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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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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商品簡介

生命是什麼?「生命是活著。」「不會滅亡的,就是生命。」「凡有氣的就有生命。」如果我們從中國歷史與中國醫學出發,什麼才是真正的答案?
《生命史學》一書不僅探索歷史上個體的生命觀與身體觀,同時也思考整體文化生命的不息活力,即錢穆先生所謂「生力」、「生原」者;以生命為核心的歷史學期待建立中國人古典醫學生命力的真實臨在(immanence),並且促使史學的生機在芸芸眾生之中生活化與內在化。

作者簡介

李建民,1962年生於臺灣省屏東縣,1980年代就讀國立臺灣大學前後十五年,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1998)、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客座副教授(2002~2003),並執教於清華大學與臺北大學。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建民的研究主要致力於中國「古典醫學」的重建與反思,代表作品有《死生之域》及相關論文五十餘篇,逾一百五十萬言。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1998)、「立青中國科學史青年學者傑出論文獎」(2001)、第三屆「大象優秀科技史論文獎」(2001)等榮譽,並受邀為「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之顧問(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與《劍橋中國史》(The Chinese First Empires: A Re-appraisal )之撰寫工作。主編「養生方技叢書」,推動傳統醫學史之研究。

一隻蠅的生命與一個人的生命有何根本性的差別?據說果蠅與人類的基因大部分相似。詩人無心地殺死了一隻蠅,並且由這卑賤的生命聯想起人生。人們不就像那快樂的蒼蠅?生命又是什麼?如果那稱之為「思想」的才是真實的生命,那麼肉體的消逝也不是死亡。

 

從事醫療史的研究是我學術生涯「決定性的轉變」。社會學家D. A. SnowR. Machalek在“The Convert as a Social Type”一文指出,一個人決定性的改變最顯著標記即是用新的方式來講述他的自傳。歷史作品也有「自傳」的成份;就如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1974年所寫一篇思想序列〈作為傳記的神學〉("Theologie als Biographie")。史家的生命史與歷史的客觀性是互為表裡、淪脊浹髓的。我的「生命史學」故事可以由1992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臺灣大學歷史系所、清華大學歷史所合辦的「中國生活禮俗史研習會」談起罷。

 

時杜正勝先生有意推動所謂的「新社會史」。他在那次研習營發表的專題演講〈什麼是新社會史〉是一篇無所不包的提綱;他並沒有意識要特別提倡醫療史,毋寧是鼓勵偏重生活禮俗史的社會史。以下,我摘出199232842日記的部分內容:

 

(1)晚上杜正勝、黃應貴兩先生對談〈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黃認為各講員的講題之間沒有關聯性。

 

(2)與黃一農先生長談,他鼓勵我做醫療史。

 

(3)據說,臺大歷史所從事臺灣史研究的學生佔二分之一;趨炎附時,令人感慨。

 

(4)杜正勝先生講民間信仰的「物怪」,很精彩。他呼籲擇題要從文化、生活中得靈感。

 

(5)最後一天綜合討論,新社會史被質疑。閻鴻中發難:「這是杜先生個人之見。」

 

那時,我剛接觸馬王堆出土醫書,故有與黃一農先生之談話。而我的研究進路是近乎科學史「外史」特別是文化史一系,難與新社會史攀緣附會的。事實上,以禮俗史為內涵的新社會史日後的成果似乎不多。有一旁證即史語所所設立的「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遲至19977月才由「生命禮俗史研究室」獨立出來。學風升降亦可覷時世元氣真淳漓薄處。我希望能利用過去長達二十年持續不斷的日記史料反思這一段學術史。

 

《生命史學》旨在建構一個完整的古典醫學研究體系,同時也發掘真知識。這幾年來,我探索古典醫學提出兩個研究策略:一是重新思考古典醫學核心的文化分類,例如「脈」、「火」、「四時」等;另一是探討「正典」與「正典化」的課題,即醫學的主要理論範疇如何建立知識的規範與標準的歷史過程。上述二個策略,涉及我對醫學史的分期以及「古典醫學」這個概念的提出;特別是深入研究不同歷史氛圍的主導性思想(或制度)與醫學技術之間所發生的關係。收在本書的九篇專論,第一篇即是我對古典醫學的整體構想,另外八篇則是由不同角度、主題與之相互呼應、唱和。

 

中國醫學作為正典醫學發展的整體輪廓:以公元三世紀左右為分水嶺,戰國至東漢末是正典形成期,《內經》、《傷寒論》等必讀經典頭角崢嶸;六朝至宋代為正典重整期,大約八世紀這些醫典已經成為制度化的知識(institutionalized knowledge),是考試必用之書;金元時期,醫家使用正典中的文化分類創立新說,能將宋意入漢格,可以稱為「新正典時期」。張潔古《醫學啟源》、李東垣《藥類法象》、王好古《湯液本草》、羅天益《衛生寶鑒》等即是這一時期別開生面的作品;明清一段乃尊經復古之期,考證、注解古典的風氣達到了顛峰,透過考證、注釋也在舊有的形式中而注入變動的內容。徐大椿、鄒潤安等推為大家。在此同時,雜氣學說的提出;從袁體庵到葉天士,溫熱病的探討也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而李士材、陳修園輩引俗入古亦為正典醫學發展之一潛流。以上,醫典四期成為我思考中國醫學史的骨架、也是血肉;在擇題上並不以斷代史為限。不過,今之習醫者知劉、張、李、朱諸大家,而我則沿洄以溯秦漢之醫家,提倡「正典醫學」。

 

中國醫學既有正典的長期積淀,同時也具有未來生命科學的「同種特性」(connaturality)。從我過去及近期研究的諸多實例中,我認為中醫知識之所以可能:是基於一種「反溯論證」(the retroductive argument),也就是在尊重、回溯原典而產生具有解釋力的推論;法古驗今,通過文本的傳統來診斷治病。這即是現代中醫仍然必須閱讀《內經》、《傷寒論》的真正原因,也是醫經、醫史在中醫研究扮演核心角色的理由。余英時先生說:「中國文化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終于會成為史學研究的基本預設之一。」這句話放在中國醫學史的脈絡無疑是完全成立的。中醫作為一種具有正典的「獨特傳統」,在周學海(1856-1906)的《診家直訣》有極為生動的描寫:「審脈者,凝神於指下起伏去來頭本之勢,而脈之真相無循。」他又說:「凡物之輕重,非特極輕極重之并處也,必有微輕微重者介乎其間,故微甚者不可不知也。」這裡的「凝神」、這裡的「微甚」說明了中國醫學典例的獨特洞見所在。

 

在整理這幾年的論文出版的期間,我到臺北一家大醫院給一群醫生演講。會後,我與幾個醫生用膳談心:「生命是什麼?什麼才是生命的核心?」有人說,生命就是活著;有人說,不會滅亡的就是生命;又有人說,凡有氣的就有生命。在希臘醫學裡,Bios指的是人如動植物相同生長的生命;Zoe則是有意識和特殊的人類生命。那麼,如果從中國歷史與中國醫學出發,真實的答案是什麼?《生命史學》不僅探索個體的生命觀,同時也思考整體文化的不朽活力;以「生命」為核心的歷史研究期盼建立中國人古典醫學生命的臨在(immanence),並促使史學的生命在芸芸大眾之中生活化與內在化。在此,中國文化與中國醫學是一種互滲相寓(perichoresis)的關係,中醫的獨特性正是與其文化交互的寓居著。就好像希臘文的hidrysis這個字表明了沒有雜混與分離的交互特性一樣。換言之,研究中國醫學史的進路必須是一種再中國化(=去西方化)的歷程。

 

這種歷程,認知與存在是二而為一的。正如余達心在〈知識、真理與文化危機〉所宣示的求知態度:「是一種直覺的信任,深信道與探索道的求真者相互結連,深信人本身的存在的真實,及其無限的價值。同時,道並不是以一種抽離的姿態去思考可以掌握到的,而是在具體的存在中、在道與求真者的對話與契合中體悟的。」也就是說,歷史家作為求真者其實是在磨礪生活中完成。

 

這些年來,生命醫療史看似熱鬧。我們屏息以待這片未知的史學領域,知道裡面隱藏了許多秘密。我人在其中又彷彿置身事外,被生命的剎那與永恆吸引著;既陶醉其間,又不時想抽身遠離。唯一不變地是我對中國史的衷情與熱愛罷。清代學者章學誠不是說:「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就是這一股欣慨會心、不知歌泣何從的力量,不斷地將我推回過去並且逆游向前。雖然,我對生命史學的重建工程剛剛起步;不過就連中世紀的偉大教堂也因為相同的理由經常保持尚未完工的狀態,以便其可以隨時擴張境界。

 

生命之意義在於勤奮工作後停下來觀看風景的片刻──一泣,一笑,一聲禮讚。

 

 

李建民

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序於南港‧歌珊書屋

89年度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

 

 

 

 

代 序

 

李建民先生將他多年來所寫的醫學史論文收入這部專集之中,希望我寫一篇序。我對於中國傳統醫學完全外行,絕對沒有發言的資格。但他在〈自序〉中引了我的一句話:「中國文化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終于會成為史學研究的基本預設之一。」他並且進一步指出,這句話「放在中國醫學史的脈絡無疑是完全成立的」。先生肯從他的專門研究的領域印可我的構想,對我自然是一個很大的激勵。所以我現在想稍稍申論一下這句話的涵義,以答他的雅意。

 

從二十世紀初起,西方的醫學便開始逐步取代了中國傳統的醫學,今天幾乎已達到了完全的境地。這是西方科學,從基本原理到技術應用,全面宰制了現代人生活的一個必然的變動,不僅醫學為然,也不僅中國為然。換句話說,西方文化中所發展出來的關於自然界──包括人的身體──的系統知識已迫使所有非西方文化中人非普遍接受不可。原因很簡單:這一套一套的知識系統在實際應用(科技)中展現了空前的威力,給現代人的生活帶來日新月異的無數便利。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想像,離開了科技(包括高科技),社會如何能繼續運轉,個人又如何能生活下去。從這一角度說,西方的自然科學基本上已統一了世界,因為它成功地突破了一切國家、民族或文化的界線。在西方科學向世界傳佈的過程中,醫學則扮演著先驅的角色;基督教傳教往往挾醫術以俱往,例如中國最先接觸到西方醫學便是明清之際耶穌會教士帶來的。

 

十九世紀是西方醫學突飛猛進的時代,其治療效應更是有目共睹,因此迅速取得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認。相形之下,東亞的傳統藥學不免為之黯然失色;日本首先全面而系統地引進了西方現代的醫療體制,中國自然也不能置身於這一新潮流之外。關於近代西醫取代中醫,陳寅恪先生有一段生動的自述,最能說明這一轉變的關鍵所在。他在〈吾家先世中醫之學〉一節中說:

 

余英時先生手跡

目次

代序 余英時先生

自序:古典醫學的臨在

圖片目次

第一章 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新視野

第二章 艾灸的誕生

第三章 考古發現與任脈學說的再認識

第四章 王莽與王孫慶――記公元一世紀的人體刳剝實驗

第五章 漢代「移病」研究

第六章 中國古代「禁方」考論

第七章 馬王堆漢墓帛書「禹藏埋胞圖」箋證

第八章 明堂與陰陽――以《五十二病方》「灸其泰陰泰陽」為例

第九章 《本草綱目˙火部》考釋

後記――念茲在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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