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興起：社會管理創新的核心問題（簡體書）

正是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而出現的結構性變遷，社會興起了！
一旦社會興起，一定會顯示出與以往全能國家邏輯不一樣的行為姿態，它要按照其自身的邏輯行事。
一個逐漸成長起來的社會，是有助於國家權力的理性化、規範化的；相應地，一個理性化、規範化運作的國家權力體系，也是有助於一個自主、自治與自律的社會成型的。

《新華社會管理論叢?社會的興起:社會管理創新的核心問題》編輯推薦：學界名嘴、社會公知任建濤教授暢談社會管理創新核心問題！

從晚明到當代，我們中國人把社會扭成了三重卷曲的麻花，現在需要順著原來扭曲的方向反扭回來。
第一次反扭，就是要扭回尊重公民自主、自治的現代建國基準上來。國家必須承諾孫中山確認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比之政黨國家更為根本的現代國家建構原則。國家不能覺得公民不成熟，一直要堅持給所有公民哺乳，讓他們永遠脫離不了吸吮國家乳汁的不成熟狀態。須知公民天生具有自主、自治的能力。只要一個國家的政黨權力、國家權力、公民權利分化了，公民就能學會自主、自治，他們就會有公民自己的思維邏輯與行動方略。就此而言，社會自治與國家建構是相伴而行的。一個不能自治的社會，投射出的是一個國家無以法治。
第二次反扭，就是要承認國家權力并不是國家公職人員唯一的工作與生活的依憑。國家工作人員只是一個職業歸屬而已，國家工作人員不等于國家權力機關。國家的組織機構與國家的工作人員，乃是沿循不同邏輯發揮效能的兩碼事情：在社會轉型的思路中，不能將國家工作人員撇除在社會成員的圈子外，不能將他們視為權力的人格象征。國家權力絕對是非人格化的，因此一定要把國家機構的工作人員算作社會成員。在八小時工作時間之內，他們行使國家權力；在8小時之外，他們跟所有的社會成員沒有什么兩樣。否則，他們自身就會因為24小時與權力伴隨的幻覺，受到權力的懲罰或迫害。一個常被人們提及的悲劇性例子，差可說明問題：一個北京警察，在北京養成隨時隨地代表國家權力的工作習性，結果他到山西太原出差，以為也有權力附身，帶著權力的傲慢，與當地警察發生抗法沖突，最后竟然被山西太原警察打死了。這個悲劇事件的構成因素，當然會很復雜。但它證明即使掌握國家權力的公職人員，如果不是處在平等的、需要國家保護的社會成員的位置上，他也有隨時陷入危機狀態、以至于生命不保的危險。對于一個公職人員來講，8小時以外你是一個普通公民，這個時候你就會意識到你是沒有國家特權支持的平等行動者，你就會逐漸養成與所有公民平等相待的政治習性，你就不會居高臨下對公民指手畫腳。缺乏這樣的身份或角色定位，身在國家機關的公職人員，是不可能清楚知道公民需要怎樣的尊重的。即使口呼敬重公民，那也不過是刻意擺出的、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姿態而已。
第三次反扭，就是要促使社會領域中活動著的人們普遍認識到社會利益的多元化。這體現為人們對于官方權力的有限性的準確把握。從前，官員們可以將8小時以內的權威攜帶進8小時以外的社會生活中，一直成為無權無勢的社會公眾行動的楷模或榜樣。而在扭回現代社會結構后，官員在8小時以外還想教訓普通公民，他們就不會買帳了。因為公務員在8小時工作之外，作為平等公民的身份被大家所認知，權力并不給予他行使權力時限之外的權威感了。這個時候，社會轉型的現實問題就出現了。國家極易對付的、社會的散沙狀態就不可能再維持了。為什么會如此呢？因為此前分散的公民個人是絕對沒有力量的，這樣的個體想捍衛自己的私權，想避免公權對你的隨意干預，缺乏組織力量的支持，因此顯得特別勢單力薄，不足以與國家權力分庭抗禮，難以受到公正對待。公民在興起的社會空間里，通過自己的維權實踐，逐漸發現組織起來的社會，人們相互支持，社會的力量感就會顯現出來，公民才可能維護住自己的基本權益。另一方面，這也促使國家意識到，治理這個社會必須要避免此前容易犯的兩個毛病：一是國家對主權范圍內諸事務的管理，就其對象而言，本來應該是對公民個人展開的。在面對打破一切群體約束的、平等的個人時，這樣的國家才最好管理。因此國家以法治的方式，就可以均等地處置國家管理的事務。而不必要以復雜的自然群體、血緣關系、族群關系來治理國家。而后一種管理國家的方式，只會將管理對象分為三六九等，國家就難以運行在法治的軌道上。這樣，國家就是最好治理的，“治大國若烹小鮮”。二是國家要治理社會的時候，它一定要扶植一個按照法律、法規、政策有效組織起來的社會。沒有這樣的社會，國家發現社會是一盤散沙的時候，它如果想管理社會，那就一定找不著北。因為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它試圖管理的社會對象。對子虛烏有的社會進行管理，其管理很有可能就是以空對空的國家治理神話。
經過這三次反扭，社會開始組織起來了，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就出現了。這樣的“社會轉型”，應該名副其實地叫做“社會再轉型”。轉到一個什么社會基點上呢？就是官方和民間都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組織化的社會。社會再轉型就此成為一個自主型的、自治性的、組織化的現代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