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策：先秦諸子與史記評述（簡體書）

《春秋策：先秦諸子與史記評述》收藏整理了傅斯年先生關於“戰國子家”和《史記》的珍貴講義資料，前者概括了諸子百家的源流和特點，後者則開創了現代《史記》研究的先河，兩部分內容都是傅斯年巔峰時期的精華之作，至今仍為學界所推重。後人對文中涉及的相關歷史篇目做了輯錄，在附錄部分還精心編撰了傅斯年年譜，具有很強的收藏性和閱讀性。

傅斯年（1896－1950），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治學既嚴謹，又有其創新精神，他將中國近代的治學方法和西方的科學方法相結合，創造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又有時代精神的歷史研究新方法，為中國傳統史學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其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發表論文百餘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之想像》等。

《春秋策:先秦諸子與史記評述》編輯推薦：先秦諸子百家，是后世思想學派的源頭，司馬遷所著《史記》，是中國恢宏歷史的結晶，塑造獨立性格，傳承燦爛文明，兩者缺一不可。研習先秦諸子應注意：汲取各家學說要義，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二、與時俱進，學以致用。《史記》究天人之跡，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拜讀應謹記：一、讀史學做人，以史為鏡，可以明得失；二、讀史學智慧，融會貫通，為己所用。

上篇戰國子家縱橫捭闔哲學乃語言之副產品諸子天人論導源春秋戰國之際為什麼諸家並興戰國諸子除墨子外皆出於職業止有儒墨為有組織之宗派儒為諸子之前驅，亦為諸子之後殿戰國諸子之地方性《非十二子》春秋時代之矛盾性與孔子孟子之性善論及其性命一貫之見解荀子之性惡論及其天道觀墨家之反儒學墨子之非命論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所謂“雜家”祥之重興與五行說之盛梁朝與稷下齊晉兩派政論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預述周漢子家銜接之義下篇史家絕唱博古通今《史記》研究參考品類老子申韓列傳第三十篇有錄無書說敘論太史公書之卓越論司馬子長非古史學乃今史學家手批“史記”（全文周法高輯錄）與頡剛論古史附錄傅斯年著述年表

春秋戰國之際為什么諸家并興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問諸子并興是不是起于春秋戰國之際？近代經學家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觀念大別有兩類：
一類以為孔子有絕大的創作力，以前樸陋得很，江永、孔廣森和好些今文學家都頗這樣講；而極端例是康有為，幾乎以為孔子以前的東西都是孔子想像的話，諸子之說，皆創于晚周。
一類以為至少西周的文化已經極高，孔子不過述而不作，周公原是大圣，諸子之說皆有很長的淵源，戴震等乾嘉間大師每如此想，而在后來代表這一說之極端者為章炳麟。
假如我們不是在那里爭今古文的門戶，理當感覺到事情不能如此簡單。九流出于王官，晚周文明只等于周公制作之散失之一說，雖絕對不可通；然若西周春秋時代文化不高，孔老戰國諸子更無從憑借以生其思想。
我們現在關于西周的事知道的太不多了，直接的材料只有若干金文，間接的材料只有《詩》《書》兩部和些不相干的零碎，所以若想斷定西周時的文化有幾多高，在物質的方面還可盼望后來的考古學有大成功，在社會人文方面恐怕竟要絕望于天地之間了。
但西周晚年以及春秋全世，若不是有很高的人文，很細的社會組織，很奢侈的朝廷，很繁豐的訓典，則直接春秋時代而生之諸子學說，如《論語》中之“人情”，《老子》中之“世故”，《墨子》之向衰敗的文化奮抗，《莊子》之把人間世看作無可奈何，皆都若無所附麗。
在春秋戰國間書中，無論是述說朝士典言的《國語》（《左傳》在內），或是記載個人思想的《論語》，或是把深刻的觀察合著沉郁的感情的《老子》五千言，都只能生在一個長久發達的文化之后，周密繁豐的人文之中。且以希臘為喻，希臘固是一個新民族，在他的盛時一切思想家并起，仿佛像是前無古人者。然近代東方學發達之后，希臘人文承受于東方及埃及之事件愈現愈多，并非無因而光大，在現在已全無可疑。
東周時中國之四鄰無可向之借文化者，則其先必有長期的背景，以醞釀這個東周的人文，更不能否認。只是我們現在所見的材料，不夠供給我們知道這個背景的詳細的就是了。然而以不知為不有，是談史學者極大的罪惡。
論語有“述而不作”的話，莊子稱述各家皆冠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這些話雖不可固信，然西周春秋總有些能為善言嘉訓，如史佚周任，歷為后人所稱道者。
既把前一題疏答了，我們試猜春秋戰國間何以諸子并起之原因。既已書缺簡脫，則一切想像，無非求其為合理之設定而已。
一、春秋戰國間書寫的工具大有進步。在春秋時，只政府有力作文書者，到戰國初年，民間學者也可著書了。西周至東周初年文籍現在可見者，皆是官書。《周書》《雅》《頌》不必說，即如《國風》及《小雅》若干篇，性質全是民間者，其著于簡篇當在春秋之世。《國語》乃由各國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無此力量。《論語》雖全是私家記錄，但所記不過一事之細，一論之目，稍經展轉，即不可明了。禮之寧儉，喪寧戚，或至以為非君子之言，必當時著書還甚受物質的限制，否則著書不應簡括到專生誤會的地步。然而一到戰國中期，一切豐長的文辭都出來了，孟子的長篇大論，鄒衍的終始五德，莊子的卮言日出，惠施的方術五車，若不是當時學者的富力變大，即是當時的書具變廉，或者兼之。這一層是戰國子家記言著書之必要的物質憑借。
二、封建時代的統一固然不能統一得像郡縣時代的統一，然若王朝能成文化的中心，禮俗不失其支配的勢力，總能有一個正統的支配力，總不至于異說紛紜。周之本土既喪于戎，周之南國又亡于楚，一人春秋周室只是亡國。所謂“尊天子”者，只是諸侯并爭不得其解決之遁詞，外族交逼不得不團結之口號。宋以亡國之余，在齊桓晉文間竟恢復其民族主義（見《商頌》）；若魯頌之魯，也是儼然以正統自居的。二等的國家已這樣，若在齊楚之富，秦晉之強，其“內其國而外諸夏”，更不消說。政治無主，傳統不能支配，加上世變之紛繁，其必至于磨擦出好些思想來，本是自然的。思想本是由于精神的不安定而生，“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思想惡乎生，曰，生于不一。
三、春秋之世，保持傳統文化的中原國家大亂特亂，四邊幾個得勢的國家卻能大啟土字。齊盡東海，晉滅諸狄，燕有遼東，以魯之不強也還在那里開淮泗；至于秦楚吳越之本是外國，不過受了中國文化，更不必說了。這個大開拓，大兼并的結果：第一，增加了全民的富力，蕃殖了全民的生產。第二，社會中的情形無論在經濟上或文化上都出來了好些新方面，更使得各國自新其新，各人自是其是。第三，春秋時代部落之獨立，經過這樣大的擴充及大兼并不能保持了，漸由一切互謂蠻夷互謂戎狄的，混合成一個難得分別“此疆爾界”的文化，絕富于前代者。這自然是出產各種思想的肥土田。
四、因上一項所敘之擴充而國家社會的組織有變遷。部落式的封建國家進而為軍戎大國，則刑名之論當然產生。國家益大，諸侯益侈，好文好辯之侯王，如枚乘《七發》中對越之太子，自可“開第康莊，修大夫之列”，以養那些食飽飯、沒事干，專御人以口給的。于是惠施公孫龍一派人可得養身而托命。且社會既大變，因社會之大變而生之深刻觀察可得豐衍，如老子。隨社會之大變而造之系統倫理，乃得流行，如墨家。大變大紊亂時，出產大思想大創作，因為平時看得不遠，亂時刺得真深。
綜括上四項：第一，著書之物質的憑借增高了，古來文書仕官，學不下庶人，到戰國不然了；第二，傳統的宗主喪失了；第三，因擴充及混合，使得社會文化的方面多了；第四，因社會組織的改變，新思想的要求乃不可止了。歷傳的文獻只是為資，不能復為師，社會的文華既可以為用，復可以為戒。紛紜擾亂，而生磨擦之力；方面復繁，而促深澈之觀。方土之初交通，民族之初混合，人民經濟之初向另一面拓張，國家社會根本組織之初變動，皆形成一種新的壓力，這壓力便是逼出戰國諸子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