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下載簡報檔

「這是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社會！
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
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
─－ 史迪格里茲

分配不均、不公不義，是社會分裂的根本原因！
掀開財團把持政府、扭曲市場機制的內幕！
工作機會消失，經濟成長停滯，不是全球化必然的結果，是政府管理失能，政策失當！

民主成為一元一票的機制，1%的富人對社會洗腦、綁架政府決策，犧牲99%大眾的生計！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是省思全球化與自由市場最清醒的聲音。
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
史迪格里茲用清楚的數據與說理，吶喊出我們共同的心聲：政府失能！
我們不能再坐視財團扭曲市場、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重建有感成長與社會正義的經典著作
國際媒體報導推薦：經濟學人、時代雜誌、紐約時報、衛報、彭博商業周刊、美國公共廣播
版權銷售超過14種語文

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有《失控的未來》（Freefall）、《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世界的另一種可能》（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以及和比莫（Linda Bilmes）合著的《三兆美元的戰爭》（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等暢銷書。

無論在美國或國際間，學、仕歷練具足的史迪格里茲擁有高度影響力。美國《新聞週刊》稱他是「對金融危機始終抱持正確主張的專家」，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暨資深副總裁史登（Nicholas Stern）稱他是「當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英國衛報更指出，「我們需要更多像史迪格里茲這樣的經濟學家」。

譯者簡介
羅耀宗

台灣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曾任《經濟日報》國外新聞組主任、寰宇出版公司總編輯。譯作無數，曾獲時報出版公司2002年「白金翻譯家」獎；現為財金、商業、科技專業自由文字工作者、《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特約譯者。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敬一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 劉憶如
政論家、社會觀察家 南方朔
知名作家、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彭明輝

「史迪格里茲是瘋狂的偉大經濟學家！」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

「這是一本重要、聰明的書。而且是一本必讀之作。」 ── 《紐約時報》

「面對當前的混亂，多數人在紛擾中頭昏眼花，史氏卻能直指問題核心。本書內容豐富而精采、說理直觀而深刻、批判直接而到位。」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中央研究院院士 朱敬一

「本書對『市場失靈，政府失能』所做的病理診斷，乃是我讀過的最有知識縱深、也最吻合現實的深度批評。」 ── 知名政論家 南方朔

「這是一本我期待已久的書，它深入淺出地談值得每一個人關心的事：政府可以做什麼來突破景氣的低迷、改善貧富差距，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 ── 知名作家、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彭明輝

直指核心的經濟解方
朱敬一

在我所認識的所有經濟學家，甚至是所有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中，史迪格里茲是我認為最聰明的一位。怎麼判斷一個人聰不聰明，很難以具體標準來描述；但是，從這本書的鋪陳敘述中，讀者當能概略看出史氏的知識深度與見解。以下，讓我做一些整理分析：

一、史氏幾乎是當今經濟學界唯一在各個領域無一不通的大師。他是以「資訊不對稱」的研究貢獻榮獲諾貝爾獎，但除此之外，由書中各章討論也可看出，他也觸類旁通貨幣銀行、國際金融、總體經濟、財政學、財務金融、經濟發展、勞動經濟、所得分配等各個面向。這本書的分析雖只是經濟學科普的水準，但史氏在前述每一個領域的專業論文，其質其量都堪稱「超級大師」。我敢說，在經濟學泰斗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去世之後，沒有第二位經濟學者寫得出這麼寬廣深刻的經濟學科普評論。

二、一個人的知識能量，絕對有九○%以上來自於博士學位之後的自我學習。史氏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士的時間並不長、修習的課也不比其他人多；之所以能如此博大精深，就是因為他學什麼會什麼、讀什麼精什麼。這種天賦異稟，不歸諸於過人的資質，實在很難有別的解釋。此外，每遇到龐雜專業的課題，史氏經常能以直觀透視，回到問題的根本核心，提出「銀行原本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要有遺產稅？」「一人一票代表中位數、一元一票代表什麼？」「衍生性金融到底為社會創造了什麼？」「破產法的設計原意為何？」這些基本問題。大多數人在紛擾中頭昏眼花，史氏卻能在雜亂中直指核心，這也是一種少之又少的聰穎能力。

三、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美國社會的種種「不平等」，尤其是最頂端一%的人對其餘九九%的人之間的不平等。為此，史氏批稅制、批社福、批政策、批芝加哥學派、批政客，真的是豁出去似地批判。同樣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壓力，台灣卻是截然不同。我們的社會壓力，似乎只呈現在勞工與軍公教階級之間。這兩個階級無論如何都只是中間族群，恐怕連前一○%都排不上。我們的社會花了絕大多數的版面，在同被最頂一%擠壓的「受害人」之中，硬是要求受害人之間的平等，卻對頂端一%是否有受到過佳待遇不加著墨，真不知是合乎理性、抑或呈現某種扭曲，值得社會省思。

美國有這樣一位頂著諾貝爾光環的知識分子，但台灣有類似社會聲望的學者，在探討勞工與軍公教間的矛盾之餘，有沒有為九九%的人說些話呢？若是沒有，是否表示他們早已被那一%的富人「同化」了呢？
整體而言，這是一本「經濟學界最聰明的人所寫的時事性科普」，內容豐富而精采、說理直觀而深刻、批判直接而到位。我曾經寫過一篇雜文，描述薩繆爾遜教授是「經濟學界第一人」。如今薩氏已經去世，那「天下第一」的頭銜，個人認為非史氏莫屬。

不過，閱讀絕頂聰明人所寫的文章，讀者可得有些耐性。天才的思考快速而跳躍，下筆亦然。有些推理天才認為理所當然，但凡夫如我者還要加以琢磨才能體會，建議讀者在研讀時要加些耐心。另外，天才思考常有跳躍，他們跳一小步，凡夫如我者要跨越百米才跟上，這點也要請讀者有心理準備。

大師出手，就是大格局、大視野、大論述、大方向。我不但在理性上推薦，在感性上也有一份「樂見他邦知識分子」的喜悅。
（作者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中央研究院院士）

當代政經危機的全診斷
南方朔

普雷斯曼（Steven Pressman）教授在所編的《歷史上的五十大經濟學家》（Fifty Major Economists）一書中，將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列名其中。

該書介紹了史迪格里茲的生平、學術貢獻和個人特質。他的母親是新政民主黨員，對小羅斯福總統時代的改革至為推崇。他的父親則是為「傑佛遜式」的民主黨員。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使得史迪格里茲對政府應該為善的職能有極大的期許，並使他成為經濟學家中極有道德責任感的一位。而在專業的學術上，他最大的原創貢獻乃是在資訊經濟學上。

他早就指出，市場的完善必須立基於資訊的完善。但事實上，資訊的不對等和不完善司空見慣，因而造成了市場交易甚至總體經濟策略決定的不斷錯誤。這也使得他成了經濟學家裡批判市場和總體經濟學最著名的旗手。他是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之間面對經濟危機時，最有力的「新凱因斯總體經濟學派」的掌門。

史迪格里茲在一九九三至九七年間，曾任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在九五至九七年間甚至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白宮經濟顧問的這段期間，由於參與決策，對現實的上層經濟運作知道的多，他那種嫉惡如仇的本性即開始顯露。他認為，美國有強大主控力的「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財政部所做的都是為了美國的金融社群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有助於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幫助別國解決經濟問題。為了這個原因，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也因如此，他遂於一九九七年辭去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同時獲聘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儘管換了跑道，但他和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衝突卻仍持續。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是幫助窮國脫貧，但在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干預下，卻對窮國貸款課以高利率，使窮國處於債務違約的風險中，惡化了窮國的問題。

對此，史迪格里茲批評得不遺餘力；而對一九九○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他也批評國際貨幣基金對亞洲國家提高利率、造成大量公司破產倒閉之過。因為他對美國財政部及「國際貨幣基金」不斷的批評，使得美國財政部不斷向世界銀行施壓，要他靜音。由於他受夠了這種政治壓力，於是二○○○年他離開了世界銀行，重返校園，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二○○一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由上面的簡述，可見史迪格里茲可說是近代經濟學界少有的批判型知識分子、經濟學家。他對理性的個人、非理性的市場有著卓越的洞見，這在以前經濟問題尚未累積成重大危機的時候，人們或許將他的見解看成是一種經濟學家的學派之見。但自從二○○八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及全球經濟危機日益沉重，經濟圈和一般的知識界才發現到，當今的危機其實早已在他的總體經濟學中有了洞澈性的預見。這也是近年來他每有著作問世，世人都普遍重視的原因。

在我的知識標準裡，他已是近代天王級的政治經濟評論家。最近他出版的《不公平的代價》可以說即是一部政治經濟與社會評論的經典著作。本書條理清晰，思想深刻銳利，最難得的是，書中洋溢著高度的道德責任意識。他在本書第七章，甚至用了「流氓資本主義」這樣的名詞，來形容當今美國資本主義政經體制是如何的在劫貧濟富、製造社會的不公平。由這個名詞可以看出他的義憤！

《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指出，近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不均在日益惡化中。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前，頂層一%的人口取走總國民所得增幅的六五%以上。到了二○一○年，美國要努力站起來的時候，一%的人取走了經濟復甦額外創造的九三%的財富。

企業執行長的一年薪酬與一般勞工相比為二四三比一，頂層一%一個星期的所得比底層五分之一人口一年所賺還多了四○%；至於頂層○‧一%一天半所賺幾為底層九○%一年所賺；所得最高二○%的人，他們全部總所得比底層八○%的人加起來還多。由於貧富嚴重不均，窮人疏於照護，美國人的預期平均壽命為七十八歲，遠低於日本的八十三歲；美國的嬰兒死亡率比古巴、白俄羅斯及馬來西亞還高；二○一○年美國窮人比例為一五‧一%，高於二○○七年的一二‧五%。

這種貧富懸殊目前已被跨代遺傳，好學校的學生只有九%來自人口的下半層，七四%則來自頂層的四分之一。根據今年大選時的統計，美國的累積國債在歐巴馬的第一個任期內，已由一○‧六兆美元增至一六‧二兆；美國的名目生產率是八%左右，有一千兩百萬人正在找工作而無業可就，但實質上還有另外的六百萬人已因長期失業而退出了勞動市場，這兩者相加，美國的真實失業率應該已到了一二%的水準，特別是青年的失業率已到了四○%的水準；而美國人領取政府糧食券維生的家庭，已由四年前的一千四百五十萬戶增為二千二百五十萬戶。美國雖然不振，但二○一二年的第三季仍有二%的成長率，但國民每週平均薪資，名目上是七五一‧二二美元增至八一一‧一五美元，但若扣除通貨膨脹，其實是減少了一%。

因此，由上述的硬數字，可以看出美國的貧富差距是在擴大之中；由於貧富差距的遺傳以趨固定，以前的人相信美國是個機會無限的「幸福寶地」之說已不再可能。美國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度，而是「一%有、一%治、一%享」的社會，而由貧富的動態演變，可以說那極富的○‧一%或一%，他們財富的增加乃是以極大多數人財富的減少為代價而造成的，這已是在劫貧濟富。這也是史迪格里茲將當今的體制稱為「流氓資本主義」的原因。

《不公平的代價》開宗明義即揭櫫了美國貧富不均的這個課題。但美國貧富不均的擴大，隨著「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展開，早已人盡皆知。任何中等程度的新聞工作者，都不難對此侃侃而論，犯不著由史迪格里茲這樣的大家出手。於是，便進入了本書的核心部分，他那種「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政經病理學的分析，而這正好是史迪格里茲學術專業的核心。

在學術上，他最大的貢獻乃是市場的不完善性，而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資訊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由於資訊即是權力，因此在經濟社群裡，最富的人擁有完全不符比例的超大特權。大銀行可以從事欺詐性或掠奪式的貸款，可以推出欺詐式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可以推動暴利形同掠奪的信用卡。除了這種藉著資訊壟斷而牟取到的暴利外，他們還可藉著龐大的財力而進行政治遊說，使政府自動放棄監督的責任，甚至透過政府的公權力而獲得種種補貼和利益輸送。人們所謂的「市場自由競爭」事實上早已不存在。這都是造成「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關鍵，也是金融海嘯發生的原因。

因此，在本書第二章到第六章對「市場失靈，政府失能」所做的病理診斷，乃是我讀過的最有知識縱深、也最吻合現實的深度批評。他將控制了經濟資訊權的極少數富人企業高層，如何濫用權力、牟取不當利得的行徑一一指出。例如企業高層如何藉著規避責任，以酬勞議價的方式獲得千萬甚至上億的年薪；如何透過權力的運作以保持壟斷來獲取利益；如何透過資訊的不對等來向窮人進行詐欺，以及透過遊說參與甚或主導政府的角色，來制定對他們有利的遊戲規則，使他們獲得動輒千百億元的補貼暴利和特許權益，並享盡稅法上的優惠利益。他在這方面的分析，甚至政治批評家都沒有他的深度和廣度。

最近我讀到哥倫比亞大學另一位著名學者薩克斯（Jeffrey D. Sachs）教授的新書《文明的代價》，書中指出，美國銀行家、大公司等特殊利益關係的遊說其實是已到了極恐怖的程度。例如二○○七年時，有一百八十八名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再不幹議員後已正式轉任遊說客。而在一九九八至二○○四年間，半數卸任的參議員、四二%的卸任眾議員都成了遊說客。

另外，有三千六百名國會助理當了遊說客。二○○八年的一項調查指出，布希政府時的官員有三百一十人、柯林頓政府時的兩百八十三名官員都改行遊說。大公司的老闆高幹和政治權貴早已混合為一。這時候再說什麼「政府有能」，早已成了空談；「政府失能」已成了常態。

本書在做了病理學分析後，最後的四章乃是從人類宏觀的角度，根據他的政治經濟學見解來談可能是本書最重要的部分了。包括法治的重建、總體經濟中的赤字與就業、倫理學的重新重視，以及如何走向未來等重大的改革方向。

近年來，世界上普遍都已出現一種新主張，就是自從一九八○年代以來，這個世界已經進入新的貪婪自私年代；官吏的貪污及官商勾結加重，有錢的老闆高幹則多行不義，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危及經濟的成長，促成了民主認同的倒退。因此，知識界已在呼籲一個「新的進步主義時代」，而史迪格里茲這本著作就是這股趨勢下的重量著作。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從本書中獲得極多啟發！
 （作者為政論家、社會觀察家）

不公平的危機
彭明輝

這是一本我期待已久的書，它深入淺出地談值得每一個人關心的事：政府可以做什麼來突破景氣的低迷、改善貧富差距，以及政治上的不平等。在這本書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用容易理解、又難以辯駁的方式告訴我們，財團如何扭曲市場機制，以不公不義的方式斂財，終而造成市場效能的逐漸低落，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他也告訴我們，政府如何被財團把持，天真的經濟學家又如何枉顧理論與現實的差異去為財團辯護，捍衛各種不公不義的政策。更重要的是，這本書告訴我們：不要被經濟學家恫嚇，許多我們良心上認為對的事，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也確實是對的，兩者並不牴觸。

過去三十年來，芝加哥學派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論述當道。他們許諾我們，把一切經濟問題交給市場去決定，世界就會更繁榮；如果通過稅賦或任何政府手段去干預市場，就會造成社會總財富的縮水與失業的擴大。這些經濟學家也在我們腦袋裡植入了違背人道主義的新信仰：開放市場競爭，放心地讓弱勢產業倒閉，失業員工會因而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不要同情窮人而用社會福利資助他們，那將會吃垮國家財政，債留子孫；「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情窮人就是對自己殘忍。

「新自由主義」的許諾如今都落空了，但是它對人類善良信念的破壞卻很難被修補起來。過去三十年來，美國的所得增長悉數被頂層一○% 的人吃掉，其他九○% 的人所得甚至是負成長！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許多經濟學家都無法再否認一個事實：過去三、四十年來，這個世界在經濟學家的治理下愈來愈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漠視真實世界和經濟學理論（完全競爭的完美世界）之間的差異。

理論上，《國富論》裡那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將使利潤趨近於零，而每個人所分得的財富恰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但是，現實世界裡的財團必然會想盡辦法扭曲市場，以便將其利潤極大化。其手段包括各種合法與非法的壟斷機制，以及官商勾結。史迪格里茲說出了我們懷疑已久的事實：「社會精英和銀行家能有那麼多的財富，似乎來自他們能夠且願意損人利己。」「雖然或許有根本的經濟力量在運作，政治卻塑造了市場，而且是將它塑造得犧牲其他人以圖利頂層。」「美國的不少分配不均是市場扭曲的結果，不是針對創造新財富給與誘因，而是給人誘因從別人那裡取走財富。」

要解決這個病根，史迪格里茲開的藥方是：政府必須「設計各種政策（財稅和法令規定），使得私人誘因和社會報酬取得一致。」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選民與納稅人必須要有辦法充分監督政府與立法，才能制止財團對市場的扭曲，而使現實世界裡的市場運作與財富分配接近理論上的完美預期。

面對台灣各種不公不義的財經與產業政策，以及枉顧人道立場而為財團撐腰的經濟學論述，我希望台灣每一個人都可以抽出一些時間來讀史迪格里茲的這本書，讓我們了解經濟學教科書跟真實世界的差距，也藉著這本書的撐腰讓我們再度義氣凜然地對各種不公不義的制度說：「不！」
（作者為知名作家、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經濟發展的最核心力量
高承恕

讀到本書中譯稿時，的確有份深有同感的喜悅。這本書主要是談中小企業的特質與在世界經濟扮演的關鍵角色。中小企業在世界各國皆有，但在德語系國家特別亮眼。然而，回頭看看台灣半個世紀的發展，中小企業何嘗不是最主要的動力與生命力？！

在過去二十年，個人與研究團隊訪談過六百多家企業，絕大多數令人敬佩而感動的故事，都是那些默默耕耘、不上新聞、不打廣告的中小企業。由於他們並非生產終端的消費產品，做的是關鍵性零組件或專業性產品，一般社會大眾並不知道他們的名號。然而，這些企業對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貢獻，卻是最核心的力量。《隱形冠軍》這本書，不但給這些中小冠軍一份遲來的肯定，也同時提供給我們許多反思的空間。企業一定變得愈來愈大嗎？品牌一定是萬靈丹？「微笑曲線」一定笑得出來？當兩兆雙星產業都不再閃亮時，我們是不是都需要好好再想一想！

企業經營本來就沒有單一法則，更沒有成敗的鐵律。面向二一世紀的新挑戰，一個開放而多元的民間社會與彈性的政策環境，也許是個較佳的策略。這本書對教育工作者、企業家、政府官員乃至一般大眾，都是一本很好的參考書。

（本文作者為逢甲大學副董事長／EMBA講座教授）

低成長不是問題，分配不均才是 

歷史上的某些時刻，世界各地的人似乎同時挺身而出，說「某些事情錯了」，要求改變。一八四八和一九六八這兩個動盪年頭，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每一次的動盪，都標誌著新時代的開啟。二○一一年，可能正是另一個這樣的時刻。

北非的濱海小國突尼西亞，年輕人揭竿而起，蔓延到附近的埃及，然後擴散到中東其他國家。大部分的時候，抗議的火花一閃即逝，但偶爾，小小的抗議竟然掀起風起雲湧的社會大動亂，把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利比亞的格達費（Muammar Qaddafi）這些獨夫拉下台。不久，西班牙、希臘、英國、美國…..等地的人民，都因著不同的理由走上街頭。

整個二○一一年，我獲邀前往埃及、西班牙和突尼西亞，在馬德里的麗池公園（Buen Retiro Park）、紐約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與抗議者會面，也在開羅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和年輕男女談話。

和這些人對談的同時，我心裡十分清楚，雖然憤恨不平的理由因國而異，特別是中東地區的政治不滿和西方截然不同，然而，彼此間又存有一些共同的主軸──經濟和政治體系在很多方面都出現運轉失靈，而且兩者根本就不公平。

抗議者說得沒錯，某些事情的確錯了。我們的經濟和政治體系裡，該做的事情（有人說，他們會去做的事）和實際做到的事，兩者天差地遠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而且，政府並沒有設法解決關鍵性的經濟問題，包括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因為少數人的貪婪而犧牲掉「公平」這個普世價值。儘管話都講得很漂亮，老百姓確實感受到不公平，感覺遭到背叛。

年輕人起而反抗突尼西亞、埃及的獨裁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厭倦了老而頑固的領導人，「只顧保護本身的利益，寧可犧牲社會其他人」的一貫做法，卻沒有機會透過民主程序推動改革。想不到，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政治也好不到哪裡。美國總統歐巴馬承諾推動「你可以相信的改變」，後來端出的經濟政策，在許多美國人眼裡，卻似乎只是換湯不換藥。

儘管如此，我們在這些年輕的抗議者，以及加入聲援的父母、祖父母與教師身上，看到了一絲希望。這些人不是革命家，更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想要推翻體制，他們仍然相信選舉程序可以運作下去，只是政府必須牢記它對人民是有責任的。走上街頭，只是為了促使體制走上變革之路。

五月十五日點燃的西班牙年輕人抗議運動，所喊出的口號是「憤怒」。他們痛恨金融業做錯事，卻讓那麼多人承擔痛苦。自二○○八年的危機爆發以來，年輕人失業率已超過四○%。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回應了相同訴求。那麼多人失去了房子和工作，銀行家卻依然坐領高薪；兩相對照，不公平的情況十分刺眼。
美國的抗議行動很快就從原本聚焦於華爾街，擴大到更深廣的社會分配不均問題上，行動口號變成「九九%」。抗議者喊出這個口號，呼應了我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雜誌寫的文章「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描述美國分配不均大幅攀升，以及我們的政治體系似乎給予少數人太多的發聲機會。

如今，有三個議題在世界各地引起普遍關注：市場並未依照應有的方式運作，既缺乏效率也不穩定；政治體系無法矯正市場失靈；經濟和政治體系從根本上就不公平。本書重點不僅著重於探討美國和其他先進工業國分配不均的原因，同時也將解釋這三個問題是如何盤根錯節，關係緊密。

事實上，分配不均正是政治體系失能的因和果，導致經濟體系不穩定，而這又造成分配不均的情況惡化。於是，我們掉進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中，唯有依賴協調一致的政策，才能從漩渦中爬出。
在聚焦於分配不均之前，我將先鋪陳背景，說明經濟體系廣泛的失靈情形。

市場已經失靈
市場顯然沒有依照倡議者宣稱的方式在運作，特別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更凸顯了它們的非常不穩定，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銀行家下了賭注之後，如果政府不伸出援手，他們將連同整個經濟向下沉淪。然而，仔細觀察這個體系可以發現，這不僅是單一的意外，讓銀行家有如此作為的誘因始終存在。

市場的優點，理論上在於它的效率，但是市場顯然缺乏效率。經濟學的最基本法則在於「需求等於供給」，如果經濟要保持高效率，這件事是必要的。然而，現實世界中，龐大的需求沒有獲得滿足──我們需要投資好讓窮人脫離貧困的生活、促進非洲和其他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同時改造全球經濟以面對暖化帶來的挑戰。同時，我們卻有龐大的未利用資源──勞工和機器閒置，或者沒有全能生產。失業（市場未能為那麼多公民創造就業機會）是最惡劣的市場失靈形式、最大的無效率來源，也是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

二○一二年三月，約有兩千四百萬美國人希望擁有全職工作，卻找不到這樣的工作；另一方面，有數百萬人被趕出自己的房子，美國有許多空屋，也有很多無家可歸的人。

早在這次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就沒有兌現它所承諾的事。雖然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仍有成長，大部分公民卻感受到生活水準每下愈況。對美國大部分家庭來說，早在衰退來襲之前，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所得已經低於十年前。也就是說，美國打造了一具讓人驚嘆的經濟機器，但顯然只為頂層效力。

為什麼攸關重大？
本書談的是，為何我們的經濟體系未能讓大部分美國人過更好的生活、為什麼分配不均嚴重到這種程度，以及帶來了什麼樣的惡果。

根本論點是，我們為分配不均付出很高的代價──經濟體系沒有那麼穩定和發揮那麼高的效率、成長減緩，並且陷民主體制於岌岌可危之境。陷入險境的，還不只這些：我們的經濟體系未能為大部分公民效力，政治體系似乎逐漸被有錢階級俘虜。美國人民對民主和市場經濟的信心，將隨同其全球影響力一起消退。一旦看清現實，就會發現美國已不再是充滿機會的國家，就連長久以來引以為豪的法治和司法體系都已千瘡百孔，國家認同感也搖搖欲墜。

「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某些國家的反全球化運動緊緊相繫。當中確實有些共通的地方：不只相信某些東西錯了，也相信有可能改變。問題不在於全球化不好或者錯誤，而是政府管理得十分差勁，尤其是圖利了特定的利益群體。

全球各地的人、國家和經濟脣齒相依，這樣的發展可以用來促進繁榮，卻也散播了貪婪和苦難。市場力量的確十分龐大，但並沒有與生俱來的道德性格，所以需要我們決定如何來管理。過去二百年，是市場表現最好的時候，大幅提高了生產力和生活水準──那樣的增幅遠遠超越之前二千年。政府在這些進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不過自由市場的支持者並未認清這個事實。

另一方面，市場也能集中財富、將環境成本轉嫁給社會，以及剝削勞工和消費者。基於上述這些理由，市場顯然必須加以駕馭和節制，以確保它們為大部分公民的利益效力。而且，這種事情必須一做再做，確保它們持續如此。美國在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一八九○至一九二○年代）就這麼做過，首次通過反壟斷法（competition laws）。新政（New Deal）時期也做過這種事，通過社會安全計畫、就業和最低薪資法案。

「占領華爾街」及世界各地其他抗議者所欲傳達的訊息是：市場必須再次加以駕馭和節制；如果不這麼做，後果將十分嚴重。不是政治，就是經濟，必須有所變革。

不均和不公
有時，即使市場本身相當穩定，也經常造成分配不均，而這樣的結果普遍被視為不公平。近來有些經濟學和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第六章）顯示，一般人都認為公平十分重要。感受到經濟和政治體系不公平，是激起世界各地發出抗議怒吼的主要原因。在突尼西亞、埃及和中東其他地方，不只工作難找，就算有工作，也被關係良好的人搶走。

美國和歐洲的情況似乎比較好些，但也只是在表面上而已。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優秀學校的人，找到好工作的機會比較高，因此有錢的父母會設法將子女送進最好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而這些學生有遠比其他人要好的機會，進入明星大學就讀。

美國人認為，「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講出了他們的心聲，因此雖然抗議人數不多，卻有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支持這項活動。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在表示將關閉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營區之後，一夜之間，抗議者就收集到三十萬份簽名，以聲援抗議活動繼續存在，可見背後的支持力道有多強。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指出，在這次的危機爆發之後，約有一半的人認為我們的經濟體系不只缺乏效率和不穩定，而且根本就不公平：金融業中的許多人（為了簡便起見，我將經常稱他們為「銀行家」）抱走超高的獎金，而那些因為這些銀行家犯錯而受到傷害的人卻失去工作；或者，政府願意拯救銀行卻不願伸手幫助那些明明沒錯卻好幾個月找不到工作的人；或者，政府只是口惠而實不至，沒有具體協助失去房屋的數百萬人。危機期間發生的事，讓我們看得很清楚：決定相對所得的因素，並不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而是基於其他的原因。銀行家領得很高的報酬，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對公司的貢獻）卻為負值。社會精英和銀行家能有那麼多的財富，似乎是靠著他們能夠且願意損人利己。

談到公平，所謂「美國價值」中一個重要的基本觀念就是機會。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機會均等的樂土。艾爾傑（Horatio Alger）寫的個人從底層爬到頂層的故事，成了美國民間傳說的一部分。如今，美國人認為這個國家是機會樂土的想法，愈來愈只像是一個夢而已。數據顯示，美國公民從底層爬升到頂層的機會，低於其他先進工業國家。

俗諺說「富不過三代」，意思是說頂層的人必須賣力工作，否則自己（或者子孫）很快就會日落西山。事實證明，頂層人家的子女繼續享有財富的機會相當大（第一章將詳細說明）。

五十年前，美國年輕人在公民權益運動期間以這個國家對待非裔美國人的方式，來檢視均等、公平和公義等價值，發現這個國家的政策大有問題。現在，他們以經濟和司法體系的表現來檢視相同的價值，發現整個體系對窮人和中產階級有所虧待──不只對少數族群來說是如此，對所有背景的大部分美國人也是。

如果歐巴馬總統和我們的司法體系發現，將經濟帶向毀滅邊緣的人，因為某些不當行為而「有罪」，或許我們可以說這個體系是有在運作，至少讓人覺得有責任感。事實上，那些應該定罪的人往往沒有遭到起訴，即使遭到起訴，又通常被判無罪，或者沒有定罪。對沖基金業裡有些人因為內線交易而遭到判刑，但這有如餘興節目，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對沖基金業並沒有造成危機，造成危機的禍首是銀行，但銀行家們都沒事。
如果沒人該負責，如果發生的事情不能怪罪到任何一個人，那就表示問題出在經濟和政治體系。

從社會和諧到階級鬥爭
美國人一直不願談論階級，樂於相信美國是個中產階級國家，這樣的信念的確有助團結。我們認為，不應該劃分上層和下層、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如果我們所說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是指底層的人往上爬的可能性很低，那麼美國很可能已經成為比舊歐洲還要講究階級的社會，而且階級間的鴻溝比舊歐洲還嚴重。

九九%的人仍抱持著「我們都是中產階級」的想法，卻也承認自己實際上並沒有往上爬，絕大多數都在受害中。這群人試圖形成新的聯盟「九九%」，代表了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感，所根據的不是虛構的中產階級，而是我們的經濟、社會已經分裂的現實。

另一方面，非常頂層的、少數的那一%則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多年來，頂層這群人和社會其他人有個協議，大致如下：我們會給你們工作和繁榮，但你們要讓我們得到優渥的獎賞；你們都會分得一杯羹，但我們這杯羹比較大。如今，富人和其他人之間的這種默契（本來就相當脆弱）分崩離析。一%的人坐擁龐大財富，在這麼做的同時，除了焦慮和不安全感，沒有帶給九九%的人什麼東西。事實上，多數美國人根本沒有從國家的經濟成長得到利益。

市場體系侵蝕了根本價值？
雖然本書的重點放在均等和公平，但我們的系統似乎毀損了另一個根本價值──公平競爭。舉例來說，人如果有正確的價值觀，那麼從事掠奪性放款、提供有如定時炸彈的抵押貸款給窮人，或者設計各種「辦法」來超收數十億美元透支費，一定會有罪惡感。然而，似乎極少人懷有罪惡感，也極少有人願意當「吹哨人」。為了賺更多錢，將一切手段合理化之後，我們的價值觀就有了變化，這在美國的次貸危機中，表現在對於最窮和教育程度最低階層的剝削上。

不少行為只能用「道德淪喪」來形容。在金融業和其他地方工作的許多人，道德羅盤錯亂了。當一個社會的規範改變，導致許多人的道德羅盤錯亂，代表這個社會生了重病。
資本主義似乎改變了它所誘捕的人。在華爾街工作的那些聰明人，除了學校成績比較好，和其他多數美國人並沒有兩樣。他們往往投入超乎想像的工作時間，獲得超乎想像的薪資，而暫時擱置了去發現拯救人命的方法、建立新產業，或者幫助窮人脫困的那些夢想。再過幾年，夢想就被永遠遺忘。

人們對企業（不只是金融機構）的不滿，多不勝數，而且由來已久。舉例來說，菸草公司偷偷將產品做得更容易上癮，卻試著說服美國人相信，沒有「科學證據」能證明它們的產品是危險的，儘管公司內部檔案記錄著相反的說法。艾克森石油（Exxon）也砸錢試著說服美國人相信全球暖化的證據相當薄弱。就在經濟仍然因為金融部門的胡作非為而蹣跚不振之際，英國石油（BP）的漏油事件完全凸顯了企業行事莽撞、不顧後果的一面。

如果市場真的兌現過「改善大部分公民生活水準」的承諾，那麼，企業犯下的所有罪行、所有的社會不公、對環境的傷害、對窮人的剝削，或許會得到寬恕。然而，在各地年輕憤怒者和抗議者眼裡，資本主義不但未能履行所承諾的事情，更留下許多沒有承諾的東西──不均、污染、失業。最令人心驚的是，價值退化到每件事情都可以接受，卻沒人負起責任。

政治體系失能
政治體系的失能似乎和經濟失靈一樣慘不忍睹。如今，年輕人的失業率節節升高，西班牙接近五○%，美國已達一八%。令人驚訝的，不是為何爆發抗議怒潮，而是抗議行動為什麼拖了那麼久才展開。
這些年輕的失業者，就學時都認真念書，做了該做的每一件事，出了校門卻得面對嚴苛的選擇：繼續失業，或者只好大材小用，遷就遠比他們的資歷還要低下的工作。很多時候，甚至什麼工作都找不到。

大規模抗議行動為什麼拖了那麼久才展開？一個解釋是，在危機爆發之後，人們對民主政治還存有希望，相信政治體系會運作，要求造成危機的人負起責任，並且迅速修補經濟體系。然而，泡沫破裂之後好幾年，我們漸漸看清，政治體系顯然失能，正如它未能防範危機發生、抑制不斷升高的分配不均、保護底層的大眾、防止企業濫用。至此，抗議者只好走上街頭。

美國人、歐洲人，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原本都對自己的民主機制非常自豪。看到這些抗議者，不免懷疑是否有真正的民主存在。真正的民主不只是每隔二或四年投票一次的權利，我們的選擇必須是有意義的。因此，政治人物必須傾聽公民的聲音。但是，現在的政治體系似乎比較像是「一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美國尤其如此。政治體系並沒有矯正市場的失靈，反而火上加油。

政治人物經常發表演說，大談特談價值和社會出了什麼問題，另一方面卻又指派那些放任市場墮落的金融機構執行長出任高職。這些人建構的體系明明就運作得不好，實在不該指望他們能夠重建體系，恢復正常運作，尤其是為大部分公民效力。

政治失能和經濟失靈互有關聯，而且彼此強化。擴大富人聲音的政治體系，使得很多法律和管理辦法及其施行，不僅未能保護一般公民對抗富人，更進一步犧牲了社會其他人，讓富人更加富有。

回到本書的中心論點之一：或許有根本的經濟力量在運作，政治卻塑造了市場，而且是將它塑造成「不惜犧牲多數以圖利少數」。任何經濟體系都必須訂有法令規定，在一個法律架構內運轉。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架構可用，每一種都對成長、效率和穩定產生影響，也影響了分配。經濟精英們力推對己有利、卻犧牲別人的架構，然而這樣的經濟體系缺乏效率，也不公平。接下來，我會說明我們的分配不均如何反映在每一項重要決策中──從預算到貨幣政策，甚至司法體系，都不例外，以及這些決定如何導致分配不均的持續存在且惡化。

由於政治體系大幅向有錢階級傾斜，經濟分配不均因此升高，使得政治權力失衡更加嚴重，於是政治和經濟交互形成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兩者共同塑造社會力量，也被社會力量（道德觀念和機制）所塑造，更強化了不斷升高的分配不均。

抗議者的訴求和成就
抗議者或許比大部分政治人物更了解發生的事。在某個層次，他們的要求很少：希望有機會發揮所長；希望有權找到像樣的工作，領到像樣的薪資；希望有個較為公平的經濟和社會，讓他們感到有尊嚴。在歐洲和美國，這群人的要求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漸進式的。但在另一個層次，他們要求很多：希望有個民主制度，重要的是人，不是錢；希望有個市場經濟，做它該做的事。這兩項要求互有關聯──如同我們所見的，不加節制的市場運作得不好。政府必須適當管理，讓市場以應有的方式運作。為此，我們需要有個民主制度，能夠反映一般人的利益，而非特殊群體或只是頂層的利益。

有人批評抗議者提不出什麼藍圖，其實這樣的批評弄錯了抗議運動的要點。他們是在表達對政治體系的挫折感，對選舉程序感到失望。無論如何，他們敲響了警鐘。
抗議者在某些方面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智庫、政府機構和媒體都證實了，這群人指控的事情確實存在：不只市場體系失靈，而且分配不均高得沒道理。「我們是九九%」一詞已經植入眾人的意識中。
沒人敢說，這些運動將引導我們走向什麼地方。但有件事，我們相當肯定：這些年輕抗議者已經改變了公共論述，以及一般公民和政治人物的意識。

結論
突尼西亞和埃及爆發抗議運動之後幾個星期，我寫下了這段文字：
當我們緊盯著這些街頭民眾發出的吼聲，不禁想問自己一個問題：怒火什麼時候會燒到美國？在某些地方，美國已經變得像這些遙遠的不安國度，尤其是，頂層的那一小撮人──最富有的一%人口──緊緊扣著幾乎每件事。

幾個月後，抗議人潮出現在這個國家。
本書試著徹底理解美國如何成為分配如此不均、機會大為縮減的社會，以及可能會帶來的後果。
儘管今天的美國已經偏離以往的抱負很遠，然而，我們可以採用不同的架構，讓整體經濟運作得更好，更重要的，對大多數公民更好。這個不同的架構，有一部分需要市場和國家間取得平衡──後面我將說明，這個觀念得到現代經濟理論和歷史證據的支持。在這個不同的架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之一是重新分配所得，特別是當市場運轉過程產生的結果過於不同的時候。

批評重新分配的人會說，重新分配的成本太高。他們宣稱，反誘因太大，窮人和中層得到的利益，會被頂層的損失完全沖銷還不夠。右派人士經常表示，我們可以更為均等，但需要付出成長減慢和GDP降低的慘痛代價。事實（我會說明）恰好相反：我們現在的體系不遺餘力將錢從底層和中層搬到頂層，但由於這個體系缺乏效率，頂層得到的利益，竟然遠低於中層和底層的損失。事實上，不斷升高的龐大分配不均，讓我們付出極大代價：不只成長減慢、GDP下降，經濟也更加不安定，而這還不包括我們付出的其他代價：民主制度減弱、公平感和公義感縮水，甚至於如同我所說的，貶損我們的認同感。

關於本書的幾個提醒
首先，我經常使用「一％」這個詞，指的是位於頂層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有些時候，我心裡想的其實是人數更少的一群人──頂層一％中的十分之一；有些場合，例如談到精英教育時，我指的是人數略多的那群，或許是頂層五％或一○％。

讀者可能覺得我談太多銀行家和企業執行長、談太多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及其後的餘波盪漾，尤其，美國的分配不均由來已久。然而，這不只是因為它們成了輿論的代罪羔羊，也是事情出差錯的徵兆。頂層的分配不均和執行長有關，因為這些領導人協助塑造我們對於什麼是好經濟政策的觀點，除非我們了解這些觀點有什麼錯，並在了解這些觀點有錯之前──以及這些觀點如何在過大的程度內，滿足自身的利益、犧牲其他人──我們無法重新訂定政策，以確保經濟更為均等、更具效率和更有活力。

任何通俗讀物，需要比學術性的寫作更重視遣詞用字，不能到處出現限定條件和加上註腳。因此，我要事先致歉，並請讀者參考我在有限的註腳中所提到的一些學術著述。此外，我也應該強調，在譴責「銀行家」的時候，有過度簡化之嫌：我認識的許多金融家，有些人力抗掠奪性放款；有些人希望抑制銀行過度承受風險；有些相信銀行應該專心經營核心本業，甚至有幾家銀行正是那麼做的。儘管如此，我們很清楚看到，大部分重要的決策者都不是這樣：不管在危機爆發之前，還是爆發之後，規模最大和影響力最強的金融機構其行事作為遭到批評，可說是罪有應得，而且有人必須負起責任。當我譴責「銀行家」時，指的是從事詐欺和不道德行為的人，他們在促成這些行為的機構內，塑造出那樣的文化。

像這樣的一本書，有賴於數以百計的研究工作者累積的學術、理論和實證貢獻。集結這些資料以描述分配不均發生了什麼事，同時解讀為什麼會發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雖然書內各章節的註腳會表達若干感謝之意，仍不得不提及薩茲（Emmanuel Saez）和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嘔心瀝血之作，以及我最早的共同作者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爵士長達四十餘年的研究。由於我所提論點的一個中心部分，在於政治和經濟交纏不清，所以必須擴大到狹隘的經濟學範疇之外。我在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同事福格森（Thomas Ferguson）於一九九五年寫的《黃金準則：政黨競爭的投資理論與金錢驅動政治體系的邏輯》（Golden Rule: 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Money-Driven Political Systems）一書，率先以如椽之筆探討了「為何在根據一人一票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中，金錢似乎相當重要」的謎團。

政治和分配不均之間的連結，最近成為不少著述的關注焦點，一點不叫人意外。本書在某種程度內，從赫克（Jacob S. Hacker）與皮爾森（Paul Pierson）所寫擲地有聲的《贏家通吃政治：華盛頓如何令富者愈富，卻不顧中產階級》（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一書留白的地方談起。他們是政治學家，我是經濟學家，我們都絞盡腦汁試圖解釋，何以美國的分配不均逐漸升高且居高不下。我問：我們該如何調和已經發生的事情和標準的經濟理論？儘管我們是透過兩個不同學門的透鏡來探究問題，卻得到相同的答案。

借用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話來說：「一切都是政治的緣故，笨蛋！」我們也看得愈來愈清楚，分配不均升高對民主政治造成的重大影響，正如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所寫的《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以及麥卡提（Nolan McCarty）、普爾（Keith T. Poole）和羅森塔爾（Howard Rosenthal）寫的《兩極化美國：意識形態與不均的財富之舞》（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等書籍所反映者。

然而，在每個人都有一票──而且依據定義，大部分選民不是一％──的民主制度中，金錢如何且為何力量那麼強大，一直是個謎，但願本書能夠提出一些解釋。更重要的是，我試著說明經濟和政治間的連結。雖然，我們愈來愈清楚看到不斷升高的分配不均，同樣也對政治不好（如同剛剛提到的很多著作所說的），在此我要解釋的重點是為何對我們的經濟也很不好。

半個世紀前，我本來在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主修物理學，喜歡數學理論用優雅的方式描述世界。當時，社會和經濟動盪、美國公民權益運動開展，使我的心思落在別處。會有那樣的渴望，部分原因是我在印第安納州蓋瑞（Gary）那個美國工業重鎮長大成人的經驗。我親眼見到分配不均、歧視、失業和經濟衰退。才十歲，我就在想，為什麼這個國家那麼富裕，每天花不少時間照顧我的那位好心女士，為什麼只念完小學六年級，也不懂為什麼她要照顧我，而不是照顧自己的小孩。

那個時代，大部分美國人把經濟學看成是賺錢的學科。而我，從某些方面來看，應該不是當經濟學家的料。我的家庭積極參與政治，人們告訴我金錢不重要；金錢永遠買不到快樂；重要的是服務他人和精神上的追求。但在騷動不安的一九六○年代，我在阿默斯特接觸到新的觀念，發現經濟學才不只是研究金錢；它其實是一種探究的形式，能夠用來研究分配不均的根本成因，加上我對數學理論的偏愛，或許很有發揮的餘地。
我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寫的博士論文，主題正是分配不均、它如何隨著時間演變，以及對總體經濟行為，尤其是對成長造成的影響。我根據若干標準假設（稱作「新古典模型」），指出在那些假設之下，分配應該會收斂到個人之間出現均等的狀況。標準模型顯然有錯，在蓋瑞長大的我看得很清楚，標準模型說經濟效率很高，沒有失業或歧視，顯然也有不對的地方，我因此著手追尋不同的模型。市場不完全，尤其是資訊不完全和「不理性」在這些模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說來諷刺，就在這些觀念逐步開展，並在經濟學這門專業的部分地方找到立足點之際，相反的概念──只要政府不插手，市場就運作得很好──卻在某些公共論述中生根茁壯。本書和之前的一些書，試圖撥亂反正。

推薦序
直指核心的經濟解方 朱敬一
當代政經危機的全診斷 南方朔
不公平的危機 彭明輝
作者序 低成長不是問題，分配不均才是
第一章 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
第二章 不均社會的隱憂
第三章 市場力量與不均
第四章 分配不均的代價
第五章 岌岌可危的民主
第六章 失靈的市場，失能的政府
第七章 分配不均如何侵蝕法治
第八章 預算之爭
第九章 公平的經濟政策
第十章 我們這代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