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沃中原（簡體書）

《血沃中原--辛亥革命在河南》(作者王守謙)是“辛亥革命全景錄”系列中的一冊。
《血沃中原--辛亥革命在河南》分為甲午前後的河南政局、國變通向民變、辛亥前後的暴動六部分內容。
這是一部集體努力的產物，必須歸功于河南人民出版社、各省人民出版社和當地專家學者。

“辛亥革命全景錄”叢書作者都是年富力強、學有專長的本地學者。書稿重點突出地方特色，對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動及跨界活動，不寫或只作簡單的交代。
《血沃中原--辛亥革命在河南》(作者王守謙)是該系列其中一冊，共分為甲午前後的河南政局、國變通向民變、辛亥前後的暴動六部分內容。

席卷全國的辛亥革命，到現在整整100年了。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第一次歷史性巨變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這對辛亥革命是一個很高的評價，解決了辛亥革命的歷史定位問題。
在過去很長時間里，人們對于辛亥革命的認識是不夠的，往往講它的消極和失敗的方面比較多，講它的歷史意義和對中國歷史的推進作用比較少。這有認識上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曾經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講道：“對于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并不足怪，因為他們沒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當年的青年現在如果還在世的話已經九十來歲了。林伯渠同志70年前講這番話的時候尚且如此，今天的青年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嚴重不夠也就不難理解了。
時代的原因也很重要：辛亥革命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并沒有改變，人民的悲慘境遇也沒有改變。孫中山也總是強調“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所以在民主革命階段，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先進人士著重強調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面，以鼓舞人們繼續奮斗去奪取勝利。因此，以前對辛亥革命的不足方面講得比較多是可以理解的。現在，已經過了100年，中國人民已經站立起來并且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回過頭來看，我們自然可以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作出更冷靜、更全面、更客觀的評價。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它的主要歷史功績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
承擔了這項任務的出版社都把這項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社社長擔任叢書的編委會委員，親自抓，稱為“社長工程”。編委會先後召開三次編輯工作會議，確定：作為歷史性紀實叢書，內容必須真實、準確，不得虛構；圖文并茂，注意可讀性；還制訂了叢書的裝幀設計方案和印刷技術標準等。
叢書作者都是年富力強、學有專長的本地學者。書稿重點突出地方特色，對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動及跨界活動，不寫或只作簡單的交代。由本地學者寫本地事件，有許多優點：史料搜集相對較易，除充分使用現存的文學資料外，作者還親歷有關歷史遺跡，走訪當事人及其後代，收集整理了不少口述史料，經認真考證後使用，使本書提供了較多新的資料。為了做到圖文并茂，責任編輯協助作者查閱大量檔案資料，找到不少以往鮮為人知的珍貴歷史圖片，為叢書增色不少。
總之，這是一部集體努力的產物，必須歸功于人民出版社、各省人民出版社和當地專家學者。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由出版社邀約而承擔了主編的名義，主要是表示對這項很有意義的工作支持和能夠順利完成的興奮。我很希望各界學者能夠充分利用這部叢書的成果，并且指出它的不足之處，以便把辛亥革命研究更有力地推向前進！
金沖及

一、甲午前後的河南政局
1．天災與饑饉
2．“新政”也是暴政
3．福公司引發的震動
4．士紳階層的崛起
二、“新政”、新學、新力量
1．“舊學”讓位于“新學”
2．從《豫報》到《河南》
3．劉青霞：巾幗也有凌云志
三、“河南，河南人之河南人也”
1．庚子之後的時局
2．礦井和鐵路旁的敵人
3．新舊學界的收回利權同盟
四、國變通向民變
1．拼命是為了活命
2．學堂成了反清基地
3．“先生”與“壯士”握手
4．短暫的立憲嘗試
五、辛亥前後的暴動
1．開封首義的籌劃和失敗
2．大河南北的烽火
3．革命黨再圖開封
4．省外革命黨的還鄉遠征
六、革命的遺產
1．民主波瀾與愛國熱的激蕩
2．換了朝廷，未換人間
3．福公司依舊得勢
4．從“二次革命”到白朗起義
參考資料
後記

吳式釗冒稱欽差，程恩培稱為副使，由懷慶而南渡黃河矣。復由黃河而南行七八百里，直抵湖北交界矣。其日查勘黃河以南礦苗，兼辦鐵路，為方今新政。州，縣不知其偽，皆竭力供應，饋送從豐。伊等因此獲利，遂往返數次不已。尤為可恨者，所至之處，無論墳墓廬舍，往往插一紅旗，揚言國家需用，不許稍動，動則治以死罪。民間畏其威，皆敢怒而_不敢言。積怨日深，恐釀大患。萬一遷怒洋人，亦恐致起釁端。伏思吳式釗借債辦礦，即果屬實，亦系商人，非有敕書勘合，何得謂之欽差？況業經明諭，只準辦黃河以北，該員乃擅勘黃河以南。至程恩培隨同附和，騷擾地方，尤為不遵諭旨。既隱假朝廷之威，復顯違君上之命。膽大妄為，伊于胡底。若不從嚴懲辦，何以儆恣肆而免效尤？擬請旨將檢討吳式釗、候補道程恩培即行罷斥，并驅逐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為勾引外人滋生事端者戒。
此時河南巡撫劉樹堂已解任離豫，清廷除命總理衙門傳詢吳式釗外，又命其繼任者裕長就上述指控查明呈復。在奏折中，裕長并沒有對福公司辦礦合同明確反對，甚至對程、吳二人還有所回護。他聲稱，二人“先後來豫，設局辦礦，中間乃因用人之故，而彼此齟齬”，“互爭權勢，甫合即離”，雖然沒有“冒稱欽差”，但在河南境內“懸牌稱為奏設豫豐公司。又于照會委員文內，官銜列有奏辦字樣。其隨帶者，并有文武各員。與府縣頗為爭論，于官紳亦略存傲睨”。裕長的上述說辭，顯然是一種欲擒故縱的手法，因為他隨即就提出了更具殺傷力的反對意見。據裕長查證，豫豐公司確實沒有從福公司得到借款的確證‘，“吳式釗自稱，每月薪水所人，額定銀為四百兩，聘用礦師各費，已用銀一百萬兩。其實根查票據，則僅孟縣有人曾匯到吳楚生即吳式釗銀六百兩者。一切出入之數，皆由洋人沙鏢納者自經理之，無從查其確實”。“況開礦與造路本屬兩事，即使為轉運礦產起見，修造支路，亦應按照合同，止準接至最近水口，或接至蘆漢干路為止，未嘗許令長途興筑，跨州連邑，自成一家。核與前定合同，迥不相符。似此牽混影射，不特大河南北煤鐵之利，悉歸壟斷，將使蘆漢鐵路之利權，亦必為所侵攘，而後患無窮”。另外，“吳式釗系華商出名領辦，何以盡任洋人所為，又與原定合同不符”。可以看出，裕長的說辭，重點在于突出福公司與豫豐公司以借款辦礦為名詐取礦業權的事實，從根本上動搖了雙方辦礦合同的真實性和合法性。
在這一過程中，豫籍京官鄭思贊等人此前在北京對吳、程二人的彈劾和駁議，與河南方面相互援引，使總理衙門無論是在京外還是在朝廷內部都倍感壓力。處于守勢的奕勖，在輿論壓力下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策略，將上述福公司越界勘探礦產和修建運煤鐵路的問題，歸咎于福公司和吳式釗，指責二者在未及呈報的情況下擅自違反合同。吳式釗顯然對總理衙門推卸責任感到不滿。他說：“前據福公司函稱，于去秋曾奉鈞署照會英使明文，準其由礦山修筑鐵路，通至襄陽。乃聘洋礦師、工程師等前來勘路，函催商董同往籌辦。并將鈞署發給洋礦師工程師等護照傳示，其上批明準在山西河南境內測勘礦山并鐵路字樣。”可見，所謂“越界勘礦”一事，是經總理衙門允準後方才實施的，如有責任，責在總理衙門。
英國公使的態度仍然強硬，巴爾福致電竇訥樂，讓其就福公司要求修筑清化至道口的鐵路一事，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福公司為了連接河南北部的煤區，決計開建一條鐵路，由清化起經由衛輝通往衛河上的道口，以便到達運河。他們認為，計劃書應聲明，此項行動是在特許筑路合同第十七款所授予他們的權限之內的。你應對中國政府施以壓力，令其承認福公司的解釋，這種解釋似乎是正確的。 英國公使和福公司的努力并沒有發揮作用。確切地說，是這一時期的晚清時局使其難以發揮作用。1899年，義和團運動波及京津地區，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保守勢力在以政變方式擊潰維新派之後，對變法新政基本采取了否定態度。而外國駐華使館也在忙于自保，難以繼續為福公司提供支持。總理衙門鑒于政局變動，隨即改變了積極推進福公司開礦的態度，斥退了豫豐公司總董吳式釗。光緒二十五年(1899)10月，豫籍京官乘勢人奏，迫使總理衙門答應，“以後有在河南開礦者，必先取得其印結，然後準為核辦”，意圖阻止外人以類似方式詐取河南礦權。河南巡撫裕長和豫籍京官認為，既然福公司與豫豐公司簽訂的合同是其取得礦業權的淵源，而豫豐公司又在程、吳被斥退後不復存在，有關協議和福公司礦業權就理當隨之失效。但是，受賄于福公司的奕勖，以該合同已經簽字、勢不能中止為由，拒絕取消福公司開礦合伺。庚子事變前夕，隨著義和團在豫北的擴張，福公司職員被迫離豫返京，開礦事宜暫時退出了總理衙門的議事日程。
盡管鄭思贊等人未能迫使清廷徹底廢止福公司在河南開礦的申請，但他們以籍貫為線索，以維護河南利權為目標，建立了河南籍京官和河南地方官紳的政治聯系。1899年，六科給事中鄭思賀(鄭思贊之弟)、翰林院編修馬吉樟等人籌措白銀萬兩，相約回鄉，協同本地士紳王錫彤、王安瀾、李敏修等人赴濟源賑濟災荒。雙方相互借助，逐漸形成了針對外資侵奪河南路權礦權的同盟。
4．士紳階層的崛起
由于晚清官方無力賑濟災荒，撫慰民生，甚至像處理福公司問題那樣，為迎合列強需求而傷害地方利益，從而使本屬于統治集團邊緣的士紳也逐漸與其保持距離。基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倫理，不少士紳熱心于地方公益，籌資辦學、賑災，積極參與其他各項地方事務，從而逐漸積累起了足以影響官方決策的重要政治力量。
與官方交涉，在最大程度上緩解賦稅需索對民生的侵害，是河南士紳參與地方事務的方式之一。其中，以李敏修、王錫彤等汲縣士紳對車馬局的治理為最典型。
車馬局是清廷為支應額外的馳驛差徭而特設的民間性應差組織。河南的汲縣、安陽、新鄉、鄭州等地都是南北驛路上的大站，尤其是汲縣，瀕臨官馬大道，號稱十省通衢，又是衛輝府的附廓縣，官弁役吏往來如織，成為驛路上的要沖。汲縣車馬局由四鄉大戶士紳出面，故又稱大戶局。士紳們在城里租房承辦車馬糧草和一應規費，縣官則派家丁和書吏參與此事。P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