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格的最後20年(修訂本)（簡體書）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為陳寅恪先生後半生（1949-1969年）的傳記。 陳先生學貫中西，文史兼通，學術研究有很高的境界。他一生潛心學問，不求顯達，深為國內外學人敬重。本書根據大量檔案文獻和第一手的採訪資料，詳盡描述了陳先生生命最後二十年的坎坷經歷，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為讀者打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從陳先生的生存狀態和人際關係入手，探索了他的內心世界，並以此分析、詮釋了陳先生晚年作品的內涵，提出了不少頗有說服力的見解。 這部也許沉重的作品，能給讀者許多啟示。 本書1996年初版。此次修訂再版，作者參考了近年發現的新材料、新研究，在“時代與人”的一些節骨眼上，新注入近年治學的思考與心得，並補入當年尚未知曉的一些重要史跡。

陸鍵東，廣東南海縣人，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學者。主要致力於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明末清初史事、近代嶺南文化演進史等課題的研究。2007年，受邀為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學人。2010年，獲聘為法國人文科學之家、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以來，很快在全國讀書界引發了“陳寅恪熱”，並帶出許多話題：關於傳統文化、關於人文精神、關於學人風骨……還有陳寅恪可歌可泣的傳奇人生。此書遂成為90年代三聯的“標誌性讀物”之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修訂本）》這本書的一個好處在於作者翻閱了很多檔案，找到了原始文件，根據大量珍貴的檔案、訪談和文獻等第一手資料，在書裡澄清了很多歷史疑問。第二個好處在於，作者抱著“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寫作，從20世紀中國文化的傳承角度來理解陳寅恪，寫出一部以揭示傳主生存狀態、探索其內心世界為主題的個性鮮明的學人傳記。書中一大批與傳主有交往的各色知識分子之命運也有明晰的描寫。十六七年過去，此次再版，作者對全書做了全面修訂，在訂正訛誤之外，特別針對近年發現的新資料、新研究，做了幾十處的增補刪改，也增加了作者本人對一些問題的深入開掘。

序南遷
北平的冬日，依舊蕭瑟、落寞。寒風中的皇城默然沉寂。對於凝聚了千年燕雲皇氣的帝都來說，即使是世紀之變，也不過是在它厚厚的城牆上刻下了幾縷風霜。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冬季。1948年的北平，以它天朝的氣度，無聲地目睹著一場改朝換代的世局嬗變。事實上，外面的世界要躁動得多。西山的紅葉剛剛落盡，11月剛過去九天，東北地區四十七萬國民黨軍隊便被共產黨全部殲滅。而在此之前，這三十多個師的精銳部隊還被當局倚為“興黨興國”的棟樑。幾乎是與此同時，另一場同樣規模的大決戰，在中國的華中大平原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當很多人尚未來得及思考這場生死大決戰對人生會帶來什麼影響時，時局已如決堤洪流，一瀉千里。11月，被稱為“第一夫人”的宋美齡匆匆赴美，欲重溫六年前在美國國會大放東方第一夫人異彩的舊夢，以求美國對蔣介石援手，無奈今非昔比，竟一無所獲。12月底，國民黨另一精銳主力杜聿明集團被圍在河南永城一帶小小的陳官莊。被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壓制了半生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先後通電，乘機要求蔣下野。在接著到來的新年元旦，蔣介石極不情願地發表文告，放出願與共產黨商討恢復和平具體方法的空氣。誰料話猶在耳，陳官莊陣地在元月10日便被攻陷，徐州“剿總”指揮官杜聿明被俘。至此，五十五萬國民黨精銳之師永遠消失。十一天后，蔣介石含淚再發“引退”文告，並於當天飛離南京，隨即返抵老家溪口。短短兩個多月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歷史在高度濃縮後的瞬間釋放，顯得分外輝煌！在北平，則缺少這類戲劇性的場面。甚至槍砲的硝煙也無法驅散那無形的、無所不在的文化氛圍。其實，在1948年的11 月下旬，數十萬共產黨東北野戰軍已完成進攻平津等地的部署。12月上旬，便包圍了平津一線國民黨華北“剿總”轄下的五十萬大軍。“圍而不打，耐心等待”，與其說這是當時北平真實的態勢，倒不如說這是決戰雙方出於對文化的一種敬畏。在這個不平常的冬季，北平西北郊美麗的清華園，老早就隱約可聞槍砲聲，但實際上直到12月13 日，這所中國數一數二的大學才作出自即日起正式停課的決定。15日，清華園一帶，已成為共產黨的天下。所以，清華大學成為北平最早迎接另一個時代的地區之一。“國共”雙方對北平的爭奪，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文化的競爭。在“戡亂剿共”的數年間，國民黨軍隊幾乎場場大仗皆敗北，但有兩場“戰役”蔣介石卻似乎得分：那就是在政權臨近崩潰時，蔣介石如願地搶運出大量的黃金白銀及外匯，將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等單位的文物精品遷移台灣；另外將一批在學術上已有建樹的知識分子接出大陸。有史可查，光是1949年初經當時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搶運出的黃金便達數百萬兩之巨[1]。也許靠了這一批硬通貨，台灣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濟才得以立穩根基。故台灣國民黨人視俞鴻鈞為對台灣經濟建設有重大貢獻的人物。比起黃金白銀的搶運，“兩院”[1]文物的大搬遷與“搶救大陸學人”計劃則要早得多。遠在“國共”兩黨在東北及華中等地大決戰之時，受蔣介石旨意，傅斯年、王世傑、朱家驊、杭立武等人以“兩院理事會”名義，決定將“兩院”的文物精品悉數裝箱遷運台灣。究竟裝了多少箱？籠統的說法為五千多箱，光是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即達二十多萬件[2]。千里長途搬移，竟然一件不損，也堪稱世界文物搬遷史上的一個奇蹟。1965年台北故宮博物院開放，成千上萬件文物精品重現世人眼前。重點在北平的“搶運學人”計劃，悲壯的色彩要濃一些。當時的北平，國內的一流大學云集，時局的動盪，對於不少標榜“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學府影響不大。直到兵臨城下，危城被圍得鐵桶一般時，才出現了這樣的一幕：1948年12 月15日，一架小飛機冒險在北平南苑機場降落，集學人兼具幕僚色彩於一身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匆忙登機，從而拉開了“搶運學人”的序幕。胡適登機十分匆忙，在他城內東廠胡同的家中遺落了他數十年來與友朋間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記。他大概沒有料到，二十年後，其中的一些信竟成為他早年得意的學生吳晗的一大罪證。胡適匆匆永別北平，可見當時局勢之緊張。胡適的作用也許太大了。飛機在當天下午六時三刻降落在南京的飛機場，當時國民黨內主管文化的高官，如王世傑、朱家驊、傅斯年、蔣經國、杭立武等人親到機場迎接胡適，握手寒暄，致以慰問。胡適的風頭，令人容易忽略了這樣一個細節。這一天與胡適一同登機抵達南京的，還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以及他的一家。這位並非熱點人物的教授，竟是在這樣的局勢與情形下，其名字排在胡適之後作為社會新聞公諸眾。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在國民黨“搶運學人”的計劃中，陳寅恪足有資格第一批離開北平。和胡適一樣，陳寅恪在這個冬日離別北平，以後便再也沒有回到這塊一直令他魂牽夢縈的土地。這一年他五十八歲。距他經過八年抗戰顛沛流離生活後重返清華園不到三年。從此，陳寅恪開始經歷另一個時代的漫長人生。二十一年前，他的摯友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裡的昆明湖，他曾為王國維撰寫紀念碑文。正是在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王國維的生命在陳寅恪的筆下獲得了超越——“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1]。十九年後，陳寅恪離別北平，他將用自己的生命實踐，對人生與文化作一種獨特的闡釋。而這種闡釋，在他身後益發見其意義。六天后，也即1948年12 月21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飛離北平抵達南京。與梅氏同機抵達的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江文錦等人。對著記者，梅貽琦說“市內新機場跑道太軟，只能載重三千磅”[2]。言下之意不勝唏噓。第三日，梅貽琦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教育部長。不久，梅辭謝教育部長一職，說是未能將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運出，感到有愧云云。到此，國民黨大規模搶運北平學人的計劃擱淺。梅貽琦不願意正視這樣的現實：相當部分學人並不願意搭乘國民黨的飛機逃離北平。陳寅恪也不願意。據曾受業於陳氏門下的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回憶[3]，北平被圍之初，曾任過北京大學教授的陳雪屏，受教育部的委託數次請陳寅恪乘專機離開北平，為陳堅拒。理由倒很簡單，其時陳雪屏已任國民黨的青年部長，官方政治味道甚濃。陳寅恪之所以願意和胡適一起離平，首先與胡適更像個學人這一點有關。六年後，胡適的思想在大陸受到猛烈的批判，外人根本無法知道這位與胡適同一時代的人對胡的臧否，但從陳寅恪願與胡適同機離平這一點，則大致可窺知陳寅恪對胡適的印象。陳寅恪離開北平，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要將大女兒帶離北平，他不願意愛女更深捲入其時在北平高校學生中已成時尚的“學生運動”[1]。陳寅恪一生羈旅漂泊，幼年起便隨家人輾轉於武漢、長沙、南昌等地，十二歲便東渡日本遊歷，隨後十數年漂泊於美國、德國及北歐等國家地區，直到三十六歲才棲身於清華園。但安穩的書齋生活不過十一年，四十七歲時便因抗日的烽火再次飽受生命遷移之苦。短短八年間，他或攜妻帶兒或與友朋流離於長沙、香港、昆明、桂林、成都、英國等地。所有的流離之苦，已轉化為興亡之嘆，其體味早已超出了生命痛苦之感而具有文化盛衰之蘊。在1945年抗戰勝利即將來臨的前夕，陳寅恪寫下《憶故居》一詩[2]，有句云：“破碎山河迎勝利，殘餘歲月送淒涼。松門松菊何年夢，且認他鄉作故鄉。”詩句對顛沛流離的人生際遇表達了無限的悵然與蒼涼。再一次流離，不僅僅是一次生存的選擇，還是一次政治環境與文化環境的選擇！所以，雖然帶著弱質妻女，自己又是一個雙目失明的老人，但陳寅 恪這永別北平，相較於一些被“搶運”者，走得還是相對從容。例如比起胡適，陳寅恪不僅能將全家帶出[3]，還能將托運書籍等瑣事安排妥當，一些已經寫成的手稿還能安然帶走無遺落。這顯示了陳的一家早已慣於漂泊。“臨老三回值亂離，蔡威淚盡血猶垂。”非是文人的陳寅恪，竟在匆匆乘飛機的途中迸發出這樣如杜鵑泣血般的詩句，可見當時陳寅恪心頭悲鳴之深！飛離北平的陳寅恪，究竟想在何處棲身？永遠不甘寂寞的胡適，一離開機場便與陳寅恪告別。第三天，胡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出席了慶祝“北大”五十校慶的會議，聲淚俱下地痛說自己“乃一不名譽之逃兵”，傅斯年則慷慨雲“共產黨決不至支持長久，在其之後必有一偉大之'朝代'”[1]。同一天晚上，在南京的蔣介石夫婦便把胡適招去，以祝賀胡適生日為名與胡作了長談。二十九天后，胡適被聘為“總統資政”。其間，胡適多次往返上海、南京等地。書生縱有獻策安邦志，怎奈梟雄如蔣氏者也回天乏術，無法抹掉依附性質的一介書生又能怎樣！4 月6日，懷有萬般心事的胡適，在上海登上客輪，奔赴美國，開始了將近十年客寓美國的生活。在茫茫汪洋大海之中，和著海浪的輕搖，胡適揮筆寫下了《〈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文，內中“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即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等句[1]。五年後大陸開展猛烈的“批判胡適派”運動，遠在美國的胡適且羞且怒且自傲。也許包括胡適在內，世人大抵都忘記了1949年的太平洋上有一個書生在奮筆疾書。歷史的淵源，有時總是簡單地歸結為通俗的因果循環相報。另一位與陳寅恪有著數十年生死相知的老友吳宓（雨僧），此時正在武漢大學任教。這位與清華大學有著二十年情分的著名教授，在1946年清華在北平復校後，卻棄捨了他最熟悉的生存環境——清華園，而受聘於武漢大學。四年後在共產黨軍隊挺進江南地區的進軍聲中又西飛重慶，並在那裡度過了坎坷曲折的三十年。川蜀的萬重山嶺銷蝕了這位文學才華非凡的教授的才氣，更銷蝕了他的名氣，以至他以後三十年是在屈辱、卑微與痛苦中度過，實為人生的一大悲哀。1948年的吳宓，雖然遠在千里外的武昌，但他仍一如既往關心著陳寅恪。此時的吳宓，有機會到西安、廣州等地講學，一介書生，對時局的觀察，亦大體能辨一二。故在這年的秋天，他向南國名校中山大學舉薦陳寅恪到該校教書。吳宓此舉，並非隨手拈來之作，而是別有深意。儘管當時東北決戰“國共”兩方勝負尚未定局，但北國遲早將成共產黨的天下這一點，任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生，也能看出。由此，也可知陳寅恪晚年的一個重大抉擇，即使密友如吳雨僧事前也不知曉。陳寅恪一家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趕往上海。從此，這位學術大師的晚年，便與一個人緊緊地連結在一起。這個人，便是研治東南亞歷史的學者、前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時為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序經博士。作為中國享有盛名的教會大學之一的嶺南大學，其創辦比清華大學還要早。1888年，廣州出現了一家“格致書院”，由兩個中文名為香便文、哈巴的美國傳教士籌辦。它就是嶺南大學的前身。19 00年，書院遷往澳門，改名為嶺南學校。1904年學校從澳門遷回廣州，選址在康樂村。嶺南校園又稱康樂園便由此而來[1]。1921年，學校升格為大學。在中國高等學校的歷史上，嶺南大學有幾件事恐怕是可以載入史冊的。其一，嶺南學校最早實行男女學生同校[2]；其二，在1913 年至1916年，時任嶺南學校中國教務長的鍾榮光，遍走南北美洲各埠，在美洲各地成立嶺南學校共進會共三十多處，在華僑中為嶺南學校籌款。一分一元集腋成裘，共籌得美元將近一萬，開嶺南學校接受華僑資助的先例。正因如此，比起其他教會學校，嶺南大學保持著更濃厚的華人特色。1927年，鍾榮光任嶺大校長，實為中國教會大學中的第一位華人校長[3]。這樣的背景，使嶺南大學在二十世紀那些風起雲湧的歲月裡，能一定程度上置身於現實社會之外並遠離政治。抗戰前夕，嶺大校風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在精神上標榜有四大自由——尊重個人思想、信仰、言論與學術的自由，絕不允許介入政治爭鬥；提倡嶺南一家親的合作與互存互助的風氣。這在經年飽受軍閥勢力你爭我奪及戰爭摧殘的廣州，不失為一塊能放得下一張書桌的綠洲。這也是一塊名符其實的綠洲。向有康樂園之稱的嶺南大學，位於廣州南郊，依傍著滾滾東流的珠江。歷四十餘年的建設，校園佔地面積近一平方公里，校內綠樹成蔭，規劃井然，數十幢歐式別墅和紅牆綠瓦的教學大樓點綴其間。遠在二十年代，學校已專門請來美國的建築師對校園的建設作出統一的規劃。故康樂園具有美國大學的某些風格。踏入校園，無人不為其優雅寧靜的環境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半生走南闖北、十歲便遠走南洋、二十二歲便赴美國留學的陳序經，也對母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在1948年這個多事之秋，他幾乎沒有什麼考慮便答應了嶺大美國基金會的聘請，執掌這所南國著名的私立大學。時為1948年的七八月間。年至1916年，時任嶺南學校中國教務長的鍾榮光，遍走南北美洲各埠，在美洲各地成立嶺南學校共進會共三十多處，在華僑中為嶺南學校籌款。一分一元集腋成裘，共籌得美元將近一萬，開嶺南學校接受華僑資助的先例。正因如此，比起其他教會學校，嶺南大學保持著更濃厚的華人特色。1927年，鍾榮光任嶺大校長，實為中國教會大學中的第一位華人校長[3]。這樣的背景，使嶺南大學在二十世紀那些風起雲湧的歲月裡，能一定程度上置身於現實社會之外並遠離政治。抗戰前夕，嶺大校風已基本形成，那就是在精神上標榜有四大自由——尊重個人思想、信仰、言論與學術的自由，絕不允許介入政治爭鬥；提倡嶺南一家親的合作與互存互助的風氣。這在經年飽受軍閥勢力你爭我奪及戰爭摧殘的廣州，不失為一塊能放得下一張書桌的綠洲。這也是一塊名符其實的綠洲。向有康樂園之稱的嶺南大學，位於廣州南郊，依傍著滾滾東流的珠江。歷四十餘年的建設，校園佔地面積近一平方公里，校內綠樹成蔭，規劃井然，數十幢歐式別墅和紅牆綠瓦的教學大樓點綴其間。遠在二十年代，學校已專門請來美國的建築師對校園的建設作出統一的規劃。故康樂園具有美國大學的某些風格。踏入校園，無人不為其優雅寧靜的環境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半生走南闖北、十歲便遠走南洋、二十二歲便赴美國留學的陳序經，也對母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在1948年這個多事之秋，他幾乎沒有什麼考慮便答應了嶺大美國基金會的聘請，執掌這所南國著名的私立大學。時為1948年的七八月間。
在這個前途難卜的盛夏，很多人在惶惶不安中註視著時局的發展，這位評價自己一生“只是一個教書的”學者，此時卻以十二分的熱情，獻身於他所鍾情的教育事業。其開拓進取、絲毫不理會時局變幻而努力辦學，於今想來仍是不可思議的。受聘嶺大之前，陳序經為南開大學教務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被張伯苓倚為左右手。張伯苓自然不願意放走這位難得的人才，多次協商下，張伯苓鬆了口，答應只借給嶺南大學兩年。這一借，使陳序經留在廣東十六年，為廣東當年擁有一支國內外都享有盛名的高級知識分子隊伍立下了汗馬功勞。陳序經走馬上任那一年才四十五歲，他並沒有先到學校，而是在北平、香港等地走了一圈。這一走，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在北平，陳序經拜會了很多學者與教授。這位前西南聯大的院長，其舊雨新知遍北平。拜會的內容有兩個：一是互通信息加強聯繫；二是誠聘願意離平者南下到嶺南大學任教。陳序經的夢想是在廣東建設一所類似清華大學那樣一流的名校。五十年代陳序經與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成為朋友後曾無限感慨地對陶說，“當初嶺南大學聘請到十數名一流的教授，每個人都是我親自去請的。”此話不假。正是在這個時候，陳序經拜會了陳寅恪，並發出了邀請。但此時的北平，尚遠離戰火，陳寅恪自然沒有馬上答應陳序經。但以後的事實證明，陳序經這個盛夏的北平之行，為陳寅恪晚年的人生走向埋下了伏筆。半年後，陳寅恪與一批平津地區的高級知識分子投奔嶺南大學，至此人們才懂得陳序經有著深遠的眼光。北平與香港之行，很能體現陳序經的辦學特點：一手抓教授，一手抓經費。香港之行，陳序經滿載而歸，一個商人慷慨地給了陳校長二十萬元港幣作學校的經費，這數目在當時絕非尋常。再加上其他的資助，這位在東南亞學界有相當影響的校長便開始大展拳腳了。8月，陳序經正式到校。9月，新學年開始。新任校長第一次對全校師生作訓詞，內云，“嶺南雖是一個基督教大學，但對於學術的發展，它並無宗派之分，而注重於自由討論的精神，也許是有了這種精神，嶺南才願意去找一位沒有受過洗禮的人來主持校務，這又是中國教會大學的創舉，這是兄弟所覺為榮幸的。” [1]從這段發自內心的訓詞，大體可以探知陳序經的辦學思想，那就是“注重自由討論的精神”。九年後，中國大地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時為中山大學副校長的陳序經撰《我的幾點意見》，認為搞學術“要有優容雅量，否則學術就很難有顯著的進步” ，“假使我們把高等學校的生活，完全當為政治生活來看待，這就是把政治庸俗化”[2]。從實質看，陳序經的幾點意見不過是他一貫“注重自由討論的精神”的繼續，論調很持平。但隨後在“反右”中受到衝擊。倒是“優容雅量”一詞，正是他一生為人辦事的真實寫照。陳序經的到來，為遭受經費困擾、師資疲軟的嶺南大學，注入了一股生機。9月，畢業於巴黎大學，曾任西南聯大以及中山大學教授的語言學專家王力（了一），受聘到嶺南大學教授音韻學並兼文學院院長。王力在嶺大一直服務到1952年的院系調整為止。這裡有一段內幕小故事：王力是在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的任上受聘到嶺大的。時國立中山大學的教授薪水低微，王力受薪只有一百多元，而陳序經聘王力的薪水據說達四百多元，每月還有特別津貼，相差何止四倍。此事一時成為學界的談資。10月，第一批離平南下的高級知識分子抵達嶺南大學，陳序經盛夏的北平之行開始見效。第一批學人大部分是北平醫學界的精英，如謝志光、司徒展、陳國禎、白施恩、秦光煜等。謝志光，北平協和醫院放射科主任，是中國臨床放射學的創始人，他對放射學的貢獻，被國際醫學界命名為“謝氏位”，聲譽卓著。其他四人，全是北平協和醫學院畢業的醫學博士，俱為北平各科的醫學專家。正是這一批協和醫院的精英，連同後來抵達廣州的幾位醫學界名教授，共同撐起了在中國醫學界有相當名聲的中山醫學院的半邊天。因此，才有後來中山醫學院有“八大一級教授”的說法。其時，陳序經把這批醫學英才全部安置在嶺南大學醫學院，並且在當月馬上開課。陳序經已打破常規，何時有學人南下報到，何時就受聘上課。在1948年的秋季，嶺南大學祥氣雲集，有如一顆耀眼的明星，在南國地區眾多院校之中脫穎而出。如果就局部地區或一所學校而言，若能假以時日，陳序經完全有可能創造出一個教育事 業上的奇蹟。遠在上海的陳寅恪不一定知道嶺南大學這種新氣象，但那裡有一個陳序經就足以令人放心了。再加上從未涉足嶺南這塊土地的陳寅恪，其實對嶺大並不陌生。
1939年初，英國牛津大學特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邀請陳寅恪前往牛津做研與開講座[1]。其時陳妻唐篔與三個女兒抗戰避難，受困於香港，生活艱辛，陳寅恪遂有舉家赴英倫之念。在陳寅恪漂泊的大半生，此時命運似乎露出些許曙光，它彷彿預示著陳寅恪的中年應該有一個轉折點。但有誰知這竟是陳寅恪中年遭受一連串打擊的第一步。這年夏天，陳寅恪暫時結束西南聯大的教學工作，從昆明飛抵香港，與妻女團聚，並等候從香港到英國的船期。陳寅恪本與海有緣。他第一次睜開雙眼看世界是十二歲（1902年）那年。這年他隨兄長陳師曾第一次乘船漂洋過海到了東京，是大海將他送往異邦彼岸。這一次對海的體驗是那樣的刻骨銘心，1942年他一家乘難民船從香港回內地，在顛簸的海面上，陳寅恪對暈船的大女兒陳流求談到了這“第一次”的感受：開始也是暈船臥倒不能動，以後逐漸鍛煉出能在惡劣的天氣與船上的水手共同進餐。從此，大海便成為他漂泊人生的旅程。據1956年陳寅恪在中山大學填寫的《幹部經歷表》中本人簡歷一欄所述，1904年陳寅恪第二次赴日本，進入東京巢鴨弘文學院讀高中，次年秋天因腳氣病回國，旋進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攻讀。1909年，陳寅恪在復旦公學畢業，即再次遠遊。1910 年，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語言文學。1911年，轉瑞士Zürich（蘇黎世）大學繼續攻讀“語言文學”。1912 年陳寅恪歸國，“在上海家中自修文史學”。1913年，陳寅恪第四次遠遊，在該年進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讀書”。1915年，陳寅恪自歐洲歸國，此後三年繼續“在南京家中自修文史學”。1918年冬，陳寅恪第五次遠涉重洋求學：頭三年進入
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梵文”，至1921 年秋；從1921 年9月起，轉至歐洲“德國柏林大學梵文研究所研究梵文”[1]。十數年間，陳寅恪顛簸於海上，又豈止迢迢萬里！但在他四十九歲這一年，大海無情地成為阻隔他生命飛越的一道障礙。1939年9 月1日，希特勒德國大舉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香港至歐洲的輪船停航，陳寅恪望海興嘆。遙望香港的洋面，陳寅恪根本想不到這一阻隔首尾竟達六年之久。1939年9月的這場頓挫，給陳寅恪打擊很大，以至他在那首《己卯秋發香港重返昆明有作》的詩中寫下了這樣略帶宿命意味的句子：“人事已窮天更遠，只餘未死一悲歌。”即使是通達的文化大師，面對命運的捉弄，所能感發的也只是“一悲歌”而已。無奈，陳寅恪只好獨自重返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授課。第二年的夏季，陳寅恪再一次從昆明抵達香港，渴望著能從這裡踏上奔赴英倫的旅途。但很不幸，陳寅恪這一次趕赴香港仍不能搭上開往英國的海輪。於是陳寅恪決定停留香港，繼續等候船期。
這一停留，達兩年之久。[1]陳寅恪為何在他五十歲的時候急切希望到英國？首先，三十年代有一批中國學人赴英倫研究學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等機構發現了大量在大陸非常罕見的中國文獻，如敦煌卷子、太平天國文書等等。這些文獻的發現，為中國歷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史料，也造就了一批學者。敦煌學在三十年代的興起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畢生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證的陳寅恪，在1930年曾在陳垣所著《敦煌劫餘錄》序言中飽含感情地寫道：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今後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於將來，斯則寅恪受命綴詞所不勝大願者也。[2]1934年，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一文中曾精闢地談到“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的近世學術潮流，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3]所以，被盜到英國的中國文獻與佚籍，對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來說，當有無限誘人的吸引力。陳寅恪自亦不例外。其次，此時心髒病長久地困擾著唐篔，陳寅恪自己身體也不好，治病療疾，是陳寅恪渴望赴英倫的另一個原因。也許還有別的原因。命運偏不作美，等到1945年秋陳寅恪終於能一了心願，乘飛機輾轉抵達英國時，他的眼睛已經失明。英倫名校的漢學講席雖仍虛位以待，但英倫的名醫卻無力回天。1940年決定暫居香港的陳寅恪，不會預知五年後的人生際遇，他還在一心一意地等待海輪起航。這時，香港大學有幸請到了這位蜚聲海內外的學者任客座教授。嶺南大學就這樣走進了陳寅恪的視野。早在1938年10月，日本 軍隊在廣東惠陽登陸，不久廣州陷落[1]。嶺南大學搬遷到香港。校方與香港總督協商，港督同意嶺大暫借香港大學的校舍繼續上課。正是這一點緣分，八年後陳寅恪以嶺南大學為歸宿也就有了某種內在的因素了。陳寅恪一家12月16日到了上海，住進俞大綱家中。俞大綱是俞大維的弟弟，與陳寅恪“姻連中表，誼屬師生”，曾同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的同事。陳寅恪一直留在南京念中學的二女兒陳小彭已先期到了俞家。至此，陳的一家可算是大團圓了。但社會分裂所帶來的一些矛盾，也投射到這個多年漂泊、淒苦的家庭裡。還在北平時，陳家大女兒已經受到“學運”思潮的影響，用當年的話來說是一個要求進步的學生。這一點，與陳寅恪一向所堅持的學術應當保持獨立自由精神的觀點有所衝突。為此，陳寅恪是將他心愛的女兒帶離了北平，但兩代人的心靈並沒有很快得到溝通，時代的裂變仍將對這個家庭產生很深的影響。也許兩代人都有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一切都回復到平靜時，歷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滄桑！從12月16 日到第二年的1 月16日，剛好整整一個月時間。這一個月除了能享受到很難得的一家團聚所帶來的天倫之樂外，陳寅恪還有比較充裕的時間為未來作安排。首先去信與陳序經取得聯繫，待獲得滿意的答復之後，陳寅恪便著手準備南下；其次馬上確定上海至廣州的船期。從以後的發展來看，還在上海時陳寅恪就開始考慮將廣州作為他一生漂泊的最後一站。他不但把兩個女兒帶到了廣州，其中二女兒立即轉入嶺南大學附屬中學，畢業後升入嶺大農學院園藝系，最小的女兒陳美延則進入嶺大附屬小學[1]。而且，他一抵達嶺南大學便馬上進入角色，兼任中文係與歷史政治學係兩系教授，參加一些活動，恍如回到了熟悉的母校。1949年1 月16日，陳寅恪一家在上海乘坐招商局的“秋瑾”號客輪向廣州進發。三天后抵達廣州的漁珠碼頭。陳序經派了得力的秘書盧華煥親自到碼頭迎接。盧華煥曾在西南聯合大學工作八年，與陳寅恪及夫人熟識，數年不見，分外親切[2]。廣州給陳寅恪的第一個印象充滿了溫馨與親情。這是一個很好的兆頭。嶺南大學就在珠江邊。江那邊便是廣州市區，學校連接市區最便捷的是交通渡船。為接陳寅恪，學校派來一艘交通船，所以陳一家剛下大輪船又坐上了小型交通船。船抵學校碼頭，受到陳序經及文學院師生的歡迎。內有王力、容庚、冼玉清、李滄萍等教授。陳寅恪一家，搬進了校內西南區五十二號宿舍，其所在地又稱“九家村”。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正式開始了。

新版前言
前言
序南遷
第一章陸沉下的抉擇
第二章南土的溫情與生命的積澱
第三章晚年人生的第一輪勃發
第四章向北京關上了大門
第五章磨難終於啟幕
第六章1956年：一個罕有的春天
第七章歡樂走到了盡頭
第八章風暴中的孤寂者
第九章“今日吾儕皆苟活”
第十章哭泣的1958年
第十一章劫後餘緒
第十二章草間偷生
第十三章今宵相逢
第十四章中國學人的悲歌
第十五章一段曇花一現的日子
第十六章暮年“臏足”
第十七章今生所剩無幾日
第十八章輓歌已隱約可聞
第十九章長夜
第二十章陳寅恪之死
第二十一章身後是非誰管得
第二十二章絕響
主要參考書目

第一章陸沉下的抉擇
陳寅恪的到來，也使陳序經“一手抓教授”的計劃達到了高潮。陳序經懂得陳寅恪的價值。陳寅恪到達嶺大的第二天，也即1月20日，該天出版的《嶺南大學校報》登出了“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的消息。該報雲陳寅恪“精通十餘國文字。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壯年即享盛名……本校王力院長亦出其門下……（一九四二年）由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正教授，此為我國罕有之榮譽……陳先生以史學馳名海內外……其博學為學術界所公認。去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陳先生榮膺院士之選”云云[1 ]。這是陳寅恪在嶺南大學第一次正式亮相，評價之高，甚為少見。除了“一九四二年”這個時間及“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這一點與今人所掌握的史料有出入外，其他的評語很貼切。從陳寅恪抵粵第二天校刊即登出消息此點去分析，陳寅恪遠在上海時，陳序經已周密地安排了一切，他對陳寅恪的行踪瞭如指掌。陳序經到底以多少月薪聘請陳寅恪？從五十年代初陳寅恪填寫的有關表格所反映，陳寅恪每月的工薪分一度達到二千七百分，比很多教授高出二三倍。陳寅恪在嶺大領最高薪水是不容置疑的。1952年，嶺大數學系主任姜立夫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迫交待這樣的“問題”：他自到嶺大之日起便每月領取特別津貼港幣一百元，一直領了兩年多[ 1]。以此推論，陳寅恪每月所領取的特別津貼也不應少於港幣一百元。至此，在陳寅恪五十九年不安的人生中，嶺南大學這段校園生活，成為陳寅恪後半生為數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樂波瀾的歲月。嶺南大學的校風以及有些游離於現實政治的環境很適合陳寅恪，而陳序經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為數極少的知音式領導。命運的機緣在這位大半生淒苦的大師邁入第六十個人生的年頭，似乎開始展現它的寬容。陳寅恪有點像生活在美麗的桃花源里。看看同一時期珠江對岸廣州市的情形，對此會有更深的感受。1948年底，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分崩離析，各類機關紛紛南遷。廣州雪上加霜，社會動盪，物價飛漲，多遭受一層大潰退前夕的浩劫；南國各院校的教學秩序接近癱瘓，“反飢餓、反迫害”等罷教罷學風潮迭起。1949年1 月13日，以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孔德為首的中大教授，聯名向當局發出“因生活悲慘，要求依照最近調整待遇發薪，限十五日十二時前清發兩個月，否則全體罷考（按：即不給學生出考題、批考卷）”的警告。2月2 日，因物價上漲，員工生活陷入窘境，中山大學教授會全體教授向當時的教育部負責人陳雪屏請願，要求一次性透支3 至7 月份的薪津。3月5 日，中大教授因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從該天起實行罷教並“總請假”達二十四天。5月中，中大教授會向社會發出快郵代電雲：“懇請代總統、院長、部長准予借支生活費三個月……另每人疏散費二百塊銀元。”
最令輿論震驚的是，同在該月，中大教授在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門前掛起了“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活命大拍賣”的大字招牌，當街將首飾衣物、圖書字畫等當場拍賣，情景十分之淒涼。時人評之為這是“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醜聞……”[1]
雖是一河之隔，中山大學與嶺南大學的景況卻有天淵之別，此為陳寅恪之幸抑是時代之不幸？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尚未完全熟悉嶺表風物的陳寅恪，已開
始將全副身心交給嶺南大學。第一次透露陳寅恪即將授課消息的是1949年4 月20日出版的《嶺南大學校報》，在“下學期各院系開設科目”中，有這樣兩欄——中國文學系：白居易詩；歷史政治學系：唐史。此兩課程為陳寅恪所開無疑。嶺南大學的歷史專業一向很弱，沒有獨立的歷史系，故歷史與政治合為一系。有此原故，在陳寅恪的教學生涯中便出現了這樣的現象，選修陳寅恪所開課程的學生很少，有兩個學期甚至只有一個學生在聽他的課。聽課人少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嶺南大學歷史政治學系，總共只有二三十個學生，大部分人選讀的還是政法專業[2]。所以，五十年代廣東知名的歷史學家杜國庠曾與選修過陳寅恪“唐代樂府”一課的嶺大學生胡守為開玩笑，“你恐怕算是一個最高價的學生了”。意謂領最高薪水的教授只是指導個把學生，該學生也可稱“最高價”了[3]。往深一層看，這未嘗不是中國文化在這個裂變時期的一種悲哀。陳寅恪一生學貫中西，能運用十數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這種學識與眼界，表明陳寅恪在二十世紀中葉已站在一個旁人難以企及的學術境界，實惟世紀難遇的一個奇才。陳寅恪前半生涉獵的學術領域繁雜，公認已作出卓越貢獻的便有佛教經典研究、中亞古代碑誌及古語言研究，及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等。他在這些領域的建樹，已顯現陳氏學術的博大精深。使人一直深以為嘆息的是，這位文化巨匠留給後人的東西，與他淵博的知識系統相比實在是太少了。這不僅意味著陳寅恪尚可以開掘更多的領域，對歷史與文化有更多精闢獨到的發見；它還意味著當文化的豐厚與歷史的沉澱因人生機緣凝聚於文化大師一身時，大師身後，後人竟無法繼承其遺產的幾分之一。文化的源流在流過大師這一座碑石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新的碑石不知將在何處出現……實際上，當年的一些理智者已經感覺到了這一點。在陳寅恪的晚年，順應極“左”思潮，中山大學一直沒有放棄改造陳寅恪“唯心史觀”的努力，但一個憂慮的問題一直壓在學校決策者的心頭：怎樣才能把陳寅恪的東西學過來。於是才有了以後一連串飽含著淚水的故事。嶺南大學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為陳寅恪提供了一個“世外桃源”，卻不能提供更多的後學跟隨文化大師承襲學問與學業，這是 歷史一個深深的遺憾。即使是辦學妙手陳序經也無法挽回這個遺憾。遠離“國共”大決戰的中心，偏於南隅的廣州，意外地出現了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嶺南大學這塊綠洲，卻不能使陳寅恪在這裡尋找到更多的後代學術知音，這也是嶺南文化一個深深的遺憾。在未來，後世的嶺南人將會為這一歷史性的失之交臂而深深嘆息。而在1949年，沒有誰意識到這一點。陳寅恪似乎很快適應了這塊土地，似乎喜歡上這座康樂園。
不過，現實世界並沒有世外桃源。河北岸的廣州，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6月，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時內閣”，其中有兩個學人出身的人物擔任了在此時變得異常重要的兩個職務。一為杭立武任教育部長，一為葉公超代理胡適任外交部長。杭立武，安徽滁縣人，十九歲畢業於金陵大學，二十二歲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二十八歲任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以後即投身政界，擔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是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與“搶運兩院古物”最有力的倡議者。葉公超，原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出任過外國語文學系主任一職，陳序經和陳寅恪，與葉曾是同事又是熟人。在這段風雨飄搖、很多人都想遠走異鄉的日子裡，杭立武一直未遺忘在嶺南大學的“二陳”。他曾多次派人勸說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陳序經一直沒有答允。杭立武同樣懂得“二陳”的價值，多次碰釘子後退而求其次，力勸“二陳”不妨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說。在解放軍的大砲已震撼南粵大地的9月某日，杭立武拉著“戰時內閣”的財政部長徐堪最後一次急匆匆地趕到嶺南大學，親自向陳序經攤牌，要陳序經一同前往勸說陳寅恪與姜立夫到香港。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對陳序經說，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給陳寅恪十萬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當即回答，“你給十萬我給十五萬，我蓋新房子給他們住。”杭立武帶著財政部長一同勸說，大概有即時兌現之意[1]。這一針鋒相對的場面，多年來一直不為世人所知。陳序經的回答自然是氣話。他不可能給陳寅恪十五萬港元，他也沒有給陳寅恪蓋新房子。不識時務的倒是杭立武，他似乎直到最後也不明白，“二陳”兩人人生的價值取向，遠非世人所看重的金錢、房子所能衡量。從杭立武多次勸陳序經動員陳寅恪出國這一點來看，可知此時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對陳寅恪有著多麼大的影響力。若從忠心對君的角度看，杭立武、葉公超等人對自己所服務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廣州辦公，還在為國民黨認為必須要離開大陸的各色人員辦理出境護照。換句話說，直到這時“二陳”若想離開大陸，隨時都有機會。但陳序經與 陳寅恪，顯然始終都不屑這種機會。10月14 日下午5時許，最後一支國民黨軍隊在撤出這座城市之前，用烈性炸藥炸毀了溝通廣州城南城北的海珠橋，無辜市民死傷近千，在廣州的歷史上留下了罪惡的一頁。一個小時後，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廣州市。陳寅恪堅決不出國有著很深刻的原因，這裡暫且不提。陳寅恪直到被迫害至死也許都不一定知道，正是他堅決不出國這一點，幫助他渡過了在極“左”路線下面臨的許多次難關。陳寅恪也沒有料到他身後的十多年間，關於他是否想去台灣這個問題引發了一場筆墨論戰。當政治浮躁的煙塵漸漸被拂去，陳寅恪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便閃現出最樸質的文化靈光。難以想像，如果在1948年陳寅恪的生命中沒有陳序經的出現，陳寅恪晚年將會漂向何方？
陳序經，海南島文昌縣人，1903 年生。1920年入讀嶺南中學，1925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1928 年獲美國依利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受聘嶺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193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進修，次年重返嶺大。1934 年起任南開大學教授，並主持“南開”經濟研究所及政治經濟學院。到1948年為止，共在南開服務了十四年（內含西南聯大八年）。縱覽其一生，陳序經是個永不失厚道與雅量的教書匠。他對東南亞史研究的聲譽，他出國留學的經歷，以及他出生的籍貫，曾使他有很多次平步青雲的機會。在三十年代的廣東，同為“嶺大”校友的林雲陔，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數次勸時在學校教書的陳序經出任廣東省教育廳長一職，為陳所拒。抗戰勝利後，宋子文在廣東碰到同鄉陳序經，力邀陳擔任駐泰國大使，並云“以君之聲望，定能受到暹羅華僑的歡迎”。陳再拒。1949年國民黨組織“戰時內閣”，有意讓陳擔任教育部次長，陳三拒。這位一生淡泊官場名利的教授，卻有很高的管理院校的才能。他有一句口頭禪：“我是為教授服務的。”知人知心，優容雅量，是他從事管理的宗旨。這一點，早在他擔任西南聯大法商學院院長時便已名聲在外了。當時法律系主任是燕樹棠，其時燕在中國法律界大名鼎鼎，他有一個特點，甚少當律師替人打官司。燕氏家中人口多，故生活困難，燕樹棠只好親自當街擺賣家私雜物，引起轟動。陳序經知道後，設法給燕樹棠送去錢，還打恭作揖懇求燕氏“以後不要再當街擺賣了，沒有錢可以告訴我一聲”。一時傳為趣話。正是這種過人的器量與待人摯誠的吸引力，令陳序經在1949年前後創下了好幾個值得一書的奇蹟。前文提到的中國放射學權威謝志光，其時正去意徬徨，陳序經三番相請，結果謝志光不單自己來了，還帶動了一批醫學專家南下廣州。前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驊之命將數學研究所轉移到台灣，姜立夫本人亦已在台灣待了半年。當陳序經從其家屬處得知姜立夫有離台意時，即寫信邀姜立夫回大陸，並為此作了一系列精心安排。1949年7 月，姜以“家有急事”為由離台到達香港，陳序經立即請姜到嶺南大學執教。自述“一不懂廣東話，二不信基督教，和嶺南環境不相宜”[1]的薑立夫，就這樣留在了廣東。因為姜立夫的到來，陳序經在嶺大新設了數學系，聘姜為主任。這位公認的中國數學界現代數學最早和最有成就的播種人之一，在1911年到美國留學，進入著名的哈佛大學研究院。院中有兩位老導師的經歷給了他很深的刺激。這兩位導師年輕的時候美國尚未有高等數學，他們到德國哥丁根大學留學，立志為美國研究高等數學。最後用了三十年時間，將高等數學從德國搬到了美國。姜立夫也立志要將數學從美國搬回中國。1920年，獲得博士學位的薑立夫回到中國，在南開大學育才二十八年，桃李滿天下[1]。
姜立夫從台灣返回大陸，影響很大，留在大陸的中央研究院全體同仁聯名發來慰問電。五十年代初, 國家籌建新的數研所，所長一職首先考慮姜立夫。時姜立夫已經六十歲，他在1950年赴京時以年老力衰親自向郭沫若面辭。姜立夫自台回大陸，對一個人同樣有重大的影響，這人便是陳寅恪。許是曾經同為“西南聯大”教授，同是終生服膺“超政治、純技術”（姜立夫語），這段時期姜、陳兩人多有來往，交談甚為投契[2]。這就是身處嶺南大學的陳寅恪，在1949年能強烈感受到的身邊四周特有的氛圍。它有助於我們探尋陳寅恪與陳序經的心路軌跡，以及這兩個學人在文化品格上相互吸引、相互砥礪的撞擊點。僅僅用愛國一詞，已無法概括深植在“二陳”身上的那種特有的文化意蘊。也不足以解釋那種對文化至死不渝的眷戀。抗戰時期，有關當局明令各大學院長都要加入國民黨，陳序經堅決不肯加入，有言“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1]。最後還是由張伯苓出面說情，陳序經沒有“入黨”，院長還是繼續當。直到1967年含冤而逝，陳序經還是一名“無黨派人士”。1953年，新加坡醞釀籌辦南洋大學，有意聘請陳序經為校長。中共華南分局書記陶鑄知道此事後，贊成陳序經赴新加坡辦學，陳序經卻搖頭。事後陳序經對其子女說，從南洋歸國，其父就告誡他從此要為國家的教育事業盡心盡力，這段囑咐他銘記終身。南洋大學最後請了當時居住在美國的林語堂出任校長。林語堂舉家去了新加坡，結果卻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林語堂以校長名義籌辦南洋大學，終因與學校“執委會”意見相左，不得不在1955年4月辭職。[2]終其一生，中國傳統賢者“恭寬信敏惠”兼不入俗流的操行在陳序經身上有很鮮明的體現。但正是這位謙謙君子，在三十年代卻是力倡“全盤西化論”的得力猛將，名字與胡適等風行一時。數十年來，“全盤西化論”一直遭到社會的痛詆與圍剿，今天已沒有必要“為賢者諱”。陳序經很特別的一生與其很複雜也是很深厚的文化觀與歷史觀，可以說得上是二十世紀中國某一類知識分子的典型。在人文的意義上，這一典型永遠有啟迪與值得探尋的作用。在五十年代的中山大學，流傳著這樣幾則無法證實的軼聞：其一，某次陳序經與陳寅恪同乘一輛小車進城，恰逢 走到某處司機要倒車才能繞行，陳寅恪忽與陳序經打趣，陳校長，快捷如小車有時要倒倒車才能跑得快，你的“全盤西化”怕也要倒倒車了。陳序經聞言只是笑笑。其二，某日陳序經與陳寅恪同席吃飯，陳寅恪知道陳序經習慣用筷子，便笑著說，陳校長的“全盤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盤西化”才是真的。一席人皆大笑。原來陳寅恪大半生已養成習慣，喜歡吃牛油、麵包、牛奶等，故有此噴飯之語。自然，這都是學者間的幽默趣事，不必當真。但它已反映出“二陳”在個性上的差異及在文化同歸之前殊途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使文化與人這類形而上的話題顯得分外親切與分外有魅力。就性格而言，陳寅恪孤清、倔傲，這與他坎坷的人生有密切的關係；陳序經則謙和、優容。一剛一柔似無共通之處。就年齡而言，陳寅恪比陳序經大十三歲，亦師亦友；就經歷而言，陳寅恪目睹過本世紀之初的社會裂變，與陳序經可算是兩代人。陳寅恪一生在海外求學十餘年，陳序經亦有在東南亞、日本、美國、英國及德國遊歷與求學的經歷，但在這兩個人身上都保留了很多濃郁的中國文化傳統：陳寅恪一生用文言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體字；二三十年代陳寅恪尚年青時，已是終年唐裝長袍，典型的傳統服飾打扮；帶書籍資料上課講學，多用一塊布裹好提著上講壇，此特徵已成為清華學子辨認陳寅恪的最好標記。在極“左”年代一直為“全盤西化”罪名所累的陳序經，其生活方式與待人接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國式的。最後，最能溝通“二陳”精神世界的，恐怕莫過於靈魂深處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意識。此點，成為二十世紀渴望做一個純粹的學人那一類知識分子不能躲避政治漩渦而只好潔身自守最見品格的一個閃光點。今天，人們終於可以發問，無論是昨天、今天還是未來，中國社會是否需要或者說能否容得下這一類純粹的學人？亦有在東南亞、日本、美國、英國及德國遊歷與求學的經歷，但在這兩個人身上都保留了很多濃郁的中國文化傳統：陳寅恪一生用文言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體字；二三十年代陳寅恪尚年青時，已是終年唐裝長袍，典型的傳統服飾打扮；帶書籍資料上課講學，多用一塊布裹好提著上講壇，此特徵已成為清華學子辨認陳寅恪的最好標記。在極“左”年代一直為“全盤西化”罪名所累的陳序經，其生活方式與待人接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國式的。最後，最能溝通“二陳”精神世界的，恐怕莫過於靈魂深處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意識。此點，成為二十世紀渴望做一個純粹的學人那一類知識分子不能躲避政治漩渦而只好潔身自守最見品格的一個閃光點。今天，人們終於可以發問，無論是昨天、今天還是未來，中國社會是否需要或者說能否容得下這一類純粹的學人？亦有在東南亞、日本、美國、英國及德國遊歷與求學的經歷，但在這兩個人身上都保留了很多濃郁的中國文化傳統：陳寅恪一生用文言文著述，刊行一定要用繁體字；二三十年代陳寅恪尚年青時，已是終年唐裝長袍，典型的傳統服飾打扮；帶書籍資料上課講學，多用一塊布裹好提著上講壇，此特徵已成為清華學子辨認陳寅恪的最好標記。在極“左”年代一直為“全盤西化”罪名所累的陳序經，其生活方式與待人接物之道，也一直都是中國式的。最後，最能溝通“二陳”精神世界的，恐怕莫過於靈魂深處已深深根植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意識。此點，成為二十世紀渴望做一個純粹的學人那一類知識分子不能躲避政治漩渦而只好潔身自守最見品格的一個閃光點。今天，人們終於可以發問，無論是昨天、今天還是未來，中國社會是否需要或者說能否容得下這一類純粹的學人？
比起陳序經，傅斯年很不走運。
在國民黨政府中，最有可能把陳寅恪“搶運”走的，恐怕只有傅斯年。1949年，身在台灣的傅斯年，多次致電陳寅恪催其赴台。
歷史還為後人留下了更多的線索。1948年底陳寅恪自北平飛抵南京的第二天，也即12 月16 日，國民黨政府便宣告傅斯年出任台灣大學校長[1]。1949 年1 月20日，傅斯年在台灣正式就職。傅斯年當然知道陳寅恪的價值。遠在1928年，傅斯年等人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這一點上，傅斯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是有相當貢獻的。該所云集了一批可算是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精英。史語所共設歷史組、語言組、考古組三個機構。三個組的負責人皆一時之俊傑。歷史組負責人是陳寅恪，語言組負責人是趙元任，考古組為李濟。趙元任，現代傑出學者，在語言學等領域有很深的造詣。趙早年已負盛名，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導師之一。李濟，中國現代科學考古發掘的開山人之一，領導了被世界稱之為“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掘之一”的安陽殷墟的發掘。三組負責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三人都曾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求學，趙、李兩人並獲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人後來都成為各自學科領域的巨匠，而傅斯年把他們招至麾下時，陳寅恪才三十八歲，趙元任三十六歲，李濟更年輕，只有三十三歲。作為一個管理學人的行政人員，傅斯年亦可算是一個高手。他太了解二十世紀前期像陳寅恪這樣一類知識分子的個性與人生理想，他極少與所內的學人談論實際的政治問題。傅斯年死後二十多年，李濟在回憶文章中尚如是說，“傅斯年知道我們這些人不懂政治，他從不跟我們談政治”[2]。這是傅斯年治事用人的高明之處。這樣的例子還有一些。傅斯年當年在史語所有一硬性規定，不准所內人員兼職。陳寅恪與趙元任時為清華教授，無奈，傅斯年只好特允陳、趙兩人例外，兩頭兼顧。據說，當年也只有這兩個人是例外。陳寅恪雖是歷史組負責人，卻一直是掛名的，並不負責具體的行政工作。傅斯年也不苛求陳，但對陳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由此可見傅斯年對陳寅恪相知之深。
撇開其將自己的命運與國民黨聯結在一起的一面，傅斯年其實也算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學人。這位生於1896年的山東人，十歲時被譽為神童，十七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二十三歲赴倫敦大學留學，二十七歲轉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哲學。陳寅恪這時正在柏林大學研究比較語言學。若從這個時候算起，直到1948年，陳寅恪與傅斯年的交情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傅斯年介乎學人與為官治事之間，一生行藏似乎更偏重於後者，二十多年來他先後擔任過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及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1]。但作為學人，傅斯年亦有著述，對明史及中國東北地區的歷史有相當的研究。傅為人正直，嫉惡如仇，令人感興趣的是，這位長年與國民黨“同甘共苦”的學人，身前身後獲得了少有的“賢聲”。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傅斯年識才，懂得珍惜人材。同時他的博學與文化學術思想，也贏得了那個時代一些知識分子的好感。在陳寅恪的一生中，相交如此之長、如此之厚的官方人員，傅斯年恐怕可算是唯一的。1949年傅斯年對陳寅恪“屢電催赴台”，應有更深的原因。在上一年底傅斯年將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台灣後，便匆匆出任“台大”校長。再聯繫1948年12 月15日傅在南京親自迎接自平飛寧的胡適與陳寅恪，這期間傅斯年似乎與陳寅恪有一個口頭之約，不然不好解釋馬上成為校長的傅氏為何屢電催陳赴台。據說，在台灣的傅斯年已為陳寅恪準備好數名助手。傅斯年一直期待著陳寅恪的到來是肯定的了。五六十年代在大陸一直有這樣的說法，“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台灣，陳寅恪堅決不去。”大概這種說法指的就是傅斯年催陳去台事。以傅斯年辦事的魄力，只要陳寅恪想走，馬上能派出專機是很有可能的事。令人略為惋惜的是，這樣有才幹​​的人，竟然以悲劇告終。1950年12月20日，五十五歲的傅斯年在台灣省臨時參議會議上突發腦溢血倒地不治。其時傅正為“台大”事接受參議員的質詢。故傅死後台大學生集會示威抗議參議員逼死校長，幾乎釀成一場風波。耐人尋味的是，傅斯年死後陳寅恪曾寫過挽詩，但到目前為止，在已面世的陳詩中未發現這首挽詩。此詩恐怕將永遠被湮沒。傅斯年直到死，都一直效忠國民黨，這是一個很大的忌諱。五十年代初，陳寅恪顯然曾將該詩寄給北京大學教授向達，向達對其他人說過這樣的話：陳寅恪在詩中將傅斯年比作鄭成功[1]。另據鄧廣銘回憶,陳
寅恪悼傅斯年的詩即1950年所作的《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後》的七絕。此說尚有待細考。相比於陳序經能把薑立夫從台灣“搶”回來，傅斯年不能“搶運”出陳寅恪，已不是欠缺運氣可解釋。陳序經能安陳寅恪，而傅斯年不能，恐怕有更深刻的原因。
兩個同與陳寅恪一樣橫跨三個朝代（清朝、民國、人民共和國）的人，在1949年前後的人生抉擇，可以作為解釋上述問題的註腳。張伯苓，著名的教育家，南開大學的創辦人之一，辦學之初就立下“終身從事教育不作官”的誓言。1948年底經不起蔣介石的再三懇請，終於第一次破例答應出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時年七十二歲。結果半年不到，因無法忍受當局“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現實，憤然回到重慶的寓所深居簡出。共產黨進軍西南前夕，蔣介石兩次親自登門催促張去台灣或出國，並保證其一家人可以一同走。張伯苓沒有點頭。最後一次由蔣經國上門勸說，並云“給先生留下一架飛機，幾時想走就幾時走”。張伯苓到最後還是沒有答應。結果，張伯苓最終還是留在大陸。[1]吳宓，陝西涇陽人，1894年生，前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主任，清華大學教授。吳宓少年時聰敏過人，已有才子之稱。1917年由清華學校派往美國留學，先入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學習文學，後轉入哈佛大學師從白璧德教授，研習文學、哲學等。吳宓在哈佛與陳寅恪相識，甚欽佩陳寅恪的學識才華、人品志向，遂結下一段長達四十餘年生死不渝的友情。在1949年，吳宓執教於武漢大學。4月20日，“國共和談”破裂，子夜，共產黨第二、第三野戰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國民黨長江防線崩潰，國統區盛行一時的劃江而治的幻想被硝煙吹散。4月29日，吳宓西飛四川，本欲出家當和尚，後取消此念，入當地院校講學。自云“仍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發揚光大中國文化為己任”[2]。10月，香港友人函請吳宓赴港共事講學，吳宓謝卻，時年五十五歲。很有意思，1949年前後吳宓聽到了很多關於陳寅恪已離開大陸的傳說，他始終不相信。他太了解陳寅恪了。吳宓之所以飛赴四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想上峨眉山出家。這容易令人想起二十二年前王國維之死。“出家”與“死”，生命的形態雖有不同，但實質只有一個：拋棄俗世。在人生的那一刻，王國維與吳宓是相通的，永遠不離開這塊土地——無論活著還是死去。但一念之差，吳宓又降回塵世，他將度過三十年的坎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