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橋牌與電影 夏祖麗
一九八一年,至璋以〈飛〉贏得《聯合報》小說獎,這是他第四次得到《聯合報》小說獎。得獎後他在接受訪問時說:「寫小說像打橋牌,打橋牌要設計出一個穩當的佈局,把對手一步步帶進你的羅網內。小說也是如此,在一個合乎邏輯的架構中,以一段段情節,帶領讀者進入故事中。」
我寫作,但是不打橋牌,不過常看打橋牌的人,一手執牌,一邊卻苦苦思索,想找出一條最好的牌路。這點,與寫作的人在陷入佈局苦陣中的情形,頗為相似。所以我想,至璋的比擬應是十分確切的。
至璋在政大法律系念書的時候,極熱中打橋牌,是政大橋藝社長。畢業後,先後在中國廣播公司擔任記者、「早晨的公園」節目主持人,然後參加了華視籌備開播,之後擔任記者、主播、新聞製作組長等。由於新聞工作十分忙碌,橋牌一擱幾乎二十多年。
一九八六年他應聘來澳洲工作,還是做新聞廣播本行。由於生活閒適,兩個孩子也都大了,他想正是組個家庭橋牌隊的時機,於是塞給了我和孩子們一大堆橋牌入門書籍。
孩子學習快,我卻與任何「牌類」無緣。至璋退而求其次,先教大家比較容易的「打百分」。於是每天晚飯後,全家上桌「開打」。至璋發揮了電視播報記者的口才以及學法律得來的邏輯條理,每付牌,甚至每張牌都要檢討一番。我經過一兩回合的腦力激盪以後,往往在客廳的燈光下已昏昏欲睡,出了這張牌,早已忘了上張是什麼。
因而我們終究沒能組成家庭橋牌隊,這恐怕是至璋的終生遺憾了。不過我聽說橋牌夫妻檔或父子兵,不得善終的多得是,有吵到離婚的,也有反目成仇的。以前美國有對橋牌夫妻檔,牌桌上吵架吵到家,丈夫竟然一槍斃了太太的命。我深深慶幸我們家庭隊的流產。
現在至璋每週去墨爾本的橋牌俱樂部打牌,搭檔有大學教授,有屠夫;有電腦專家,也有花匠。澳洲人階級觀念淡薄,至璋一晚上按輪迴賽的方式,會打上十幾桌,遇到幾十位不同身分、年齡、性格的人。他在一面思索牌理之餘,一面觀察每個人,因為牌桌上人生百態,正是他寫作的好素材。
至璋的喜歡觀察人生,在他的第一篇小說〈洞〉裏就表現了出來。那篇小說一九七七年為他得到第一個《聯合報》小說獎,評審夏志清先生在報上發表他的評審報告說:
「我圈選的五篇,四篇是肯定人生、歌頌人生,惟獨〈洞〉刻劃了、也嘲諷了那種在大都市裏與人隔離,在幻想和孤獨中得到滿足的『現代人』。批評家屈靈(Lionel
Trilling)認為正統『現代』文學,是反社會、反文化的,其最有代表性的角色即是自隔於傳統價值的孤獨人物。我選上〈洞〉,不僅是它寫出這樣引人入勝的小說,更不容易的是他能在潘滿貴這個排字工人身上,充分捕到『現代』氣息,……」
我和至璋雖然沒有成為橋牌搭檔,但卻是看電影的好夥伴。至璋自小愛看電影,而且看得很深入,他看電影時對導演如何表達原著,如何以技巧佈局,如何轉接場景來吸引觀眾,非常注意。而我則是憑感性看故事,憑愛好看演技。我們看完一場電影,常常討論很久,互補所遺。他認為自小看電影,對他後來寫小說有很大幫助。
他在寫小說之前,任何細小情節,腦海中已構織成一幅畫面,甚至發展出一段劇情影片。他常以觀眾的眼光去「看」,並不斷修改「場景」,如果它好看、合理、吸引人,他就照這樣「寫」下去。他過去的得獎作品〈飛〉、〈愆〉、〈洞〉都被評審認為像電影,還有兩次有電影公司跟他洽商,要以他的小說拍電影,但後來並沒有拍成。
至璋寫小說起步較晚,寫第一篇〈洞〉時已三十六歲,五年之後把各短篇結集成書,書名就叫《飛》(純文學出版社出版),這些「一字小說」,都選擇一個現代社會發生的現象為主題,寫出問題人物、問題家庭和問題社會中的親情、苦痛,讀來令人心酸,心頭沉痛。
他不是個多產作家,《飛》出版後,他幾乎放下了寫小說的筆。來到澳洲後,我們經常出遠門旅行,也訪問了不少地方。至璋在工作之餘,寫了些報導性的東西給國內,也寫了些散文,可是在「南十字星的月色下」,他常常不能忘懷於寫小說。
有段時期至璋熱中寫極短篇。他認為人的一生不會都有可歌可泣的長篇故事,但卻有許多稍縱即逝,發人深省
的小篇章。《張至璋極短篇》(爾雅出版)中收錄了他的得獎小說,以及《讀者文摘》英譯推介的極短篇。
一九九五年是他的寫作豐收年。這年他得到兩個大獎,一個是他以一篇自傳體小說〈鏡中爹〉得到第一屆海外華文文學獎。〈鏡中爹〉後來被澳洲國家大學譯成英文出版。那年他還得到澳洲聯邦一萬五千澳元的寫作獎助。多年前女作家琦君女士對他寫小說的背景,曾有一番很好的解析:
「他童年時代喜歡看梅遜探案和翻譯小說,長大後從事新聞工作,對人間世相,不由得養成客觀觀察,冷靜體認的習慣,善惡美醜喜怒哀樂,點點滴滴都銘刻心底。到了某一階段,自自然然便凝聚成一篇小說。他的小說,故事性很濃,情節安排頗見巧思,有相當的說服力。」
琦君女士說得對。其實不只寫小說要多觀察思考,打橋牌和看電影也一樣。對至璋來說,其間沒有多大區別。
本書的兩篇小說,故事背景是海外,故事主角是兩代海外華人。至璋在海外多年,長期細心觀察海外華人的生活、心情,面對不同文化的衝擊、應付,以及對自己文化的反思,他曾寫過好些篇報導。但他總覺得有時如能以「小說」來表達,更能揮灑。「南十字星下的月色」是他嘗試的第一個長篇。本書中的兩篇小說,人物是創造的,但他(她)們的思想言行,其實也是某個時期海外華人的寫照。
時代在進步,社會在改變,今天的海外移民早已不是以前的三把刀(菜刀、剪刀、剃頭刀),心態上也漸漸從「落葉歸根」變成「落地生根」。一代代海外華人的形態正在改變,應該有人把它紀錄下來,不論是以小說或報導的形式。
二○○三年三月 於墨爾本
南十字星下的省思 張至璋
南十字星有五顆,只在南半球看得到。它與北半球的北極星一樣,是航海導航定位的標竿。兩百多年前,英國人靠著它的指引,來到澳洲這個最古老的大陸塊。成為英國人繼北美洲新大陸後,開拓的更新殖民地。
南半球陸地不多,澳洲更是孤懸海中。奇花異草,各類有袋動物,奇怪的地理環境,非僅形成特殊風貌,也孕育出與其他地區社會不同的人文氣質。這些往往表現在澳洲的各國移民社會中。
一九九○年的前後幾年,很多華人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移居澳洲。
那幾年正值北京六四動盪前後,大批藉學習英語名義,設法來到澳洲的青年,以回國會遭迫害為由,向澳洲政府申請人道永久居留。他們之中,許多人無力求學,尋找工作困難,前途未定。生存壓力逼迫他們想盡方式,在異域社會掙扎求存。
那幾年也是臺灣移民澳洲的高潮,其中大多數是商業移民。他們有感於臺灣未來發展不易,來到澳洲尋求投資機會,或為子女安排未來的生存環境。但是因為習俗、語言、文化、經濟迥異,異鄉終未盡符合理想,常造成進退失據的窘境。
香港移民多數是為九七回歸前,找個過渡棲身之地,靜待九七後的情勢,再定未來。
這些澳洲華人移民,與百年前的開礦華工後代,三十年前的越棉寮華裔難民,以及大英國協制度下的星馬移民,不僅移居原由不同,文化社會背景也相異。儘管澳洲白人常把他們視為同樣是子女學業優秀、全家用筷子吃炒飯的族群。
東方人在西方人眼中,似乎永遠是種神祕。神祕感的結果,不是敬而遠之,就是想近而探祕。華洋雜處的澳洲社會中,華洋之間吸、斥的作用很是明顯。
本書的故事發展雖以此為背景,但並非代表華洋間,或華人間的互動關係。更不足視為華洋間或華人間,文化差異和道德標準的模式。因為正如前述,海外華人移民社會文化背景不同。同樣地區的移民,其境遇和價值標準也不相同。從而在南十字星下發生的這個愛情故事,應是多樣化海外華人社會中的一端而已。至於〈我們一共兩百八十歲〉則是道出徘徊於是否移民國外的人的心結,故事結局當然也不是標準抉擇。
〈南十字星下的月色〉故事中主角人物的下場,或是悲劇,或遭遇暫時性重大打擊,雖非移民社會常態,卻適足反應若干移民現象。西班牙一位作家說,每個移民背後都有一根針。從這方向看,似乎他(她)們的父母在決定移民出國時,該更深思熟慮一點。可是故事中的主人翁都是成年人,也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若把故事結尾視為對海外青年人的警惕,也許更積極些。然而話由這位西班牙作家口中說出,不也正說明,西方國家移民也存在不少辛酸嗎?
〈南十字星下的月色〉是一九九一年底開始,在《中央日報》海內外版副刊上同時連載的。〈我們一共兩百八十歲〉則是一九九三年在《中華日報》刊出。在此之前我寫的都是短篇或極短篇,對於初試長篇,自覺還不夠成熟。當時的中副主編梅新兄,連載結束後與我在頂好對面喝咖啡時建議,不妨以海外移民為背景多寫點小說。現在離連載已忽忽十幾年,才華洋溢的梅新兄也不幸在五年前以盛年早逝。倡導文學、紀錄文壇不遺餘力的三民書局,現在將這本小說出版問世,對終年不斷移民外出的臺灣社會,或可做個參考。對我來說,卻是對一位文友的懷念。
二○○三年三月美伊戰爭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