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森綱領與知識論重建（簡體書）

從先驗論證角度重新審視戴維森綱領，並由此擴展至語義學和知識論等領域，是最近20餘年分析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邏輯、博弈與認知研究叢書：戴維森綱領與知識論重建》乃是關涉此最新趨勢的研究成果。全書分為兩部分：第Ⅰ部分是基於先驗論證對戴維森綱領展開研究。作者認為，戴維森綱領的關鍵問題可以表述為“語言理解或交流的可能性”這一先驗式問題，並將此關鍵問題分解為對語言理解的基本原則、證據基礎、詮釋方法、論證結構、總體模式等方面的探討，在戴維森綱領的研究中具有開創性意義。第Ⅱ部分是將戴維森綱領的基本思想拓展至知識論領域。以戴維森綱領作為啟發性的分析框架，作者揭示了傳統知識分類面臨的主要困難，探討了關於自我、他心、世界三類知識的特徵及其關係，並在反駁懷疑論對知識可能性質疑的基礎上，提出了重建知識論的新主張。《邏輯、博弈與認知研究叢書：戴維森綱領與知識論重建》適合哲學、語言學、心理學等專業領域的研究人員，以及高校師生參考閱讀。同時，對關心理解、交流、知識、意義、真理和先驗論證等問題的讀者，《邏輯、博弈與認知研究叢書：戴維森綱領與知識論重建》也具有參考價值。

王靜，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哲學系主任；中山大學哲學博士。先後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英國牛津大學進行訪學研討。2010年破格晉升為教授，2011年獲得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邏輯哲學、語言哲學和現代知識論，在《哲學研究》等期刊上發表論文20多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基於戴維森綱領的知識論重建”，參加兩部邏輯學國家級規劃教材的編寫，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邏輯學導論》專家組成員、兩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核心成員。

王靜所著的《戴維森綱領與知識論重建》的主要目的有兩個：①運用先驗論證的方法重新考察戴維森綱領，概括出先驗論證總論題：“語言的理解或交流是如何可能的？”從中分解出多個先驗論證子論題，從語言理解的語義基礎、詮釋理論及其本體論一認識論根據以及總體論證模式等方面把握實現語言理解的可能性條件。②把基于先驗論證的戴維森綱領應用在知識論的重建上，明確戴維森式知識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知識論提供新的重建方案。

總序前言第Ⅰ部分基於先驗論證的戴維森綱領研究第1章第Ⅱ部分問題背景和論證思路第2章語言理解的語義基礎：外延性真理-意義理論2．1幾種主要的意義理論及其困境2．2意義如何經由真理而談論？2．3給出意義的真理理論之特點第3章語言理解的詮釋基礎：真理與詮釋3．1戴維森的詮釋理論概述3．2詮釋的形式基礎和證據基礎3．3如何根據真理理論進行詮釋3．4決策論方法在語言詮釋中的應用第4章語言理解的詮釋方法：徹底詮釋4．1徹底詮釋的內涵及應用4．2詮釋的不確定性4．3徹底詮釋理論的哲學意蘊第5章語言理解的本體論-認識論根據：整體論、寬容原則和語義外在論5．1整體論5．2寬容原則5．3語義外在論第6章語言理解的總體性模式：詮釋脈絡中的三角測量模式6．1三角測量的基本結構和關係6．2理解語言為什麼需要三角測量模式6．3三角測量模式與戴維森綱領各主題之間的關係6．4三角測量模式的哲學意蘊第7章戴維森的先驗論證及其哲學意蘊7．1先驗論證的方法論結構7．2戴維森先驗論證的獨特性7．3戴維森先驗論證的哲學意蘊第Ⅱ部分基於戴維森綱領的知識論研究第8章第Ⅱ部分問題背景和論證思路第9章當代知識論與戴維森綱領9．1當代知識論的主要重建方案及其困難9．2戴維森綱領與知識論研究第10章信念、內容與因果關係10．1只有擁有由信念內容構成的信念概念，才可能擁有信念10．2只有通過詮釋脈絡的因果聯繫，才可能具有知覺信念第11章信念內容的客觀真實性11．1語義外在論對信念具有客觀內容的必要性11．2三角測量模式對信念客觀真理性的辯護第12章關於自我、他心和外在世界的知識12．1三類知識的平權性12．2自我知識的確定性與詮釋的不確定性第13章戴維森式知識論與反懷疑論13．1反懷疑論的核心論點13．2徹底詮釋與反懷疑論13．3語義外在論與反懷疑論參考文獻主題詞後記

第1章 第Ⅰ部分問題背景和論證思路
在分析哲學研究中，先驗進路的引進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其中以斯特勞森（Strawson，1959，1966，1985，1992，1997）、斯特勞德（Stroud，1968，1977，1984，1994，1999）、帕特南（Putnam，1970，1981，1995，1998）、塞爾（Searle，1995）、伯吉（Burge，1979，1982，1986，1996）、塞拉斯（Sellars，1963）、戴維森（Davidson，2001a2，2001a5，2001a9，2001a13，2001a14，2001a15，2001b13）等對先驗論證（transcendental argument/argumentation）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一方面，根據先驗進路，人們把分析哲學家關注的問題重述為一些先驗問題，如：“語言言說世界是如何可能的？”（WittgensteinⅠ）“語言理解是如何可能的？”（WittgensteinⅡ，Davidson）“概念表達對象是如何可能的？”（Sellars）“主體間（intersubjective）相互理解是如何可能的？”（Strawson）“語詞指稱對象是如何可能的？”（Putnam，Searle）……這些問題的重述為推進分析哲學的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另一方面，在這一新視野下，人們提出了重審先驗論證的一系列新問題，如：“先驗論證的邏輯結構是什么？”“先驗論證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當代的先驗論證主張能成功地反駁觀念論（idealism）、懷疑論（skepticism）和模態的知識（modal knowledge）等所提出的問題嗎？”“面對當代各種懷疑論的挑戰，如何修正和重構先驗論證？”這些問題的提出對我們理解、修正和重構先驗論證給出了新的啟示。
按照先驗論證的進路，一般認為：“哲學家們以‘X可能性的條件（thecondition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X）是什么？’這種形式的問題與康德（I.Kant）及其先驗論證這種新穎的哲學方法論聯系起來。”（Capenter，2003：219）或者說，先驗論證的一般形式可表述為“一件事物（X）是其他某種事物（Y）的可能性的必要條件”，也即沒有前者就不能得到后者。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作為先驗論證的必要條件X是形而上學的和先在的條件，而不僅僅是自然的和后天的條件。
那就是說，沒有X就得不到Y不是因為某種支配現實世界的和通過經驗科學可觀察的自然規律（natural law）使其不可能（例如生活中沒有氧氣生命就不能生存），而是因為某些形而上學的限制（metaphysical constraints），這些形而上學的限制經由反思（reflection）使X在每一可能世界（every possible world）作為Y的條件得以成立。（例如，存在是思想的一個條件，因為前者是我們要做或要作為任何事情的先在要求。）對X和Y的依賴關系所做的這種要求對所有先驗論證都是非常重要的（Stern，1999）。
對以先驗論證重述分析哲學的核心問題這種研究，當代的分析哲學家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傾向：消極的一方認為期望訴諸這樣的先驗論證能夠一舉解決長久存在的哲學問題，那是太過輕率和樂觀的；而樂觀的一方認為我們實際上能夠找到對先驗論證的謹慎而溫和的應用（a caution and moderate use）。后者認為，早期的先驗論證的支持者是由于歪曲了先驗論證的真實作用，從而招致許多反對。一旦我們重新考慮先驗論證的作用，一旦我們全面思考這種論證的性質及其所遇到的困難，我們就能夠駁斥這些反對意見而最終成功地應用先驗論證。而應用先驗論證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涉及懷疑論通常所討論的關于認識論的一般性問題。這些問題由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提出，由斯特勞森在《感覺的界限》（The Boundsof Sense）（1966）重構康德的先驗演繹（Kant摧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以及他在《個體》（Individuals）（1959）關于懷疑論對他人心靈的認識所引起的討論而成為當代哲學關注的焦點。這些討論的重點在于論證駁斥懷疑論的要求和手段――先驗論證在回答懷疑論的問題上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其論證的策略和面臨的困難有哪些？按此先驗論證思路梳理，人們認為維特根斯坦關于私人語言的論證（Wittgenstein，1955）、帕特南對缸中之腦懷疑論（brain-in-a-vat scepticism）的反駁（Putnam，1981）、戴維森在對真理與意義的研究中對前述相關主題特別是對信念本質上來說總體是真的辯護（justification）（Davidson，2001a，2001b），包括塞爾為外在實在論（external realism）所做的先驗論證（Searle，1995）等，這些研究都可看做從不同角度對“語言理解如何可能”式先驗問題的不同解答，堪稱分析傳統的先驗論證的范例（Stern，1999）。
本研究正是打算在此先驗論證研究的背景下重新考察戴維森綱領。①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戴維森發表了一系列論文，論及的領域從語義理論經由認知到達倫理，其論著在展示了廣泛的研究進路的同時呈現出整體的和系統的特征（Malpas，2003）。如今，哲學家們凡涉及對語言的理解、信念的確認、主體間的交流以及對懷疑論的反駁等，往往都要從戴維森哲學中獲取思想源泉，因為戴維森哲學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圖畫，揭示了對理性、語言、思維的本質認識及其與世界的關系（Ludwig，Zeglen，2001）。被學術界稱為“戴維森綱領”的理論體系涉及真理（truth）、意義（meaning）、信念（belief）、欲望（desire）、意向（intention）和行動（act）等主題，其核心內容即關于真理-意義的理論（thetheory of truth and meaning）具有革命性意義，這已得到學界公認。而在戴維森圍繞真理和意義為主題的幾十年的研究中，呈現出對“語言的理解或交流的可能性”這種形式的先驗問題的多方面論證。一方面，戴維森對于語言的理解或交流的可能性之必要條件的分析支持他的許多重要的哲學立場和觀點，其中包括他的徹底詮釋理論、關于信念本質上是真實的學說、獨特的語義外在論以及新穎的隱喻式三角測量模式；另一方面，這些最重要的哲學立場和觀點對語言的理解或交流的可能性這個先驗式問題提供了各自的支持（Carpenter，2003：199）。本研究的工作就是在對戴維森的相關論著及其研究文獻進行充分解讀和思考的情況下，擬定“語言的理解或交流是如何可能的？”這個先驗式問題，用它來統攝戴維森綱領的核心主題，考察和分析這個先驗問題的必要條件與這些主題之間的相互支持關系，并通過與康德先驗論證的比較，對戴維森先驗論證的獨特性和哲學意蘊做出闡述和論證。
概括地說，第Ⅰ部分的研究主要有兩大內容：一是對戴維森綱領的核心主題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研究，二是對戴維森先驗論證的基本結構、獨特性及其哲學意蘊的研究。第Ⅰ部分的論證策略呈現兩步走的取向：第一步以“語言的理解或交流是如何可能的？”這一先驗式問題統攝各章內容，力圖深化對戴維森綱領各個核心主題及其相互關系的理解。在具體闡述每章內容時，我們既關注相關主題與先驗論證的關聯，更著重于對主題理解的深入挖掘，從而試圖充分地展示它們之間的相互支持關系。這部分的內容在第2~6章展開。第二步是總結性地論證戴維森先驗論證的基本結構、獨特性及其哲學蘊，分析以先驗論證重述戴維森綱領給我們的啟示。這部分的內容在第7章闡述。
第2章首先闡述語言理解或交流的語義基礎：外延性的真理-意義理論。語言的理解或交流的重點是對語句意義的理解或交流，因而首先需要知道我們探討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意義”。戴維森給出了恰當意義理論的四個條件，這些條件的合理性是得到哲學家們的認可的，而關鍵是什么樣的意義理論能夠滿足這些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