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史論與方法（簡體書）

《中國現代史論與方法》從內容上看，書稿分為歷史人物論、歷史事件論、和諧社會論、史學方法論、史學理論基礎五個部分。本書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和論述立足於客觀事實與權威史料的基礎之上；對歷史事件的論述，既將其置於宏觀歷史的過程進行考察，也有對人物生平細節的重視，既有對歷史行動的描述，也有對其深層思想理路的梳理；對和諧社會的論述體現了作者對當下社會的密切關注；史學方法論是作者總結的治史心得，史學理論基礎論則是作者通過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近現代史的的個案解讀，以期獲得一種解史視角。全書五個部分有機地組成了一個邏輯系統，對讀者解讀近現代史有著新的啟迪和方法的借鑒。．

王文鸞，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史學理論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等課程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目前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和中共党史學理論與方法為主攻方向。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中共黨史的經濟解釋研究》）1項；已參與完成省部級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參與編寫出版著作多部；先後在《光明日報》、《史學月刊》、《中共黨史研究》等報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其中十數篇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近代史研究》等重要期刊轉載、收錄或索引。．

《中國現代史論與方法》五個部分有機地組成了一個邏輯系統，對讀者解讀近現代史有著新的啟迪和方法的借鑒。

我這人愛好比較廣泛，練過琴、畫過畫、自學過英語，還得過央視（當時名為北京電視臺）少年兒童繪畫比賽三等獎，但最后作為飯碗的卻是黨史。最初接觸黨史，不是自己的興趣使然，而是改變命運的需要。我原是一名中學英語教師，自認為不應該停留在這樣的一個層次，但在改革開放初期，并沒有更多的選擇。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煙臺大學舉辦的一個英語培訓班，在那里結識了一個學員，他說他們那兒的英語教師都在準備考研，并且已有幾個考上了。這給了我很大啟發，原以為考研與己無關，現在看來也并非高不可攀，可是考什么專業呢)聽他說黨史比較好考，尤其毛澤東思想研究方向更好考。在當時的中國，“毛澤東思想”這個詞使用頻率很高，但什么是毛澤東思想并沒有多少人能說清楚，于是我就到這所大學圖書館，借了一本美國人寫的《毛澤東傳》，這就是我接觸的第一本關于黨史方面的書。
我這人有個特點，一旦認準了的事就一定會堅持，哪怕再難。從培訓班回來之后，我開始閱讀能找到、能買到的所有黨史書籍，從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樣的基本概念都很難理解，到對整個黨史體系的基本把握，再對黨史問題有所思考，不知不覺對黨史產生了興趣，并考上了湖南師范大學黨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讀研期間的最大收獲就是讀懂了導師譚雙泉先生所強調的“寫”字，學會了治學的基本理念和方法，寫出了一篇發表在《史學月刊》并被《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全文轉載的論文。這一切無疑為我在學術道路上繼續前行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動力。
然而，市場經濟帶來了很多誘惑，加之高校理論課日趨邊緣化，我對畢業后從事的理論課教學工作并不怎么看好，于是就想通過考博改一下專業，可事實證明沒那么容易，經過幾年的努力過了一所名牌大學的民法面試分數線，最終卻榜上無名，原因在于自己跨學科、年齡大，又無任何優勢可言，所以并不怨天尤人。直到本單位有了碩士點，我才看到了希望，開始“改邪歸正”，潛心久違的黨史研究。幾年下來，我從一個新領域的開辟，到權威期刊發文，再到教育部規劃基金項目獲批，也算一步一個腳印，可謂天道酬勤。事實上，做點所謂的研究很不容易，個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當然，我還會繼續走下去，不為別的，只為自己培養起來的這點興趣，也為心靈深處的那份孤獨。
以上是我對結緣黨史心路歷程的一點回顧，而本書卻主要是我十幾年來在核心及其他期刊所發文章的一次整合，也是我對黨史學習、思考的一個小小總結。本人學淺識寡，文中疏漏甚至錯誤一定不少，敬請讀者指正。
作者
1912年仲秋

序 言第一章 民國事件人物論一、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與實踐述評二、宋美齡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章 黨史人物事件論一、略論毛澤東的文化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二、瞿秋白與五四運動三、瞿秋白主編黨報黨刊的現實啟示四、蔡和森在中共歷史上的三個貢獻五、中共歷史上的四次“三反”運動六、“文革”、改革與革命：兼評“告別革命”第三章 現代和諧社會論一、家族主義與党的建設二、六條政治標準與四項基本原則的歷史命運三、健全教育法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基於教師權利及其救濟制度的思考第四章 歷史研究方法論一、中共黨史解讀的新視角：讀石仲泉《我觀黨史》二集二、中共黨史研究的幾個方法：讀石仲泉的三本著作三、名著的瑕疵第五章 史學理論基礎論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內涵的經濟解釋二、新中國成立前早期中共黨史經濟解釋的考察後記．

第一章 黨史相關事件人物論
一、 張學良愛國主義思想與實踐述評
張學良的愛國主義思想與實踐， 涉及到政治、經濟、教育和人格諸方面。政治上， 他力促國家統一但走了一些彎路， 由息爭統一到統一抗日再到抗日統一， 是一個曲折中前進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經濟上， 他注重發展和保護民族工商業， 鼓勵華僑回國投資， 對農村經濟也給予特別關注， 并系統提出了開發建設西北的思想； 教育上， 他出資辦小學、中學和大學， 提出了德智體群美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針； 人格上， 他光明磊落、無私無畏、淡于榮利， 一切以國家民族為重。張學良的愛國主義思想不僅具有全面性、系統性， 而且還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實踐性； 不僅具有深沉的憂國憂民意識， 而且落實在愛國救國的具體行動上； 不僅要求別人， 而且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張學良的愛國主義思想無疑具有豐富的內容和鮮明的特點， 但同時也具有一定的難以避免的歷史局限性。
所謂愛國主義思想與實踐，是指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繁榮興旺等根本利益的關心和自覺維護的思想與行為。張學良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政治生涯盡管極為短暫，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與實踐卻有著十分豐富的內容，并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過重要影響。為進一步發掘這一豐厚的歷史遺產，更好地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本文試從以下幾方面作一初步探討。
（一） 和平統一為切要之圖
如所周知，張學良既反內戰又打內戰，既“剿共”又聯共，既擁蔣又疑蔣，直至“將天捅個漏子”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并力主進行了和平解決。對此矛盾現象，學界認為是他接受中共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結果，是蔣介石逼出來的，也是日益激化的中日矛盾使然。但這多是從客觀方面來講的，那么主觀因素又是什么呢？ 筆者認為，還有必要從張學良國家統一觀的發展變化入手，進一步探究造成這一矛盾現象的思想動因。
1、息爭統一，參與混戰
張學良是個有著強烈的愛國情感的青年將領，他的政治生涯始終是與國家的內憂外患聯系在一起的，他懷著“為中華民族造福”的理想，極力主張“和平統一為切要之圖”。他認為，“惟和平乃能促成統一，亦惟統一乃能保障和平，世未有能保持和平而不能統一者，亦未有能造成統一而不能和平者，連帶關系” 。他將和平與統一的關系，看作是互為前提相輔相成的。同時，他還站到發展國力的高度，論述了和平的重要性，他指出：“和平為實施建設之基礎，建設為發展國力之前提” 。因此，他是軍閥中首倡弭兵息爭的青年將領，受到孫中山“天下為 公”的高度贊譽。他通過觀察體驗認為：內戰起因是“落伍軍閥，為一時利欲所迷、認軍隊為私產，以反抗為出路，稍不如意，便以武力抗爭為后盾。一人煽動， 徒黨和之，一地作戰，全國波及，此仆彼繼，往復效尤” ；內戰后果是“民生憔悴國勢阽危”；性質是“不過一二軍閥為爭奪地盤而已”；并得出“內戰實為罪惡之母”的結論。他還將內戰與亡國聯系起來警告人們：“若不各捐成見，共息爭端，勢必至元氣虧竭，根本動搖，而外人環視我側者，求全大欲，亦遂起而乘之，自亡人亡，不演成滅國滅種之慘劇不止” ，并深信“中國若能5年或10年之內不發生內戰，則中國無論如何不進步，總較戰局下之情況為好” 。這說明，他對內戰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
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他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青年張學良厭惡動蕩希冀和平，深為國勢阽危民生憔悴擔憂。曾立志出國學醫以應國家之急，但未能如愿。又決心當一名學者，卻遭父親反對。在服從為孝的觀念支配下，他不得不走進講武堂開始了軍人生涯。日本的“二十一條”使他痛下決心出來做事，要像歷史上的民族英雄那樣，努力以救中國。在他看來，他有家庭背景，有好的父親，走一步等于人家走兩步，“為何不利用這個條件作點什么？”盡管對“作點什么”還模糊不清，但卻是他改變初衷接受父親栽培的一個重要的內驅力因素。其次，在于他對戰爭的深切體驗和悉心思考。張學良19歲就參加戰爭，經歷了剿匪之役、直奉戰爭和豫南大戰并屢建功勛，年方26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吳佩孚同列。如果說張學良起初由于逆反心理，不愿當什么將軍作什么軍閥的話，那么，這時他已在“作點什么”的驅動下，成長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軍閥將領。但也應看到，他盡管也為爭奪中央政權擴充地盤而戰，但畢竟不同于他的父親，不同于一般軍閥。他不以爭權奪地為目的，而以息爭統一為宗旨，以戰爭求和平，以和平促統一。然而，他每次作戰觀于官兵傷之慘狀，人們之流離失所，皆深感痛苦，尤其是河南視察所見，更使他觸目驚心。曾慨嘆，吾國不幸兵禍頻仍，打了和，和了打，到底為什么？徒招人民之怨恨得不償失。正是這些不斷積累的感受和體驗才使他的內戰觀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膚淺發展為深刻。也正是這種深刻，才使他的“作點什么”由模糊變清晰，由參加戰爭到反對戰爭再到制止戰爭，由被動轉向了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