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學批評書系：思考與言說（簡體書）

本書是作者多年來從事文學、文化批評寫作的一個選集。內容分六部分：山西作家作品研究收入“近觀”，省外作家作品研究收入“遠眺”，文學理論批評收入“俯瞰”，批評研究收入“自省”，文化批評收入“辨析”，隨筆類文字收入“感悟”。

陳坪，生于1956年，福建省永定縣人。1982年1月畢業于山西大學歷史系，同年2月分配到《太原日報》工作。1984年4月1日改大報后在該報“雙塔”文學評論版做編輯。1985年7月調入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現為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第五屆全省委員會委員。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山西作家作品研究。發表論文及各類體裁的文章數百篇。文學論文代表作有：《文學批評何以會“精神渙散”和“小圈子化”》、《論鄉土小說與農村題材小說的不同》、《“新時期文學”與“后新時期文學”分期之我見》等。出版兩本論文集：《沙痕》（北岳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敞開的窗口》（中國戲劇出版社2007年版）。

《思考與言說》收錄了作者的文學評論文章，體現了他的學術水平和評論風格。

近觀
遠非個人抉擇所能了結——對張平長篇小說《抉擇》的一種讀法 2
雙重誤會——評柯云路的長篇小說《京都》 10
憑自己的力量游回大海——柯云路和他的政治小說 12
探尋非模式化的可能——評晉原平長篇小說《權力場》 23
生存境遇的揭示——柴勇長篇小說《天城七月》讀后感 30
對反腐努力之有效性的質疑——讀郭天印、杜海燕長篇小說《中國戰友》有感 35
深切的體察與理解——評李銳短篇系列小說《厚土》的藝術追求 40
茶道上的空谷足音——評成一長篇小說《茶道青紅》 48
向著大地的回歸——評李駿虎中短篇小說集《前面就是麥季》 54
悲劇模式的超越——評張雅茜近期小說的變化 63
張雅茜新世紀中篇小說創作中的“人生如戲”意識 68
由“神圣聯系”的瓦解和重建引起的困擾——張行健中篇小說《田野上的教堂》讀后感 76
在烏托邦之域徜徉——玄武散文解讀 80
遠眺
超越靈肉沖突——對張賢亮長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一種理解 84
被遺棄與被斷送的——評王安憶中篇小說《小城之戀》《荒山之戀》 100
超越羞恥心文化——談王小波中篇小說《黃金時代》 111
在性愛與道德之間——川端康成的性愛觀及其他 117
西飚小說的解讀 127
為一個時代和屬于那個時代的一類人畫像——評周瓊長篇小說《放手》 132
農民革命和農民心靈的畫卷——重讀丁玲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138
俯瞰
“新時期文學”與“后新時期文學”分期之我見 144
自我追問的闕如——對中國當代文學缺憾的一種思考 152
論鄉土小說與農村題材小說的不同 158
反腐小說的演化 173
批評的困境和困惑 176
文學批評何以會“精神渙散”和“小圈子化” 179
辨析
爭相“愧對”為哪般 186
我看王小波 189
評價作家的依據 193
讀解周國平 195
評“圣人倫理學” 200
怎樣的“魯迅精神” 204
“媚俗”的辨析 207
大快朵頤與禁欲式的自虐 210
從路遙的家族悲劇談起 214
老一輩學人的氣量 217
生命的意義及其選擇 219
哲學家皇帝的人生獨白——馬可·奧勒留《沉思錄》讀札 222
星際旅行：可能還是幻想 226
感悟
打招呼的講究 232
懶得交談 236
文學與哲學 239
煩惱與需要 241
痛苦與遺忘 243
享樂與快樂 245
筆記 247
后記

不難看出，為了便于表現對傳統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積淀的抽象思考，李銳在這篇小說里有意濾掉了社會歷史方面的背景，而選擇了遠離當代生活、缺少變遷的荒僻野嶺。在李銳筆下，農民的現實處境已經為表現方便的需要抽象化為一種單一的文化困境。小說的批判意識無疑是冷峻的。但它的實質并不是對待傳統的一種虛無主義態度，而是一種“你別無選擇”的文化決定論（反作用）。文化的困境之于農民，正像《晨霧》第三部分中那對暗夜私奔的年輕人“東奔西突，越走越慌亂，越走越絕望”、“怎么也走不出”去的那片神秘可怖的樺樹林。這種自然環境的寫意性渲染，是李銳對農家三代女性被封閉在同一怪圈似的文化困境內的一個轉喻性的表現。
但是，由于《晨霧》略去難以擺脫的傳統文化心理賴以存在的種種社會歷史因素，單表它夢魘一般的魔力，這種農民面臨的文化困境在決定他們命運方面就似乎給人以孤立地起決定作用的印象。其實，農民身上的傳統文化心理積淀，并非生理遺傳，而是由歷史和現實的客觀處境造成的。正如馬克思主義正確指出的那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們的意識，而不是相反。特別是社會經濟狀態，在決定人的意識方面起著決定的作用。事實上，經濟的落后、生活的貧困和偏遠封閉的地理環境等因素，應該是使傳統習慣具有巨大影響的基本條件。可惜在《晨霧》中，這些基本條件被刪除得過于干凈。只把傳統文化心理作孤立的、靜態的、脫離社會基礎的審視和表現，就不免有所偏頗了。這還是一種唯文化意識觀照中的“農民處境”，而要達到對農民處境的真正理解，李銳還需拿出更成熟的作品。
農民處境的揭示，如果說在《晨霧》中還突出地表現為單一的文化困境，那么到了《厚土》七篇里則開始具有了現實主義文學直面生活的那種深沉凝重的分量。就深掘傳統文化心理的底蘊而言，《厚土》無疑是《晨霧》探索的繼續。《厚土）集中展現了傳統文化心理愚昧、麻木、呆滯和令人痛心的一面，表達的仍是批判性的藝術思考。
早在20世紀40年代，社會學家費孝通就把廣大農村地區稱之為“鄉土社會”，認為這種社會的秩序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強制推行，而是靠了群體中每一分子從教化中養成的主動性的服膺于傳統的習慣來維持。在“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關系，都有著一定的規則。行為者對于這些規則從小就熟習，不問理由而認為是當然的。長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規則化成了內在的習慣。”（《鄉土中國》）《厚土》對這種習慣性心態的揭示是多層次的。比如，《鋤禾》里的“黑胡子老漢”對“紅布衫”委身于“豹子”隊長一事所持的沉默態度，《古老峪》中的父女倆在面對農家世代不變的命運時表現出來的木然的承受力，《選賊》中那幕以請隊長收場的小小的悲喜劇，甚至《眼石》里那個“拉閘人”心理平衡的傾覆和恢復，都突出地表現了那種已成習慣的、而且具有高度生存適應性的傳統心理對農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影響和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