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在亞洲國家中,中日兩國不但在歷史上一直都扮演著具有影響性的角色,而且兩國關係之密切,絕非他國所能比擬。日人深知此點,故對中國之研究,可謂不遺餘力,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侵華期間,對於中國之研究仍不懈怠,且更為積極;如日本學者在南京大報恩寺,對於玄奘所遺頭骨之發掘,即為一例。其他如對於中國各家思想、歷史、文學、政治、藝術、社會等各方面之研究,亦積極不怠,有關之綸文與書籍之多,可謂難以計量,而平均永準之高,亦為國際間所公認,故甚多研究中國各方面之中國學者,以日人之論文及書籍,作為主要參考者,為數頗多。反之,我國對於日本各方面之研究,卻大為遜色,差距極大,「無可比擬」形容之,應不為過。就以坊間書店所能見到國人撰寫之有關日本的書藉而言,其數量可謂極為稀少,不易一見也。
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日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雖未戰勝,但對於我國之暸解程度,卻非我國對於日本瞭解之程度所能比擬。就「知彼」而言,日人對中國已入了門,但中國對日本卻仍在門外,更何談「知彼」?故日人的侵華戰爭是事出有因,亦是有跡可循的。惜國人在慘痛的歷史教訓後,仍未能因「後知後覺」而痛定思痛,積極並加強對於日本的研究;政府如此,社會如此,學術界亦知此,殊為可歎!
就以臺灣目前與日本的經濟關係言,日本是臺灣最大的入超國,在經濟上的影響甚大,最低限度在研究日本經濟方面的論著,應有相當數量,但卻仍是極為冷清。反觀歐美各國,因近代日本經濟的堀起,對於日文的學習,以及有關日本各方面之研究,有如雨後春筍,極為熱絡。以日文、日本研究與日本文化藝術三方面之教學及研究而言,在美國較著名與規模較大的大學,均可授予學位或設有課程,且反應熱烈,並不斷擴展中。此即所謂順應潮流,趕上時代也。此種現象甚值國人深思之。
由於上述原因,歐美較有規模的大學中,不但研究日本各方面的論著甚多,且藏書極豐,與國內情形相較,實不可以道里計。一般而言,如有同樣性質的課程,一是日本的,一是中國的,則選擇前者的學生人數,遠較選擇後者為多。再以修習之課程言,一九六○年代時,日文、日本史及日本藝術史逐漸在美國大學中傳授,其中尤以日本藝術史更廣受歡迎,開設此一課程之大學亦為數最多。至一九九○年代,各大學對教授日本藝術史的人才需求甚殷,這種現象與日本的經濟發展及在國際間的影響力,當有直接的關連性。
著者於一九七六年即在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聖荷西)任教,「日本藝術史」為教授課目之一,後又於紐約市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學院碩士班繼續教授同一課程,並在美國大學藝術學會(College Art Association of America)及南加州亞洲學會議(Asian Conference of Southern California)等處,發表有關日本藝術方面之學術論文。因有感於國內研究日本風氣之低落,故於一九九六年夏趁第二次返國客座之便,在華梵碩士班開設國內首創之「日本藝術史」課程,期能帶動對日本研究之風氣,並因應時代潮流。
論及日本藝術,不少人對於日本藝術有所誤解;譬如眾人皆知中國之佛教藝術舉世無出其右,但考諸史實,中國佛教藝術之與盛期,約自南北朝至北宋止,即公元四世紀至十二世紀,共約八百年;但日本卻自飛鳥時期至室町時期,皆是佛教藝術為主流之時代,即自公元六世紀至十六世紀,共計約一千年,較中國尚多兩百年。且日人雖另有神道教,但神道教之信仰及藝術,卻從未在日人中佔有如佛教之重大分量,而在中國人中,儒、道兩家之思想及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故整體而言,佛教及佛教藝術對於日人的重要性及影響性,可能較國人尤有過之,故有與趣研究佛教藝術者,日本實為不容忽略的一環。
再以有志研究中國藝術者而言,對於日本藝術的嘹解,更有其必要,因為甚多中國已經消失,或者不甚暸解與成為懸案的事物,在日本藝術中都可發現或找出答案。換言之,日本承繼了許多在中國已經消失的事物;譬知中國人以為是日本的事物,事實上卻原來是中國的,或者在中國已蕩然無存與無跡可尋的事物,卻可在日本發現。故欲真正暸解中國藝術至最大極限,日本藝術是絕不可缺的一環,否則對於中國藝術的瞭解,必定有所缺失。最佳之例為研究中國南北朝至唐代的建築,必須亦研究日本飛鳥時期至奈良時期的建築,否則必難窺其全貌,或對中國木結搆建築與配置,有真正之暸解。
本書雖為藝術史性質,但並無一般藝術史「大同小異」或「人云己云」的通病,書中內容及分折,多係著者任教日本藝術史二十餘年之研究成果及創見而成,部分並與中國藝術作一比較,他書不易見之。本書雖為由國人以中文撰寫日本藝術史之第一本學術性書籍,唯學海無涯,著者限於才讖,力有未逮與疏漏錯失之處,自所難免,尚祈海內外方家學者,不吝賜正,是為至感。並祈本書之出版,能夠帶動國人對關係最密切的鄰國──日本的研究風氣!
刑福泉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九日于美國康涅底克州
格桑柏尼市冷泉居松柏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