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在1919：九零後的崛起（簡體書）

《北大在1919——九零後的崛起》這是一本寫給當下的歷史書，非學術，非演義，而是新聞筆法的記錄。而您會發現，我們真的是和1919年處在現代化的同一時期。比如他們會為何時獲得諾貝爾獎而焦慮，會為權貴的驕橫而憤怒，會為民眾的互傷而懊惱，會為出國還是留下而苦惱，會為考“公務員熱”而嘆息，等等。一句話，我們一同走在唐德剛先生所言的“歷史三峽”之中。如何沖將出去，是我們共同的使命，但不該是旋渦中打轉的宿命。
《北大在1919——九零後的崛起》由司徒朔編著。

司徒朔

本名王學永，1978年生入，畢業于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電視策劃人，中央電視臺“新聞1+1”欄目副制片人，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研究員。

作為曾經的報人，一直敬畏文字，可惜雖有筆耕卻是常輟。篤信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

胡適、毛澤東、張國燾、傅斯年、羅家倫、陳公博、陶希聖、鄧中夏、許德珩、俞平伯、朱自清……那個時代的九零後們(1890-1900年出生)勾勒了20世紀的中國歷史，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今天！
1919年，他們登上歷史舞臺，出發地就是北大，一所當時只有約兩千人的大學！
《北大在1919——九零後的崛起》這是一本寫給當下的歷史書，非學術，非演義，而是新聞筆法的記錄。

如果要寫一部現代中國教育史，一定會有這些名字：蔡元培、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王星拱、楊振聲。作為校長，他們和北大、清華、南大、臺大、武大以及山東大學，緊密相連。
如果要寫一部現代中國學術史，一定會有這些名字：劉師培、黃侃、梁漱溟、張申府、馮友蘭、顧頡剛、汪敬熙、馬寅初、毛子水、俞平伯，等等。
如果要寫一部現代文學史，一定會有這些名字：林紓、魯迅、周作人、劉半農、朱自清、康白情、葉聖陶、李小峰、孫伏園，等等。
如果是要寫一部政治史，一定會有這些名字：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鄧中夏、譚平山、黃日葵、高君宇、許德珩、陳公博、陶希聖、段錫朋，等等。
而這些人，1919年都在北大，或為教師，或為職員，或為學生，又或者是邊緣人。甚至在這一年之中，新文化運動面對的挑戰者林紓，是北大舊人；“五四”挑戰的章宗祥等，也曾就職京師大學堂；而闖蕩“女禁”的勇者，也是校友家屬。所以，如果書寫1919年的歷史片段，最好的觀察平臺自然是北大。如果考慮到此時的北大，不過是個2000人的“小學校”，就更有些嘆為觀止。
正是因為北大的輝煌，所以就有了一個結果——當年的北大有點像是被貼在神龕里，你看到了很多的頂禮膜拜。而當一件事情被標簽化，它的功能似乎只剩下了為武斷做一個注腳。所以，發一些心向往之而實不能至的遺憾，或者是不能“幸遇先生蔡”的感慨，對我們可能是最無益的事情。于是，就有了一些新的發現，就有了這本書。
1919年初，蔡元培的計劃，是在西山買地蓋房，以遠避塵囂；陳獨秀的《新青年》，應者也似乎寥寥；胡適極力提倡的白話文，只有幾十個學生能夠駕馭自如；學生們對學問的不昌充滿抱怨，深受著“做官”的誘惑。青萍之末，到底是什么風起，讓他們躍然紙上寫入史冊的呢？
“無論在感情上是否接受，我們都不能不正視這樣一個現實：從現代化意義上講，我們仍與七十年前的五四同處一個時代。”1989年，為紀念“五四”70周年出版的《五四與現代中國》叢書總序中如是說。時間又過去了二十多年，這個判斷還對嗎？
于是，筆者開始翻閱各種關于那個時代的論述，最終卻有些沮喪，疑問依舊難解。原因大概有三：一來這類書籍大多學術，是累積的研究成果，離現場較遠；二來學術作品，往往注重意義的闡釋，從而于我這樣的普通讀者太過抽象；三來有一些雖然不走學術路，但卻走上了演義的路子。
筆者決定回到自己本行，做一個自命為“歷史采訪筆記”的嘗試。回到當初的文本，鉆到字里行間，去觸摸那個時代。查其言，觀其行，不求深刻，但求淺白和真實。同時輔以當事者日後的回憶錄，以做補充。一位做此研究的朋友做了最好的提醒，回憶錄不可靠。因為難免會記憶錯誤，又難免會有下筆時的顧慮和偏頗。但我想，如果將當時文字和後來筆墨對照，或許尚可彌補，也恰恰可能會有所發現。這樣，將誤差做到最低。
最終，當把1919年一天一天地拼接起來，筆者得出了一個結論：這一年的意義，莫過于“九零後”的崛起。也就是1890年到1900年出生的一代人，此時他們大多是鋒芒初露，或者寂寞無聞的毛頭小伙兒，卻經由1919年的社會動蕩，開始了彼此的合作，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所以，捕捉他們經歷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做出了什么選擇，甚至養成了什么樣的性格，也許更有價值。
需要明辨的是，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所以有些學術爭議，實際略而不談，而是在不破壞整體判斷的前提下，擇其一種。比如，梁啟超先生和胡適，這兩代思想巨匠何時第一次見面等。而因為筆者的確是學養有限，資料收集又做不到“上窮碧落下黃泉”，難免紕漏，希求諒解，敬待指正。本書引用并參考了若干資料，正文處不一一列舉，參見末尾三頁“參考文獻”。
所以，這是一本寫給當下的歷史書，非學術，非演義，而是新聞筆法的記錄。而您會發現，我們真的是和1919年處在現代化的同一時期。比如他們會為何時獲得諾貝爾獎而焦慮，會為權貴的驕橫而憤怒，會為民眾的互傷而懊惱，會為出國還是留下而苦惱，會為考“公務員熱”而嘆息，等等。一句話，我們一同走在唐德剛先生所言的“歷史三峽”之中。如何沖將出去，是我們共同的使命，但不該是旋渦中打轉的宿命。
書能成稿，需要感謝北大的王錫鋅教授、李媛媛博士、胡少誠博士以及我的朋友李品文、駱永華、王旺桂、張東升、段德峰、李楠、權靜等人，是他們給了我鼓勵、指點和支持。最後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是他們分解了我無數的家庭責任，讓我有時間完成自己的一個興趣。
司徒朔
2044.5.5

序言
第一篇——新【1月1日至3月31日】
引子——紅樓故事的開始
九零後們——新潮
九零後們——末代士大夫
九零後們——現在就放肆了
老青年
諾貝爾獎
胡適回來了
閑情即心情
公理戰勝強權是個假面
謠言四起
領袖蔡元培
荊生——驚聲
評議會
朝鮮獨立運動
正面戰爭
陳獨秀走了
第二篇——潮【4月1日至6月22日】
走上街頭
同學，同鄉
五．四
救學生
蔡元培出走
5月的論戰
學校成為監獄
陳獨秀被捕
胡適在忙什么
第三篇——歸【6月23日至9月20日】
1919年的高考
胡適和李大釗的論戰
“監印者”蔣夢麟
陳獨秀出獄
第四篇——去【9月20日至12月31日】
開學典禮
思潮
半邊天
杜威的生日
臨別贈言
自殺，還是他殺
死亡的季節
分道揚鑣
分裂的前兆
大學何為
生命的秘密
參考文獻

地處鬧市，當然多了幾分生氣。可是，不用說近在咫尺的“皇宮”內，總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就是那一份嘈雜和局促，就夠一所學校消受的。這或許是個商業店鋪的首選，但并非是一處求學的理想勝地。況且此時的北大，已經從當年京師大學堂第一次招生“不足百人”，“講舍不足百問”，擴張為一所1918年招生超過兩千人的大學了。
早在1902年，自管學大臣張百熙重新興辦京師大學堂開始，選地擴張就是重要議程。當時，他在郊區選定了1300畝地，謀劃建設新校舍。地點在今天豐臺區的瓦窯附近。只可惜130萬兩白銀的預算，嚇跑了西太後。
轉眼到了1918年，生氣勃勃的北大，再次產生了走出城市的想法。一個學生道出了理想地點。這年夏天，北大組織師生到風景秀麗的西山消暑度假，其中就有英文系學生羅家倫。這個學生，一年之前，剛從上海公學考入北大。考試成績，據說數學零分，但是文章寫得才華四溢。負責招生的胡適力薦，蔡元培一點頭，他就來到了北京。他的文章，感情充沛，下筆恣意，文字是會向讀者眼睛里蹦的。當“五四”來到，那份廣場上的北京宣言，就是他在15分鐘內一揮而就的。而“五四運動”的命名權，也歸在了他的名下。
1918年7月5號，羅家倫和同學雇好騾車，放上行李。又坐人力車，尾隨而後，出西直門，換驢車奔赴西山。一出城，他就眼前一亮。因為大道平坦而又筆直如矢，不像市內，“天雨一醬缸，天晴一香爐”。而且道路兩旁，“密樹成蔭”。美景如畫，清新宜人，讓他有些“樂不思蜀”，于是提筆給蔡元培上了一份書：
“凡學校建設要素有二：一、精神；二、形式。學風成績等屬于精神方面。建筑設備等屬于形式方面。精神不佳，固徒有形式，無益；然形式不佳，精神亦受其累。西方教育家提倡‘郊外大學’之議，著有專書。……今校長蔡公對于本校精神方面極力改革而不能即得心應手者，實因校舍在湫隘城市中之故。如討山賊然不毀其根據地，則平賊大功終不能告成也。北京建大學適宜之地，厥惟西山。……志于學，一也；樹木蔥蘢，山勢俊偉，可養成一種優美壯麗之觀念，二也；空氣清潔，宜于衛生，三也。有此諸利，勢宜急行。現雖困于經濟，然吾終愿蔡公有此偉畫，以期貫徹于將來。則余在校之期，雖不及待，猶當遙望母校而呼‘萬歲’！”
羅家倫為了佐證自己的見解，還特意舉出了還只是留美預科的清華學校的例子。認為其精神之佳，和地處遠郊外有關。他小會想到，1920年，北大畢業之後，他出國留學。先後就學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歸國之後，1928年，31歲，就成了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蔡元培是認可這個說法的，或許他早就有此想。在幾個月之後的北大21周年校慶講話中，他已經信誓旦旦：“學校擬在西山購地建校舍，已經承步兵統領李階平先生允許極力贊助，當可辦到。”可他并沒有如愿。
清華是該濃墨重彩地記住這位校長的。是他正式完結了清華留美預科學堂的身份，歸身于國立大學的序列，讓學校有了名；廣建校舍，廣購圖書設備，首開招收女生，文理法三科的設置，讓大學有了實；整頓了清華基金，讓學校有了錢；也是他一次性把55名教授，37名裁撤，淘汰了冗員，之後延攬名師。清華三十年代的巔峰期，大部分教授，都是他當時請來的。這其中包括了吳有訓、周培源、葉企孫、周鴻經、華羅庚、金岳霖、馮友蘭、劉文典、朱自清、蔣廷黻，等等。以至于幾十年後，身在美國，已經聲名顯赫的蔣廷黻，談到平生知己的時候，依然感嘆，“我第一知已是羅志希”。這也使認為大學校長第一任務就是聘人的羅家倫日後非常得意，這讓大學有了才。這其間，他還特批招收了一名數學只比他好一點，考了15分的學生——錢鐘書。
一所大學有了這些，豈能不興？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