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社群與鄉村聚落營造：以雲南少數民族村落為例（簡體書）

《建築意匠與歷史中國書系．族群社群與鄉村聚落營造：以雲南少數民族村落為例》以西南地區、特別是雲南少數民族村落為對象，以“族群”向“社群”的演變為其線索，在社會與技術兩個層面上探索和研究鄉村與建築營造的規律及鄉村人居環境建設之“道”。主要內容為以歷史演變與社會功能的角度，分析雲南民族地區族群演變與村落及建築的傳統建造模式之間相互塑造的關係，並以“族群”的角度對雲南少數民族村落與建築建造的模式類型進行解析，提出了這一地區基於血緣族群村落建造的“惹羅”模式、基於地緣族群村落建造的“元一本主”模式和基於業緣族群村落建造的“公本芝”模式。

《族群、社群與鄉村聚落營造:以云南少數民族村落為例》以西南地區、特別是云南少數民族村落為對象，以“族群”向“社群”的演變為其線索，在社會與技術兩個層面上探索和研究鄉村與建筑營造的規律及鄉村人居環境建設之“道”。

序言
自序
第1章引言
1.1問題的提出
1.2課題研究的背景與意義
1.2.1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方面
1.2.2城鎮化與鄉村復興
1.2.3建築學理論與實踐的拓延
1.3當代視野下的鄉土聚落與民居營造的相關理論及實踐
1.3.1作為一般的鄉土聚落與民居建築的研究
1.3.2對西南及雲南少數民族聚落與民居建築的相關研究
1.3.3基於社會學思想的鄉村聚落建設與營造的相關研究
1.3.4對上述研究的整體評述
1.4研究目標、方法與章節結構
1.4.1研究目標
1.4.2研究方法
1.4.3章節結構安排

上篇從族群到社群的演變及村落傳統建造模式分析
第2章雲南民族地區族群演變與村落傳統建造模式塑造
21“族群”等相關概念的導入與闡釋
2.1.1族群
2.1.2“血緣”族群、“地緣”族群和“業緣”族群
2.1.3生產方式與族群的演變
2.1.4村落
2.2族群演變與村落建造模式的發生、發展
2.2.1“血緣”族群與村落建造的原始積澱
2.2.2“地緣”族群與村落建造的中層積累
2.2.3“業緣”族群與村落建造的上層建構
2.3族群的功能與村落建造模式的互動
2.3.1“族群”對村落建造模式的塑造
2.3.2村落建造對“族群”的表達與建構
2.4本章小結
第3章族群與雲南民族地區相關村落建造模式解析
3.1“惹羅”建造模式解析
3.1.1“血緣”族群與“惹羅”模式的塑造
3.1.2“惹羅”建造模式的內涵分析
3.1.3作為廣義“惹羅”建造模式的意義
3.2“元一本主”建造模式解析
3.2.1“地緣”族群與“元一本主”模式的塑造
3.2.2“元一本主”模式的建造特徵與內涵
3.2.3作為廣義“元一本主”建造模式的意義
3.3“公本芝”建造模式解析
3.3.1“業緣”族群與“公本芝”模式的塑造
3.3.2“公本芝”模式的建造特徵與內涵
3.3.3作為廣義“公本芝”建造模式的意義
3.4本章小結

下篇族群向社群的演變與村落建造的當代轉型
第4章雲南鄉村社會經濟發展與“社群”組織建構
4.1當代社會變遷對族群的衝擊及對村落建造的影響
4.1.1行政動員體制下族群社會的逐漸消解
4.1.2聯產承包責任制與當代鄉村社會
4.1.3傳統建造模式的喪失與固守
4.2雲南民族地區鄉村生產方式轉變與族群的裂變
4.2.1產業結構變化與當代鄉村社會轉變
4.2.2轉變過程中的若干類型與模式
4.2.3“族群”的裂變及功能的轉換
4.3“社群”與當代鄉村社會發展
4.3.1“社群”概念的提出
4.3.2社群與村落基層社會組織
4.3.3社群、合作化組織與農村社會經濟發展
4.4本章小結
第5章“村落建造共同體”與雲南民族地區當代村落營造
5.1“村落建造共同體”概念的提出
5.1.1“村落建造共同體”的相關概念
5.1.2“村落建造共同體”的性質、功能與建構
5.1.3鄉村建造傳統向“村落建造共同體”的轉化
5.1.4啟示與借鑒：國內相關探索及實驗
5.2與“村落建造共同體”相關的問題
5.2.1“建造共同體”中各角色的定位
5.2.2村民是“建造共同體”的主體
5.2.3村社精英、工匠與“建造共同體”
5.3“建造共同體”組織與雲南當代鄉村聚落營造
5.3.1運作組織與動力機制
5.3.2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勢
5.3.3存在問題與現實批判
5.4立足於本土化與可持續的建造
5.4.1基於本土環境資源的建造
5.4.2基於本土生活與族群文化的建造
5.4.3基於本土技藝的建造
5.4.4漸進化過程的建造
5.5本章小結
第6章建築師、鄉村建築與村落營造
6.1建築師在村落營造中的滲透與角色定位
6.1.1責任與定位
6.1.2平民意識與情感
6.1.3對鄉村社會的瞭解和認知
6.2設計觀念、方法的更新與理性批判
6.2.1尊重民間和向民間學習
6.2.2聯絡引導型設計
6.2.3地域技術思想與模式的挖掘與整合
6.3實踐中的思考與反思中的實踐
6.3.1可邑建房——困惑與解惑
6.3.2麗江新民居圖集——標準化與非標準化
6.3.3佤族大曼糯村——斡旋于村民與政府之間
6.4本章小結
第7章結語
7.1社會結構與鄉村聚落營造模式演變
7.1.1社會結構與營造模式
7.1.2歷史啟迪與當代洞察
7.1.3合作建造與自主建造
7.2鄉村地區村落營造研究的相關問題
7.2.1研究的基本觀點
7.2.2研究的主要領域
7.2.3研究的問題與困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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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行政動員體制”對傳統鄉村社會、尤其對以血緣和地緣為主的村落中的族群社會產生了極大的消解作用，這種消解作用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傳統中國王朝的行政統治并沒有深入到鄉村田野。“王權止于縣政”，帝國的力量是通過征派稅役等形式而外在于鄉民生活與鄉土社會的。因此，鄉村的生產和生活主要依靠血親和地方性的傳統習俗、權威進行自我整合，自我滿足共同體的需要。而行政動員體制則是通過人民公社這樣的方式將國家治理體系一直延伸到了鄉村的基層，政社合一，農民甚至按照半軍事化的方式被組織起來。這樣，強勢的國家系統必然對地方系統產生壓制作用，而族群所依賴的社會組織與制度上的基礎則受到破壞。
（2）人民公社倡導的是一大二公。所謂一大二公就是“一日大，二日公”。人民公社首先是“大”。公社化前，全國共有74萬個農業社，平均每社約170戶、2000畝土地和350個勞動力。而公社化后，變成了26500多個公社，平均每社約4755戶、6萬畝土地和1萬個勞動力（羅平漢，2003）56。這樣龐大的生產體系早已遠遠突破了原來村落族群或家族所能控制的土地范圍和農耕生產空間。而人民公社的“公”，則是將農業社和農戶的財產和生產工具（如：牲畜、設備、器具等）無償劃歸公社所有，由公社統一經營、統一核算。同時，失去生產資料與工具的“人”只能在統一安排的前提下進行農業生產，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較之從前徹底改變。因此，族群過去所依賴的生產要素及經濟基礎也幾乎不復存在（圖4——2～圖4——4）。
（3）人民公社的“半共產主義”的生產與生活模式與物質產品提供上的匱乏形成悖論。同灶共食、吃飯不要錢、大躍進的熱情、狂熱的理想和雄心壯志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文化；而傳統鄉土社會的那種勤勉耕耘、勤儉節約、量力而行、推崇善舉、追求和諧的禮俗文化被肢解和破壞，族群所依賴的文化力量和精神核心也發生了本質的改變（圖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