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國家：民國時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國家建設（簡體書）

戴維·艾倫·佩茲(David Allen Pietz)

華盛頓州立大學副教授，1998年獲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有著豐富的中國訪學與研究經歷。1993年、1994年夏在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水利研究院、黃河保護委員會等合作研究過中國水資源方面的項目。佩茲主要研究中國經濟與環境發展史，重要學術成果有專著《工程國家：民國時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國家建設》(2002)，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體制與經濟發展》(2000)，論文《中國2010年前的石油與天然氣需求》(2000)、《中國的石油儲備戰略：現狀與未來發展方向》(2002)、《中國的能源危機》(2008)等。

譯者的話1

計量和貨幣換算1

插入地圖一覽表1

插入表格一覽表1

致謝1

前言1

第一部分淮河流域：從大禹到1927年的政治、社會和環境變遷1

第一章公元前200—1855年淮河流域的環境變化3

第二章1500—1927年淮河的管理機構和“導淮”措施22

第二部分“南京十年”（1927—1938）的建設和淮河水利39

第三章加強中央管理和工程規劃：導淮委員會（1928—1931）42

第四章泥沙氾濫：1931年的洪災62

第五章激流交鋒：淮河行政管理的集中和分散（1931—1935）81

第六章奔流到海：淮河水利工程的狀況和資源配置106

結語125

參考文獻130

索引143

譯者的話

《工程國家：民國時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國家建設》和此前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系列”中的《一江黑水：中國未來的環境挑戰》稱得上是姊妹篇，《一江黑水》以淮河流域的生態環境變化為切入點，探討了中國為經濟高速發展付出的環境代價，而《工程國家》研究的是民國時期的淮河治理及國家建設。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淮河的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民黨沒能完成的治淮事業，共產黨成功地完成了，昔日洪水氾濫、災難頻發的淮河，如今又恢復了歷史上“飯稻羹魚”的豐饒景象。

本書作者戴維·艾倫·佩茲（David　Allen　Pietz）是華盛頓州立大學副教授，1998年獲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有著豐富的中國訪學與研究經歷。 1993年、1994年夏在南京大學做訪問學者，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水利研究院、黃河保護委員會等合作研究過中國水資源方面的項目。佩茲主要研究中國經濟與環境發展史，重要學術成果有專著《工程國家：民國時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國家建設》（2002），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體制與經濟發展》（2000），論文《中國2010年前的石油與天然氣需求》（2000）、《中國的石油儲備戰略：現狀與未來發展方向》（2002）、《中國的能源危機》（2008）等。

本書在考察中國近兩千年的水利發展史基礎上，重點探討了民國時期淮河的治理，給我們提供了不同歷史時期淮河治理的詳細史料。全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從公元前200—1927年淮河治理的歷史變遷，分兩章。第一章描述了公元前200—1855年淮河流域的環境變化，認為黃河奪淮、朝廷保漕運的政策以及缺乏技術創新，導致了淮河下游地區的社會和經濟混亂。第二章探討了1500—1927年淮河流域管理模式的變化和淮河治理取得的進展，指出黃河1855年的改道，使得清政府退出了淮河水利的管理和治理，地方勢力基於傳統士紳的責任，組織進行淮河水利的保護和治理，實施了一些小規模的水利項目。在治淮進展方面，一是提出了把河道管理和工業發展結合起來的思路，二是引進了國外的現代水利科學，三是吸引國外資本。

第二部分聚焦於1927—1937年，分析清朝滅亡後國民黨政府是如何接管淮河水利並對其進行大規模治理的，這也是本書的核心內容。作者佩茲把研究的重心放在1929年建立的導淮委員會上，將其置於國民政府經濟建設的背景之下，剖析圍繞淮河治理所引起的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紛爭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矛盾。

這一部分具體分為四章，在章節順序上承繼第一部分。第三章討論了導淮委員會的成立、行政職能和其提出的淮河治理計劃，重點剖析了圍繞淮河入江入海和三條不同入海水道的論爭。雖然導淮委員會重視水利技術專家的作用，但由於缺乏資金，1927—1931年的淮河水利工程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第四章記述了1931年淮河流域的特大洪災和國民政府的救災活動。國民政府成立救濟水災委員會，購買美麥渡過難關，並組織水災地區的河工修復被沖毀的堤壩。作者指出，儘管這次洪災給淮河兩岸的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卻為國民政府鞏固其政權統治創造了機遇。一方面，在這次救災中成立的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建立了全國水利行政管理的基礎；另一方面，賑災工作為國民政府把政權統治向地方延伸提供了機會，同時也進一步加強了國民政府對治淮必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第五章探討了淮河的行政管理。導淮委員會在申請到中英庚款貸款後，開始實施淮河治理工程。為了對全國水利進行統一行政管理，國民政府成立了全國經濟委員會，統籌管理全國的水利工作，導淮委員會隸屬其下。儘管國民政府有著強化水利中央管理的強烈願望，但由於國民黨內部不同政治勢力的較量，導淮委員會並沒有真正併入全國經濟委員會，而是越來越自主、獨立，成為陳果夫主政的江蘇省政府的附屬部門。第六章詳細探討了導淮入海工程的實施及在實施過程中的工夫徵用和治安問題。三年艱苦的治淮努力完成的是一個與原定計劃相比大大縮水的工程，也沒有實現其水力發電、航運和灌溉的現代化目標。而1938年為阻止日軍南下進犯，蔣介石下令炸開河南花園口的大堤，使得導淮入海工程前功盡棄。隨後一直到1949年，淮河治理都處於停滯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規模的淮河治理工程才開始實施。

1950年10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拉開了新中國治淮的序幕。 60年來，中國政府始終把淮河作為全國江河治理的重點，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始終堅持“蓄洩兼籌”的方針，組織動員各方面力量，統籌規劃，科學治水，依法管水，合力興水，逐步讓淮河成為一條安瀾之河，富庶之河，造福於淮河兩岸的人民，書寫了水利發展史上的輝煌篇章。

本書作者大量利用了20世紀30年代淮河治理的檔案資料，以史實為依據，得出較有說服力的結論。但由於作者在寫作本書時參閱了大量中文資料，鑑於中英兩種不同語言的轉換，其英文版中的數據單位等，可能有不確實之處，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發現了個別前後不一致的地方，並作了說明或改動。但限於筆者對淮河治理的歷史知識不夠豐富，有些存在的問題可能沒有發現，還請讀者在閱讀時加以注意。

本書翻譯時遇到的難題是，其中涉及諸多中國歷史上不同朝代的官職、機構等名稱，這些都要準確地還原。此外，本書還涉及眾多的中國人名、地名、書名。在翻譯過程中，我和作者進行過多次郵件交流，但有些專有名詞仍然無法準確還原，因此採用了音譯。作者對某些中國地名、機構的“特殊”英譯，給我的中文還原帶來了樂趣。比如都江堰，作者譯為All Rivers　Wier。我初爾迷惑，等到明白過來時則不禁莞爾（All對應“都”［dou］）。還有Judicial　Yuan（司法院），Executive　Yuan（行政院）等都有異曲同工之趣。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中引用的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些資料，限於條件，無法查詢核對原文，只好根據英文翻譯出來。書中引用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部分文獻，由於該館正進行數字化工程，不允許讀者進館查閱，也無法核對原文。這些還請讀者諸君諒解。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曾得到淮安市政協副主席、著名史志專家和大運河研究專家荀德麟先生的幫助，他熱心地寄來本書中引用的他的一篇論文，為我的翻譯提供了便利，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此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郭必強先生和江蘇省檔案館的工作人員也為我查找資料提供了幫助，謹致謝忱！

當然，還要感謝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劉東教授、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王保頂先生和責任編輯張惠玲女士，他們在本書的翻譯、出版過程中，都給予了熱情的鼓勵、支持和幫助，在此一併向他們表達誠摯的謝意！

本書也是譯者正在進行的研究項目——山東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於文藝手段的科學傳播研究”（項目號：Y2008H22）、山東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科學知識傳播途徑研究”（項目號：2007RKA093）的成果之一。

姜智芹

2011年3月於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