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我邁入印度哲學研究的殿堂,是在十六年前,當時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從師於黃心川教授,攻讀印度哲學與宗教專業。在此之前,我也像許多國人一樣,以為印度是佛國,是唐僧西天取經之聖地,印度哲學無非就是佛學。但是,當我踏進這個領域,才曉得佛學只是印度哲學的一個部分,印度教的各派哲學在印度之影響遠比佛學更長久、更深遠。愈是深入到這個領域,愈發感到它的博大精深、玄奧神祕,彷彿是一個茫茫無際,奇妙無窮的大海。
我笫一次聽到奧羅賓多‧高士的名字,也是在那個時候。讀研究生的第二年,畢業論文的準備工作提到日程上來,導師向我推薦了三個題目,即從泰戈爾、甘地或奧羅賓多這三位印度現代哲學家之中,任選其一。考慮了一段時間,我毅然地選擇了奧羅賓多。這種選擇,說句心裡話,並非出自興趣,而是出自一種青年人的爭勝好強心理。在我的眼裡,泰戈爾和甘地已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們的作品和思想前人已介紹了許多,而奧羅賓多在國內卻是鮮為人知的,當時除了我導師的一篇講稿之外,尚找不到一篇介紹奧氏的中文材料。我的想法很單純,要研究就應當研究新的,前人沒有搞過的。就是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我選擇了研究奧羅賓多的課題。
從1979年起,我著手對奧羅賓多的思想進行研究,我借來當時國內所有的奧氏著作,開始閱讀。起初,讀他的《神聖人生論》,真像讀天書一樣,一兩個月過去了,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弄不懂他洋洋數百萬言的巨著到底想說明什麼。此時,我真有些後悔,後悔自己為什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後來在導師的指導下,我改變了方法,先去閱讀國外一些介紹和評述奧羅賓多思想的著作和文章。大約過了幾個月,才對奧氏的思想輪廓有了初步的總體了解。在此基礎上,我再去讀原著,感覺確有不同,便漸漸地入了門,但依然是滿腦子的問號和許多解不開的觀念和問題。
幸運的是,1980年我結識了剛從印度歸國的徐梵澄先生。徐先生四十年代赴印度講學,後留居印度,曾在奧羅賓多修道院度過了二十幾個春秋,對奧羅賓多的學說有精深的造詣。那時我幾乎每個月都帶著一大堆問題,到徐先生那裡登門請教,向他講述自己的讀書心得和對一些概念的理解,以求得他的指正和解釋。天長日久,我對奧氏學說的理解逐步深化,不僅弄懂了其神祕主義哲學的內容,而且還能透過這層神祕的面紗揭示其背後更深層的意義。
大約經過兩年的奮鬥,我於1981年終於完成了一篇兩萬五千字的論文,題為「論奧羅賓多的精神進化哲學」,並順利地通過了答辯。畢業後,我跨入中國社科院的大門,開始了專業學術研究的生涯。我將自己的畢業論文進一步修改和補充,分成兩篇,分別投給國內兩家頗為名氣的學術刊物。真沒想到,很快收到回音,編輯部對文章頗為讚賞,決定發表。一篇題為〈試論奧羅賓多的社會進化觀〉,刊於《哲學研究》1983年第3期;另一篇名為〈奧羅賓多的精神進化論哲學〉,載於《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2期。1984年,奧羅賓多的哲學代表作《神聖人生論》中文譯本(徐梵澄譯),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為了向徐先生表示祝賀,我又寫了一篇題為〈精神、進化、理想──讀《神聖人生論》〉的文章,發表於《讀書》(1985年第4期)雜誌上。奧氏原著中文譯本的出版以及自己的幾篇評述其思想的文章的發表,終於把這位有世界影響的印度哲學家介紹到中國來,使國人對之有所了解。我感到欣慰的是,在開墾東方哲學園地的這片荒漠上,也灑下了自己的幾滴汗水。
在十幾年的科研工作中,我的主攻方向是印度近現代哲學。從「印度近代之父」羅姆‧摩罕‧羅易,一直到今天的K. S.摩蒂等幾十位近現代哲學家,我基本上探索一遍。我用了近三年的時間主編了一部《印度近現代哲學資料選》,並且發表了二十幾篇有關印度近現代哲學和宗教的論文。例如,〈印度近現代哲學的發展與特徵〉、〈印度現代人生哲學〉、〈印度現代倫理思想〉、〈甘地的堅持真理說〉、〈拉達克里希南的哲學思想〉、〈薄伽萬‧達斯的新吠檀多論〉、〈薄泰恰里耶的超驗吠檀多論〉等等。由於對印度近現代哲學的廣泛探討,使我從比較的觀點對奧羅賓多的思想及學術地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曾幾度想把奧氏的哲學寫成一部專著,但由於種種原因,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
1991年10月我在俄羅斯學術訪問之際,收到宮靜教授從國內發來的一封信,談到傅偉勳先生在黃心川教授的推薦下,邀請我為《世界哲學家叢書》寫一本有關奧羅賓多的書。見信後,我毫不遲疑地給傅先生回函,表示欣然接受,並立即著手準備工作。我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各大圖書館查閱到了國內一些沒有的材料,並拜訪了對奧羅賓多哲學有高深造詣的學者,如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所的A.D.里特曼教授和莫斯科大學哲學系的V.S.柯斯丘契科教授等。1992年1月歸國後,我在長期積累資料的基礎上,開始對奧氏思想重新研究和寫作。又經過兩年多的辛勤耕耘,今天終成此書。
就我個人的體會而言,奧羅賓多的學說在現代印度哲學家中是最難解、最晦澀的一個。原因在於,其哲學充滿濃重的神祕主義色彩,如何在搞懂神祕主義和直覺主義內容的同時,又能揭示其背後所隱含的現實意義,不下一番苦功是很難辦到的。另外,他的哲學薈萃各派之長,融貫東西方思想,是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圓融與綜合。因此,要理解它,光靠印度哲學的知識是不夠的,還要用西方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觀點加以考察,才能領悟它是如何調和宗教與科學,直覺與理性,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平心地講,至今我仍然感到其學說中的許多奧妙,尚未搞透徹。
通過多年來對奧氏哲學的研究,我悟出了一個道理:科學的生命力在於開拓,在於創新,只要有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本著科學的態度,敢於向一座座新的高峰攀登,長期不懈的辛勤勞動總會給人帶來成功。
最後,我要向在寫作此書過程中曾給予我指導和幫助的黃心川、徐梵澄兩位先生表示衷心的謝意,也要感謝本叢書的主編傅偉勳、韋政通先生以及東大圖書公司諸先生為此書的出版提供了機會。在此,我預祝《世界哲學家叢書》的宏偉計畫獲得圓滿成功。
朱明忠
1994年10月於北京芙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