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視野中陳三立（簡體書）

《現代性視野中的陳三立》由楊劍鋒所著，以現代性的視角，研究近代“同光體”詩人陳三立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及這種思想對其心境、詩境的影響，從而對長期以來中國和世界范圍內現代性、全球化道路的合理性，事實道路的歷史選擇及其所引起的諸多後果進行了反思。以“文化托命人”自許的陳三立用畢生的精力，苦心孤諧地探索中國文化的未來之路；努力維護傳統文化的主體性，這是對“誰的現代性”問題的有益思考。

導論 陳三立與他的時代 第一節 陳氏一門與近代文化變遷 第二節 陳三立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一 1949年之前的陳三立研究 ;二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陳三立研究 ;三 新時期以來陳三立研究的主要成果 ;四 目前陳三立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一章 生平經歷及思想淵源 第一節 少年時期 第二節 精神導師 第三節 湖南新政 第四節 袖手神州 第二章 文化保守主義情結 第一節 作為現代性方案的近代文化保守主義 第二節 陳三立對“全盤西化”思潮的批判 第三節 “體合論”：儒學的價值和發展方向 第四節 人道之本：宗法、綱常 第三章 人的現代化 第一節 晚清“人的現代化”問題的緣起 第二節 陳三立的“人的現代化”思想(上) ;一 智、力、德 ;二 啟民智，開群愚——陳三立的人才觀和教育觀 第三節 陳三立的“人的現代化”思想(下) ;一 “人心風俗”觀與國民性批判 ;二 人的全面發展和自我完善 第四節 陳三立“人的現代化”思想的意義與價值 第四章 斷裂的焦慮 第一節 “仲尼已死”：近代文化轉型與儒學危機 ;一 “仲尼已死”! ;二 “斯文將喪”! ;三 “盡是失父人，呼天失怙恃” 第二節 心境與詩境 ;一 幻滅與虛無 ;二 孤獨感與邊緣感 ;三 生趣與鬼趣 第三節 陳三立的精神遺產與陳寅恪的焦慮 ;一 從《王觀堂先生挽詞序》看陳寅恪對王國維與陳三立的理解 ;二 陳寅恪對陳三立精神遺產的繼承與發揚 第五章 陳三立與舊體詩的現代轉型 第一節 詩教傳統的堅守與背叛 ;一 儒家詩教的近代命運 ;二 堅守與背叛 ;三 詩人主體性地位的確立 第二節 散原詩歌意象的扭曲與變形 ;一 柳、月、鼠意象的扭曲與變形 ;二 “陌生化”與“間離效果” ;三 現代性與世界范圍內的藝術艱深化趨勢 第三節 陳三立與近代舊體詩的現代轉型 結語 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認同 附錄 陳三立年譜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陳三立對全盤西化的批判，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針對“全盤西化”說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他認為"魏魏孔尼聖，人類信弗叛"，儒家思想不僅不是現代化的阻礙，而且具有永恒的價值。他自信地宣稱“孰云儒術賤，豐采自孤映”。但是被他稱為“聖法”而具有至高無上的人類價值的儒家思想已被當時許多思想家無情地拋棄，這使他發出“仲尼已死文王沒”（《誦樊山濤園落花詩訖戲題一絕》）的痛苦感嘆，“蹈海攀天百不辭，茫茫祇替後人悲”（《次韻答義門題近稿》）。但是強烈的文化責任感促使他不能也無法“坐視傳薪國粹亡”（《又題陸丹林時賢書畫集》），他宣稱“一點禪心藏國史，欲移北斗接光芒”（《汪伯軒所藏翁師傅手札題其後》），決心將儒家思想繼承并發揚光大，"余作前儒托命人"（《余過南昌留一日渡江來山中適聞胡御史亦至,有任刊豫章叢書之議賦此寄懷》）是他文化理想的總綱。 第二是對“全盤西化”全面否定三綱五常等傳統倫理的批判。在陳三立看來，無論是仁、義、禮、智、信，還是天、地、君、親、師，這些傳統的人倫價值，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禽獸的關鍵，“臨難毋茍免，食其祿者忠其事，天地之大經、聖賢之遺則，通之百世而莫能易者也。蓋人之生也，有羞惡之心，有不甘不屈之氣，根于性，立于義，發于誠，明于分，依之則為人，違之甚或自陷于禽獸”（《南昌東湖六忠祠記》）。然而這些值得珍視的倫理價值卻被激進派一概視為中國實現富強的障礙，“群以中國累傳家族之制為害富強根貧弱，方欲棄而易之”（《高女墓志銘》），致使“衣冠從之靡，人綱蕩掃籜”（《題死難渭南令楊和甫遺墨》），“聖法久殫殘，人綱孰再造”（《留別散原別墅雜詩》），其結果必然是“新說改家族，人紀慘飄藿”（《濟寧李一山乞題唐拓武梁祠畫像》）。 第三是對“全盤西化”論全面否定民族文化典籍、藝術、文學等傳統文化的批判。面對著“昏風淪世族，舊典久不耀”(《袁伯夔母唐太夫人八十壽詩》，“掃除聖法等秕糠，坐視傳薪國粹亡”（《又題陸丹林時賢書畫集》）的反傳統思潮，陳三立批評人們的盲目反傳統致使傳統文化、藝術等遭到毀滅性破壞，更甚于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毀滅文化之舉，“自世之亂突蛇豕，士夫輟業棄故紙。但捫枵腹剿異說，墳籍不待秦火毀”（《為高穎生題環翠樓》）。在這種情況下，他與兩千年前的精神導師孔子產生了精神共鳴，痛切地感慨“大雅不作，文武道盡”是一場“道喪文敝、異說沸騰，與接為構，所以眩耳目、窒天機而饕性命之情者，日漸月靡，莫可彈究”（《〈蔡公湛詩集〉序》）的文化浩劫。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到，對于陳三立來說，價值理性是衡量文化理想的最高準則，這與激進派的工具理性居支配性地位恰恰相反。他思想中強烈的“文化托命人”意識，源于一種強烈的歷史責任感，一種“子能覆楚，我必復之”的文化理想，一種‘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入世精神。這種精神本身也是儒家式人世精神的體現，又仿佛西方文學世界的唐·吉訶德，為理想而與整個社會作斗爭。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陳三立并非食古不化的頑固守舊派。他堅持儒家文化傳統和倫理價值，但并沒有以儒家思想一統天下的不合時宜，更沒有像康有為那樣建立一個政教統一的儒教的野心；他堅持被五四思想家唾棄的綱常名教，也是含有深刻用意的。關于這一問題，後文將有進一步的討論。這里強調的是，陳三立對儒家文化和封建禮教腐朽和束縛人性的一面同樣持有啟蒙式的警覺。他肯定人性是自由的，批判封建禮教對人性的束縛。在《書張貞女》一文中，他不同意張貞女為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