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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精)

  • 叢書/系列名:滄海叢刊史地類
  • ISBN13:9789571918785
  • 出版社:東大
  • 作者:陳學霖
  • 裝訂:精裝
  • 規格:21cm*15cm (高/寬)
  • 版次:初
  • 出版日:1996/03/01
  • 中國圖書分類:謠俗;傳說
定  價:NT$380元
優惠價: 85323
可得紅利積點: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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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民國初年以來,北京人流傳著一個神怪荒誕的故事:北京城是劉伯溫與姚廣孝競賽,依照哪吒太子的模樣畫圖建造的。這至今仍膾炙人口、海內外馳名的民俗傳說,究竟如何能引人入勝?來龍去脈又是如何?本書不但為歷史與民俗研究開闢蹊徑,亦為文化大眾提供一部奇趣的通俗歷史讀物,附錄的原手故事及珍貴圖片。

 陳學霖

原籍廣東新會縣,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文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專攻宋金元明史。歷任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明代名人傳」編纂研究員,澳洲國立大學遠東史系研究員,臺灣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美國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及歷史系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

 緣起──自序

今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內裡的嘉賓餐廳,大堂的盡頭粉飾著一幅偌大長方形的壁畫,描述一個玄怪的神話故事,七彩繽紛,豔麗照人,很容易吸引往來穿梭的旅客。這幅畫以北京城作背景,上端有一座雄偉的五牌坊,底下左右角桓著一座不同形狀的雲山,每邊的天空各有一個赤著身、只在肚腹上圍著紅綾的小孩兒駕御著一條在騰躍的飛龍,其下左右各有三座彩色的旌旗,屹立在洶湧的波濤上飄揚。中央是一個鑲著紅光的大圓圈,內裡有一個從滴溜溜、圓轉如輪的五彩肉球走出來同一模相的孩兒。他頭上梳著兩個小抓髻,面如傅粉,唇似塗硃,金光射目,肚腹上圍著一塊紅綾,露腿赤足,左手挽著一個金環,右手扣著一條紅綢,每邊足踝都套著一個金鐲,圍繞前後呼擁的又是幾條騰躍的飛龍。
 
這幅壁畫標題「哪吒鬧海」,繪者是北京名畫家張仃。稍知掌故的,都曉得哪吒便是小說傳聞上「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太子,俗稱紅孩兒,據說北京城是仿照這孩子的身軀畫圖樣建造的。所以,這幅畫的主題,就是北京家喻戶曉的、大明軍師劉伯溫製造「八臂哪吒城」的故事。然而,這個故事是否出自談天說地的齊東野語,編織虛構,或是別有來歷,另有典故,可以從史籍文獻探賾索隱?這個在現代北京膾炙人口的故事,雖然經過許多媒介傳播遐邇,有幾種參差的版本,但到目前為止,仍未有專書或論文考究它的來龍去脈。這本小書,就是為要打開這個謎團而作。
 
凡是寫一篇文章、專書,去鑽研某個問題,總有一點動機,而動機的誕生,不免有些因緣湊合。我寫這本書,倒不是由於看到這幅「哪吒鬧海」的畫觸動靈感,因為故事極端錯綜複雜,千頭萬緒,若果沒有特殊機遇,就算百折不撓去追索探究,周咨博訪,亦未必能尋獲軌跡,辨析原委。我寫這本書,從孕育、構思,到找資料,以至斷斷續續的著筆,經過悠長的二十多個寒暑,是因為有一段因緣際會,現在趁殺青之日作一交代,並聊述個人研讀國史的心路歷程。
 
我原籍廣東新會,生長於香港,中學及大學都在洋學堂度過,後來赴美國負笈研究院,畢業後執教彼邦,至一九八○年,已到不惑之年始有機會躬履北京故都。在這樣的情況下,實在很難會沾上這一個題目,沈迷其間二十多載探幽尋祕,終於寫成這本理應是寓居燕都,深諳京華掌故的學者或文化界人士所寫的書。我有此機緣,是因為在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史學,選擇博士論文題目時,決定以明太祖的輔弼劉基(伯溫)對象,特別是探討他在小說稗聞和民間信仰的神化過程。由於要研究劉基的形象的演變──如何從一位勳名蓋世的明太祖佐命功臣,輾轉蛻變為通曉天文曆數、逆知未來,撰作《燒餅歌》預言書的神秘人物──就要探索他的各種傳說,因此,務須解決這個劉伯溫製造北京城的故事的來歷。
 
在孩提時代,我已從長輩及鄰里聽到中國古代有位大名鼎鼎,神祕莫測的預言家劉伯溫,但對這位叱啶風雲的超凡人物的事蹟,卻茫無所知。直至一九五八年進入香港大學,上故羅師元一(香林)教授的中國通史課,才曉得他就是大明皇帝太祖朱元璋的帷幄謀臣、神算軍師劉基,浙江青田人士,伯溫是他的字,但在民間社會裡,一向以劉伯溫之名傳世。後來選讀《明史》,對劉基的勳業有更多的認識,但對他為何演變成神化的傳奇人物卻大惑不解。不過,當日年少旁騖,不屑侷於一史,對於魏晉六朝、宋金元以至近代史都感興趣,撰作過關於《金史》的纂修及史源,和中國首名留美學生容閎的年譜等論文,並未有投入鑽研劉伯溫的問題。大學畢業後,進入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之一的崇基書院當歷史助教,兼在港大攻讀項士學位,最初預備隨饒宗頤教授研究金朝元好問的文史之學,但後來為了配合教學需要改選北朝史為論文的範圍,暫時擱置其他的研究。
 
一九六三年秋,我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獎學金,到該校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但意想不到同時與劉伯溫結下不解之緣。第一學年,除卻修讀幾門外國史和社會政治學理論,選了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的「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學期)和「中國文化史專題」(下學期)。牟師早歲遊學華夏,取得金陵(今南京)大學文學士,學術湛深,識見淵博,是一位知名的漢學家。他曾師淑明史大師王崇武,因此在獲悉我對劉基有認識,便鼓勵我深造明史。上學期過後,牟師了解我的程度,不需上課,著我專注寫一篇學術報告。當時便跟從他的建議,去探討元朝忽必烈的漢人輔佐、釋道兼資的劉秉忠(僧子聰)的功業,作為研究劉基進階之門。這個建議洞濁精微,因為二者不但事業相埒,而且彼此都是風雲人物,兩者的傳說有些夾纏一起,互相影響,沉且研究明初歷史需有元史的基礎。學年結束,寫成報告,辱承牟師嘉許,推薦到在荷蘭Leiden出版的盛名漢學學報T'oung Pao(《通報》)發表,結果在一九六七年刊出。這篇論文不但誘導我繼續鑽研蒙元史,而且對日後的劉伯溫研究很有啟示,因為由此發現劉伯溫傳說發展的兩個關鍵,都來自劉秉忠,例如傳說稱劉伯溫是劉秉忠的孫兒,而北京「哪吒城」故事又濫觴於劉秉忠建造大都城的異聞。前者我在草創論文時已從閱讀《英烈傳》發現,但是後者卻要等待十年,到遠赴澳洲坎培拉(Canberra),參加由澳洲國立大學遠東史系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博士主持的「元人傳記計畫」,撰寫劉秉忠傳,重新檢讀資料時始知曉。
 
在普林斯頓的第二學年,由於牟師休假他往,我便修讀博士學位必須的其他外國史課目,和旁聽劉子健教授的「中國政制史」及「宋史專題」,使我拓展視野並獲得良師指導。同時,在學系的鼓勵和資助下,我每週乘車往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由該校東亞研究系的明代思想史專家,狄別瑞(Wm. Theodore deBary)教授所主持的「明代研究討論會」(Ming Studies Seminar)。這是每週一次的研究生集會,每次約三小時,題目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等等,分別由哥大的中國研究教授和特約的國內外訪問學者主講。學員除卻哥大的本科生,還有數名就讀於毗鄰大學的研究生,濟濟一堂,談學論道,到會者深受其益。由此關係,我認識了哥大的名教授如狄別瑞、夏志清、蔣彝、唐德剛,及當時在該校主持「明人傳記計畫」(Ming Biographical Project)的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和他的同事名學者房兆楹、杜聯吉吉夫婦,也結識了日本的明代思想專家岡田武夫、酒井忠夫;還有,邂逅從前在香港見過面,但未有機會請益的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柳存仁教授。以上諸位鴻儒,特別是富教授、房氏伉儷、及柳教授對我的研究都很感興趣,熱情鼓勵和支持。富教授隨約我撰寫劉基傳,數年後且邀請參加編纂工作,使我有好幾年的機會潛心明史,至於柳教授對我的劉伯溫研究更黽勉有加,這從他允肯為拙書作序見到。
 
六五年春間,我通過博士學位初試,於是集中精力,全神貫注撰寫論文,題目是:Liu Chi (1311~75): The Dual Image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劉基:一個中國皇帝的謀士的雙重形象》)。主旨是探討劉基在朝廷文書及士紳著作所表露的「官方形象」(official image),及如何蛻變成一個出現於小說碑聞、與前者迥異的「民間形象」(popular image),而貫串二者是考究正史的劉基如何神化為傳說中的劉伯溫。普大擁有國際聞名的葛思德東方書庫(Gest Oriental Library),庋藏漢籍善本及珍貴手稿甚多,內裡恰巧有十來種署名劉基撰著的天文地理、曆算術數的書,而且明清文集、筆記小說也佔相當數量。此外,哥大的東亞圖書館亦藏有不少明清子集和近代漢學研究期刊,因此檢讀資料極為方便,左右逢源,如魚得水。由於先前對明初史事已有粗略認識,論文架構早在胸臆,所以一旦搜集到基本資料便動筆。一年下來,我已擬好論文初稿,共五章,其中第四章考究劉基傳說的演進佔篇幅最多,亦有若干新意,忝獲牟劉二教授的好評,認為對研究中國人物及明代史事都有創見。
 
簡言之,這篇論文鉤劃出劉基神化過程的階段。最初是當世文人洪托誇大他的才智事業──始作俑者是為他撰述行狀的青田同鄉,成為傳說的基礎。到萬曆中葉,演開國事蹟的《英烈傳》面世,將他塑造成小說化的傳奇人物;在這裡,劉基被虛構為劉秉忠的孫子,又變成《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一位能呼風喚雨的道士和神算軍師。跟著坊間流傳不少嫁名於他的天文地理、曆算術數猥書,把他變得更神奇。到最後,由於反清復明的革命分子的煽動宣傳,劉伯溫進一步被神化為大預言家──遺下《燒餅歌》推測未來天下國家的命運。以上所言《英烈傳》對劉基神化的關鍵性,和剖析《燒餅歌》的來源──特別是它之脫胎於明初方外鐵冠道人張中的傳說,和最初的書名是《蒸餅歌》,都是新發現,使我感到興奮不已。但是對另一更玄異的傳說──劉伯溫製造北京城故事的來龍去脈,因為找不到線索,一籌莫展,無法交代。情急之下,唯有把習見的資料,如E. T. C. Werner, 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 L. C. 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及金受申《北京的傳說》所收的口語敘述綜合作一介紹,並未試圖分析。這篇論文在六六年秋間通過口試,我於是便以劉伯溫研究取得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學位,跟著返港與翁健梅小姐訂婚,未幾,便應聘赴紐西蘭的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出任亞洲史講席,開始漫長的教學生涯。
 
一九六七、六八這兩年,我在奧克蘭大學講授中國通史及中國近代史專題,由於這些新設課程學生不多,教務輕鬆,亦無行政負荷,所以作息多暇。最初一年,便致力將論文部分改寫成兩篇單獨的文章,一篇論〈劉基的雙重形象所反映的歷史人物塑型〉,另一篇談〈劉基在「英烈傳」中的小說化過程〉,分別刊於德國的《極東學誌》(Oriens Extremus, 15.1, 1968),和澳洲的《澳洲東方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5: l~2, 1967)。我沒有繼續修改論文成專書,主因是環境迥異,奧克蘭的漢文藏書貧乏,無法作深入的研究。所以第二年便改弦易轍,回復金史的探討,草成一本史學史論集,書名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1115~1234): Three Studies(《金朝史學研究三種》)。這本書稿隨送到德國明興大學(Universität München)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教授審閱,承他雅意,列為「明興東方學叢書」(Mu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第四種,於七○年出版。接著,傅教授邀我合作譯注《金史》,計畫編寫一本大型的《金代社會史》,因此二十年來大部分的精力都消耗於這方面,影響了劉伯溫研究,久久未有進展。
 
在奧克蘭期間,雖然學無恆侶,藏書簡陋,難有開拓,但是由於地域之便,我常有機會訪問在塔斯文海峽(Tasman Straits)彼岸的澳大利亞,向澳國大的柳存仁教授、及其他先進如王賡武教授(現任香港大學校長)和羅依果博士請教,對於日後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啟迪。六八年初,富路特教授邀我回去哥大參加編纂《明代名人傳》,於是辭退奧克蘭教席。是年底,與內人返港省親,然後重返紐約,投身於明史研究工作。在香港度假時,適逢港大中文系歡送羅香林師榮休,集稿出版紀念論文集,徵文於門生故舊,於是將行篋攜帶的資料,勒成〈讀劉伯溫「燒餅歌」〉呈獻,這是我首篇以中文撰述關於劉伯溫的文章。前幾年,香港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籌印元一師逝世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又續寫〈「燒餅歌」新考〉致意,增補了若干新資料。
 
從一九六九年春天至七二年夏季,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明人傳記計畫」充任研究員,進入另一階段學術生涯。這個附設於東亞語文系的研究中心,係由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倡議,由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提供經費;此外,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及美國七、八所設有重點中國研究的名大學亦撥款支持(澳洲國立大學亦曾贊助)。主要任務是編纂一部猶如在四十年代,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典藏部主任恆慕義(Arthur W. Hummel)博士主編的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傳》)(2 vols. Washington, D. C.,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43~1944)的傳記辭典,藉以推動明史去拓展中國近世史的研究。富路特教授為執行長及總編輯,副手是房兆楹與杜聯吉吉夫婦。房氏伉儷為《清代名人傳》的主要作者,此刻合作編纂《明代名人傳》,正是相得益彰,為漢學界一盛事。我在普大寫博士論文時,經常往哥大向他們請教,並在暑假時為該計畫工作,撰寫劉基傳,因此留下印象,而這時剛好房夫人準備退休,需要一位較年輕的助手接班,富教授便給我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參與這一國際性的學術重任,真是意想不到。
 
此後三年半裡,我全時致力於明史研究。我的職務是審閱外界的特約稿件,和挑選明代人物撰寫傳記,因此竟日檢讀明朝的原手資料,包括《實錄》、政書、碑傳、文集、方志、筆記、小說等等,大開眼界,對日後的明史研究有無限裨益。在這期間,由於全神貫注在明人傳記,和經常參加有關明史或明朝以外的學術研討會,需要撰作論文,並無餘閒回到劉伯溫研究,只有隨時摘錄資料以備他日之用。不過,所撰的論文,有一篇是與劉伯溫直接有關,那便是鐵冠道人張中的預言傳說的起源和演變。這篇論文取材於為《名人傳》撰作的張中傳(此傳由已故的Anna Seidel博士擬稿,我作大幅修改,故此二人聯同署名),它補充了我的《燒餅歌》初稿,指出這本預言書濫觴於張中的《蒸餅歌》,為劉伯溫研究打下更堅固的基礎。論文隨送到德國的《極東學誌》,於七三年刊出。這幾年來,總共完成了八十篇明人短傳,俱收入由富路特、房兆楹主編的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明代名人傳》),於一九七六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刊行。是書上下兩冊,共1644頁,我執筆的傳記佔了篇幅六分之一強,總算為明史研究作出點成績。
 
上面提到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因為茫無頭緒,對於劉伯溫製造北京城的傳說無法剖析,只好闕如,等候機會再作道理。這個機會,終於在我結束《明代名人傳》的工作,準備返港省親、然後前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任教的時候來臨。一九七二年春,蒙古史專家司律義司鐸(Fr. Henry Serruys)在美國蒙古學會(The Mongol Society)所編輯,慶祝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教授七十誕辰的紀念論文集,發表一篇極重要的論文。題目是:〈蒙文鈔本關於永樂皇帝的祖先為蒙古汗的傳說》("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unglo Emperor"),主要的資料是一份於一九○七年抄錄,題名〈大明永樂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蒙古民間傳說故事。故事以蒙古相傳永樂為元順帝擴廓帖木兒的遺子為背景,說當洪武皇帝懷疑這個王子不是自己的骨肉,把他誦戍到北平朔漠,責成在其地營建一座城市之時,王子得到生母碩妃的錦囊,懇求派遣謀士劉伯溫隨行襄助,結果得請,後來在當地遇到一位黑臉的黑衣黑騎異人,獲他指授,請伯溫依計行事,這座城市不久便在今日的北京建造起來。司司鐸把蒙文鈔本作拉丁音寫並翻譯為英文,又附一簡短序引,但沒有鉤稽明人史籍作深入分析。不過,這個資料給我打開劉伯溫建造北京城傳說的迷宮的鑰匙,因為它解答了為何永樂、劉伯溫雖然年代不相屬〔劉基卒於洪武八年(1375)〕,傳說卻將他們結合一起,而把伯溫與北京建城套上關係。這篇論文並沒有解答所有的疑難,尤其它並無涉及「哪叱城」故事,但是它提示一面新的研究方向,使我領悟到要徹底解決這個謎案,需要從蒙古傳說著手。因此,待我安頓下來計畫寫這本書時,便先投入研究這個北京建城的蒙古傳說。這項工作,卻要再擱延好幾年才能實現,因為在完成《明代名人傳》初稿不久,便準備遷居到西北岸,一時無法投入這件複雜的研究。
 
七二年初秋,我與內人及三歲的女兒以真來到西雅圖,在華盛頓大學重執教鞭,晃眼間已過了二十年。華大是美國西部中國研究的重鎮,自從五十年代戴德華(George E. Taylor)教授創立遠東及俄國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延攬各方名儒如蕭公權、李方桂、施友忠、梅谷(Franz Michael)、衛德明(Hellmut Wilhelm)、包普(Nicholas Poppe)等任教,陣容鼎盛,課程充實,經費豐裕,一直為海內外莘莘學子所嚮慕,歷年造就人才甚眾,聲譽昭著,國際馳名。我能有機會入華大執教,是出於衛德明教授的引薦、牟復禮教授的玉成。這時華大這些碩彥多已退休,在校的華裔教授只有施友忠、徐道鄰、馬逢華與張桂生;我的職位原是蕭教授所據,他退休後由牟師來接任,但未幾牟師重返普大,是職再度出缺。由於華大中國史的課程廣泛,研究生眾多,我的教學與研究範圍因此逐漸擴大,包攬從宋至明的數朝歷史,並且兼顧蒙古、女真等外民族,對個人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自此之後,我的研究與寫作都集中在金史,亦兼及元史和宋史,主因是與傅海波教授有約,合作譯注《金史》,仿照曩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與馮家昇撰述《遼代社會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8]之例,並得到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資助經費。不久,我開始撰寫一本專書,探討金朝章宗與宣宗之集議「德運」,推定金為「土德」上承宋之「火德」為正統王朝的政治與文化意義,作為《金史》研究的一環。這本書在八○年脫稿,題名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 Chin Dynasty, 1115~1234,為研究中國歷代政權合法化的首創,但遲至八四年始由華大出版。七六年初,我接到王賡武教授與羅依果博士的邀請,出任澳國大太平洋研究院遠東史系的研究員,專司撰作元人傳記,於是向華大請假一年,秋間舉家(包括小女以真和兩歲的長子以犖)前往坎培拉履新。一年間完成了七、八篇傳記,俱收入與羅博士及蕭啟慶合編的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malities of the Mongo ─ Yüan Period, 1206~1300(《大汗之侍從:蒙元前期名人傳記集》),此書已在九三年底由德國的Harrassowitz書店出版。在坎培拉時,因為參加研討會,對明末思想家李贄(卓吾)的史料發生興趣,閒來把新發現的李氏先人墓碑及有關傳記資料譯注,並附加他的著作及近人論述目錄,彙編成一專書。這書未幾完成,題名Li Chih (1527~1602)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Light on His Life and Works(《近代中國史學上之李贄》),蒙牟復禮師寵賜序文,又得到李又寧教授的協助,於八○年由紐約的M. E. Sharpe書店出版。因此,這一年的工作有相當收穫,只是沒有機會賡續劉伯溫研究。
 
七七年秋天返回西雅圖後,因為積稿亟待整理,加上要開新的教學科目,又以接受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聘請為該會中國文化研究小組的委員,並與哥大狄別瑞教授籌辦探討蒙元統治下之思想與宗教的研討會,工作極為繁忙勞碌。這個研討會於七九年冬在西雅圖近郊的綺莎華(Issaquah)市舉行,出席的中外學者有二十多人,論文甚多創見,討論亦頗熱烈,洵為一成功聚會,事後並編輯論文集出版。這個會議過後,新的工作又降臨。事緣年前牟復禮師應《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總編輯崔德澤(Denis C. Twitchett)教授邀請,主編《明代史》,分上下兩冊,上冊述政治,下冊論制度,得到美國聯邦政府的國家人文學科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Humanities)撥款支持,因此約我參加工作。由於機會難逢,於是答允,又向華大請假一年(1979~1980),舉家回到普林斯頓(是時幼子以鳴剛好滿歲),埋首撰述建文、永樂、洪熙、宣德四朝史事。上冊蹉跎好幾年,到八八年始出版,下冊已經定稿,希望不日付梓問世。
 
一九七九年歲暮,我在普林斯頓工作方酣,卻得一個意外的機會履足神交已久的北京,那是以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中國文化研究小組委員的身份,參加專團,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訪華從事學術交流。全程一共三週,於聖誕後一日出發,訪問北京、成都、上海、南京、廣州等城市,到翌年元月中旬才返美國。這次旅行最興奮的是有機會親履舊京,雖然時間短促,行程緊湊,我卻能偷閒踱步天安門、故宮、景山、北海公園,也遠足十三陵、頤和園和八達嶺長城。此行不但瀏覽燕都名勝古蹟,而且把多年在紙堆裡打轉的冥想與現實聯結一起,加強我研究北京城的決心。此後有幾次赴華參加學術會議,在首都作短暫停留時,也儘量撥冗到舊城內外徘徊瞻仰。這次初訪神州,無疑是在普林斯頓工作一段最有意義的插曲,可是《劍橋史》的稿約限時完成,未有餘晷從事其他的研究。
 
八○年秋天,我返回華大授課,以後兩三年間都為清理積壓勞形,不但要修訂《劍橋史》明代篇的稿子,與狄別端教授合作編輯蒙元之思想與宗教研討會的論文集(書名為Yü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還需校對前此已完成的金代「德運」論議專書的排印稿。這兩本書終於在八二和八四年分別由哥大與華大出版社刊行,了結多年的心頭大事。在這時候,仍有一項未完成的工作,那就是元人傳記的編纂事宜。於是,八三年夏天,再應羅依果博士的邀約,回去坎培拉澳國大十星期。在這期間除卻修訂元人傳記,又接受當時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長王賡武教授的雅囑,擔任該年度的莫禮遜紀念講座(George Ernest Morrison Memorial Lecture),以"Control of Publishing in China: Past and Present"(「中國對出版事業管制之今昔」)為題,在該院作一學術演講,轉瞬間三個月就此過去。
 
然而,沒想到這個夏天卻是我下決心去鑽研北京建城的傳說,解決這一謎案,動筆撰寫這本小書的開始。主因不是工作時間表出現空檔,可以重理舊業,而是在修訂元人傳記之時,意外發現足以破解一個多年令我困惑苦惱的問題的線索。這個線索來自劉秉忠的傳記。事緣在增捕這篇舊傳時,檢讀剛出版的陳高華所著《元大都》(這書在八二年出版,一年後才在海外流通),發現兩則冷僻的史料,修訂了我對劉伯溫製造哪吒城故事的緣起的推斷。是書敘述劉秉忠設計營建大都城,曾產生「那吒城」的傳說。這個故事首見張昱的〈輦下曲〉其中一首詩:「大都周遭十一門,草苫土築那吒城,讖言若以磚石裡,長似天王衣甲兵。」隨後署名長谷真逸撰的《農田餘話》申釋:「燕城係劉太保定制,凡十一門,作那吒神三頭六臂兩足」,再把故事渲染誇張。這裡道出「那吒城」的傳說,始於好事者穿鑿附會,曲解劉秉忠之在大都開闢十一座城門,是為要象徵那吒神的身軀模樣。那吒作為托塔天王的第三太子,據說具備守護城垣和降龍治水的法力,所以劉秉忠在設計大都城時要崇祀神靈以求庇護。這兩則史料提供我多年冀望不得的答案,正好填補了拼圖缺失的片塊,使我恍然大悟,原來劉伯溫製造哪吒城的故事濫觴於元代營建大都城!我這本書的論證因此有了初步的架構和解釋,那就是劉秉忠設計大都城為始作俑者,而明人訛傳劉伯溫為秉忠的孫兒,所以大都「那吒城」的傳說,便移花接木似的栽植到他身上。至於劉伯溫何以跟北京建城沾上關係,那就是從蒙古流傳永樂皇帝獲得黑臉異人(影射真武神)的翊助,指授劉伯溫興建城市的傳說演變而來。
 
這個發現使我極感興奮,而不久又幸運地有一個機會把這題目整理頭緒,爬梳記載,先行供諸同好商榷以便修正。這一機會是我的同窗、當時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的趙令揚教授提供的。是年底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為紀念創館五十週年,得到馮氏哲嗣秉芬爵士、秉華博士等資助,舉辦學術講座以誌慶典。講座由趙教授主持,共邀海內外學者作一連串演講,出席者有王賡武、席文(Nathan Sivin)、瞿同祖、馬幼垣,趙教授聯同本人共六人。我於是趁此機會以「北京的歷史與傳說」為題,用粵語將劉伯溫製造哪吒城的傳說的源流作一介紹,引起聽眾的興趣,發問頗眾,可惜時間有限,未能隨意發揮。會後,講座同寅建議集稿編印論文集,因此便將講稿改寫,可是下筆不能自休,一年未過累積三萬字,依然未入正題。本來預備濃縮,但是其他講者俱未交卷,人皆拖延,結果出版計畫流產,不過,我已決心撰寫專書交代。
 
此後幾年,在教學與行政百忙之際,仍儘量抽暇撰寫劉伯溫製造北京城的傳說故事。寫作時斷時續,無大進展,因為從八十年代開始,海峽兩岸學術活動頻繁,多次得臺灣、大陸,和香港的學術界邀請參加研討會,需要提供論文,消耗時間及精力不少。這些會議包括宋、金、元和明史,使我有機會與神州各地的學者切磋琢磨,開拓眼界,收穫良多。為了維持劉伯溫研究不輟,儘量利用北京城傳說的資料撰寫赴會的報告。因此,當八六年我參加在南京召開的國際元史會議,提供的論文是〈元大都城建造傳說探源〉,而翌年出席在呼和浩特舉行之國際蒙古學會議時,亦以英文撰作〈蒙古流行關於永樂帝建造北京城的傳說〉宣讀。這兩篇文章隨後又相繼在臺北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學術座談會上作過討論,跟著修改發表,前者刊在臺北的《漢學研究》,5. 2, 1987,後者見於Asia Major, Third Ser. 3. 2, 1990,為今日這本小書奠下重要基礎。
 
八八年春季,我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邀請,出任客座教授一學期,課餘埋首撰寫北京城傳說的稿子,到年底回西雅圖時已經盈帙,頗有規模,私心竊喜。就在這時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友人譚汝謙博士及李弘祺博士(譯君現受聘為美國明尼蘇達州Macalester College教授;李君則較早已轉任紐約市市立大學教授),盛情推薦我為該院之「龔氏訪問學人」,時間訂在九○年三月中旬。是年春抵達新亞後,便用北京城傳說的初稿作學術報告,題目是「北京城建造傳說之歷史考察」,分兩次以國語講述,先講元大都,繼講明北京,聽眾踴躍,不少提出問題質疑,使我受益不少。由於這次演講,我更下決心完成此稿,可是此後兩三年間,有幾種舊作亟需清理,包括兩篇金史論文和一本關於蒙古滅金的小書要準備出版,而且又因出席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和在德國柏林舉行的常設國際阿爾泰學會議(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年會(1990, 1991),俱要繳交論文。數項工作同時進行,北京城傳說的撰作便緩慢下來,到九二年秋天,應高錕校長盛意邀請返港出任中大歷史系主任,兩年間勉力賡續,至最近始完成芻稿。想不到從一動念到開花結果,晃眼間就過了二十多年。
 
本書的誕生,因此是極其曲折和戲劇性的,從構思到搜集資料以至著筆,都走過迂迴反復,柳暗花明的道路,並非經過殫思竭慮、破釜沈舟而獲得結論,而是由於因緣湊合,水到渠成始有收穫。遺憾的是個人未嘗寓居燕都,孤陋寡聞,所論皆多依據文字記錄推理分析,並未與當地嫻熟掌故之耆老印證,跡近閉門造車。管中窺豹,必有偏失,尚祈博洽君子包涵指正。
 
在寫作期間,我欣幸得到多位師長、先進及學侶的誘導、獎掖、和給予種種襄助,謹此鳴謝致意。首先,要感謝普大業師牟復禮教授,若非他建議我選擇劉伯溫作博士論文,我的學術研究方向便會轉變,不會寫出這本書來。已故的劉子健師和哥大的富路特、房兆楹教授,對我早年的史學研究,特別是明史方面,都有很大的啟迪和幫助。柳存仁教授對我向來熱誠支持和鼓勵,他早年寓居京華,對「哪吒城」傳說素感興趣,承他檢讀拙稿一遍,提出寶貴意見,又荷寵賜序文,黽勉有加,隆情可感。在搜集資料方面,東京的李獻璋博士和臺北的曹仕邦博士,曾熱心地提示那吒神在民俗與佛教的資料,益我良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王春瑜、杜婉言、陳高華、黃振華諸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教授,以及北京大學地理系的歷史地理耆宿侯仁之教授、法律史研究所饒鑫賢教授,北京社會科學院北京史研究室的蘇天鈞教授,和前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所長金啟孮教授,亦多次分別寄贈有關北京史地的書籍和論文,充實拙稿內容,尤為銘感。此外,還要向香港大學的趙令揚教授,並前中大歷史系譚汝謙博士、李弘祺博士致敬意,沒有他們的邀請作學術演講,這本書便失去催生的機會,也許到現在仍未殺青。
 
最後,必須感謝賢內助健梅的真摯愛護與操持家務,撫育兒女,使我能長期專心教學和寫作。多年來她知道我沈迷研究劉伯溫,曾聽我縷述《燒餅歌》和「哪吒城」的軼聞,興趣盎然。今日目睹這本書稿完成,而且最近有機會舉家漫遊北京舊都,把故事與景物印證,相信她一定會把這份分享的喜悅珍藏起來。是為序。
 
一九九四年七月,陳學霖書於美國華州西雅圖
柳序
緣起──自序
補記
前 言
 北京建都和都城傳說
 「劉伯溫製造北京城」傳說
 「哪吒城」故事的傳播
北京城建置的沿革
 一、從薊城到幽州城
   遠古至燕國的薊城
   秦漢的薊城
   隋唐的幽州城
 二、遼金的燕京城
   遼代的南京城
   金代的中都城
 三、元代的大都城
   蒙古崛興與建都燕京
   劉秉忠營建大都城的貢獻
   大都城的規劃與建置
   大都城水利的發展
 四、明代的北京城
   明太祖營建南京、中都城
   永樂帝遷都建造北京城
   北京城的設計與建置
   北京城的規劃與特色
   北京城的水源問題
 五、清代的北京城
   紫禁城的擴建和制置
   京城的規劃及管理
   西郊園林的營建
   郊區水利的發展
   京城多元化的特色
   清朝後期的變化
元代大都城建造的傳說
 一、劉秉忠建大都城的傳說
 二、「那吒城」傳說溯源
   那吒的出身與蛻變
   那吒降龍治水的傳說
   劉秉忠建上都城的傳說
   那吒故事在民間的展開
 三、那吒傳說對北京城的影響
明代北京城建造的傳說
 一、「哪吒城」傳說的源流
   Werner所傳則劉伯溫建城故事
   金受申所傳「哪吒城」故事
   Lewisohn所傳「哪吒城」故事
   又一劉伯溫建城故事
   劉伯溫、姚廣孝等建城故事
 二、劉伯溫的勳業與傳說
   劉伯溫的生平與勳業
   劉伯溫的傳說溯源
 三、「哪吒城」傳說的剖析
   傳說產生的歷史基礎
   傳說何故嫁名於劉伯溫?
餘 論
   傳說詮釋的理論架構
   傳說所見大小傳統的交融
   傳說研究的現代意義
附綠:資料篇
引用及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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