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傳記寫作的歷史與敘事（簡體書）

《現代中國傳記寫作的歷史與敘事》針對“五四”以來現代中國傳記與傳記類文學的創作現象，基於現代傳記寫作的研究，以傳記的現代轉型為起點，梳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傳記發展的基本脈絡；同時，以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新時期以來各種傳記的出現為研究對象，對傳記文學和傳記類文學進行了深入研析。在縱向上梳理“五四”以來中國傳記與傳記類文學寫作的發展脈絡；在橫向上概括現代自傳、他傳、雜傳、類自傳和傳記體小說的敘事方法與特徵，對20世紀以來出現的類自傳、自傳體文學現象進行學理式的探究與論述。《現代中國傳記寫作的歷史與敘事》可以作為高等院校相關專業選修課程教材，也可供文學研究者、文學愛好者及一般社會讀者閱讀參考。

《現代中國傳記寫作的歷史與敘事》可以作為高等院校相關專業選修課程教材，也可供文學研究者、文學愛好者及一般社會讀者閱讀參考。

緒言“五四”以來現代中國傳記寫作的基本特徵第一章名人自傳：名家創作與中國傳記的現代轉型第一節胡適《四十自述》：首開現代中國傳記文學之先一、現代傳記觀：“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二、《四十自述》：自古成功在嘗試第二節全人格的袒露：郁達夫《日記九種》和《達夫自傳》一、郁達夫的傳記文學理論二、《日記九種》、《達夫自傳》：“新的解放的傳記文學”第三節《沫若自傳》：個體與歷史的雙重敘事一、“活”人自述和“這一個”二、紀實與虛構三、私人敘事與宏大敘事第四節書信體傳記：魯迅、景宋的《兩地書》第五節《從文自傳》：“鄉下人”的文體自覺第六節其他名人自傳：現代傳記寫作熱的興起第二章現代他傳：中國傳記表現領域與方法的雙向拓展第一節文人視野中的文人傳記一、郁達夫的中外文人傳記二、胡適的《丁文江的傳記》、《李超傳》三、聞一多的《杜甫》四、學術傳記第二節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人物一、吳晗的《朱元璋傳》二、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第三節英雄小品：為解放區英雄造像一、革命領袖或高級將領傳記二、戰時現實人物傳寫三、普通人傳記小品第四節呼喚英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英雄敘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第五節《雷鋒傳》：為真實而永恆的英雄立傳第六節思想解放語境中的革命歷史傳記劇一、革命歷史傳記劇的創作浪潮二、藝術成就較高的革命歷史傳記劇三、革命歷史傳記劇的意義第三章當代雜傳：傳記寫作文體的泛化與主題彌散第一節那喀索斯的幽靈：明星自傳的自戀傾向批判一、明星自傳的自戀傾向二、明星自傳的主要內容分析三、明星自傳的缺失第二節明星自傳形式的多樣呈現一、敘述視角多角化二、結構散文化三、語言多樣化第三節當代名人側傳中的父母形象一、作為中心的父親和作為陪襯的母親：側傳中的性差別主義二、剛性的父親和柔性的母親：側傳中的性別刻板定型三、蘇格拉底式委曲求全的父親和曹七巧式的破壞性母親：被誤讀和扭曲的形象第四節葉永烈《紅色三部曲》對於文獻的運用一、文獻，作為史傳文學的歷史佐證二、文獻，作為史傳文學的情節元素三、以文獻為依託的書面對話四、文獻，作為主體內容的補充……第四章類自傳：中國當代紀實性文學的突圍表演第五章自傳體小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女性小說的傳記式敘事第六章小說傳記：基於童年意緒的蘇童小說的虛構敘事參考文獻後記

同時，朱東潤有感于中國傳統傳記觀念的局限性，以及確立新的傳記文學范疇的迫切需要，開始對這一樣式的理論作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二十余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生傳》，我開始對傳記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于文學的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討，只是1939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于傳記文學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上對于這類文學有什么進展，于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棘荊的工作。自此以后，朱東潤將傳記文學的研究與創作作為其畢生學術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朱東潤立足于現實生活，通過對古代與國外思想資料的全面把握和批判繼承，按照“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提出了現代傳記文學諸原則，建立適應國情的傳記文學理論構架。其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傳記文學是介于史學和文學之間（或者說是史學和文學的結合）的一門獨特的藝術樣式。這一定位，一方面讓傳記文學從史學的附庸中解脫出來。他認為：“傳記文學是史，同時也是文學。因為是史，所以必須注意到史料的運用；因為是文學，所以也必須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朱東潤在對傳記寫作于現代學術門類中的地位及作用進行界定時，已不再帶有呼吁現代傳記作為新的文學樣式而出現“重文輕史”的情緒色彩，而是兼顧傳記文學分別擔負的亦史學、亦文學的使命，使我國現代傳記文學在現代學術之林中，有更為恰切的位置。
第二，寫作傳記文學的主要目的，是刻畫人物變動不居而又前后連貫的性格，并將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及其內在邏輯予以深刻的再現。這一認識是傳記文學前述認識的一種自然的延伸。既然傳記寫作在其所發揮的歷史職能以外，還承負著文學的使命，而文學又是離不開人物形象的塑造的，那么性格的塑造便顯得十分重要。傳記文學創作中塑造生動感人的人物形象，關鍵在于刻畫再現人物變動不居又前后一貫的性格。朱東潤多次談到中國傳統傳記寫作的弊端之一，便是直奔史實而忽略人物性格的刻畫；有些傳記即使在某種程度上刻畫了人物性格，亦多為平面的、僵滯的，常常是好人出世便是好人、壞人生成便是壞蛋，這樣的傳記是不可能有藝術感染力的。要煥發傳記文學的藝術生命，就應當也必須認識到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的性格無一不是沿循一定的內在邏輯而時時變化的，并且將人物性格的這種豐富性在作品中加以深刻的再現。
第三，從事人物傳記的創作，要尊重歷史的真實性原則。傳記作者在反映歷史真實面貌的同時，又應該有強烈的歷史感滲透其間。把歷史的真實性作為傳記文學創作的一條重要原則，這已被一般人接受。在真實地反映歷史本來面目之外，還要兼顧國家利益、民族情緒，這正是朱東潤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特殊文化心態與人格。朱東潤說：“我們之所以要在西方現代傳記家所提出的‘真實、個性、藝術，之傳記三要素之外，又加上了‘祖國’這一要素，因為我們深知自19世紀起，自己的祖國因為腐敗因循，終于成為極衰的國家。經過多年的內戰，歷史上的光榮的時代幾乎不再能發揮任何的光與熱，人民的窮困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了。而在這個百年之內，志士仁人、愛國者、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經過反復的犧牲，終于找到一條光明的大道，還經過無窮的艱難、反復、動搖不定，才走到現在的時代；而現實也并非就能令大家人盡滿意。歷史有反復，但總的潮流是前進的。人類的最終目的必然是求得人類的大同，但現在這一目標還無法達到；在無法達到這一目標的時候，包括傳記家在內的一切文藝家在其作品中不能不強調愛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