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與儒道關係（簡體書）

《出土文獻與儒道關系》內容簡介：儒道關系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研究課題，它涉及到整個中國思想史的內在結構和發展過程，涉及到中國文化今後的走向，意義重大。二十世紀以後，已獲得了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最近，出土文獻的大量涌現又為這個問題的討論提供了許多新材料、新視野、新觀點。《出土文獻與儒道關系》收集了30多篇有代表性的論文，通過“孔老孟莊之辨”、“儒道互補與影響”、“出土文獻新視野”三個板塊加以呈現，希望讀者借此對以往儒道關系研究的發展脈絡與框架有總體的把握，并由此開出新的研究天地。

曹峰（1965-），男，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現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目前主要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先秦秦漢哲學思想，著有《上博楚簡思想研究》、《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及論文八十余篇。譯有《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史記戰國史料研究》（合譯）、《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的國家與社會》（合譯）、《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莊子）為中心》（合譯）及譯文四十余篇。

《出土文獻與儒道關系》是出土文獻與思想史研究叢書之一。

一、孔老孟莊之辨
老學先于孔學——先秦學術發展順序倒置之檢討 陳鼓應
孔老同異 劉笑敢
孔老之辨 黃克劍
論莊子所了解之孔子 王叔岷
《老子》與《孟子》中的基本喻象 〔美〕艾蘭
比論孟莊兩家論人生修養 錢穆
道家與孟子 孫以楷、陸建華、劉慕方
道家與《大學》、《中庸》 孫以楷、陸建華、劉慕方
道家與荀子 孫以楷、陸建華、劉慕方
儒道兩家間存在爭議的幾種古籍之剖析——《管子》四篇、《中庸》(包括《大學》、《表記》)、《道德經》、《易·系辭傳》四種對讀記 趙儷生

二、儒道互補與影響
儒道兩家關系論 〔日〕津田左右吉
先秦兩漢時期道儒關系考 張松輝
道家與漢代儒學 崔大華
玄學的學術思想傾向：以道融儒及道家的本質 高晨陽
論道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論道、儒、墨、法多元互補 陳鼓應
道家“主干地位”說獻疑 李存山
《易大傳》與《老子》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思想體系——兼與陳鼓應先生商榷 呂紹綱
“終極”關懷與儒道兩走向 馮天瑜
論樂：對儒道兩家幸福觀的反思 陳少明
“互文”與“互動”：儒道關系新論 楊海文
儒道同異 劉笑敢
論儒道互補 吳重慶
論儒道互補 牟鐘鑒〔韓〕林秀茂
老子思想與儒道互補 白奚

三、出土文獻新視野
從郭店楚簡看早期儒道關系 李存山
郭店儒簡與戰國黃老思想 白奚
郭店楚簡所見儒道關系 王博
論簡本《老子》與儒家思想的互補互濟 張立文
關于《老子》的“絕仁棄義”和“絕聖” 裘錫圭
《老子》對于儒學的批判──以郭店《老子》第十八章的“仁義”批判為中心 〔日〕池田知久
楚簡《太一生水》之宇宙生成論——兼論《性自命出》之尚情說 陳鼓應
《成之聞之》凸顯了道家色彩 金春峰
《忠信之道》融合儒、道、法而為一 金春峰

附錄
20世紀儒道關系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唐明貴

“老學先于孔學
——先秦學術發展順序倒置之檢討
陳鼓應
一、孔子問禮于老子
老子（老聃）是中國第一位哲學家，孔子次之；老子自撰的《老子》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哲學著作，其成書早于《論語》。”學術下于私“在老子時期已蔚然成風，”私人著述之事“，老子早于孔子。
“古史辨”派的一位學者指出：“老子的年代問題，究竟是要解決的。除非將先秦的學術束之高閣，否則這個問題如不解決，一切都發生障礙。”?這話說得很對。然而在先秦學術發展的順序上，從三十年代開始，學術界就已顛倒錯亂，時至今日仍被繼續接受下來。
老子與孔子同時代而略長于孔子。孔子曾問禮于老子，這些都是歷史事實。但近現代學人梁啟超、馮友蘭先生等將老子移置于孔子之後，并推後《老子》成書年代。當今學者則根據某種關于“理論發展邏輯”的先入成見，把原本是多元并起的思想格局視為單線縱向的繼承關系，從而與梁、馮等人的觀點不謀而合，形成在學術發展史方向的積非成是，使現今幾乎所有的哲學史教科書都將孔子移于老于之前?。有鑒于此，對這一問題，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認真研究。
(一） 老子其人
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但老子的生卒年代，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根據專家考證，老子約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約比孔子年長20歲上下，至于卒年，《史記》中關于老子長壽的記載為各家所接受，但在具體年代上各家尚無定說。
有關老子的姓氏，《史記》說：“老子者，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這一記載是漢代人的說法，在先秦典籍中沒有根據。根據考定，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無“李”但有“老”姓，因而老聃當是老氏；“老”“李”一聲之轉，老子原姓老，後以音同變為李?。至于“耳”、“聃”，其義相近，“古或一字”?。總之，在先秦典籍中“老聃”與“老子”同指一人，從無疑義。
然而，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竟把老聃與李耳一分為二，把老聃說成是傳說中的“古之博大真人”，另外塑造一個李耳是戰國時代的“老學之首領”。這種說法在史書和先秦典籍中是毫無根據的。
在老子其人的問題上，梁啟超卻認為，在《史記》中老子“一個人的傳有三個人的化身： 第一個是孔子向其問禮的老聃：第二個是老萊子；第三個是太史儋。” ?梁啟超之所以有此說，是由于他沒有深究司馬遷作《史記》的基本態度和方法?。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基本態度和方法是有聞必錄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并且在寫本傳時經常有附傳的體例。以此觀之，《史記o老子傳》對于老聃、老萊子和太史儋的區分就不是迷離惝恍、而是非常清楚的。司馬遷在老子的本傳中談到的老萊子即是以附傳的形式出現的。司馬遷說：“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這里的“亦”字就明確地區分了老子和老萊子是兩個人；并且前面說老子著書上、下兩篇，而這里說老萊子著書十五篇，這就更明確地把老子與老萊子區分開來。此外，司馬遷在《史記o仲尼列傳》中也說：“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楚，老萊子。”由此可見。梁啟超把老子與老萊子合二為一，是由于一時粗心所致。至于太史儋其人，司馬遷在老子本傳中說太史儋曾見秦獻公于“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老子略長于孔子，則他與孔子死後129年的太史儋是不同時期的人，這是不言而喻的。又據《史記》中的《周本紀》和《秦本紀》說，太史儋曾向秦獻公獻言：“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另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從獻言的內容來看，作為周室王官的太史儋屬于“方士之流”“術數之士”，與作為“隱君子”的老子之不同是顯而易見的?，在《史記》中，對于有關太史儋即老子的傳言，以及否定這種傳言的說法，司馬遷采取了異說并存的態度，而“老子，隱君子也”乃是司馬遷的認定。可見，老子與太史儋實為二人，在《史記》中是明白無誤的。梁啟超據《史記》把他們說成為一個人，其實這不是司馬遷的觀點。
(二)孔子問禮于老子
《史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適周，將問禮子老子，老子日：'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
《史記》所載基本上是可信的。這里的老子對孔子所說的“深藏若虛”，“容貌若愚”、“去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與《老子》書中的一貫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典籍中，道家學派的《莊子》、儒家學派的《禮記》和綜合各家學派的《呂氏春秋》，都記載了孔子問禮于老子這一史實。
《莊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十六條。這十六條中有八條是記述孔子與老子之間的關系的。在這八條中，《天地篇》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至道”的問題；《天道篇》記述了孔子與老子談《詩》、《書》、《義》、《禮》以及“仁義”等問題；《天運篇》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求道、仁義、古代典籍(六經)以及“三皇五帝治天下”等問題；《田子方》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天道”(宇宙論)問題；《知北游》記述了老子跟孔子談天地萬物的自發性的問題。《莊子》一書“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其寓言部分，“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對歷史人物相互關系的行輩，則從無紊亂”?。這里所說的“對歷史人物相互關系的行輩”，當屬所謂“重言十七”吧！并且，細查《莊子》書中關于歷史人物相互關系的記載，如關于孔子與其弟子顏淵、子路、冉求；孔子與葉公子高；孔子與楚狂接與；惠子與莊子；公孫龍子與魏牟；管仲與齊桓公等等相互關系的記載，其中在時代上絕對可能與大概可能的問對或交往，有七十九次之多，而在時代上絕對不可能者只有兩次?。這就是說，《莊子》書中關于孔子問禮于老子的記載，并非憑空杜撰。
《呂氏春秋》一書，乃是匯合儒家、道家、農家、陰陽家、法家等各派的思想而成。書中明確提到老子的有五處：(1)《貴公篇》說老聃“至公”；(2）《當染篇》說“孔子學于老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