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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張榮翼
1956年出生，重慶市人。文學博士。先後在西南師範大學、重慶師範大學任教，2001年調入武漢大學，現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1985年以來，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出版學術著作和教材10多部。
李松
1974年出生，湖南湘鄉人，目前任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2006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2010年哲學博士後出站，2010—2011在哈佛大學東亞系從事訪問研究。曾經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出版專著和教材四部。
序
針對本書的研究角度，綜合如上所述中西古今的知識論研究成果，我們提出如下七個關於文學研究知識論的觀點。
第一，文學研究知識的性質與特點，這是由文學理論知識的性質決定的。
1.文學理論知識的客觀性。文學理論具有客觀確定性的科學性特點。這種科學性知識的獲得是通過科學理性的思維尋求「客觀性」規律、呈現事物的本真狀態和可能的面貌。文學理論知識提供給我們的世界並非原初的世界，而是由科學觀念、判斷、推理構成和說明的世界。文學理論作為一門科學，因為具有一整套業經證實了的、用以建立學科體系的概念和推理方式，或者形成了定型的範式與「客觀恆量」，因而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學術系譜。
2.文學理論知識的主觀性。文學理論關注的是文學作品的形象、情感、主題等感性的美學問題。由於接受與認識的主體不同，對於文學理論觀點的建構就會不同。審美主體間彼此在經歷、修養、心態等的差異直接參與了美的對象的生成。藝術經驗對象的生成是如此離不開主體的作用，以致在自然科學認識模式中的主客對峙在藝術經驗活動中成為不可能。審美活動必須以肯定事物感性存在的真理性為前提。
第二，文學研究知識的價值屬性。價值認識承認人類利益，以把握事物現象本質對人類生存的意義為使命。它的認識標準還要加上特定主體利益尺度；價值認識結果可以是多元的，它依賴於科學認識，也影響著科學認識。文學理論知識價值確定的難度來自價值認識主體的傾向性、價值評價尺度的複雜性、價值認識客體的系統性。
第三，文學理論知識依據的內在邏輯：知識系譜。西方文學理論的知識論模式分為四個階段：首先是從古希臘哲學至德國古典哲學之前的本體論，追問的是事物的本源問題。其次是從德國古代哲學開始的認識論，確立了主客對峙的基本框架。再次，二十世紀初西方語言學研究的成果導致了哲學知識論的語言學轉向，從語言本身建構認識的意義、真理的內涵。
最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成果促成了文化論的轉向。中國文學理論的知識論模式不能以西方模式來硬性框定，它是與中國學術史的變遷同時並進的。中國學術史內容繁富，主要有如下八個類別：五帝時代的神巫之學；夏、商、西周的史官之學；春秋戰國的百家之學；西漢、東漢的儒學；魏、晉時期的玄學；南北朝隋唐的佛學；宋明時期的理學；清代的漢學。
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知識有三次轉型，第一次清末明初，這個知識由中國古代的人文知識轉到西學背景的知識；第二次是新中國成立後，轉到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知識，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主導地位得到了鞏固和確立；第三次是改革開放後，形成了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多元化知識。
第四，文學知識的類型。文學知識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和對象解釋說明的關係，是不是合乎事實；第二種是與知識系統自洽的關係，比如我們的中醫知識，以金、木、水、火、土來解釋言之有理，這和知識系統有關係。
第五，文學知識依據的外在規約：知識權力。
1.知識權力與文化領導權。按照福柯的權力─知識思路，我們探討文學理論的知識問題時不只是關注理論的表層符號在說什麼，還必須深入探詢人們依據什麼非這樣說而不那樣說，也就是力圖去發現支配、控制傳統理論思維者思維、創制和行為的話語結構。而這話語結構的制約者是某種特定的文化領導權。
2.知識權力與研究範式。學術界的方法論至上主義者認為，只要有能力發現深層次的真問題，並且使用了適當的分析工具，那麼，進一步的研究工作就只剩下論證的精緻化了。但越接近與文化相關的人文學科領域，方法論至上主義的有效性就越呈現遞減趨勢。知識權力與研究範式之間的關係研究是對方法論至上主義的糾偏。
3.知識權力與話語方式研究文學理論要考察觀點本身的方法與立場，還要回到該理論的知識系統考察其背後的思想語法，即話語方式。我們認為文學知識依據的評判，其本質上是一個價值論問題，涉及到認識主體價值評判的傾向性、價值評判尺度的複雜性以及價值認識對象的系統性問題。
從文化的角度看，知識具有同一性的特徵。一種文化系統，必定會有某種獨特、恆久的精神氣質貫穿其中。從基因的角度看，知識則包括語言、認知、習慣、技術等方面的內容。它是在特定群體內數代遺傳的具體行為。文學理論的知識有一套系統的編碼規則，形成自己特有的邏輯推理機制。福柯的權力─知識理論可以為文學理論的知識依據研究提供合適的視角。他認為，知識為權力運作提供了某種明確的思維框架，權力依據它給出的理論和邏輯去思考、推理和判斷，進而形成價值準則。
這就是所謂的知識政治。這種知識還在潛意識層面強制性地建立了某種自明性，把某種權力運作看成是無庸置疑的理所當然。這時，人們其實對知識具有某種盲目的信仰，他不僅已失去了對其進行審視與批評的能力，而且在根本上被窒息了這種欲望。福柯認為，這種理所當然性，甚至成為現代權力合法性的重要根源。我們去考察文學理論知識依據的主體身份也就是知識立場的問題，比研究問題時所使用的分析工具還要重要。不同的知識立場決定不同的問題意識，它牽涉到主體自身的興趣、關懷、素養、信仰。選擇什麼樣的分析工具，在很大程度取決於研究者所認同的價值立場，這就更超出了研究方法的範圍而進入了知識立場的範疇。文學理論知識建構的形成並非不言自明的，它受到傳播方式也就是知識媒介的影響。
第六，文學研究知識依據的主體身份：知識立場。
1.主體的政治立場。從社會歷史批評的方式去考察中西文學理論，都能發現主體的理論觀點銘刻了一定的政治烙印，這是每一種學說無法逃脫的宿命。
2.主體的美學立場。文學理論歸根結底是從感性的角度關注人的精神與靈魂，因此美學上的自律性是許多文學理論的精神訴求。
3.主體的人本立場。文學理論知識的人本立場以人為中心，以人文精神為導向，以人道價值為旨歸，維護人的主體地位，保持感性與理性的平衡，避免理性社會人的異化。
第七，文學研究知識建構的研究機制：學科建制。
1.知識建構與學科建設。文學理論的知識建構受制於知識生產的體制，從學術分工與文化教育來看，它的知識話語的形成與一定歷史時期的學科建設密切相關。
2.知識建構與學科評價。在現代學院體制的知識生產中，學科評價制約著知識建構的內容和形式，潛藏著社會各種不同意識形態訴求。
3.知識建構與教材編寫。在教育體制中，文學理論教材的編寫者直接掌控著知識傳達的內容、範圍與合法性，參與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學理論建構。
目次
第一章 文學研究的性質
第一節 文學研究的追蹤、追尋和追認
第二節 文論在「理論」層面的堅守程度問題
第二章 文學知識的性質
第一節 文學知識的歷史性
第二節 文學知識何以具有合法性
第三節 文學理論知識的前設與後驗
第三章 文學研究的知識依據及其意義
第一節 文學研究的知識對象
第二節 反思文學研究的知識本身
第三節 文學研究中知識問題的交點
第四節 文學研究的知識論追問及其意義
第四章 文學研究的規則與層面
第一節 文學研究的一般規則
第二節 文學研究的學理規則
第三節 文學研究的實體、想像和體制層面
第四節 文學研究的學科權力：知識的轉換和嫁接
第五章 文學研究的思想資源
第一節 文藝研究思想資源的轉換
第二節 審美文化作為文學研究的價值資源
第三節 媒體權力作為文學研究視角的意義
第六章 文學研究的價值問題
第一節 文學研究的理性價值
第二節 文學接受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第三節 文學研究的價值尺度
第七章 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未來意識
第一節 文學研究的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學研究的未來意識
第八章 中國文學研究的語境與視點
第一節 當前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語境
第二節 當前中國文學研究的視點
第三節 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文化詩學視角
第九章 中國文論研究的語境與出路
第一節 中國文藝學研究應予重視的語境、問題與思路
第二節 當前中國文藝理論設問方式的轉變
第三節 中國當代文論的現代性、對話性與異質性
第四節 跨文化視野中文學研究異質性的三個層次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書摘/試閱
在西方哲學史上，知識論思想的發展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古希臘階段。顧名思義，知識論（epistemology）是關於知識（knowledge）的理論。蘇格拉底在同懷疑論者的爭辯中首次提出了「知識」的問題，即關於事物普遍定義的問題。柏拉圖從理念論出發，將知識論問題轉換為對於必然不變的對象──理念的認知問題。柏拉圖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了關於對知識的看法，他認為，知識是經過證實了的真的信念（Knowledge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s）。
這一界定包括三個涵義：
第一，何謂「證實了的」（justified）。即知識的真偽必須有待於充分的證據來支撐。接下來延伸的問題是，何種證據為真、何種證據為假呢？何種情況或程度或標準之下某一證據才是完全充分的證據？因而，關於「證實了的」這一問題是評判知識的諸項條件中最為複雜的。
第二，何謂「真的」（true）。這一「真的」是指事實客觀的真相，而不是主觀判斷的真實問題。通常的標準是真理的符合論（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即關於外在世界某個事件的發生或者某種狀態的敘述，要與這個所發生的事件或所呈現的狀態相吻合或者符合，那麼，這一敘述作為一種知識才是真的。
第三，何謂「信念」（belief）。某一種認識是否作為知識而成立，與人的信念相關，也就是說，知識包含了信念。但是信念卻不一定是知識。信念是知識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某一事實要成為知識，必須首先成為一種信念。而有時候人們相信某些事實上並不存在的事物，那麼，這些事物的存在是否能夠成為一種知識呢？它需要經過證實才能成為知識。要使這一事實成為「我」的知識的第一步就是「我」要相信它，使它成為「我」的信念。但是，人們卻也經常相信某些實際上並不存在的事物。所以，這樣的信念當然也不是知識。
可見，知識只是信念中的一種，即信念必須是真的，並經過證實，才成為知識。同時，我們所相信的如果不是真的就不是知識。總之，信念上所認為的真必須能夠與信念的對象一致或者符合，也就是說，信念和外在世界之間的符合。
第二個階段是笛卡爾─康德階段。笛卡爾通過實驗的方法尋找外部世界、內在自我以及超驗上帝的知識學基礎。他的分析方法被稱為基礎主義模式。知識包括經驗知識和先驗知識兩類，前者的證實依靠感覺經驗，而後者則不依賴感覺經驗，即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說的「純粹理性」。康德之前的萊布尼茨和休謨也對經驗知識和先驗知識進行了分類。但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對此進行了重點考察。康德提出了一種批判的知識論，他提出了「知識是如何成為可能的」這一命題。
西方知識論的第三階段是奎因的自然主義知識論。奎因認為：「對科學知識自身來說，沒有獨特的、普遍的、必要的基礎。知識只是幫助我們解釋經驗和預測未來經驗的試驗性的、暫時性的假設。不能否認，正如我們為了得到對世界的經驗（通過感覺經驗）必須對世界的外部實在做出假定、並且因此而得到理論性解釋的證據一樣，在科學方面是沒有外部世界的。然而這種實在並不是一勞永逸地得到確定的，我們也不可能在任何探究的有限過程中認識這一點。」
與西方哲學史的知識論相對照，成中英先生深入探討了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問題。
他認為中國知識哲學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性質：
(1)由於強烈的實在的感性及其基礎深厚的實在論，中國哲學並不包含強烈的懷疑論傾向。即使偶爾出現對知識與語言的懷疑，它們也不是用來否定常識或共同感受的有效性，而是用來表達知識和智慧的更高形式。
(2)同西方現代知識論不同，中國知識論從未脫離過實在論和實踐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提及有關中國知識論的三個主題：實體與功能的統一，經驗與悟性的統一，以及理論與行為的統一。第一個統一實際上是作為實體的實在與作為功能的知識的統一。這並不是說中國哲學沒有知識論，而是說中國知識論只有循此脈絡才能被理解、被說明並且被欣賞。正如中國知識論永遠是實在論的一部分，我們可以把中國知識論稱為「本體知識論」。
(3) 隨著中國知識論同形而上學、本體論和倫理學的一起發展，中國哲學沒有提出像康德和其他後康得分析哲學家們提出的知識論，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以分析的觀點來批判、重新建構，並闡釋中國的境況是可能饒有趣味的。同樣，人們還能發現中國知識論或者說本體知識論，是如何對傳統的和當代的西方知識論做出批判性回應的。
(4)在涉及所有關係的完整體系的意義上，中國的知識概念把知識從本質上看作是整體的，而決不可能具有西方當代知識論的特徵。這種整體性乃將諸多關係視為統一整體的體系，這種觀念是形成於長期而又廣泛的經驗之基礎上的。(5)中國哲學沒有從本質上把知識概念僅僅局限於事物和事實，而是延伸到價值、美德和終極實在性。實際上，同知識有關的最重要的東西，是斷定我們所擁有的知識的終極實在性。
(6)很重要的一點：中國的知識論同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沒有直接的聯繫，不能像康德的知識論那樣被看作是致力於確認當今的科學，也不能像奎因的知識論那樣被看作是當今科學的一種延伸。儘管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已經發展了傑出的經驗科學和技術，但是同西方的情況相比，它對中國知識哲學的衝擊力並不強大。這也許可以作為一個理由來提出：在中國哲學思想的整個系統中，中國的知識哲學是比較次要的。
(7)因為這些有關知識的中國觀念的基本事實，儘管沒有一成不變的認識的程式或方法論成為固定模式或上升到理論，然而檢驗對事物的經驗性的知識（如在詞典學中），以及在人性和科學的各個領域中將資訊歸類（如在中醫學中）的各種宏觀的和微觀的方法確實存在。
根據這六個要點，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哲學家是怎麼看知識的，這些看法又是怎樣不僅在中國哲學，而且在中國哲學的語境關聯中興盛起來、產生作用的，以及它們怎樣以一種值得我們去瞭解和探索的方式，來影響科學和理性的發展 。成中英對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內涵的闡明，有利於我們在研究中實現當下理論話語與中國傳統思想智慧的對接，以及西方知識論話語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知識論話語的對話，也有利於保持中國文學理論研究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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