濃厚得多，書迷陶然發現找不到太多想看的書，“頂多是楊朔、劉白羽等官方作家作品，解放前作家只有魯迅的書，連錢鐘書都沒有，甚至《 紅與黑 》都看不到。”他對看不到《 紅與黑 》耿耿于懷，“十九世紀的浪漫小說，不過因為故事中于連和市長夫人的私情而被害怕有負面作用，成為禁書。”
“那時只好拼命去看電影，都是社會主義電影，當時還是困難時期，物質上吃不飽，精神上也饑渴。”他的一個同學餓到去公園偷榆樹葉吃，結果被斗。華僑子弟也不敢讓海外寄東西，否則會被當作資產階級。全靠一個香港來的同學，總是偷偷叫上陶然等去全聚德吃烤鴨，“他認識那廚房師傅，一進門人家就知道他要吃什么，只是吃完他就一再叮囑我們千萬別說出去。”
上了北京師范大學，遭遇了“文革”，陶然因為特殊的身份一直“被迫”成為“逍遙派”，因為沒有紅衛兵組織要華僑子弟。唯一參與了1966年的串聯，是沙撈越礦工子弟組織的“赤衛隊”——可以說是“紅衛兵”的山寨版，從北京到武漢到廣州、泉州，縱貫下來等于免費旅游。后來一個紅衛兵組織接納了他，他也只有在別人貼大字報的時候拎漿糊的資格，連大字報都沒有寫過。
因為逍遙，更可以看書，他和幾個同學“占領”了一間空置的女生宿舍，天天躲在里面看書。“能看的書都看了，六八年的時候有一個神秘的同學來跟我說可以提供禁書給我看，條件是要用海外寄來的日本立體照片來換。他帶我去中國書店的秘密書庫買十八、九世紀外國的小說，充滿了誘惑。”立體照片和禁書，誘惑對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陶然選擇了后者。
也是那個時候，他認識了影響其一生的人：著名詩人蔡其矯。“當時崇拜詩人，五十年代初蔡其矯曾在文學講習所教小說，六十年代被下放，一個認識他的同學介紹了我們認識，于是開始通信。”其實當時明知蔡其矯已經被“打倒”，青年陶然還是堅持與他通信談文學，這通信持續了幾十年，累積數百封，直到前幾年蔡其矯逝世。對陶然影響最大的是七十年代初的一封信，蔡其矯說：“你是學文學的，為什么不拿起你的筆？我非常反感現在社會流行的文學無用論，要是換了我，即使燒成灰也要寫。”在他的鼓勵下，陶然開始寫作。
1972年分配，大學生面向農村，分配并不公平，和工宣隊天天喝酒的人就可以留在北京，這點令陶然很氣憤。他被分到陌生的江西，父親從印尼來信要他回印尼，其實當時他也對北京的政治現實清醒，“留在大陸肯定沒有希望，你的出身已經成為你的原罪。”但他走之前做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舉動，他不辭而別跑去新疆探望被分配到那里的女友，校方因此對他進行了缺席的批判。這一段亂世中的愛情故事，曾化身出現在陶然日后最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 與你同行 》中，而新疆，也因此成為他日后無數篇散文的主題，不但象征了青春的絕望愛情，也象征了青春不顧一切的自由。
1973年2月陶然獲批香港通行證，但拖到9月才來港。全因為不舍，新疆的女友又趕回北京和他惜別。政治對愛情的壓力凡人又如何化解，“在這批判斗爭的世界里，每個人都要學習保護自己。”羅大佑《 愛人同志 》唱的絕對真實，愛情中甚至要學習保護對方，“總之很凄慘，當時的感覺……她是干部家庭出身，家人對海外關系非常敏感……在當時環境下，也可以理解吧。”
陶然來到香港，卻不能回印尼，因為印尼早就規定不歡迎去過共產國家的人回流，他在離開之時已經按手印宣誓接受這個規定。于是他只好滯留香港，“從高度政治化的北京來到高度商業化的香港，落差太大了，人情淡薄馬上感到。”當時香港深陷全球的能源危機，九點之后霓虹全滅，市面蕭條。大學畢業的陶然去觀塘應聘做雜工，竟也因為不懂廣東話被歧視——“步出工廠后，聽到后面那個工頭說：車！廣東話都唔識仲想做工！”他覺得很辛酸，“我好歹也是個大學畢業生，要求并不高，不過是想當一個最低的雜工而已。”日后他的小說，充滿了那些因為身份歧視而被侮辱被傷害的人，不能說和這些實際的經歷無關。
當時陶然失業的生活，就如他的老朋友古劍的描述，頗有些離奇：“陶然還多少有海外的接濟，‘堅持’失業了兩年，去夜校補習英文。那時教育也腐敗，竟有語文教師懶到登報請人批改作文，眉批、批語，每班作文總評，一樣不少，每本一元錢。”——陶然說沒有這么多，一本也就兩毫子到五毫子。
這樣的生活方便了寫作，1974年《 周末報 》刊登了他的小說處女作《 冬夜 》，“敘述上受到海明威《 殺人者 》的影響，內容靈感則來自在一家餐廳意外遇見六中同學羅烈——他已經是當時香港著名的武打明星，所謂天下第一拳，我不敢與他相認，小說就寫了這種心情。”和很多南來作家不同，陶然來港的第一篇小說就直接寫作香港題材，而不是大陸的回憶。
“因為文學的關系，認識了后來的好友古劍，我還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和他在銅鑼灣窮極無聊，蕩秋千后閑逛，經過豪華戲院看見一個乞丐，我不禁對古劍說：將來我們不知道會不會變成這樣呢——”陶然回憶起這段日子還是唏噓，這就是七十年代大陸來港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普遍困境。幸好1975年古劍進入《 體育周報 》，“有一天在墻角邊看到不少應征信，我好奇拿來翻看。里面竟有陶然的，那時他署名梅傲霜(？)。此時正好有人辭職，就向老板推薦，他就這樣成了同事，與葉輝三人撐起《 體育周報 》。”古劍回憶里這么說，陶然補充了細節，也是活靈活現，“葉輝和古劍，加上一個叫阿球的清潔工人天天下棋，下得昏天黑地。我在旁邊寫稿寫到七八點鐘就走，他們還在下棋。”
蔡其矯依然是陶然的良師，繼續和他通信，并且鼓勵他堅持寫作、盡力融入香港社會。七十年代香港文化也頗激蕩，但陶然的性格和身份決定他沒有認識更多的同道人，諸多文學雜志、文社好像也和他無關。比如說：蔡其矯介紹他去結識舒巷城，他就寫信托《 七十年代 》轉交，與舒巷城通信許久、獲得前輩許多指點，但是始終沒有勇氣見面，直到新加坡作家林臻來港，在林臻的“強迫”下兩人才得以會面。后來陶然做時代出版公司編輯、中新社編輯，一直到《 香港文學 》編輯、主編，他才廣交文友，并且成為很多年輕作家的提攜者。
作為這樣一個南來北往作家，陶然和其他南來作家最大的不同，是我最關注的問題。陶然坦然道出：“許多所謂南來作家，他們對文學談不上獻身，只是利用文學進行交游，他們的名片上一大堆頭銜，作品卻貧乏欠缺，這形成了大眾對南來作家的負面印象，這令我覺得很凄涼——南來作家本來并非如此的，卻被他們敗壞至此。”至于不同，“我出生于印尼，去北京又來香港，漂離是我的主題，家鄉對我沒意義，人生被切割成三點。”這是命運的簸弄，也是命運的禮物吧。
經過了幾十年，陶然對香港的感情也慢慢轉變，開始對香港有了一些認同，“剛來香港對那種商業社會的人情冷漠不能理解，現在仍然不能理解。正如北島所說：金錢在很多西方國家都是一個衡量標準，但不是唯一標準，但香港很奇怪，錢成了唯一標準。我依然覺得資本主義社會是滅絕人性的，但慢慢融入香港的市民社會，覺得香港普通人的危機感可以理解，賺錢只為害怕老年時沒有保障，這并非自私，只是沒有安全感。”
“我有時會想，倘若太寂寞，倘若喧囂的市聲卷走了真誠的歌聲，也許你和我也可以在這古老的地方找到一點安慰。”這是陶然寫回音壁的一段散文，也像是說的文學本身，文學曾經這樣安慰過一個無奈漂離的青年，他亦想盡量安慰其他社會漩渦中的男女。這些樸素的情感，也是陶然作品中可貴的，也許他藉此超越了早年命運的戲劇性。

(刊于《 明報周刊 》，2011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