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是命理名著《滴天髓》三個主要注本之一。這三個注本和它們的作者都是大名鼎鼎的。 第一個注本的作者是明代開國元勛、術數名家劉基。有人認為《滴天髓》的原文實際上也是他寫的,只是為了避免洪武皇帝的猜忌而托名于宋人京圖罷了。這個注本附于《滴天髓》原文之下。 第二個注本的作者是繼清代士人任鐵樵。任氏積二十年垂簾推命的心得,為《滴天髓》增注十余萬言,并于附入500多個命造以資佐證,使原著中的深奧義理得以為世人所了解,所以一直被推為“斯道之龍象”,乃至 “如江河日月,不可廢者” (方重審語,見《子平真詮評注·序)。 第三個注本就是本書,其作者是民國命理學家徐樂吾先生。 徐樂吾(1886—1949),據其署名“東海樂吾氏”推斷,應是江蘇省東海縣人。出身于書香門第,祖上有研習術數的傳統。據徐氏自己說,他的叔祖擅長術數,在公事的余暇,舉凡五星術、子平術以及太乙、奇門、六壬之類書,沒有不涉獵的。赴外地做官,每次占卜都能應驗。可惜壯年去逝,遺書散佚;後來陸續收集,只得到精抄本及手批本十余部。徐氏自己也對術數感興趣。在研習命理以前,曾經請術士推算,發現一知半解的術士,或者荒謬地以有為相許,或者以短命危言聳聽,于是感嘆真懂命理的人少而又少,立志自己研究。剛開始研習命理的時候,叔叔見了,高興地說:“你學習這個,我家就有傳人了!”于是把叔祖的書交給他,他下拜而接受了,研究命理越發努力,既注意博覽,又注意精研,終于成為一位著作等身的命理學家。 在眾多命理學古籍中,《滴天髓》是徐氏平生最服膺的有三本書之一,(另兩本是《子平真詮》和《窮通寶鑒》)。為了深人研究和宣傳此書,他編訂了《滴天髓征義》,使之成為與《滴天髓闡微》并行于世的任注本,又著有《滴天髓補注》這本用來補任注之缺的《滴天髓》注本,可見先生對《滴天髓》一書用功之勤,研究之深。 這本《滴天髓補注》堪稱一部別具慧眼,足以與任注并駕齊驅的注本。徐氏在序言中說:“……《滴天髓》一書,以任注珠玉在前,未敢妄為續貂。間有意見出入之處輒筆之,積久成帙,適小日報主人以命理一欄見屬,因補綴成書,名之日‘補注’。補者,補任氏之缺也,凡任氏所已詳者,概從略,各存一義云爾,非敢與任氏爭長短也。”但是從書的內容可知,無論徐氏如何謙遜,此書都不但與任注“各存一義”,而且足以“與任氏爭短長”。 從書中的內容看,作者雖然對任注相當推崇,但是絕不盲從,而是一直保持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和觀點。例如對神煞和納音五行,任注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而徐氏則采取了肯定的態度。他說:“神煞者,數之代名辭也。……神煞起于干支,即是起于數。……所謂吉與兇者,不外乎戰斗、伏降、刑沖、破合之關系。”“先論生克以定格局,次參神煞以定休咎,為論命一定之法則也。古人書中,財、官、食、印與神煞相混,統名神煞,流弊所至,棄五行旺衰生克之理而專談納音神煞(如《蘭臺妙選》等) ,以致乖謬百出,論斷亦無驗,于是後人起而辟之,乃有神煞無關吉兇之說。數典忘祖,過猶不及,其失一也。”對于納音五行,徐氏雖然沒有專門談論,但是說“納音亦出于數,其理當另文論之”,可見也是持肯定態度的。 本書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作者能夠與時俱進,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體現時代的新觀念。例如在談到“貞下起元”的道理時,作者提出:“凡一家一族之興,開基立業者之命造與其末代子孫之命造,始終相應,亦貞元之消息”,并舉了明太祖命造以土局開基,至明思宗崇禎命造以木局終結,清太宗命造以水局開基,至宣統命造以火局終結,以及合肥李氏之興始于李文忠,其命造為曲直仁壽格,至其孫李國杰命造以金局襲爵而終的例子。但是作者筆鋒一轉,指出:“此在從前宗法社會,以家為主體,世家大族始有消息可尋,若尋常人家,其興也暴,其亡也忽,不能以此論;現在時代,以個人為主體,更不能此矣。”在談到女命時,作者也指出: “女命與男命一也。取用看法無一不同,何以要另立一章,論夫論子?要知此為社會上對于女子之觀念不同,非命理有殊也。……論命者隨社會之習慣,專擇安富尊榮,享用現成一類,在男命所謂“少年公子老封君”者,稱為上上之格。所以日主不宜其旺,旺者自掌權衡,非福也;不嫌其弱,弱者因人成事,恰合所宜也。究之過旺非宜,過弱亦非宜,當以平和為貴。干支戰克,則風波起伏,非女命所宜,當以氣靜為尚也。”最重要的是,作者的許多觀點不是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而來的,而是一點一滴地從實踐中體會出來的。例如對命與運的理解: “若創家立業,或破敗祖業,屬于命造之優劣,非關父母。有遺蔭可享,為命中所本有;無遺蔭可享,爰命中所本無。若命中本無而父母遺以豐厚之產,亦不能守;命中本有而父母無所遺,自能創立。予所見多矣,為父母者,大可不必枉費心機也。” “不特命有定,運亦有關。幼年好游蕩嬉戲,讀書無成,所行必逆運也。強迫管教無益,運轉順利,自然敏而好學,進步至速,前後頓若兩人。此皆莫之為而為,莫之知而至者,在其本人亦莫明其妙也。” 但與運相比,更重要的是命:“原局忌神肆逞,挽救極難,即在好運之中,亦意志彷徨無定,行為不軌于正,更遇忌運相攻,決無幸免之理。 諺云‘命好不如運好’,此有激之談。富貴定于命,窮通賴于運。命為根本,若原命有損,運豈足恃?” 這些來自命理實踐的看法,體現了中正不偏的要旨,只有“所看既多 ”,才“自能領會”,不是紙上談兵者所可以比擬的。 也正是由于作者注重從命理實踐中總結經驗,檢驗理論,本書中列舉了大量清代和民國政要的命造,從李鴻章、瞿鴻璣到黃興、蔣介石、林森無不備載其中,并在與實際命運的對比中作了具體解說。這些實例在增加本書說服力的同時,也增強了本書的可讀性。 本書的點校和今譯,是依據育林出版社出版的手寫影印本進行的,應該是一個比較權威的版本。至于本書的譯注工作,這里不再多說,敬請讀者監督和指正就是。 孫正治 201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