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鼇殺人事件

你知道的台灣史：
兩百年前台灣發生林爽文事變，清廷派福康安渡海平定。

你不知道的台灣史：
諸羅縣民陳誥因託寄包袱為好友李鼇所殺，竟驚動乾隆皇帝親自判案……

何以至此，最後結局如何？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兩百年前台灣府諸羅縣──
李鼇殺人事件

乾隆五十一年，發生在台灣的林爽文起義震動了萬里之外的北京，撤換了多名畏縮不前的官員後，朝廷最終委派陝甘總督福康安率領十萬大軍渡海平亂。
就在林爽文兵臨諸羅城下之際，諸羅縣民陳誥，將裝有金銀細軟的包袱託給了好友李鼇代為保管，自己出城避難去了。

戰亂平定之後，陳誥找李鼇要回包袱，沒料到李鼇翻臉不認帳，陳誥反而惹來殺身之禍……
要命的包袱始終沒找到，殺人犯逃了，縣令想吃案，知府小題大作，竟上奏驚動乾隆皇帝欽批，結果有人因此掉了腦袋，有人丟了官發配新疆……。

作者林育德，得祖父闊水先生真傳，博覽古書，融會貫通，能言善道，一張嘴說話，那就是一個潺潺流水綿綿不絕，話到激動處猶如巨浪滔天，激憤時猶如驚濤拍岸，溫柔婉約時又猶如涓涓細流。作者遍覽古今史料，常能從一些平民百姓的真實案例中，與當時政經大環境背景的演變，發現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關聯發展。

本書乃作者從乾隆時期台灣史料中的《李鼇糾眾持械尋毆傷人致死事件》一案中，發現本是一件遠在台灣諸羅（嘉義）發生的殺人案，但為何驚動了乾隆皇帝欽批，要求嚴辦，並讓大小官員丟官、丟腦袋、發配新疆，進而發現與當時發生林爽文事變的背景有關，讓作者帶我們回到二百年前台灣庶民生活的現場。

林育德

生於宜蘭，曾任《工商時報》攝影記者、《人間》雜誌採訪編輯，現居北京。
著有《記憶郵遞：百年前發自中國的50封明信片》，《記憶版圖》繁、簡體版。

話本開講：話說「濶水先生」
一、 一個要命的包袱
只有兩個人知道包袱裡裝的是什麼，但是，一個被打死了，一個拎著包袱落跑，其他一大幫和包袱並不相干的人，卻因此掉腦袋的掉腦袋、貶官的貶官、流放的流放……對他們來說，包袱裡裝的到底不是金銀細軟，而是一場萬劫不復的災難。

二、 福康安過台灣
「蚶鹿對渡」一直是閩台之間最便捷也最安全的航路。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初四，福康安赴台平定林爽文之亂，統領數萬大軍由蚶江啟碇，「一晝夜間揚帆穩渡，所帶兵船百餘號，同時到港」。從蚶江到鹿港只用了一個晝夜時間，這大概是帆船時代兩岸之間最快的一次渡海記錄。

三、 諸羅城內的一場鬥毆
陽春三月，正是嘉南平原一年中最好的時節。陳誥三人慢慢悠悠的漫步在兵亂之後百廢待興的縣城大街上，他們渾然不知，一起因一個包袱引發的血案正朝著他們節節逼近……

四、 來自北京的諭令
「今當賊匪甫經蕩平之後，正當趁此兵威，隨時嚴辦，使匪徒斂跡，盡絕根株……凡犯該死罪者，俱立置典刑」。「勿拘泥，勿姑息，有犯必懲」，「……若照內地，只應照例問擬，即以台灣地方民情刁悍，必當嚴示創懲……」

五、 陳誥之死
陳誥死了，奪人包袱、害人性命、還「詛咒予別人死」的李鼇卻跑得無影無蹤。想不到他這一跑，不止李同、李熊等人，連帶嘉義縣令唐時勳、幕友潘鴻緒、長隨翁元和那個「牽猴仔」的掮客呂傑都遭了殃。

六、 光棍李熊的五十圓番銀
李同許給李熊五十圓番銀，並曉以大義，李熊終於同意為李同頂兇認罪。美麗的憧憬迷了李熊的心竅，壓根兒沒碰著錢，就稀哩糊塗的「自行投案」去了，並當庭供認自己就是殺死陳誥的元兇。

七、 唐縣令的抉擇
全部八名案犯只抓捕了三人歸案，還不到一半。如果過半，哪怕就抓了五個，嘉義縣令唐時勳也不至於進退兩難。但天下事往往就是這麼不盡如人意。不知是太過自信，還是太過大意，唐縣令最終還是把自己給兜了進去。

八、 為著「台灣人出頭天」咱來去偷牽牛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彰化轄內的莿桐腳莊附近發生一起「盜牛案」，首犯陳顯能言善道，說起話來，激情中滿懷舍我其誰的悲情，明明是一樁下三濫的偷牛案，他能硬抝成「漳泉械鬥」；他捨生冒死去搶牛賣錢，也是為了他們泉州人能早日「出頭天」。

九、 師爺的「錦囊妙計」
如果在內地，如果沒有林爽文這個亂子，如果不是在嘉義這座光榮的城市，估計還是有可能蒙混過關。可是，不知道是唐時勳高估了自己的能量，還是他錯誤估計形勢，潘師爺輕描淡寫的信口一說，他便「亦即允從」了。

十、 五百圓番银買條活命
李同一口氣拿出五百圓番銀買自己的一條活命，誰成想，衙門竟是個進得去出不來的虎穴狼窩，拿了你的錢財還要你家破人亡，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本以為天衣無縫，卻還是百密一疏。

十一、楊廷理的疑慮
楊知府抽絲剝繭，明察秋毫，很快便釐清了整個案情，但仍然心存疑慮，他覺得，唐時勳、潘鴻緒竟敢如此膽大妄為，難道，真的有上層官員從中支應？

十二、在府城大堂上
除非讀書人，一般老百姓幾乎都聽不懂北方官話，這無疑增添了案件審理的難度。楊廷理是廣西人，萬鍾傑是雲南人，奎林是在西北地區征戰多年的滿人，他們說起官話來都難免南腔北調，但不管什麼口音，對一個台灣生台灣長的平頭百姓來說，聽起來同樣是霧煞煞的一頭霧水。

十三、治台用重典
北京紫禁城裡，年逾古稀的乾隆皇帝氣度雍容的將朱筆一勾，幾千里外撮爾小島的台灣就有一顆人頭落地；再一勾，又有一顆人頭落地……。

十四、從台灣到新疆的發配之路
由於身處民風刁悍的台灣，而且事情又發生在甫經平定「林爽文事件」 之後，呂傑最終被「從重發往新疆，給種地兵丁為奴」。由於同樣的原因，唐時勳也被從重發配到新疆，此外，他還有一個「枷號一年」 的附加刑。

十五、塵埃未定
一些人因李鼇而丟了性命，一些人因李鼇而改變了命運，而歷史卻還是一再的重複，許多在歷史夾縫中似曾相似的小人物總是在不經意間再次跳上台面，把幾百年前的老戲碼又搬演一遍。二百多年前，嘉義出了個見利忘義的李鼇，誰能說，二百多年後什麼地方不會再出來個李鼇？

話本前言：話說「濶水先生」（摘錄）

「濶水先生」是我的曾祖父。我一直想僭用了他的名諱，用來寫一些類似「話本」的鄉土傳奇，卻一直遲遲不敢僭越。現在，即使已經寫完《李鼇殺人事件》也還是拿不定主意。萬一，在本書付印之時，我真的拿他的大號做了筆名，但願他天上有知，千萬別怪罪我這個不肖子孫。

美其名曰「濶水先生」，其實，粗鄙的叫法就是「濶嘴先仔」，同輩人則索性叫他做「濶嘴仔」。「先仔」就是先生或老師的意思；也有人理解為「仙仔」，沒錯，這其中確實包含著「仙」的含意，不過不是「仙飄飄」，而是很臭屁的樣子，叫「仙噠噠」。

我沒見過我的曾祖父，對他的所有印象全都是聽來的。據說，這人長得瘦高瘦高，但這並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滿臉都是嘴。這個說法確實有些嚇人，但也僅僅說明了我曾祖父的嘴大得充滿戲劇性。那麼，到底有多大？

聽老人們說，我曾祖難得有不說話的時候，這時，只見上下兩片微閉的嘴唇像一彎靜謐的溪水流淌過嶔崎磊落的臉龐，上揚的嘴角幾乎快抵著腮幫子。所謂「口若懸河」，據熟悉我曾祖父的老人說，我曾祖父一張嘴說話，那就是一個潺潺流水綿綿不絕，話到激動處猶如巨浪滔天，激憤時猶如驚濤拍岸，溫柔婉約時又猶如涓涓細流。

據說，他張嘴說話時，光嘴巴就占了半張臉；他又喜歡仰著頭哈哈大笑，猛一看，可不是「滿臉都是嘴」。

我聽過見過的傳奇人物很多，僅就長相而論，其中最富戲劇性的莫過於我的曾祖。我一直熱衷於收集奇人異士的故事，目的之一，就是想找出一個比我曾祖生得更奇特的人，很遺憾，以我淺薄的閱歷，至今還未見到有出其右者。不過，也可能是我把他想像得過於傳奇。他沒有留下任何一張照片，這反倒給我留下了無限的想像空間。但終究是一種遺憾，我從未見到那張有若懸河之口恣意奔流的行狀。當然，隨著光陰的流逝，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轉述那條靜謐的、澎湃的、婉約的、激情的河流曾經的低迴、怒吼、傾訴和歡笑。

在我們世代居住的這個小縣城裡，我們家並不屬於早期開疆辟土、從而佔有大量土地的地方豪強；不是豪紳富賈；雖然有讀書之風，却只把讀書當作消遣而不求甚解，也就無緣於科甲功名。

對於「功名」，我曾祖有一套他自己的說法。他自認無緣於科甲功名，對他來說，當他去莊裡清收租銀時，往稻埕上一站，滿嘴跑火車，那叫「稻埕功名」；往廟埕上一站，一通胡吹亂侃，那叫「廟埕功名」；在菜市場裡插科打諢，這是他的「菜市仔功名」。

在那個沒有收音機、報紙、電視和網絡的時代，口頭傳播可說是唯一僅有的傳播工具。衙門外張貼的告示只是說明事情的結果，他不會告訴你太多過程，事情的細節，只能在市井間口口相授，最後由一名能言善道的人將其總結成為完整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有多少是穿鑿附會？有多少是無中生有？就只有說書的自己清楚了。但聽書的不在乎，好聽就行。

都說我和我曾祖長得像，都瘦條瘦條、手長腿長，臉上還掛著一張大嘴巴，既貪吃又愛說話。可是，在我二十四歲以後所有這些特徵就全走形了，自從做了盲腸手術，整個人就跟吹氣球似的，一天胖過一天，慢慢的，肥厚的腮幫子也把一張大嘴擠成了櫻桃小嘴。

其實，我根本不可能和我曾祖長得像，因為我祖父是抱養的。我曾祖一直到接近中年時都沒有生養，只好從一戶外姓人家那裡抱養了一名男嬰作為子嗣。但奇怪的是，很多見過我曾祖的老人還是堅持說，我和我曾祖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不止長得像，連個性都差不多，都是那麼愛吃愛喝愛說話，都是人未到聲先到，都笑得滿臉是嘴，還都裝著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故事。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覺得這似乎就是一種宿命。他的「市井功名」，不也就是我混跡塵世的「野路子功名」嗎？

我是辛年生人。按紫微斗數的推算，辛年生人巨門化祿、太陽化權、文曲化科、文昌化忌。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三方會照，巨門、昌曲對我的影響終將貫穿了我的一生。和我的曾祖一樣，註定無緣於科甲功名，只能遊走在勾欄瓦舍之間，搬弄點嘴皮文章，換回來三頓飽飯。

聽我祖母說，可能是工作的關係吧，我祖父經常往來台海之間，有時候去廈門、泉州，有時候就去寧波、上海，每次回家，別的沒有，就只背回來一堆書。和我曾祖不同，我祖父不愛說話、而且脾氣暴躁，閒暇時總是靜靜待在大廳裡讀書寫字，這時，全家人誰也不敢大口喘氣。很奇怪，我父親就跟我祖父很像，卻養出我這麼一個跟他祖父一樣的兒子。

我曾祖大約生活在道光中期到光緒晚期，中間經歷了咸豐、同治兩朝。我們的近代史，就是他們的當代史，他們說起林爽文事件，就跟我們說「二二八」差不多。在《李鼇糾眾持械尋毆傷人致死事件》發生的時代，我們家所在的縣份還沒納入大清帝國版圖，但是，若干年後，經過不斷的口口相傳，這個案件照樣能成為我曾祖熟爛于胸的話本。案件本身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出人意表的是，一個堂堂縣令竟因此備受凌辱，從而斷送了一生的功名，而且，整件事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嘉義。

案情是真實的，也都有據可查，但千萬別將這話本當作論文。我只不過是試圖僭用我曾祖的名號，私自揣摩他的說話方式，將發生在二百年前的這個案子說出來給大家聽聽，如此而已。

一、一個要命的包袱（摘錄）

只有兩個人知道包袱裡裝的是什麼，但是，一個被打死了，一個拎著包袱落跑，其他一大幫和包袱並不相干的人，卻因此掉腦袋的掉腦袋、貶官的貶官、流放的流放……對他們來說，包袱裡裝的到底不是金銀細軟，而是一場萬劫不復的災難。

事情發生在諸羅，就是現在的嘉義。

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公元一七八七年一月，大約是林爽文率領起義軍攻下彰化縣城，正兵臨諸羅城下之際。在一片兵荒馬亂之中，可能是即將出城躲避兵災，也或者出於別的考慮，諸羅縣民陳誥把自家的一個可能裝滿細軟的包袱寄放在李鼇家中，請他代為保管。當然，陳誥也完全可能只是臨時將包袱寄存在李鼇家裡，自己出城辦事去了，沒成想兵戎乍起。

諸羅城是一座土城，始建於雍正元年。據載，全城周長七百九十五丈二尺，壁基厚二丈四尺， 城牆上寬有一丈四尺； 護城河深一丈四尺，闊二丈四尺，周長八百三十五丈五尺。城門四座，東西南北分別是襟山、帶海、崇陽和拱辰，每座城門配置兩挺火銃。城外又環種刺竹，以加強防禦功能。然而，這種夯土建築並不太適應台灣的副熱帶海洋性氣候，到林爽文起事時，這座新城已經經歷了幾十年風雨，城牆和城樓也許因迭有維護而仍然挺立，但護城河基本已經不見蹤跡。

林爽文拿下彰化縣城之後，立刻率軍直撲諸羅，當時，諸羅城內外正瀰漫著茫茫大霧，幾步之外便不辨人跡。對守城官兵來說，這場大霧無疑是天助，足以讓來犯賊兵不分東西，也難辨敵我；對林爽文來說，這也是天助，它足以迷惑敵人，使敵人誤以為起義軍不敢貿然進犯而心存懈怠。

農民有農民的土辦法，這是守城的正規軍所無法預料的。

在濃霧的掩護下，林爽文命令士兵砍下一些高聳的刺竹，削去扎手的枝條，然後將火繩捆在一根根修長的竹竿竿頭，點上火，讓一部份士兵高舉著，繞著城牆一邊奔跑一邊大聲呼喊。當守城官兵的注意力幾乎完全聚焦在如鬼火般在迷霧中紛飛跳躍的火炬之上時，林爽文又派出一部份兵力，帶著圓鍬鐵鎬，悄悄潛行到城牆腳下，像刨地一樣，把城牆上的夯土一塊塊地刨了下來。費不了多少工夫，二丈四尺厚的牆體就被他們刨出一道缺口，起義軍隨之如潮水般湧入城內。

十二月初六上午，整個諸羅城便落入了林爽文之手。在斬殺了縣衙裡的一班文武官員后，林爽文隨即依照中國幾千年來攻城掠地的慣例，張貼安民告示，強調這是一支順應天命的仁義之師，他們秋毫無犯，百姓們完全可以一如平常的安心生活。

雖說已經是年終歲末，離過年也就半個多月時間，但局勢依然動盪，各地的戰鬥還在繼續。要是在太平時節，按照台灣的風俗，再沒幾天就是臘月十六的「尾牙」了，甭管是地主請佃戶或頭家請夥計，大家圍在一起樂樂呵呵的吃上一頓，接著就該歡歡喜喜的過年了。但是，對所有台灣人來說，這卻是個不同尋常的年景。眾多逃亡的百姓在兩軍對峙和盜匪橫行之間，如喪家之犬般東奔西逃。陳誥裹挾于其間，只求能在這亂世中苟全性命。

一個多月後，也就是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台灣總兵柴大紀又從林爽文手中奪回了諸羅城，此後有大約半年時間，諸羅城被起義軍重重圍困成為一座孤城，陳誥就更回不了城了。

都說「寧為太平狗，不為亂世民」。就算世上真的有弔民伐罪的正義戰爭，城門一旦失火了，難免要殃及池魚，更何況這麼一場包含著漳泉矛盾、閩客對立、移民與原住民衝突等一系列問題的一團爛仗，誰都可能遭受無妄之災。

胡番是諸羅縣衙工房裡的一名貼寫。貼寫，就是抄錄文書的臨時工。時年二十九歲，尚未娶妻，與年過六旬的母親和十五歲的妹妹共同居住在諸羅城裡。十二月初六，林爽文攻破諸羅城那天，看著城內的人紛紛向外逃散，胡番心想，大家都拼了命的往城外跑，難保城外沒有趁火打劫的，況且自己還帶著年老的母親和年輕的妹妹，總不如在城裡待著踏實。而且，家裡囤著二十多石穀子，也足夠一家三口支撐一些時日。這樣，雖說內心難免有些忐忑，胡番一家子到底還是留了下來。

和胡番一樣，李鼇也選擇留在城裡。在那樣一個兵馬倥傯的年月，陳誥能事先得知李鼇留守城內的決定，並且放心的把包袱交待給他，可見兩人的交情到底不是一般。

柴大紀收復諸羅城後不久，胡番在大街上遭遇協助清軍平亂的廣東義民的盤詰，義民們從他身上搜出十三圓番銀。可能是義民們見獵心喜，決定收繳這十三圓番銀；而胡番當然不情願自己的銀子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沒了，更何況自己也在衙門裡當差，這便引發了双方一場小小的爭執。正好有一名官員路過，聽見吵嚷聲後，便招呼一名義民過去問話，於是，整個事態發生了致命的轉變，別說區區十三圓番銀，連帶他胡番的一條小命都將難保。

義民們向這名官員稟報，說他們抓到一名賊黨。

古往今來，像這樣的事例實在太多了。兵荒馬亂之際，甭管公報私仇也好，謀財害命也罷，隨便給你安個罪名，管叫你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既然是林爽文的「賊黨」，一番嚴刑拷打是在所難免的。可能是在一頓酷刑之後，胡番糊里糊塗作出這樣的供述，他說：「初八日，賊兵來搶劫，見我家有穀子二十餘石，要我碾米給他，我不肯給他碾米，他就要殺我。我只好雇了人，替他碾了米給他，他就饒了。後來我同母親說城內住不得了，我們就搬至離城七里的薑母樓姨丈家去逃避。」

這里所說的「薑母樓」可能是「薑母寮」的筆誤。嘉義有兩個薑母寮，一個在現在的嘉義市東區，一個則在西區，也就是過去諸羅城的城東和城西。胡番說離城七里，估計是是城東的薑母寮，這裡已經進入山區，南邊有一口埤圳，過去叫紅毛埤，現在叫蘭潭水庫。

即使胡番一再堅稱，他是被「賊兵」所迫，可就這二十多石穀子，還是讓胡番百口莫辯的成了天地會的「運糧官」。他的最終結局我們不得而知，可以想像，在那樣一個「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放過一人」的年月，胡番的命運確實堪憂。如果他的罪名真的被坐實了，該要人頭落地的恐怕就不是他胡番一個了。

相對於城內，城外的情況更加不容樂觀。柴大紀在奪回諸羅城之後，立即徵調民伕深挖城壕，並修建層層木柵以加強防禦。這無疑增添了林爽文攻城的難度；再有來自內地的援軍和當地的義民武裝隊伍加入戰局，使得林爽文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起義軍分兵駐守的北門外和三抱竹等地，不斷受到援軍和粵、泉兩籍義民的襲擊。

搶劫、縱火、虐殺和強姦婦女的惡性事件迭有發生，但交戰雙方都聲稱是對方所為。由於林爽文是漳州人，起義軍也大多由漳州人組成，所以，許多由漳州人建立的村莊不可避免的成了官兵和粵、泉兩籍義民攻擊的目標。根據福康安事後給乾隆的報告，彰化縣城內的衙署和民房幾乎被「反賊」焚毀殆盡，城外的村莊也受到嚴重破壞；諸羅城內民房總體完好無損，但遠近村莊則多被焚毀，只鹽水港一帶房屋未見損壞；在台灣縣，大部份難民逃入府城躲避兵災，府城外的村莊早已蕩然無存；鳳山縣的情況和彰化縣差不多，城外的村落也多遭兵火蹂躪，舉目所見，盡是一片殘垣斷壁，只有廣東籍的義民村莊，田園廬舍都不損分毫。

經過這次戰亂，許多村莊在台灣地圖上永遠的消失了，同樣的，許多無辜百姓也永遠的湮滅在自己曾經辛勤耕耘的土地上。

面對來自各個方面的燒殺搶掠，四散逃竄的諸羅百姓已經無路可走。他們請求進城避難，但城內已經人滿為患。只有少數婦女被允許進城，大多數被安置在城外的人仍然時時面對著死亡的威脅。

同樣留在城內，李鼇顯然比胡番要幸運得多，他安然無恙的渡過了這場兵災。由於陳誥遲遲未歸，他心想，也許陳誥已經死在亂兵之中，也許回了福建老家，至於這個包袱，就當是自己大難不死的報酬吧。

可是，即使經歷了千難萬難，一年多後，陳誥終於還是好端端的出現李鼇面前。

當他滿懷希望又心懷感激的找到李鼇要拿回包袱時，事態的發展卻不是陳誥所想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