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與人生之道（簡體書）

《周易與人生之道》從《周易出發談人生之道，引導現代人感悟、理解、學習古人的人生之道，從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能夠做出比較智慧或者正確的選擇，是給讀者奉上的人生心靈雞湯！

《周易》六十四卦以環環相扣、相互作用、相生相克、相輔相成的圓狀循環之象，教人如何對待人生，走好人生，圓滿人生；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周易》乃是用醍醐之漿，提振人的思想、人的面貌；用智慧之泉，澆灌生命之樹、生活之樹。
屈小強、笑顏編著的《周易與人生之道》從《周易》出發談人生之道，引導現代人感悟、理解、學習古人的人生之道，從而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能夠做出比較智慧或者正確的選擇，是給讀者奉上的人生心靈雞湯！

大約在公元前1066年，有一位叫姬昌的周人被商紂王捉來關在茭里。他就是後來的周文王。據說此時的姬昌已經是一位耄耋老者，卻不氣餒。他利用在商朝國家監獄的七年時間，以心憂天下之志潛心研究，在伏羲先天八卦的基礎上，用蓍草推演出後天八卦，初步形成爾後影響中國文化三千年的《周易》之《經》部。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被這部奇書吸引而日夜苦讀（遂有“韋編三絕”關談傳世），并為此發出“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由衷感嘆。孔子把他的學習心得連同前人對《易經》的看法匯編成書，這就是《周易》之《傳》部的雛形。一般認為，《周易》的最後定型當在春秋戰國甚或秦漢之際。後世將它列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現代分析心理學的創立者、瑞士人榮格對其推崇備至，譽為“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
東漢鄭玄注《易》，提出“三易”之說，即簡易、不易與變易，以變易（變通、變化）為核心要義。《周易》就是講變通、變化的哲學，觀照人的生命和生活，關懷人的生存發展。《周易·系辭上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講的就是生命、生活中的辯證法，生存、發展中的對立與統一。《周易》合《經》、《傳》兩大部分之力，講“自強不息”，善待自己，修身養性，“樂天知命”；講“厚德載物”，善待他人，察微知著，“變通趨時”。《周易》六十四卦以環環相扣、相互作用、相生相克、相輔相成的圓狀循環之象，教人如何對待人生，走好人生，圓滿人生；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周易》乃是用醍醐之漿，提振人的思想、人的面貌；用智慧之泉，澆灌生命之樹、生活之樹。大哉《周易》！關哉《周易》！
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不少成語，如“自強不息”、“居安思危”、“韜光養晦”、“否極泰來”、“三陽開泰”、“革故鼎新”、“洗心革面”、“義結金蘭”、“殊途同歸”、“求同存異”等，都出自《周易》。漢代有學者說過，《周易》是讓人一輩子享用不盡的大書——僅《謙》一卦，就大可以保國，小可以保身。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享用好這部大書，進而得以與人和諧，與自然和諧，我們特約請一批易學專家，以平視的角度、平易的手法、平實的語言，來講易說易——既講古人的故事，也說今人的故事；既講中國人的故事，也說外國人的故事；既講社會上的故事，也說身邊人（包括父母妻兒、同事朋友）的故事，從而形成這套學易講易小叢書。叢書細分為《<周易>與養生之道》、《<周易>與夫妻之道》、《<周易>與經營之道》、《<周易>與人生之道》、《<周易>與處世之道》凡五部，多側面多層次地娓娓道來，期以金針度人，澡雪精神。
參加本叢書編撰工作的，除各書作者外，吳進、王曉琳、何俊華、干永昌、李君惠、朱小農、雷英、李霜琪、李蕾等同志也幫助搜集資料，或參與審校，以不同的方式對本書的編輯出版提供了幫助，特對他們的辛勤工作予以感謝。

龍德而隱，自強不息——《周易》中的人生態度與人生定位
（一）天行健：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
（二）大哉乾：天地有正氣，凜烈萬古存
（三）雷風恒：走自己的路，讓人家去說吧
（四）艱則吉：艱難困苦，玉汝于成
厚德載物，用涉大川——《周易》中的人生實踐與人生技巧
（一）美之至：將愛灑滿人間
（二）地勢坤：寬容是一種美德
（三）君子正：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四）來兌兇：要講真話，不講假話
（五）中心愿：人無信不立
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周易》中的人格獨立與人格檢討
（一）君子貞：周敦頤與《愛蓮說》
（二）獨行正：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
（三）履道坦：漫隨云卷云舒
（四）君子吉：清心寡欲，凌乎浮云
風自火出，天一生水——《周易》中的治家之道與生活智慧
（一）行有恒：常回家看看
（二）取女吉：恩愛兩不已
（三）剛柔斷：靜里有乾坤
（四）旅之義：人生之美，絢若夏花

3.“甲申之變”後的遺民情結
明代大文士張岱一生疏散，我行我素，卻并不妨礙他成為一位堅定的愛國者。崇禎十七年（甲申年，1644年）五月，清軍入關，六月即定鼎北京；翌年四月，再破揚州，陷南京。南明弘光朝大學士、權奸馬士英畏敵怯戰，又欲降清；繼而見風使舵，上表正在浙東的南明監國、魯王朱以海，請求謁見。時張岱在臺州，即以“東海布衣”身份上書魯王，請纓率兵誅殺馬士英以謝天下，獲準。不料馬士英“宵遁江上”，托庇于同鄉、嚴州總兵方國安，致使張岱無功而返并遭斥逐。馬士英亦得魯王任用，駐守錢塘。張岱深感魯王“莞爾小朝廷”難成大事，失望之余，終掛冠（時任兵部職方部主事僅二月）而去，隱人嵊縣山中潛心寫書。他仗劍報國不成，遂轉而用史筆警世。他計劃中的紀傳體明史《石匱書》已進行十有七年，尚待完稿。正是這種自覺的文化擔當，使他不能像他的好友黃道周、王思任、祁彪佳等一樣，以死殉國，而是選擇了做前明遺民，去為故國存史。何況這也是死節戰友的囑托。（他在《陶庵夢憶》卷八中曾記祁彪佳托夢與他：“爾速還山，……完《石匱書》。”）他後來回憶這段經歷說：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發入山，賊賊為野人。……作自挽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瑯嬛文集》卷一）
張岱在極端艱難條件下（為躲避清兵搜捕而居無定所，四處輾轉，時常“午炊不繼”）完成的長達284卷、近四百萬字的紀傳體明史《石匱書》（包括後集），是他一生的驕傲。他自述“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匱書》一書。”（《陶庵夢憶》原序，金忠淳輯刊《硯云甲編》本）清人金忠淳認為：“《石匱書》紀前代事尤備。”（《硯云甲編》）。清人伍崇曜更指出：有名的《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撰，成書于官修《明史》之前），“多得自宗子《石匱藏書》暨列傳也。”（《陶庵夢憶》跋，伍崇曜校刊《粵雅堂叢書》第二集）
張岱雖是多產史家、作家（一生著述近三十種，近千萬言），但三百余年來，因曾為抗清復明運動的骨干，至死都不承認清朝（他曾讓其“史學知己”李長祥為他預造的墓穴題墓碑日：“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庵，張長公之壙”，始終堅持大明子民身份），其絕大部分著作只能以手稿或抄本形式藏于民間，故今人所見，唯《夜航船》、《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瑯嬛文集》、《四書遇》、《張子詩秕》、《石匱書後集》等七種而已。這七種書除《石匱書後集》敘崇禎朝及南明史事（《石匱書》則從明初述及天啟年間）系史著外，其他均為散文小品隨筆雜記，所以，張岱在國人眼里，是以文學家或散文家的面目出世的。現代人寫史學：為歷史學家立傳，或不著張岱，或一筆帶過，這對他是很不公平的。
在明清嬗替之際的著名遺民文人中，張岱年紀較長，或可視為前輩。他如顧炎武、黃宗羲等，年齡相差不大，當為同輩。他們愛國愈深，則對山河依戀愈烈；其筆下詩文，亦愈加沉郁感人。顧炎武早就以天下為己任。他31歲時（1644年），發生了“甲申之變”，李自成人京，明朝滅亡，接著吳三桂引清兵人關……顧炎武遂在家鄉江蘇昆山多次組織、參加反清復明的武裝斗爭。在此期間他寫有不少詩文，以托物寄興，吊古傷今，表達出建功立業、恢復故國的強烈愿望。清兵南下之際，他在《感事》中，對南京擁立新主寄予莫大的希望：“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在《京口即事》中，述史可法督師揚州，把他比作“擊楫正中流”的祖逖。山城陷，死難者四萬余人。顧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兩個弟弟遭殺害。顧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禍于常熟。王氏聞城陷，絕食而死，臨終時給顧炎武留下遺言：“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于地下。”國恨家仇使顧炎武終生保持與清廷不合作態度。
顧炎武對明末明心見性、空疏不學、游談無根的學風很是不滿。他眼看神州蕩覆，宗社成墟，認為這是導致明朝覆滅的一個主要原因。他專心追求實學，而不作旁騖，所謂“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秋雨》），即此。他從27歲起開始編纂兩部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清軍入關後，他更以精衛填海的精神，去試圖實現反清復明和編寫巨著的大業。
顧炎武像陸游一樣，始終不忘光復河山。他在51歲時有詩云：“平明遙指五云山，十九年來一寸丹。合見文公還故國，應隨蘇武入長安。”詩中引用了兩個典故，一個是春秋時期，晉國內亂，公子重耳出走，在外面流亡19年，歷盡苦難後最終回國繼位，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另一個是漢武帝時期，蘇武出使匈奴，被羈留在異國他鄉達19年，吃雪吞氈，最終也回到祖國。顧炎武這首詩作于康熙二年，即1663年，離1644年北京淪陷正好19年。這19年來，他沒有一刻不在為實現自己的志愿而奔波。“十九年來一寸丹”也是對自己所走過的坎坷悲壯歷程的最好概括。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開明史館，先後數次招請顧炎武參加；而“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無仕異朝”、“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刀繩俱在，無速我死”、“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就是他對清廷的回應。
顧炎武晚年在陜西華陰買了50畝土地，決定在那里墾荒。他的一個侄兒從家里來信，認為陜西天氣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勸顧炎武回江南去。顧炎武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
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
看來，顧老先生更看重的是華陰所具有的重要的戰略地位，真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參見郭新榜：《匹夫常有四海心》）
P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