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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1950的中國(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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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1950的中國(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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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作者簡介

汪中求,著名企業管理專家,“中國精細化管理”的倡導者,亞洲管理培訓師之首。北京大學精細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際工程項目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哈工大、南昌陸院、江西財大客座教授,北京博士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首席管理顧問。曾在清華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和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場營銷部門。2001年進入奇正機構,開始從事咨詢和培訓工作。2003年起,與朱新躍、張明帥共同創辦北京博士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北京博士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北京汪中求細節管理咨詢有限公司,中國精細化管理研究中心。著作:《細節決定成敗》(發行量超過百萬冊)、《營銷人的自我營銷》(發行量超過數十萬冊)、《精細化管理》(發行量超過30萬冊)等。
王筱宇,現供職于北京吉利大學,副教授,講授政治理論課。1985年畢業于江西大學(現名南昌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北京汪中求細節管理咨詢有限公司高級咨詢師、高級培訓師,多次參與了汪中求企業培訓、企業咨詢管理的培訓活動。

名人/編輯推薦

精細化管理首倡者汪中求經典圖書掌中寶,近看民族的百年榮辱,剖析中國落后挨打的原因,給讀者以警醒和反思

總序
掃盲者,汪中求們

出版人朱新月打算出一套我的小開本的書,他說叫“掌中寶”,我私下叫“地鐵書”。如今在地鐵中、候機樓、公共場所排隊的人群,多數在看手機。整個時代,嚴重依賴手機,是很危險的,還是應該多讀書。
當然,我還不至于猖狂到讓年輕人放下手機都看我的書,我的書沒那么好;但是,如果你在職場中,在企業,或者在做管理,翻翻汪中求的書,倒也不壞。
這一系列的書當中,被人們熟知的當然是《細節決定成敗》,所謂成名作;后來覺得沒有說完,補了一本《細節決定成敗Ⅱ》,應該不算狗尾續貂吧;其實,處女作是《營銷人的自我營銷》,有半自傳性,在那年非典肆虐的時間就多年的筆記和講義整理而成;我和我的團隊花力氣更多的是“精細化管理”課題,《精細化管理》(第2版)一直沒拿出來,就是因為太在乎,擔心進步不大;后來的《零缺陷工作》和《浪費的都是利潤》大概算精細化管理之方法論的補充。
所有這些,都是不斷思考與成熟的作品,價值也都有限,甚至錯誤也不少,讀者中爭議頗多。但是,我們一直在思考。中國企業因為進入工業化晚,管理還是很薄弱的,出現的錯誤往往都是常識性的,而西方的管理學書,并不是所有一線管理者都能看懂,加上文化的差異,也未必有立竿見影之效,于是需要有人做普及的工作,于是汪中求們就成了掃盲者。
當然,管理的落后首先是規則問題,表現為方法,但最終是文化問題,表現為理念。于是,我更加不怕見笑地寫了另外兩本書:《契約精神》和《1750—1950的中國》。前者是更長遠意義上的吶喊,后者是更久遠的因素分析:中國近200年為什么落后了?

汪中求
2013年1月18日
序言

這不是一本歷史普及讀本,我們雖然都是學文史出身,但并不從事歷史研究。我們很想在《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的時代強音的間隙,談談“大國的衰落”“帝國的傾斜”。
各位還是先看一張我們根據資料整理出的“1750—1950年中國的GDP走勢圖”吧(見下頁)。雖然說統計口徑不同、數據來源不一、專家立場有異,這份表算不上精確和權威,但以此來呈現一個事實是足夠的—中國從1750到1949年經濟一直在下滑,一向不愿正視“夷人”的中華帝國落后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又站起來了。

有人會認為,落后了是因為被人打了并且打輸了,但戰爭失敗后復國并且不到50年又重新立于排頭兵地位的國家有的是,而我們從1840年以后就一蹶不振,以至于100多年不能抬頭。并且從大量的鴉片戰爭的研究資料中不難得出結論—戰爭失敗不是中國落后的原因,而是帝國衰落的結果。正應了一句平常語“落后就要挨打”。
那么,對于中國這個歷史厚重而數代盛極的文明古國,1750—1949年經濟步步衰退,原因究竟是什么?雖然不能回避人口問題,但經濟總量占全球之比大踏步下滑又是何道理?以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權威數據分析:中國1820年GDP總量2290億(以1990年國際元為單位,下同),1900年為2180億,1950年為2400億,總量基本持平;但同期世界GDP總量分別為6960億、19730億、53260億,因此中國在這三個時期的比重分別為33%、11%、5%,人均GDP則從600元到545元,再到439元(見伍曉鷹等譯《世界經濟千年史》)。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列強在發展,我們卻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更可憐的是我們對此毫無感覺,至少視而不見。因此,許多歷史學家把近代中國的落后歸結為“與世隔絕”四個字。
與世隔絕的背后更為可怕的是精神的桎梏,更早以前的思想封鎖為以后的社會進步埋下可怕的貽害百年的種子。在英國棉紡織完成從“珍妮”紡紗機到“繆爾”紡紗機,再發展到瓦特蒸汽機的“三級跳”以使工業革命由此展開之時,我們雖然也處在康乾盛世,但社會卻日益沉悶,“文字獄”一樁接一樁,舉國齊喑。當乾隆這位“十全老人”極為鋪張地六度南巡之期,英國國會早已通過了《權利法案》,規定國王無權廢止法律,重大問題由國會決定;法國出現了一大批思想家,伏爾泰主張開明君主制度限制王權,孟德斯鳩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學說,盧梭的一系列著作則極力主張國家權力屬于人民,法國的制憲會議通過的《人權宣言》更是明確地宣布了自由、平等的原則;美國的獨立戰爭于1755年打響,次年通過了杰弗遜等起草的《獨立宣言》,核心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謀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人們的這些權利才需要建立政府。
“封建”這個我們小學就學過的詞語,數百年來,你我又都讀懂了么?
在《呂著中國通史》中,大歷史學家呂思勉在“清代的盛衰”一章中作出如下判斷:“清朝的衰機,可以說是起于乾隆之世。”美國漢學家史景遷也有類似的判斷:“乾隆受到太多的贊譽,卻極少省思,在一派繁榮的乾隆中期,已日益顯現了衰退甚至崩潰的征兆(見黃純艷譯《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年的中國歷史》)。”所有的“衰機”“征兆”,我們理解為思想的禁錮、文化的封鎖。
我們就1750—1950年這200年的歷史粗略地梳理一遍,從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不同角度進行了反思,并且與同時期的西方世界進行了相應的比較,相信讀者一定會生出許多感慨,也許有些同仁會對我們得出的結論微微頷首。然而,更要緊的是,你我都得知恥而奮起,中興的機遇并非每一個時代都有。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滿腔熱情地開始建設新中國。雖然中間我們走了很大一截彎路,但是,只要我們深刻地反思、總結,相信我們的國家一定會重現大國的崛起。請記住,“歷史是一面鏡子”!

汪中求
2007年11月29日
于北京中天公寓

目次

開篇 1750年的中國

第一章 江山無限(1751—1799)
1.春到江南
2.中國式財富
3.鐵甲“西師”
4.英咭唎貢使
5.和珅之死

第二章 遍地烽煙(1800—1860)
6.鴉片貿易
7.與英國人的戰爭
8.火燒圓明園
9.半夢半醒
10.天國之夢

第三章 扶危求變(1861—1895)
11.致力中興的儒家士子
12.舍本逐末的洋務運動
13.古老的傳說:為家族復仇而來的女人
14.“小日本來了”

第四章 生存與毀滅(1896—1911)
15.瘡痍滿目
16.書生們的維新運動
17.逆流
18.請你宣誓
19.辛亥年

第五章 城頭變幻大王旗(1912—1928)
20.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于將來
21.吾皇萬歲
22.你方唱罷我登場
23.彷徨與吶喊
24.新生力量
25.血雨腥風中的青天白日旗幟

第六章 黎明之前(1929—1950)
26.1930年代的世界和中國危機
27.南京,南京
28.戰火中新生

書摘/試閱

“圣明恩德”的另一表現就是蠲(juan)免賦稅。這是歷代封建帝王維系民心的慣用手法,乾隆皇帝信手拈來,運用自如。此時的清帝國國庫充盈,錢銀頗豐。皇帝財大氣粗,所到之處,信口蠲免。南巡途經山東、江蘇、浙江四省各州縣的應征額賦,皆蠲免十分之三,受災歉收地區達到十分之五;同為江蘇省省會江寧(南京)、蘇州,浙江省省會杭州,是皇帝巡行駐蹕之地,三城和附郭諸縣在皇帝南巡之年的應征地丁銀兩全部蠲免。六巡江南,多次下諭,總共蠲免賦稅折合白銀在1000萬兩以上。對于乾隆這個滿洲肥佬來說,只要民心所系,碎金碎銀自是不在話下。
江浙向來為人文薈萃之地,才子學者之多,數十倍于其他省份。只清一代,全帝國的狀元、探花、榜眼,十之六七出自江浙兩省;歷任現任大學士、尚書、總督、巡撫等帝國重要官員,也大多原籍江浙。如此人文淵藪(s6u),不容統治者有絲毫忽視。于是,籠絡江浙地區知識分子成為乾隆六巡江南的要務之一。
1757年,是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年份。一下江南之前被委以總攬軍務的大學士史貽直,此刻正賦閑在家。兩年前,他因為子謀職而觸犯圣怒,被削職后原品退休還籍。正在巡視途中的皇帝當然不會忘記這位在江南地區有著廣泛人脈的老臣。召見的圣旨傳到的時候,70多歲的史貽直正在江蘇溧陽老家的后花園里侍弄花草。他絲毫不敢怠慢,急忙擺置香案,整頓朝服,面北行禮如儀。然后吩咐備轎,遵旨趕往沂州迎駕。乾隆皇帝見到這位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仍畢恭畢敬的三朝老臣,此前所有的怨怒頓時煙消云散,不久即復召史貽直入朝拜相,仍授大學士,加太子太傅。1765年,皇帝四下江南,史貽直已于前一年去世,安葬在溧陽老家。皇帝不辭辛勞,特意繞道前往拜祭,以示優恤。
這種用老人、死人來告誡和撫慰后來人的馭人手法,盡管早已被歷代帝王們用濫,但在講究忠孝的中華帝國依然屢用屢效,妙不可言。和史貽直同樣幸運的還有江蘇長洲(今吳縣)的沈德潛、浙江嘉興的錢陳群兩位老大人。此二人皆在朝廷為官多年,作為御用文人,深受乾隆皇帝的賞識器重。后因年事漸高,退休歸鄉,悠游故里。二人又都為詩書大家、文壇泰斗,在江南乃至全國文人士子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皇帝每次到江南巡視,二位大人都受到特別的恩寵,每次都被特召迎駕。每迎駕一次,就能升官一次。不但自身所受恩寵異于他人,而且還寵及子孫。真是皇恩浩蕩啊!兩位老大人在“謝主龍恩”的時候,激動的老淚禁不住縱橫揮灑。不過,沈德潛在去世以后未能享受史貽直那樣的殊榮——于他恩寵有加的乾隆皇帝日后突然翻臉,對九泉之下的沈老大人大張撻伐,令本想入土為安的沈老先生不能安息。此為后話。
浙江學者杭世駿,就沒有史貽直他們那樣的幸運。這位乾隆元年即授翰林院編修、后來官至御史的書呆子,才學過人而又頗有傲骨。當年因主張“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招致乾隆皇帝的忌恨而被罷歸隱。乾隆巡視江南,三次“召見”他。第一次,皇帝問:汝性情改過嗎?杭回答說:臣老矣,不能改。皇帝當即大怒:“何以老而不死?”第二次,皇帝問:何以為活?杭回答說:臣開舊貨攤,買賣破銅爛鐵。皇帝大笑,賜書“買賣破銅爛鐵”。第三次,皇帝裝作沒看見,顧左右而言:杭世駿尚未死嗎?由此而觀之,皇帝需要的是百依百順的奴才,那些桀驁不馴的人,即使是才高八斗,也不會得到欣賞,而是如破舊掃帚一般,棄置門后。皇帝陛下這么做,從來都覺得理所當然。
“六度南巡止,他年夢寐游。”“詩人”乾隆用這樣的詩句結束了他的南巡之旅。但作為皇帝的乾隆,“大頭癥”還沒有發泄完畢。他并不滿足僅僅用詩詞來表達自己對江南的眷戀之情,他要用實際行動來徹底發泄那頑不可治的“大頭癥”。于是,江南四大名園、杭州西湖十景以及其他江南名勝被他搬到了北京和承德,搬進了圓明園,搬進了避暑山莊。
朝廷上下,反對南巡的聲音不絕于耳。一開始,乾隆皇帝還只是充耳不聞,到了后來,則義正詞嚴地加以斥責,再到后來,就只有獻媚取寵的聲音了。在皇帝看來,這不是巡游耗費銀兩的小事,而是帝王權威的大事。
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至蘇州,看見一棵雙手才可合抱的靈巖梅,贊嘆不已。立在身旁的大臣博爾奔察,拔出佩刀做砍樹狀,皇帝大驚,連問何故,博爾奔察回答說:恨它不生在圓明園,致使皇上遠途跋涉,歷盡江湖之險。受到臣子如此諷喻,皇帝陛下十分不快。第五次南巡,乾隆打算去湖州游玩。為此,他還為自己找了個借口:聯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種桑養蠶。大學士程景伊強烈反對,他沉痛地說,皇上這回去了湖州,下回湖州就沒有蠶桑了,老百姓元氣一傷,幾代都恢復不了。經常在皇帝身邊的紀昀,也在提示乾隆,東南民眾的財力已經枯竭,希望能阻止乾隆的“大頭癥”繼續發作。乾隆皇帝大怒:窮腐書生,也敢議論國家大事!
十幾年以后,死期將至的乾隆忽然英明起來,對南巡之舉作了也許是他一生中最為深刻的反思:
朕臨御六十年,并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
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
(引自《清史稿·吳熊光傳》)
作為一國之主宰,能這樣反思自己的行為,實屬不易,然而,這遲到的反思已于事無補。
兩百多年以后,江浙等地的許多旅游公司念念不忘乾隆皇帝的“恩德”,在各旅游景點紛紛打出乾隆這張“皇牌”,其濃烈的“皇帝情結”和對“神圣皇帝”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乾隆皇帝的南下大軍在北京江浙之間穿梭往返,為帝國的河工海塘和農桑事業殫精竭慮的時候,在遙遠的大不列顛,英國人卻另辟蹊徑,走上了機器化生產的康莊大道。
織布機上的飛梭越來越快,遠遠超過了乾隆皇帝在大江南北的穿行速度。織布效率的提高帶來了棉紗嚴重短缺的問題。當時普遍使用的手搖紡紗機只能紡一根紗,五、六名紡紗工紡出來的紗只能供一名織工之用。英國工商界聯合組織“倫敦工藝協會”于1760年設立一項特別獎金,重金獎勵紡紗機的發明。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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