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史簡編（簡體書）

本書為高等院校文科專用教材，是高校師生準確、系統、全面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變化并進而步入民族傳統文化殿堂的階梯與津梁。全書脈絡清晰，材料扎實，敘述精簡，文約意豐，十分注意發掘新材料，汲取國內最新研究成果（如其論述秦漢文學），同時也非常重視從史的角度及各類文體自身的衍變發展，來論述歷代作家作品的新成就、新特點，不作平面的一般評論或作品賞析。作動態而非靜太的歷史考察，作文學發展自身規律的努力探索，是本書迥別于同類著作的一個顯著特點。 本書在論述作家作品時著重從史的發展的角度，指出歷代作家的新成就、作品的新特點，不寫一般的作家評論和作品賞析。本書對于各類文體的發展變化，沒有總論加以概述。對于每一作家的各體作品，盡量做到綜合論述，以見“全人”，從而突出其總體成就。

第一章 先秦文學
第二章 秦漢文學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文學
第四章 隋唐五代文學（上）
第五章 隋唐五代文學（下）
第六章 宋遼金文學（上）
第七章 宋遼金文學（下）
第八章 元代文學
第九章 明代文學
第十章 清代文學
附篇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闢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的對策，既闡明了“天人相與，君權神授”的理論，又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
漢代的集權政治與經學的獨尊地位，對文人與文學，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誕生於先秦動亂之世的文人學者，對現實人生始終具有強烈的干預意識；人仕以立事功，乃是士階層實現人生價值最為重要的手段。兼之文章的商品化在中國發生得很晚，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古代社會並無所謂專業的文學家與思想家。由於上述原因，先秦的士對現實政治與現實政權已有相當的依附性，只是因為有列國紛爭的背景，當時的士對現實政治尚有選擇的自由，思想文化領域也才可能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中國的士一當進入武帝的時代，面對完善的中央集權體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統治和以“經明行修”為標準的選士制度，他們從先秦繼承下來的干預意識便只能被具體化為從政意識和依附意識了。
這樣一來，漢代便很少有表現屬於個人生活的作品，以詩為代表的抒情文學就此落入低谷。曾經是生動活潑的“詩三百”，在漢儒手中蛻變為“詩經學”。 “詩經學”旨在以倫理化、政治化了的“詩三百”陶鑄文人的心性，規範文學的創作，並對歷史與現實作出闡釋、論證或批評，文學的意義則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漢人在解經詮《詩》的同時，只能模擬“詩三百”中的廟堂詩歌，四言詩式也因此長期未能突破。漢初以來上層社會習用的楚歌詩，幾乎是人們唯一的文學抒情形式。
在散文的領域，一種新的文風也隨之產生。這時的文章無論是潤色鴻業，還是指切時弊，大都以王權為旨歸，文氣皆典重而遲緩。但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所著的《淮南子》和司馬遷的《史記》則仍有先秦著作的遺風，代表了當時散文的最高成就。劉安是地方勢力的代表，對中央集權持反對的態度。 《淮南子》多道家之言，實則是抵制尊儒術、崇帝室的政策，其文也寫得自由隨便。後者是私家著史，繼承了先秦諸子發憤著書的傳統。 《史記》因為批評武帝時代的多欲政治和酷吏政治，一度被視為“謗書”，但它的會通精神、實錄精神、批判精神及其文學成就卻素為後人景仰，無愧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文學史綱要》）。
在這一時期，賦體文學卻進入高峰。散體賦是隨南北文化合流後，漢代賦家熔鑄詩、騷、散文而成就的一種新體。作家的文學激情在散體賦中得到了充分抒發。然而由於漢代儒學的影響和統治者對辭賦潤色鴻業的需求，散體賦無可避免地陷人了諷諭主題與題材表現的相互矛盾，並因此受到“勸百諷一”的批評。又因為漢代的賦家常被視為“倡優”，賦因此始終無法在正統文學中擺脫它的尷尬處境。
西漢末年，政治危機加劇，新莽改朝換代。國家權柄易人，作為統治思想的今文經學的神聖地位發生了動搖，古文學派代之而興。學風的轉變，影響到文章的複古。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不傍經典，直抒己見，是第一篇批評今文學派的文章。揚雄早年曾好辭賦，晚年因仕途不利，從政意識淡化，不僅對辭賦持偏激的否定態度，而且追求作立德而兼立言的聖人。他仿《論語》、《周易》而作《法言》、《太玄》。文章雖不乏新穎的見解，但因為矯枉過正，失於古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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