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集（簡體書）

《夏丏尊集》從夏丏尊的作品中精選出小說、散文、雜文上百篇，分成“自敘”、“序跋與評論”、“懷人集”、“教育”等多個專輯。

夏丏尊，我國極負盛名的文學家、教育家、翻譯家和出版家。早年留學日本。1909年與魯迅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1912年起與留學日本的李叔同（弘一法師）在兩級師范學堂共事七年，情逾手足。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與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被稱為“四大金剛”。1920年到湖南一師任教，與時在一師的毛澤東共過事，毛氏對他的人格很崇敬。

《夏丏尊集》編輯推薦：從《夏丏尊集》中，讀者可以看到他夏丏尊先生的學術造詣、奮進的歷程，以及被譽為“民主主義文化戰線上的老戰士”的偉美風采。

一
我國現代著名作家、教育家、翻譯家、編輯出版家夏丏尊（1886—1946),名鑄，字勉旃，後改字丏尊。浙江上虞松廈人。祖上經商，父親是個秀才。夏丏尊自幼從塾師讀經書，1901年考中秀才，1902年考舉人未中，進上海中西學院（東吳大學前身）讀了一學期，1903年入紹興府學堂（浙江第五中學堂前身）讀了半年後輟學回家，替父親坐館。1905年，他向親友借貸赴日留學。到日本後，先是進東京宏文學院學習日文，後來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讀了還不到一年，“就領不到官費”，不得不中途輟學，于1907年歸國。
1908年，夏丏尊應聘為浙江省兩級師范學堂（1912年更名為浙江省第一師范學校）通譯助教，為日籍教員中桐確太郎（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當翻譯，後來兼任舍監（相當于後來的“訓導主任”，現在的“級主任”）和國文教員。1909年，魯迅來兩級師范學堂任教，贈以《域外小說集》，夏丏尊自稱是“受他啟蒙的一個人”，并參加了魯迅、許壽裳等發動的反對尊孔復古的“木瓜之役”（這里的“木瓜”指的是當時的浙一師校長夏震武，夏頑固不化，為人木強，魯迅等人稱他為“夏木瓜”）。1912年秋，李叔同來兩級師范學堂教圖畫音樂，兩人常在一起吟詩唱和，互贈印章，情逾手足。豐子愷在《悼丏師》刊《中學生》第176期，1946年6月。一文中說：猶憶三十余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地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地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于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要。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的不僅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後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除了音樂以外，詩文，繪畫（鑒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學生心悅誠服。這話說得很到位，正是因為夏丏尊人好，又博學多能，因而才會與李叔同“投緣”。1918年李叔同出家，就是因了夏丏尊向他介紹日本人寫的關于斷食的文章引發的。
青年時代的夏丏尊思想相當活躍。他在《光復雜憶》中說到光復初年的心情時寫道：“我們青年朋友間都互相策勵，存心做一個新國民，對時代抱著很大的希望。”但他不愿意涉足政治。當時有實行普選的說法，他不愿當選，便把名字改為“丏尊”夕，其讀音與“勉旃”相近，但容易寫錯，如果選票上將“丏”字誤寫為“丐”，就是廢票。雖說不愿涉足政治，但對教育事業抱有憧憬，且看他與李叔同分別作詞作曲，譜寫的《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校歌》：人人，代謝靡盡，先後覺新民。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潤心身。吾儕同學，負斯重任，相勉又相親。五載光陰，學與俱進，磐固吾根本。葉蓁蓁、木欣欣，碧梧萬枝新，之江西，西湖濱，桃李一堂春。為了辦好教育，夏丏尊使出全身解數。他看到舍監在校中地位低下，被人輕視，就自告奮勇當舍監；看到學生國文程度差，又自告奮勇兼教國文。一人身兼三職（另一職是“通譯助教”），不辭勞苦，且事事認真。他在《緊張氣氛的回憶》一文中說：我在那時頗努力于自己的修養，讀教育的論著，翻宋元明的性理書類，又搜集了許多關于青年的研究的東西來讀。非星期日不出校門，除了在教室授課的時間外，全部埋身于自己讀書與對付學生之中。自己儼然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而學生之間卻與我以各種各樣的綽號，據我所知道的，先後有“閻羅”“鬼王”“戇大”“木瓜”幾個，此外也許還有更不好聽的，可是我不知道了。
我做舍監原是預備去挨打與拼命的，結果卻并未遇到什么，一連做了七八年。到後來什么都很順手，差不多可以“無為臥治”了。……當年的浙一師名師云集，除魯迅、許壽裳、李叔同外，還有劉大白、李次九、陳望道等名家，學生思想活躍。“五四”運動中，浙一師和北大遙相呼應，成為浙江學運的中心。夏丏尊、劉大白、陳望道、李次九支持新文化運動，被譽為“四大金剛”。夏丏尊在校刊《校友會十日刊》上發表的《一九一九年的回顧》一文中說：1919年中國教育界空前的一樁事，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影響，不但教育界受著，不過教育界是它的出發點，自然影響受得更大。以前的教育界的空氣何等沉滯！何等黑暗！經過了“五四運動”以後，從前的“因襲”“陳規”，都受了一種破產的處分，非另尋方法重立基礎不可……現在的教育界，平心講來，也究竟還沒有上正當的軌道。不過從本學年起，已經有了一個“動”字。“動”得好，固然最好沒有了，“動”得不好，也不該就抱悲觀：因為“動”總比以前的“不動”好得多。天下本來不應該有“完全無缺”的事，逐漸改動，就是漸與“完全無缺”接近的方式；固滯不動，那是沒有藥醫的死癥！我對于1919年的教育界，所紀念的就是一個“動”字。1920年，浙一師學生施存統（施復亮）在《浙江新潮》發表《非孝》一文，提出在家庭中用平等的愛來代替“孝道”，被教育當局視為大逆不道。因《非孝》寫成後是經夏丏尊審閱過的，教育當局責成經亨頤校長立即將“四大金剛”解職，將施存統開除。經亨頤拒不執行，教育當局就撤換校長。學生發起“留經運動”，爆發了“浙一師風潮”，“驅齊（彈劾省長齊耀珊）滅夏（罷免教育廳長夏敬觀）”。這場斗爭得到杭州各校以及京滬等地學生的支持，逼使教育當局讓步，魯迅稱之為又一次“木瓜之役”，而意義之深遠更勝于第一次。
由于舊勢力的作祟，經亨頤和“四大金剛”最終還是離開了浙一師。夏丏尊應長沙湖南第一師范校長易培基的邀請，到湖南第一師范教授國文。當年的湖南一師也譽滿全國，僅與夏丏尊同時應聘的就有周谷城、舒新城、田漢、孫俍工等名家。夏丏尊于國文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多有創新，深受學生的歡迎。他在《長沙小詩之一》中寫道：“中年陶寫無絲竹，澤畔行吟有美人。搜得漫天風絮去，貯將心里作?春。”雖說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趨于低潮，但湖南一師良好的學術氛圍，使夏丏尊心中充滿了喜悅。

二
192l年，浙江上虞富商陳春瀾捐資興學，在白馬湖創辦春暉中學，經亨頤出任校長，他請夏丏尊回到春暉，把學校的事務幾乎全都托付他。夏丏尊一心想把春暉辦成全國的模范中學，就請匡互生來擔任教務主任，請劉薰宇、朱自清、朱光潛、豐子愷等志趣相投的朋友來春暉任教。他覺得白馬湖的環境好，就把家安頓在這里，在湖西岸造了幾間平房，名曰“平屋”，打算終老是鄉，在《白馬湖之冬》一文中寫道：在我過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嘗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馬湖的時候了。十年以來，白馬湖已成了一個小村落，當我移居的時候，還是一片荒野。春暉中學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這一面的山腳下是小小的幾間新平屋，住著我和劉君心如（劉薰宇——引者注）兩家。此外兩三里內沒有人煙。一家人于陰歷十一月下旬從熱鬧的杭州移居這荒涼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極帶中。
那里的風，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響，好象虎吼。屋宇雖系新建，構造卻極粗率，風從門窗隙縫中來，分外尖削，把門縫窗隙厚厚地用紙糊了，椽縫中卻仍有透入。風刮得厲害的時候，天未夜就把大門關上，全家吃畢夜飯即睡入被窩里，靜聽寒風的怒號，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後軒，算是我的書齋，在全屋子中風最少的一間，我常把頭上的羅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燈下工作至夜深。松濤如吼，霜月當窗，饑鼠吱吱在承塵上奔竄。我于這種時候深感到蕭瑟的詩趣，常獨自撥劃著爐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擬諸山水畫中的人物，作種種幽邈的遐想。離開繁華熱鬧的杭州，來到極其荒野的白馬湖畔安家，可見他對家鄉的熱愛，對教育的真誠。夏丏尊在《春暉的使命》一文中談到辦校的理念時說：怯弱倒不要緊，方向卻錯不得！你須知道，你有你從生帶來的使命！你的能否履行你的使命，就是你的運命決定的所在。你的運命，要你自己創造！
你是一個私立的，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礙。當現在首都及別的省官立學校窮得關門，本省官立中等學校有的為了爭競位置，風潮迭起，丑穢得不可向邇的時候，豎了真正的旗幟，振起純正的教育，不是你所應該做的事嗎？
你已男女同學了，這是本省中等學校的第一聲，也是你冒了社會的忌諱敢行的一件好事。你應如何好好地保持這纖弱的萌芽，使它發達？你無門無墻，組織是同志集合的。你要做的事情既那樣多而且難，同志集合，實是最要緊的條件。你不應該從此多方接引同志，使你的同志結合在質上更純粹在量上更豐富嗎？……為了探究并實驗“純正的教育”，夏丏尊1923年翻譯了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名著《愛的教育》。《愛的教育》最先在《東方雜志》連載，後由開明書店出單行本，此書風行二十余年，再版三十余次。他在譯者序言中說這本書使他受到異乎尋常的感動，他流了淚讀完此書，又含著淚譯出此書，“書中敘述親子之愛，師生之情，朋友之誼，鄉國之感，社會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使人讀了覺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為世間要如此才好”。他情不自禁地把現實狀況和書中描寫對照，一方面反省自己“平日為人為父為師的態度”，一方面剖析學校教育存在的弊病，說：“學校教育到了現在，真空虛極了。單從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馬燈似地更變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從未聞有人培養顧及”，接著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于池的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這個形象化的比喻，以及譯者序言中介紹的“理想的世界”，吸引了無數讀者，包括父母、教師和兒童，凡是讀了這篇序言的人無不急于一讀全書，去體會那誘人的情味。書中的小學生安利可的父親說：“意大利全國五萬所學校教師，是你們未來國民精神上的父親，他們立在你們的背後，拿著輕微的報酬，為國民的進步發達勞動著”，所以，“應該敬愛先生，因為先生是父親所敬愛的人，因為是為了學生犧牲自己一生的人，因為是開發你們精神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愛的教育》是一部現代偉大的愛的讀物，是一部公民必讀書。
1924年冬，教務主任匡互生與校長經亨頤意見不合，夏丏尊調解無效。匡互生和朱光潛等教員帶領一部分學生離開春暉去上海，那是一個大雪天。夏丏尊追到車站，挽留不住，隔了兩天也辭別春暉，趕到上海，和匡互生、朱光潛等一起組織立過學會，創辦立達中學（後改名為立達學園），再辟新境，想“自由自在地去實現教育理想”。1925年3月，立達學園開學，夏丏尊任立達學園常務委員（後又擔任文學專門部主任）。1925年年底，立達學園在上海江灣建造的校舍落成，學園增設了農場，從事養蜂、養雞和園藝種植，把“人格教育”和“生產教育”結合起來。匡互生在《立達、立達學會、立達季刊、立達中學、立達學園》中介紹說：立達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師、工友為培育有理想的學生而組成的。它一面具有互助生活的精神，師生均以至誠相見，免除一切虛偽；另一面學校應充滿家庭般的親愛和溫暖，相互關懷、相互幫助、相互尊重的精神，使學生無形中懂得人與人之間本無高低貴賤之分，而應平等相待。個人與集體之間，則應以親愛和互助為主要原則。而“生產教育”是使受教育者不僅具有專業知識和生產技能，而且接近社會、接近廣大勞動人民，從而鞏固和提高學到的書本知識。所謂“人格教育”，其實也就是夏丏尊所倡導的“愛的教育”。1928年，夏丏尊擔任了開明書店編譯所所長，只好辭去立達學園的職務，但他仍經常到立達學園演講，一如既往地關愛立達學園。1930年1月，他主編的《中學生》雜志創刊，《發刊辭》中說：數十萬青年“彷徨于分叉的歧路，饑渴于寥廓的荒原”，未聞有人從旁關心，不可謂不是“一件怪事和憾事”。宣稱：“我們是有感于此而奮起的”；“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答疑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中學生》成了青年的良師益友，深受廣大讀者歡迎。
從1930至1940年,夏丏尊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思想，繼《愛的教育》之後，又翻譯了意大利孟德格查的《續愛的教育》。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軟教育；《續愛的教育》卻是意志教育，硬教育，使人發出“勇敢的自信來”走向“偉大”的路上去。當年的一篇書評中說：封建思想剝奪了人們的“自辱心”，在“孔子之言滿天地，孔子之行未曾見”的中國，《續愛的教育》“不失為一劑對癥的良藥”。王梓良：《“續愛的教育”》，《開明》第33期，1931年5月。
夏丏尊發表的教育論文有：
《“你須知道自己”》，諄諄教導“中學生諸君”要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與時代”，要青年們“張開了眼，認識眼前的事實，更由這認識發出勇敢的新的努力，去適應目前或將來的環境，能在大時代中游泳而不為大時代所淹沒。”悲天憫人的胸懷和潔白晶瑩的人格令人感動。
《受教育與受教材》，針對當時學校灌輸僵化的知識的現象，指出：學生在學校里，“目的應是受教育，不應是受教材”。
《“自學”和“自己教育”》，希望“失學”的青年莫害怕、莫煩悶、莫頹喪，走“自學”，也就是“自己來教育自己”的道路，矢志自勵，自強不息。“在校的或是從業的青年”也要走“自學”的路，因為知識不是被“注入”而得來，乃是由“自學”而得來，“自學”最為重要。
《恭祝快樂》，奉勸青年不要“無謂的愁思”，“無謂的愁思，是足損諸君元氣，為諸君之害的”；“愁思是無益于事而且可以害事的，快樂才是青年可歡迎的氣象，至少須于愁思以外還有快樂。”
《早老者的懺悔》，規勸青年切莫像他自己過去那樣輕視體育，以致未老先衰，成了一個“早老者”，鼓勵年輕人重視體育活動。讀他的文章，就像聽一位仁慈的長者在對晚輩述說著最溫馨最體貼的話。
這類談教育的文章中洋溢著“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的精神。豐子愷稱夏丏尊是“青年的導師”，朱自清說他“是以宗教的精神來獻身于教育的”，又說“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開明書店毀于炮火。開明同仁陸續內遷，夏丏尊因年老多病留守上海。上海淪陷期間，他堅貞自守，矢志不為日方做事。1943年被日軍憲兵司令部逮捕，敵偽“審訊”他時要他講“日語”，他斷然拒絕，說“我是中國人，只講中國話”，表現了“一個中國人”的寧折不彎的愛國情操。後雖由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營救獲釋，但健康狀況更形惡化，抗戰勝利後病情加劇，于1946年4月23日逝世，還不到六十歲。彌留之際他對親家葉聖陶說：“勝利！到底啥人勝利——無從說起！”4月27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題為《悼夏丏尊先生》的社論，稱贊他是“民主主義文化戰線上的老戰士”，表彰他為“文化運動和民主運動”建立的功績，以及在敵偽面前“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凜然正氣。5月12日，夏丏尊遺體火化。芝峰法師在為夏丏尊化身典禮舉火時致的法語中說：夏居士丏尊六十一年來，于生死岸頭，雖未顯出怎樣出格伎倆，但自家一段風光，常躍然在目。豎起撐天脊骨，腳踏實地，本著己靈，刊落浮華，露堂堂地，驀直行去。貧于身而不餡富，雄于智而不傲物，信仰古佛而非佞佛，緬懷出世而非厭世，絕去虛偽，全無迂曲。使強暴者失其威，奸貪者有以愧，怯者立，愚者智，不唯風規今日之人世，實默契乎上乘之教法。……芝峰法師的評價極為懇切。葉聖陶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芝峰之稿先嘗交諸友傳觀，余不知何因，悲從中來，忍淚久之。中段數語，甚道著丏翁生平，最為篤切。”《葉聖陶集》第21卷第74-75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三
夏丏尊說他“對于文學”，是“不大努力”的人，就“創作”而言，生前只出過一本《平屋雜文》開明書店，1935年12月初版。。所謂“雜”，指的是“文字的性質”，“有評論，有小說，有隨筆”，丁放鳴女士囑我編一本夏丏尊的集子，我就將《平屋雜文》以及散落在報刊上的文章匯集起來，分為七輯。
第一輯自敘之一。這一輯匯集的是類似小說樣式的散文，也就是作者在《〈平屋雜文〉自序》中說“小說”和“不象小說”的“小說”。夏丏尊酷愛日本文學，他的作品受日本文學的影響很深，《怯弱者》、《長閑》、《流彈》等作品類似日本的“私小說”，而《貓》、《鋼鐵假山》、《整理好了的箱子》、《命相家》等散文則用了小說的描寫手段，也有日本“私小說”的風味。
《怯弱者》和《長閑》用了第三人稱，實際上都是夏丏尊的自我寫照。《怯弱者》主人翁“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卻又具有對于苦難的敏感。”文中主人翁回憶“幼時逢大雷雨躲入床內，得知家里要殺雞就立即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以及妻每次生產時不敢走入產房，只在別室中悶悶地聽著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熟悉夏丏尊的人一看便知寫的是他自己。這和“五四”時期“四大金剛”的氣派、春暉時期改革教育的雄心大志構成了強烈的反差。其實這正是夏丏尊性格的兩畫：對萬事萬物的“菩薩心腸”，對大是大非鮮明的愛憎，二者糅合在一起，因而造就了他特有的質樸、真誠、善良、剛強，悲天憫人，憂國憂民。《流彈》用的是第一人稱，寫“我”（“三伯伯”）和“我弟媳四太太”的真誠和善良。夏丏尊兄弟五人，他行三，作品里的“三伯伯”顯然就是他自己。這三篇作品都取材于真實生活，也可以當作精瑩可喜的小說來讀。《貓》用的也是第一人稱，寫的也是白馬湖生活。作品寫到操勞的賢妻和阿吉、阿滿兩個可愛的幼女，只是多了從夫家來訪的妹妹和她送的一只小貓“金銀嵌”。這只“金銀嵌”是曾祖時代一只老貓繁衍下來的後代，所以成了作者聯想到“兒時的趣味”和家道盛衰種種悲歡往事的媒介。妹妹病故之後，這貓又成了一種聯想死者的媒介。全篇通過貓抒發了家道中落的惆悵，包裹著的哀傷和寂寥。《鋼鐵假山》用的也是第一人稱，描寫作者自己如何用一塊從廢墟拾得的彈片做成鋼鐵假山的經過。立達學園在“一?二八”之役被日本飛機炸毀，“我”從廢墟上拾來的一塊帶有“血腥氣”的彈片，鄭重其事地把它做成假山，作為侵略者犯下罪行的一種“鐵證”放在案頭，讓後人永遠銘記慘痛歷史教訓和民族責任心。《整理好了的箱子》用的是第三人稱，記錄的是1935年11月初上海的紛擾情景。中日關系再度緊張，上海市民紛紛搬到租界避難，妻子整理好了準備搬家的幾只箱子，可“他”不愿搬家。“他”痛恨中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說“如果中國政府真個會和人家打仗，我們什么都該犧牲，區區不值錢的幾只箱子算什么？”這些都是作者本人最真實的思想。
第二輯自敘之二。這一輯匯集的是“自敘”色彩很濃的散文，最著名的是《白馬湖之冬》，白馬湖憑了這篇散文而聞名遐邇，我國現代散文史上一個重要的作家群體——白馬湖作家群也是由這篇散文而得名的，夏丏尊自己成了白馬湖作家群的精神領袖。全文不過千字，并不渲染那里的山光水色，只扣住一個“風”字做文章。因為“白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風景地相差不遠，唯有風卻與別的地方不同。”作者“在那里所日常領略的冬的情味，幾乎都從風來。”這種省略無關的枝節，集中筆力于關鍵處所的寫法，正是夏丏尊散文的特色之一。文中寫白馬湖的風多而且大，風刮得厲害時，全家吃完夜飯即睡入被窩里，“靜聽寒風的怒號，湖水的澎湃。”唯有作者獨自坐在小後軒的書齋里，把羅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燈下工作至深夜。他描繪當時的情景：松濤如吼，霜月當窗，饑鼠吱吱在承塵上奔竄。我于這種時候深感蕭瑟的詩趣，常獨自撥劃著爐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擬諸山水畫中的人物、作種種幽邈的遐想。作者不具體說自己擬諸何種山水畫中的何種人物，也不具體說自己遐想些什么，可這種省略卻比具體的描述更能喚起讀者的想象，也凸顯了夏丏尊散文清雋淡遠的韻味，樸實無華，不事雕琢，絢爛與平淡和諧地統一在一起。
第三輯序跋與評論。從這輯序跋與評論中可看到夏丏尊高度的概括能力，獨特的藝術眼光和獨到的寫作技巧。且看《〈弘一大師永懷錄〉序》中的一席話：……綜師一生，為翩翩之佳公子，為激昂之志士，為多才之藝人，為嚴肅之教育者。為戒律精嚴之頭陀，而卒以傾心西極，吉祥善逝。其行跡如真如幻，不可捉摸，殆所謂游戲人間，為一大事因緣而出世者。現種種身，以種種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畜徒眾，而攝受之范圍甚廣。對弘一法師的“認真”二字的解讀，對弘一法師“敬畏”二字的闡釋太精準了。《〈子愷漫畫〉序》意在凸顯豐子愷的漫畫藝術受到弘一法師的熏染。但寫法很別致，這篇序側重闡釋藝術與生活的關系，說明“凡為實例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這些認識全都來自作者和弘一和尚聚居數日間受到的藝術的刺激。弘一法師“對于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因而“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破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蘿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竟使“囫圇吞棗地過了大半生”的夏丏尊“言之憮然”，深感“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受了弘一法師的啟示，夏丏尊對“藝術的生活”，以及藝術和宗教關系有所省悟，并在文章煞尾畫龍點睛：因為子愷原是“和尚未出家時畫弟子”，由此想到子愷在畫中表現的對于生活的“咀嚼玩味的能力”，羨慕子愷是“幸福者”。在我國現代文學和現代藝術的序文中，很少有像《〈子愷漫畫〉序》寫得這么鮮活灑脫的。
第四輯懷人集。這一輯除了《魯迅翁雜憶》，以及《我的畏友弘一和尚》、《弘一法師之出家》、《弘一大師的遺書》、《懷晚晴老人》等幾篇寫弘一法師的散文之外，最值得揣摩的是《白采》和《阮玲玉的死》。詩人白采有些怪異，去世得又早，因而為研究者所忽略。夏丏尊的這篇《白采》寫詩人的為人和人品，為白采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史料。且看以下二小節文字：我認識白采，始于去年秋季立達學園開課。在那學期中，我隔周由寧波到上海江灣兼課一次，每次總和他見面，可是因為來去都是匆匆，且不住在學園的緣故，除在事務室普通談話外，并無深談的機會。只知道他叫白采，曾發表過若干詩和小說，是一個在學園里幫忙教課的人而已。
年假中，白采就了廈門集美的聘，不復在立達幫忙了。立達教師都是義務職，同人當然無法強留他，我到立達已不再看見他了。過了若干時，聞同人說他從集美來了一封很懇切的信，且寄了五十塊錢給學園，說是幫助學園的。我聽了不覺為之心動，覺得是一個難得的人。這是我在人品上認識白采的開始。
在敘寫了白采為人的熱忱，以及自己對白采的歉疚之後，夏丏尊又對自己過去未留意白采的詩而懊悔：“我自來缺少詩的理解力和鑒賞力，特別是新詩。舊友中如劉大白朱佩弦都是能詩的，他們都有詩集送我，也不大去讀，讀了也不大發生共鳴。普通出版物上遇到詩的部分，也往往只是胡亂韻過就算。白采的詩被我所忽視，也是當然的事了。一月前，佩弦由北京回白馬湖，我為《一般》向他索文藝批評的稿子，他提出白采的詩來，說白采是現代國內少見的詩人，且取出那慘綠色封面有喪訃式的輪廓的詩集來叫我看。我勉強看了一遍，覺得大有不可蔑視的所在，深悔從前自己的妄斷。這是我在作品上認識白采的開始。”于是認真看白采的遺物，認真披覽白采的遺稿，“佩服他的偉大”，覺得慚愧，以前“曾蔑視一般的所謂新詩，蔑視他的詩”，“委實對他不起了！”從這些感人的文字中，可以想見作者是一位非常真誠的人。隨後，夏丏尊在他主編的《一般》第一卷二期上開設了“紀念白采欄”，除了他的這篇《白采》之外，還發表了薰宇、佩弦、聖陶、匡互生寫的紀念文章，又在同期的“讀書錄”專欄發表了自清的《白采麗詩——〈贏疾者的愛〉》，以及趙景深的《讀白采小說偶識》，希望大家都能記住白采，紀念白采。白采詩集《贏疾者的愛》封面是綠色的，四周加了黑框，難怪夏丏尊稱為“喪訃式”呢。
《白采》主要寫詩人白采的“人品”和“作品”，《阮玲玉的死》則重在探討文學與“大眾”的關系。他認為阮玲玉的死引起轟動，倒不是她的“自殺”或“戀愛糾紛”，而是她在銀幕上贏得了大眾，進而闡述文學與大眾的關系，批評“中國文人心目中沒有大眾”，進而抨擊當時的“作古文讀經”。由“阮玲玉的死”想到“新文學運動離成功尚遠”，剖析新文學運動面臨的“阻力”和“障礙”，這樣的悼念文章夠別致的。文章結尾說：中國文人死的時候象阮玲玉似地能使大眾轟動的，過去固然不曾有過，最近的將來也決不會有吧。這是可使我們做文人的愧殺的。當年有些左翼作家也在奢談“大眾化”，而他們的“大眾化”是“教化大眾”。而夏丏尊“大眾化”是真心誠意地與大眾結合。他說：“凡是真正的藝術，照理都該以大眾為對象，努力和大眾發生交涉的。藝術家的任務就在用了他的天分體會大眾的心情，用了他的技巧滿足大眾的要求。好的藝術家必和大眾接近，同時為大眾所認識，所愛戴。”七十多年前說的話，今天讀來依然感到十分親切。
第五輯教育雜談之一。作為教育家的夏丏尊前面已經講得很多，這里側重介紹寫于1924年的《“無奈”》，從中可以看到他的人生態度。文章從“同業某友”撰寫的一副聯句寫起，聯句云：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貧無奈做先生。
夏丏尊并不諱言自己對此也有同感，但他對“無奈”二字作了深刻的分析，把它分為客觀的主觀的兩種，認為“基督的上十字架出于‘無奈’，釋迦的棄國出家也出于‘無奈’，耐丁格爾‘無奈’去親往戰場救護傷兵，列寧‘無奈’而主張革命。”他贊成這樣的“無奈”，即“主觀的無奈”的偉大。
接著說：“‘家貧’是‘無奈’，‘做先生’是‘無奈’，都不是悲哀，所苦的只是這‘無奈’的性質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他主張把“無奈”從客觀的改為主觀的。“橫豎‘無奈’了，與其畏縮煩悶的過日，何妨堂堂正正的奮斗。用了‘死罪犯人打仗’的態度，在絕望之中殺出一條希望的血路來！”
他自己就是這樣，從不畏縮消沉，總是“堂堂正正的奮斗”。1936年元旦，他作《元旦書懷》送給《中學生》雜志的讀者，詩云：“擊楫澄清志未伸，時艱依舊歲華新。聞雞起舞莫長嘆，憂患還須惜好春。”“聞雞起舞莫長嘆，憂患還須惜好春”，這也是一種“主觀的無奈”，勉勵“在絕望之中殺出一條希望的血路來！”
第六輯教育雜談之二。匯集的是夏丏尊談語文教育的一組文章。夏丏尊的語文教育理念與葉聖陶是一致的。他們一同合作寫過《文心》、《國文百八課》和《閱讀與寫作》等研究語文教學的專著，編過好幾種中學語文教科書。學習語文離不開“閱讀”和“寫作”。關于“閱讀”（包括“略讀”和“精讀”）和“寫作”，夏丏尊有許多精辟的見解。他在《關于學習國文》中談到寫作時說：文字既應讀者為對象，首先須顧慮的是：（1)讀者的性質，（2）作者與讀者的關系，（3)寫作這文的動機等等。對本地人應該用本地話來說，對父兄應自處子弟的地位。寫作的動機是為了實用，那么用不著無謂的修飾，如果要想用文字煽動讀者，則當設法加入種種使人興奮的手段。文字的好與壞，第一步雖當注意于造句用辭，求其明了；第二步還須進而求全體的適當。對人適當，對時適當，對地適當，對目的適當。一不適當，就有毛病。關于此，日本文章學家五十嵐力：氏有“六W說”，所謂六W者：
（1）為什么作這文？（Why）
（2）在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What)
（3）誰在作這文？（Who）
（4）在什么地方作這文？（Where）
（5）在什么時候作這文？（When）
（6）怎樣作這文？（How）
歸結起來說，就是
“誰對了誰，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用了什么方法，講什么話。”
諸君作文時，最好就了這六項逐一自己審究。這“六W說”的核心是作文要說“誠實的自己的話”。豐子愷在《悼丏師》一文中談到夏丏尊在“浙一師”講授如何作文時說：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么來考師范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的主張，覺得驚奇而折服，好似長夢初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第七輯雜文與隨筆。這些雜文及隨筆寫法和風格各異。有的議論深刻，邏輯嚴密，筆鋒犀利，如《并存和折中》一文感嘆道：“變法幾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與革命以後，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發辮，把一面黃龍旗換了五色旗之外，有什么大分別？”他把這種現象的病根歸于祖先傳下未的“中庸之道”，認為醫治這種現象的藥方是“極端”。他希望“軍閥”中有拿破侖那樣的人，“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樣的人，來改變中國的面目。他本人自然不是那樣的人，所以自認為“怯弱者”。他反對庸俗調和派和一切偽善者，希望中國有癡呆的人出現。這“癡呆的人”是指釋迦、耶穌等類的人。文中寫道：社會一般人的心里都認執拗不化的人為癡呆。以模棱兩可、不可已甚的人為聰明。中國人實在比一切別國的人來得聰明！……
我希望中國有癡呆的人出現！沒有釋伽、耶穌等類的大癡呆也可以，至少像托爾斯泰、易卜生等類的小癡呆是要幾個的！現在把癡呆的易卜生底呆話，來介紹給聰明的同胞們吧：
“不完全，則寧無！”在《中國的實用主義》一文中，夏丏尊詳細地剖析了學問、宗教、思想、文學、藝術等領域各個不同形式的實利主義，以為“中國人因為幾千年抱實利實用主義的緣故，一切都不進化。無純粹的歷史，無純粹的宗教，無純粹的藝術，無純粹的文學，并且竟至于弄到可用的物品都沒有了！國民日常所用的物品，有許多都是要仰給外人，金錢也流到外人的手里去！”為此，他大聲詰問：“幾千年來抱著實利實用主義的中國人啊！你們的‘用’在哪里？你們的‘利’在哪里？”
作者憧憬“獨立的學問”、“無功利的色彩”的宗教、“唯理哲學”、“純粹的文學”以及“發達”的藝術，熱誠地希望國民超脫“眼前的、現世的、個人的利”，孕育“創造沖動”，推進“文明進化”。不難看出他自己就是在《并存與折中》一文中所說的“癡呆的人”。夏丏尊所提倡的“癡呆”精神，其實就是朱自清夸贊他的時候說的“宗教精神”。
夏丏尊的雜文及隨筆大多寫得相當沉重。1933年《東方雜志》開辟“新年的夢想”專欄，142位說夢者中有“‘大同世界’夢”，有“‘現代化國家’夢”，而夏丏尊做的是噩夢：我夢見中國遍地都開著美麗的罌粟花，隨處可聞到芬芳的阿芙蓉氣味。
我夢見中國捐稅名目煩多，連撒屁都有捐。
我夢見中國四萬萬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時候，有麻雀一萬萬桌。
我夢見中國要人都生病。
我夢見中國人用的都是外國貨，本國工廠煙筒里不放煙。
我夢見中國市場上流通的只是些印得很好看的紙。
我夢見中國日日有內戰。
我夢見中國監獄里充滿了死人。
我夢見中國到處都是匪。這一串的“噩夢”，使我們聯想到愛國詩人聞一多的《死水》。同聞一多一樣，夏丏尊的“噩夢”，也源自對祖國的愛的一種“激憤”和“極端”，一種“不如讓丑惡來開懇”的“重生”的希望。也正是因為愛國，夏丏尊“對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遠的近的，大的小的，他沒有一件不關心。”葉聖陶《〈夏丏尊文集〉序》，《夏丏尊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一首訴說婦女勞碌生活的歌謠會使他想到莫泊桑的《一生》和中國女性的命運，想到自己的祖母、母親、妻子包括眼前學唱這歌謠的幼女，她們的一生“總免不掉是一個重大的犧牲，逃不出一個‘忙’字！”逃不出這個“鑄型”。（《聞歌有感》）
良鄉栗子上市會使他想到“良鄉栗子，難過日子”的俗諺，因為“寒風就跟著來了”，對于窮人“著實就是一個威脅”。再想到這年頭窮人老是難過日子，“‘半山梅子’的時候”、“‘奉化桃子’的時候”，“也何曾好過日子？”（《良鄉栗子》）
春天來臨氣候從嚴寒轉入溫暖，他又想到人事上的不如意會使季節帶來的歡悅減少，感傷加多。“春在哪里呢？”反正在“我們一般人的身上，是不大有人能找到的。”（《春的歡悅與感傷》）
看到在校的青年，“總艷羨他們有朋友之樂，暗暗地要在心中替他們祝福。”因為人到了中年，隨年齡增長和體力減退的會有“難以名狀的寂寞的情味”，而“知友的漸減少和疏遠”，“尤其難堪”。（《中年人的寂寞》）
生老病死，使他想到“人本來是一個個的東西”，“旁人原都是無法幫助”的；“人生的寂寞”——也就是帶著宗教氣的“無可奈何的寂寞”。因此，人應當“把這寂寞來當作自愛自奮的出發點”，“樂得獨來獨往地干一生”。（《送殯的歸途》）
夏丏尊的文章就是這樣的篇篇可讀，感情深沉、詩意濃郁。葉聖陶在《〈夏丏尊文集〉序》中說：“他是個非常真誠的人，心里怎么想筆下就怎么寫，剖析自己尤其深刻，從不隱諱自己的弱點，所以讀他的作品就像聽一位密友傾吐他的肺腑之言。”他的文章就像白馬湖湖水一樣清澈，值得吟詠。
商金林2010年7月5日于北大暢春園寓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