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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變遷視角下的明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共收集論文29篇，主要內容包括明代的歷史地位及其政治、社會、文化變遷；明代中國在世界大變遷中的位勢；明代中國的邊疆與近鄰；明代的公共觀念與社會組織建構及其變遷等4部分。
目次
一、明代的歷史地位及其政治、社會、文化變遷
南炳文 過去、當代、未來三個角度看明朝——喜悅、自豪及遺憾
方志遠 明朝百年啟示錄
陳支平 從文化傳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歷史地位
[韓]吳金成 從社會變遷視角對明中期史的再認識
商傳 晚明國家異化的歷史思考
張獻忠 救亡壓倒啟蒙——晚明至清初啟蒙思潮演變的路徑及其闡釋
羅冬陽 勢要占窩——明中葉鹽法變遷中的市場、權力與資本
趙軼峰 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論綱
二、明代中國在世界大變遷中的位勢
萬明 晚明海上世界的重新解讀——商品、商人與秩序
王日根 蘇惠蘋 隆慶開海與福建海洋區域貿易的國際化
夏維中 馮洪河 鄭玉超 南京大報恩寺及其琉璃塔在海外的影響
李伯重 萬歷后期的盔甲廠與王恭廠——晚明中央軍器制造業研究
湯開建 張中鵬 徐光啟與利瑪竇之交游及影響
龐乃明 環球大視野與晚明新思維
彭勇 從“文獻鄭和”到“文化鄭和”——近十年國內外鄭和研究評述
三、明代中國的邊疆與近鄰
趙世瑜 時代交替視野下的明代“北虜”問題
胡凡 明蒙朝貢體制與明代農牧文化融合
李新峰 明初遼東戰爭進程與衛所設置拾遺
趙現海 明前期西北地區的邊緣化與河套周邊的經營
章宏偉 《嘉興藏》的刊刻及其在日本的流播
劉婷玉 內無應援，未有能立功名于外者——由俞大猷抗倭期間的得咎、起復談起
四、明代的公共觀念與社會組織建構及其變遷
趙克生 從“木鐸宣誦”到“鄉約會講”——明代地方社會的圣諭宣講
李媛 塑像與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變遷及其原因
王劍 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考論
解揚 晚明經世類書編纂的實用追求——以馮琦（1558—1603）《經濟類編》為中心
余清良 明代“鋪”、“鏡”、“社”含義考辨——以福建地區為例
高壽仙 “行業組織”抑或“服役名冊”——宋代“團行”和明代“鋪行”的性質與功能
張金奎 明代山東地區棗強裔移民考
張兆裕 《崇禎長編》佚文述記
南炳文 過去、當代、未來三個角度看明朝——喜悅、自豪及遺憾
方志遠 明朝百年啟示錄
陳支平 從文化傳播史的角度看明代的歷史地位
[韓]吳金成 從社會變遷視角對明中期史的再認識
商傳 晚明國家異化的歷史思考
張獻忠 救亡壓倒啟蒙——晚明至清初啟蒙思潮演變的路徑及其闡釋
羅冬陽 勢要占窩——明中葉鹽法變遷中的市場、權力與資本
趙軼峰 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論綱
二、明代中國在世界大變遷中的位勢
萬明 晚明海上世界的重新解讀——商品、商人與秩序
王日根 蘇惠蘋 隆慶開海與福建海洋區域貿易的國際化
夏維中 馮洪河 鄭玉超 南京大報恩寺及其琉璃塔在海外的影響
李伯重 萬歷后期的盔甲廠與王恭廠——晚明中央軍器制造業研究
湯開建 張中鵬 徐光啟與利瑪竇之交游及影響
龐乃明 環球大視野與晚明新思維
彭勇 從“文獻鄭和”到“文化鄭和”——近十年國內外鄭和研究評述
三、明代中國的邊疆與近鄰
趙世瑜 時代交替視野下的明代“北虜”問題
胡凡 明蒙朝貢體制與明代農牧文化融合
李新峰 明初遼東戰爭進程與衛所設置拾遺
趙現海 明前期西北地區的邊緣化與河套周邊的經營
章宏偉 《嘉興藏》的刊刻及其在日本的流播
劉婷玉 內無應援，未有能立功名于外者——由俞大猷抗倭期間的得咎、起復談起
四、明代的公共觀念與社會組織建構及其變遷
趙克生 從“木鐸宣誦”到“鄉約會講”——明代地方社會的圣諭宣講
李媛 塑像與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變遷及其原因
王劍 明懿文太子陵陵祭逾制考論
解揚 晚明經世類書編纂的實用追求——以馮琦（1558—1603）《經濟類編》為中心
余清良 明代“鋪”、“鏡”、“社”含義考辨——以福建地區為例
高壽仙 “行業組織”抑或“服役名冊”——宋代“團行”和明代“鋪行”的性質與功能
張金奎 明代山東地區棗強裔移民考
張兆裕 《崇禎長編》佚文述記
書摘/試閱
如果把明朝作為一個個案，那么，這個個案向我們顯示的是：不是通過改朝換代，而是在一個政府的統治下，社會多元化和社會轉型是如何在經濟、文化發展的推動下，在與政治權力相互作用下自發地產生。而在這個社會多元化的過程中，國家主導作用是如何逐漸弱化并最終缺失，致使社會多元化沒有能夠使明代社會轉型到更高的發展階段，卻導致了社會渙散和國家敗亡？是哪些因素導致明朝政府在多元化社會形成之時“以不變應萬變”，并一步步陷于被動？
明代從洪武至正統時期（公元1368—1449年，明朝的前80年），雖然也有過“小陽春”，但大抵上屬嚴峻冷酷的時期。經過元末長時間的全國性戰爭，社會經濟遭受嚴重的破壞。經濟需要復蘇，社會需要穩定，國家權力強勢控制社會。在這個期間，曾經發生過明太祖的嚴懲貪官、濫殺功臣，以及對與明朝持不合作態度的文人實施打擊；也發生過明成祖在“靖難之役”后對建文舊臣的持續鎮壓；還發生過明英宗時期對小說、戲曲的禁止。而且，在洪武、永樂兩朝，通過強制性遷徙，將農民起義時期的“殺富濟貧”演繹為“奪富濟國”。在實施打擊的同時，重開科舉，招攬讀書人，征求廣泛的社會支持。從此，科舉成為軍功之外通向仕途的“正道”。這可視為明朝君主集權制國家建立后，民眾對政權認同的重要標志。在當時，誰能考取進士、誰的官做得大，誰就有價值。所以，讀書人的出路只盯住一條：舉業。這才是最有效最體面特別是最符合國家意志的脫貧道路和展示自我價值的方式，“仕途”和“官本位”也成了民眾公認、國家倡導的最基本的社會價值標準。
正統至成化時期（1436—1487年，50年，距明朝建國約70—120年），嚴峻冷酷的政治氣氛開始化解。隨著社會經濟的漸次復蘇，社會財富開始積累，各地城市趨向繁榮，人們對物質財富的占有欲變得強烈起來，統治者的構成也由流氓無產者演變成了社會財富控制者，國家權力對民眾的控制開始松解。于是出現了第二種價值標準：財富。誰能夠看準時機發財，那也是本事。于是，棄學經商開始大量出現。這種價值標準的發生及被社會逐漸認同，成為明代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正是在這種價值標準的推動下，徽商、晉商、江右商、閩商、粵商等“大十商幫”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躍起來，并影響中國五百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當國家財政和國家救濟發生困難時，明朝政府開始向“富人”尋求幫助，并通過授予“義民”、“冠帶榮身”等榮譽稱號，以及給予國子監的入學資格，作為獎勵或交換。這既可以視為國家承認私人財產合法化的標志，也可視為社會財富得到國家和社會認可的重要契機。從此，明朝進入仕途、財富雙重社會價值標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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