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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超級傳媒工廠的形成:中國新聞傳媒業30年

  • ISBN13:9789862217979
  •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
  • 作者:周翼虎
  • 裝訂/頁數:平裝/488頁
  • 規格:21cm*14.8cm (高/寬)
  • 版次:1
  • 出版日:2011/09/01
  • 中國圖書分類:中國新聞業
定  價:NT$580元
優惠價: 9522
可得紅利積點:1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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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和其他公共服務部門相比,中國新聞傳媒業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實現了年均增速超過40%的增長。如今,中國的宣傳事業,無論是報紙、刊物還是廣播電視,都在國家意志的調控下合奏出一致的旋律,在市場化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一個超級傳媒工廠。政治與市場,一向被認為是相互衝突的變數,它們居然能奇妙地結合出一個雙方皆大歡喜的局面,這種奇蹟是怎樣產生的?各種事實表明,將中國新聞傳媒在近三十年的崛起壯大歸結為「市場化」,並非是答案的全部,甚至離事實的真相甚遠。中國新聞傳媒業從宣傳走向傳媒的新聞業發展史是一個充滿偶然性和複雜性的演化過程。它不完全是國家意志的制度設計結果,而是各種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局。本書試圖對中國新聞業的發展脈絡給出一個演進觀點的解釋。認為中國新聞業發展的核心邏輯,就是國家試圖保持對新聞業的控制能力。1978年以來中國在新的環境下不斷摸索話語控制技術,孵化出一個行政監控和壟斷經營合一的新聞體制,它既為中國新聞業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也使新聞業治理的結構性衝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產生突變,最終形成一個同時滿足國家、新聞記者與公眾需求三方次優需求的結構平衡。這個三元次優結構是當代新聞業總體特徵的體制性根源。

本書的另一個關注點是,中國當代知識菁英的一個亞群體——新聞記者與國家關係的演變,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人類自由意志與市場經濟轉型交織的當代語境下菁英思潮的演變。

周翼虎

1972年生於江西。1992年獲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2008年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經濟社會學方向博士。長期從事傳媒工作,出版詩集《離開秋天的留言》、社會學著作《中國單位制度》(合)及其它期刊論文。

推薦序1
推薦序2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中國新聞體制發展之謎
第二節 本書的核心觀點
第三節 對核心觀點的進一步闡述
第二章 理論淵源和方法:
    國家─社會關係視角下的一個博弈模型
第一節 國家─社會關係視角下的兩個策略性行動者
第二節 結構性博弈的基本思想
第三節 國家─社會關係視角下的體制內雙邊對抗模型
第四節 解釋中國新聞業體制變遷的三種競爭性理論
第五節 國家─市場─新聞業傳統三方博弈模型的基本謬誤
第六節  對國家與新聞業關係方面的文獻回顧
第三章 作為意識形態權力國家維繫基礎的新聞宣傳
    (1949-1978)
第一節 中國新聞業的基本功能:意識形態權力國家的宣傳喉舌
第二節 1956年《人民日報》的新聞多樣性改革
第三節 激進黨性原則下的新聞業(1957-1978)
第四章 意識形態權力危機與八十年代新聞多樣性改革
    (1978-1989)
第一節 國家總體性危機下的新聞多樣性政策
第二節 新聞業菁英與改革派領導人的蜜月時期
第三節 新一輪的業務自主權之爭
第四節 意見不統一的國家領導層
第五節 日益活躍的新聞記者群體
第六節 國家與新聞業緊張關係的四個結構性條件
第六節 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參與爆炸的背後:國家的合法性危機
第八節 小結: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八十年代
第五章 國家合法性重建與新聞政策調整
    (1989-1992)
第一節 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合法性重建
第二節 國家重申對新聞業的絕對控制權
第三節 八十年代國家與新聞業博弈的大結局
第六章 合法性互動基礎上的九十年代新聞專業化改革
    (1992-1998)
第一節 新聞專業力量話語形態的轉變
第二節 中國電視業的崛起:話語技術形態帶來的突破
第三節 專業化建設驅動的產業擴張
第七章 市場驅動型逆轉:國家經濟軟控制的形成
    (1999-2007)
第一節 九十年代末期國家與新聞業關係的總體態勢:
    國家力量的逆轉
第二節 九十年代末期國家力量逆轉的核心機制:
    市場化的陷阱
第三節 國家財政危機與新聞雙軌制的形成(1978-1985)
第四節 世俗化與新聞業的全面擴張(1985-1992)
第五節 一個國家超級新聞工廠的形成(1992-1999)
第八章 從挑戰到聯盟:新聞為國家服務時代的來臨
第一節 九十年代末期知識階層對新聞業
產業化運動前景的兩種估計
第二節 政治力量對經濟力量的壓倒性態勢
第三節 市場化運動與新聞記者的心理人格、群體結構和話語形態
第四節 從權力走向權威:市場條件下的國家話語霸權
後記 一個當代意識形態權力國家的生存史參考文獻

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新聞業 在新聞內容中性化、新聞業務自主化和新聞運營產業化三方面都取得顯著進步。新聞報導從一個單純的國家宣傳機器,逐步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傳媒產業。新聞記者的自主報導空間越來越大,國家已經很少介入新聞機構的一般性報導活動,甚至鼓勵新聞業積極從事包括批評性報導在內的輿論監督活動。進入21世紀後,中國傳媒的娛樂內容明顯增加,甚至在最主流的報紙、雜誌和電視上也充斥了大量以「法制」、「教育」面目出現的中性社會新聞。大眾也樂於看到越來越多樣化、非意識形態導向的新聞產品。作為娛樂消費的重要對象和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媒介已經深深嵌入到國家日常活動與大眾生活當中。

但顯而易見,中國新聞業雖然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仍始終呈現出國家力量一元獨大的強勢局面。在政治特性上,它依然屬於國家宣傳機器,依然被國家強有力地掌握——國家牢牢地操縱著大眾輿論,新聞界日益自覺地為國家服務,甚至有學者將其稱為「黨的公關公司」(He,1998)。根據學者們(潘忠黨、陳韜文,2006;郭鎮之,1999;孫五三,2003)的調查,記者們雖然不認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但新聞專業主義、「同人辦報」卻也沒有建立,中國的新聞記者處於一個職業倫理的真空狀態。在產業運營方面,儘管主流傳播理論認為政治宣傳對公眾不會有吸引力,但恰恰是以往不受歡迎的政治宣傳反而成為中國電視新聞業收視率最高、最掙錢的支柱性部類。根據對中央電視臺1990年以來的收入結構調查(楊曉民、周翼虎:306-307,1999),中國新聞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持續繁榮的直接原因是與政治性相關的新聞報導帶來的廣告收入。種種現象表明,中國新聞媒體雖然經濟上日益獨立,但對國家的政治依賴性反而更強。中國新聞業推陳出新的新型政治宣傳,改變了以往的傳媒理論的預測,產生了以下與主流理論相悖的不解之謎。

(1)國家對新聞記者越軌行為的懲戒方式越來越寬鬆,但對輿論的調控能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增強。例如在「非典」時期、伊拉克戰爭時期、全國大學生反美遊行時,以及處理各類重大事件和社會熱點時,國家都顯示了超凡的輿論調控能力。在新聞產業規模急劇擴張、市場力量日益強大的環境下,國家對新聞業一元化、集權化的領導不僅沒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強。

(2)30年來,在國家對新聞嚴密控制的背景下,儘管記者各類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打擦邊球」話語挑戰策略幾乎無處不在,但是從整體上看整個新聞業卻沒有像西方學者所預測的那樣越來越走向反抗,相反記者卻日益自覺地為國家服務,「幫忙不添亂,鼓勁不洩氣」的大局意識、陣地意識已經越來越內化為記者的職業自覺。按照一般觀點,國家對新聞的管制即使不激發新聞記者的反抗,也至少會導致從業人員積極性下降,但在實際觀察中他們的積極性反而上升。以筆者的從業經歷看,中國電視新聞記者是中國最疲勞的職業群體之一,平均每天至少工作10個小時以上,經常達到14甚至15個小時。

(3)按照新自由主義邏輯,政府對新聞業的所有權管制和內容管制會導致產業經濟效益下降。但是事實上中國新聞業競爭反而越來越激烈,效益越來越上升,從全額財政撥款轉變成向國家納稅的重要財源。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新聞傳媒業迅猛成長為每年超過1000億元的產業,利稅超過煙草業,一躍成為中國第四大利稅行業 。以非贏利事業單位中央電視臺為例,2002年中央電視臺向國家上繳利稅12億元,2006年位居北京地區納稅單位排行榜首位,屬於全國聞名的利稅大戶。

(4)按照新聞學原理,被管制的新聞報導將難以為百姓所喜聞樂見,但事實是新聞產品目前越來越多樣化,群眾看到的產品數量和質量都明顯提高。截止到2005年,中國一共有2381家報紙,9000種期刊,3000多個電視頻道,2301個廣播頻率,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傳媒大國 。

從以上事實看,中國新聞改革離政府的滿意目標最近,與飽受詬議的教育、醫療改革相比,似乎是最為成功的公共部門改革;卻與新自由主義、管制理論、新聞傳播理論和社會運動理論等現有主流思潮的基本邏輯相去甚遠。

傳統西方觀點認為,嚴密的政治控制是中國新聞業的致命傷。嚴密的政治控制與上升的成本一直是中國政府的兩難選擇。首先,宣傳是保持政治控制的基本工具,政府必須盡可能擴大宣傳規模、增加宣傳力度,將全民牢固置於其宣傳的資訊鳥籠之中。這種宣傳事業擴張需要雄厚財力才能維持。但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財政匱乏,無法為宣傳事業擴張提供有效的經費保障,只能通過從市場上獲取額外的收入來養活日益龐大的新聞業。由於中國新聞業不具備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所認為的「客觀性」,民眾沒有興趣去看「假」新聞,因此,中國新聞業將既不能從市場上得到類似西方商業電視臺的廣告回報,也不能從國家那裏得到有力的財政支持,這種無藥可救的經濟危機將使中國新聞業陷入絕境。國家引入市場經濟發展出一個規模越來越大的新聞產業後,隨著新聞記者「打擦邊球」活動的日益活躍,國家將因為海量資訊的不斷湧入下而失去對政權的控制 。

根據以上邏輯,在嚴密的政治控制和市場經濟改革的雙重作用下,中國新聞業的結果只有一個:既是失敗的宣傳,又是失敗的經濟。

這就造成了理論上非常困惑的問題:為什麼新聞記者在微觀層面獲得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大,國家在宏觀上輿論調控能力反而愈發強勁?為什麼新聞記者一邊抱怨過度的行政管制,一邊卻越來越主動接受國家指揮的主旋律大合唱?為什麼在西方傳播學中屬於貶義的「宣傳」活動,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能獲得如此豐厚的經濟效益?為什麼國家一直強有力地保持輿論控制,公眾還能享受到如此多樣性的新聞資訊?是什麼機制使中國新聞業在政治控制、職業操守與商業利益這三個貌似不相容的體制性矛盾中發展出一個繁榮的傳媒產業?

本書將以新聞業與國家圍繞業務自主權展開的體制內博弈為主線,描述中國新聞業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演化路徑,並對上述四個相互衝突的特徵做一個統一解釋。由於長期的保密制度和新聞政策,一般人難以理解隱藏在中國新聞業高速發展現象背後推動體制變革的力量。本書認為,核心機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權力與新聞專業力量長達30年的意志博弈的延續、深化和演進。中國新聞業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這場變革早在30年前就已經開始,迄今遠未結束,以上列舉的新聞業發展之謎都與這場深刻的變革密切關聯。下面,本書將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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