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的為人與為學(第1輯)（簡體書）

突破日丹諾夫教條主義的先聲
陳衛平
中國哲學史是任繼愈為學的重要領域。新時期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繁榮首先是從突破日丹諾夫教條主義的哲學史定義為出發點的。任繼愈在1957年1月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上的發言，可以說是二十多年后突破日丹諾夫定義的先聲。
前蘇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1947年在討論亞歷山大洛夫《西歐哲學史》的會上指出：“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底胚胎、發生、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從與唯心主義派別斗爭中發生和發展起來的，那么，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并認為亞歷山大洛夫的哲學史缺乏黨性原則的重要表現是，“各種哲學派別在這本書中是一個一個先后排列或比肩并列的，而不是互相斗爭的”。這樣的哲學史定義概括地說，即哲學史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兩軍對壘。
應當說，在新中國建立后的最初時期，任繼愈和學術界的很多人一樣，把日丹諾夫的上述定義視為指導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加以接受，并努力貫徹于自己的研究中去。據相關資料的統計，日丹諾夫的講話，在1948年1月就有了解放區發行的中文版，至1954年為止，共有十一種中文版本，總印數在八萬冊左右。據《新建設》的記載，從1949年5月到1950年3月，北京哲學界的學習座談會多次學習日丹諾夫的講話，對其哲學史定義表示完全認同，并做了很多闡發，任繼愈也參與其中。
但是，在以后的中國哲學史教學、研究的實踐中，任繼愈和其他一些學者感到了困惑：在1957年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上提出了質疑。現在翻閱匯集此次座談會的文集《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專輯》（科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可以看到收錄了任繼愈的兩篇文章《中國哲學史的對象和范圍》、《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所遇到的幾個困難問題》（以下凡引自這兩篇論文的，不予以注明）。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對日丹諾夫定義有所質疑的文章中，唯有任繼愈最明確地指出，“日丹諾夫給哲學史下的定義有不夠全面的地方。我認為，如果僅僅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當作哲學史研究的對象，那就會有以下三方面的缺點”；具體來說，這三方面的缺點是：第一，限于唯物、唯心的斗爭，偏重自然觀、認識論，就會在社會歷史觀方面留下空白，這樣中國哲學史中“有些有價值的東西本來應當作為哲學史的對象的，也只能忍心拋棄”；第二，忽視了哲學史上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斗爭，而“中國哲學史上無數的具體事例表明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經常密沏地聯系在一起的”，按照日丹諾夫定義，就無法揭示出中國哲學相當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第三，“沒有給哲學史上的唯心主義流派以應有的歷史地位”，似乎“唯心主義哲學流派的存在，就是作為唯物主義所要克服的對手而存在的”，其實，“它在中國哲學史的全部發展過程中，是不可缺少的材料。它不僅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