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真先生口述歷史（簡體書）

劉真，安徽鳳台人。安徽大學畢業後赴日留學。曾擔任陳誠侍從秘書，其後歷任臺灣師範大學校長、臺灣省教育廳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等職。 《口述歷史系列：劉真先生口述歷史》記錄口述者投身抗日行列、親歷臺灣教育改革、主持《教育大辭書》編撰等經歷；回憶與陳誠、胡適、梁實秋、錢穆、傅斯年等師友交往詳情。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系列:劉真先生口述歷史》講述了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于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

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從建所至今，幾十年來共采寫和出版了二百余種“口述歷史”。近代史所的學者制定了嚴格的口述史操作規范，并進行采訪和撰寫，使類似史料層面的“回憶錄”和“紀實”，上升為可供專業人員研究的“口述歷史”。他們的訪問對象涉及當代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人士，請其自述生平，為現代史研究留下了一系列珍貴的口述記錄。
九州出版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系列”，是上述二百余種“口述歷史”的精選集，也是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的重點引進出版項目。本系列以簡體字出版，對原書注文體例和文字錯誤進行了必要的訂正。原版本的叢書弁言和前言，介紹了該叢書的緣起、價值和意義等情況，簡體版將其主要內容附于書前。
該書訪談對象的某些政治立場、觀點和看法，我們并不認同，但為了保留史料，便于參考研究，在編輯過程中，我們對文中對我黨我軍的誣蔑性語句和稱謂進行了中性處理，內容仍保留原貌；個別之處，有所節略；對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使用的“民國”紀年，改為公元紀年；對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臺灣當局相關機構、職務等，加以引號。本系列圖書供近現代史專業讀者參考使用，望讀者在閱讀時注意辨析書中的一些內容。
九州出版社
2013年4月

弁言一、忠恕傳家二、父兼師職三、在戰亂年代中成長四、六年安大生活五、赴日留學六、七七事變後投身抗日行列長沙大火七、抗戰時期的中央訓練團戰時的湖北教育學院三民主義青年團訓練處及組織處副處長任內的工作八、當選立法委員與辭去立委的經過九、師大校長期間的回憶十、出任臺灣省教育廳長創立教師福利制度興建教師會館初中入學免試常識設置教育建設基金創辦實用技藝訓練中心師範改制專科並將花蓮師範遷地重建擴充與改造水產教育成立中興大學及省立屏東農專與臺北護理專校成立省立體育場及體育專科學校遷建省立臺北圖書館與徹底整修博物館濟助山東來台青年及搶救金門中學師生十一、任職“國家安全會議”二十四年十二、參與籌設臺灣電視公司十三、臺灣的大學教育與聯考制度十四、新竹試辦“免試升學”與實施九年國教十五、堅辭教育廳長十六、倡導人文教育與弘揚傳統師道並獲頒“文化獎”十七、主持學制改革工作十八、應聘擔任教育大辭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大辭書撰述體例十九、出任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附：“中山學術論壇”雙週刊“創刊獻言”二十、我所認識的文教界人士胡適先生蔣夢麟先生陳大齊先生傅斯年先生劉季洪先生梁實秋先生錢穆先生台靜農先生蔣複璁先生王雲五先生黃君璧先生附錄：擬修正學制系統草案

我在南京立法院開會時，四月六日晚突接臺北陳主席電報，囑即日啟程來臺。我于是遂由滬搭輪渡海抵達基隆，當乘汽車進入臺北市區時，見重要街口馬路兩旁均有憲警持槍布哨，甚為詫異。當晚至延平南路謁見陳主席時，彼即告以四月六日臺大與師院發生學潮，兩校學生沿街游行示威，并與憲警沖突。師院系省立，彼已令知該校暫行停課，聽候整頓，因我過去擔任湖北省立教育學院訓導長時，曾處理過一次類似的學潮，可能陳主席認為我系研究教育的，且對處理學潮稍有經驗，所以特打電報要我來臺處理師院的學潮。
當時省政府的秘書長是浦薛鳳先生，他于我見到陳主席的第二天下午，即來電話約我到省政府去一趟。見面后便將陳主席所寫的一張便條給我看，上面寫著：“成立省立師范學院學風整頓委員會，聘劉真先生為主任委員兼院長。”委員中還有黃朝琴、游彌堅、謝東閔等人。我當即向浦秘書長表示，我現任立法委員，擔任臨時性的學風整頓委員會主任委員沒有問題，至于能否兼任院長，恐須先向內政部選舉事務委員會請示。浦秘書長說主席即在隔壁辦公，你可當面向主席說明。于是我便拿陳辭公的手條請他將“兼院長”改為“兼代院長”，他說謝東閔系教育廳副廳長，他在學潮發生后，堅決請求辭去兼院長的職務，經再三挽留后亦不同意。辭公又說，目前國家局勢動蕩不安，很多人都急于離開大陸，或遠往美國，或滯留香港，大家都認為臺灣終將不保，不肯來此撐持危局。所以才想到把我找來，擔任此一職務，我乃向辭公坦率陳明，請省府去電行政院內政部正式回文加以解釋，立法委員是否可兼任師院院長。那時內政部部長為李漢魂，在廣州市辦公。陳主席采納我的意見，囑先行到師院將學潮平息，另由省府去電內政部請示。四月十日上午，謝東閔先生親至臺北市福州街十一號我的寓所，陪我到師院接事，開始辦理學生重新登記注冊手續。陳主席原來指示在一個月內，能將師院學潮處理完畢，學校秩序恢復正常，學生繼續上課。我當時便認為此次學潮乃系偶發事件，原來煽動學潮的幕后人士，早已脫身離臺，所以我對拘留在警備司令部的一部分學生，便負責向警總主管單位保釋返校，在兩星期內，學校便繼續開課，陳主席于學校恢復秩序后，曾親至師院巡視，對師院同仁予以嘉勉。
行政院內政部很快便電覆省政府說：“依據憲法規定，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監察委員不得兼任公職，師范學院院長系聘任職，依法不受限制。”明示我雖系現任立法委員，但師院院長并非官吏，自可兼任師院院長。因此，省政府在接到內政部電文后，便正式聘我擔任臺灣省立師范學院院長。
一九五三年二月，我應美國政府之邀，赴美考察工業職業教育。因師院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有合作關系，我乃與師院新成立的工業教育系主任顧柏巖同往美國，在賓州大學附近賃屋住了一年，一面在賓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一面至各州考察工業職業教育。在此期間，我在國內所寄來的報紙上，看到有關“立法院”的一則新聞，即有幾位“立法委員”提出質詢案，認為“立法委員”不應兼任院外職務，他們雖未提出兼職“立委”的姓名，但我看到后內心總覺有點不安。當時兼任院外職務的，就我所知，便有蕭錚（兼臺灣土地銀行董事長）、薩孟武（兼臺大法學院院長）、任培道（兼臺北女子師范學校校長）等一些“立法委員”。我看過報紙上所刊此項新聞后，經過數日考慮，便決定辭去“立法委員”，專任師院院長。于是便致函“立法院院長”張道藩，表示決定辭去“立委”之意。張院長接到我的信以后，便告知內人勸我不必辭職，若我一辭職，便會影響到所有在外兼職的“立法委員”；另一方面，薩孟武先生也托人向我勸說，希望我由美返國與他見面交換意見后，再決定是否辭去“立委”職務。而國內許多好友，如郭外川（驥）兄更到我家里對內人說，“立法委員”得來不易，這種“金飯碗”何能輕易放棄？何況我以“立委”身分兼任師院院長系經“內政部”解釋完全合法，對“立法院”少數委員的質詢根本不必理睬。可是內人則向外川兄說明我做人做事的原則，她一向不過問我的事。這樣經過兩個多月國內外的函電，我終于在一九五三年由“立法院”函知“內政部”同意我辭去“立委”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