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說晚清七十年（簡體書）

作者用簡潔流暢的筆調清晰地梳理了晚清近7年的史實，包括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變法、洋務運動、中日戰爭、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內容，獨特的框架結構和全新的觀點帶你領略近代史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在這裡沒有花哨的語言，沒有嘩眾取寵的舉動，只有嚴謹平實的娓娓道來。

因為閱歷與視角不同，《重說晚清七十年》作者黃磊對中國近代歷史的“重說”可能包含很多成長中的不成熟，但可能也包含不少專業歷史學者所沒有的觀察和見解。正像不少歷史學者的啟蒙歷史著作不是諸如“二十四史”這樣的“正史”而是演義體的歷史小說一樣，誰又能說類似“重說”這樣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不會在歷史研究的圈子外引起非專業人士對歷史的興趣，并在近代史“重說”激發起的興趣支配下去尋求近代歷史的“真說”呢？

現代社會講究多元，道理就像吃飯穿表要變換花樣一樣簡單。天天享用同一食物，即便是山珍海味，也會厭食，故須更改飲食種類。而各式“時裝”層出不窮。推陳出新，則印證了“衣不如新”的民諺和時俗。飲食衣著如此，學術文化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學者們似乎不太明白這樣的道理，似們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里，一味追求“高深”，排斥“通俗”，把所炮制的只有少數幾個人看得懂的學術著作比作《三國志》，而將大眾喜聞樂道的文字比作《三國演義》，認為作演義體文字不過是處于文人底層的“小說家流”的謀生手段，作這類文字的人不但不能側身“儒林”，甚至不能進入“文苑”。這種觀念長期存在于學者頭腦中，中國的文字作品也因此出現“文野”之分、“雅俗”之別。
但新文化運動標榜的大眾文化異軍突起，開始打破舊式文人對文字作品的壟斷，文人墨客與世隔絕、孤芳自賞的狀態也有所改變。
近代中國在文字創作上堅持傳統立場的學者中，有兩個姓章的學者格外引人矚目。一個是章太炎。太炎先生博古通今，學問文章在近代學者中堪稱翹楚，因投身反清革命，寫了很多思想深刻、文筆犀利的政論文字。傳揚宇內，備受贊譽，被魯迅稱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然而章太炎對他人看好的作品并不以為然。他在給鄧實的信中說，自己的文章為雅俗共知并稱道者，只有討論時勢的數篇，但這些文章過于淺顯。文辭“取足便俗”，“無當于文苑”；而所作《馗書》，博而有約，文不掩質，是真正可以傳世的文字，反倒不被時人關注。為此，章太炎深感遺憾。基于追求高深學問的學術立場，他曾對包括粱啟超在內的走通俗路線的學者提出尖銳批評，說粱啟超如果不自恃才高，而循其少時所受嚴格訓練寫作，文章當不至如此“濫惡”。他甚至對自己的老師俞樾也頗有微詞，說他“吐辭冗濫”，原因在于喜趨附庸俗化的“時尚”，下筆時又無文辭方面的講究。
但是，即便章太炎這樣有資格“守舊”的傳統丈人，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也不能不趨趕時髦，在模擬魏晉風格古文做高深學問的同時，也對白話文及白話作品展開研究。因為自己有研究，所以對新文化人自稱是白話文的開創者不以為然。有一次劉半農問章太炎對白話文的看法，章回答說，白話文并不是今天才有，《詩經》就是白話詩，歷朝歷代的小說，如《水滸》《老殘游記》等，都是用當時的通俗語言甚至方言寫成，現在的白話文鼓吹者似乎不知道這一點，而自以為開風氣之先，豈非笑話？不僅如此，章太炎偶爾還用白話文寫作。1910年，他在《教育今語》雜志發表學術論文，其中一段涉及日本的文字，十分直白，絲毫不亞于后來白話文運動中的白話：“只有日本人，最愛變亂歷史，并且拿小說的假話，當做實事。……中國下等人，相信《三國演義》里頭許多怪怪奇奇的事，當做真實，但在略讀書的人，不過付之一笑。日本人競把小說的鬼話，踵事增華，當做真正事實，好笑極了。因為日本史學，本來不昌，就是他國正史，也大半從小說傳聞的話翻來。所以前人假造一種小說，后來人競當做真歷史。這種笑柄，千萬不要風行到中國才好。……棄人所長，攘人之善，都是島國人的陋見，我們泱泱大國．不該學他們小家模樣！”
另一個是大名鼎鼎的章士釗。士釗曾到英國留學，受過邏輯學訓練，強調下筆之時，“遣詞造句皆循定律”，但為文直追韓(愈)、柳(宗元)，有復古傾向。白話文運動興起后，他反其道而行，試圖革新古文，1925年出任教育總長之后甚至禁止學生讀寫白話文，被視為白話文最頑固的反對派。但就是這樣的人物，思想行為也常變通，并不古板。1925年2月章士釗與胡適邂逅合影，相約在照片上各題一首詩，以作紀念。主張白話的胡適題贈的詩多少有些講究格律：“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愿長相親不相鄙。”主張古文的章士釗卻在照片背面題寫了一首白話詩：“你姓胡，我姓章；你講甚么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并坐，各有各的I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后，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詩雖寫得蹩腳，卻反映了章氏思想的開通與性格的詼諧。
我繞這么大一個圈子，是想說明，在多元化的語境下，學者應該明白“高處不勝寒”及“曲高和寡”的道理，不硌畫地為牢，作繭自縛，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圈子里，至少不應自以為高明，排斥通俗的文字作品。原因很簡單，社會對學術文化的需求是多層次、多樣態的，曲徑通幽的純學術著作有它的價值，簡單明了的大眾讀物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生活在傳統文化濃重氛圍中的二章(太炎、士釗)尚且能因應時代變化，適度接受通俗，今天的學者還有什么理由將自己置于大眾文化的對立面呢？
因為閱歷與視角不同，本書作者對中國近代歷史的“重說”可能包含很多成長中的不成熟，但可能也包含不少專業歷史學者所沒有的觀察和見解。正像不少歷史學者的啟蒙歷史著作不是諸如“二十四史”這樣的“正史”而是演義體的歷史小說一樣，誰又能說類似“重說”這樣的中國近代史著作不會在歷史研究的圈子外引起非專業人士對歷史的興趣，并在近代史“重說”激發起的興趣支配下去尋求近代歷史的“真說”呢？
是為序。
楊天宏
2013年1月于四川大學江安寒舍
(序言作者系四川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