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國家競爭：新興七國比較研究（簡體書）

前　言　

緒　論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中國：產能過剩下發展模式的轉型與金融化的矛盾

第二章　土耳其：地緣格局重構中的“土耳其癥候”

第三章　印度崛起之路：從超前金融化轉向發展制造產業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亞：在新地緣格局下的區域性海洋大國

第二部分 巴西、委內瑞拉、南非：資源國的困局

導　言

第五章　巴西：替國際資本打工的債務國

第六章　委內瑞拉：被意識形態化的資源主權斗爭

第七章　南非：深刻割裂的兩極化社會

結　語　新興國家未“新”何“興”？

附　錄

Ｅ７ 研究的宏觀背景

按　語

專題１　２００７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的階段性戰略調整

專題２　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區構建六方貨幣同盟

專題３　新核心同盟之二：ＴＰＰ——殖民主義的“去國家化

專題４　貨幣霸權戰略衝突下歐元的困局

專題５　美歐中戰略關係分析(２０１５)

專題６　中國２０１５年股災背景及過程

專題７　中國債務的四個層次

專題８　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兩個取向與兩難困境

專題９　“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布局與挑戰....

專題１０ 巴西近年政局動蕩述要（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的參與者不是個體，而是國家。

不同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競爭中客觀地分處三類地位：核心、半核心（半邊緣）、邊緣，從而形成了“核心—半邊緣—邊緣”的依附結構，通過不平等交換和制度剝削，半邊緣和邊緣區域的利益不均等地向核心國家輸送，這一過程中核心國家地位不斷強化，邊緣國家地位不斷弱化。

在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全球化競爭中，分處不同地位的三類國家盈虧不同：第一類是占據金融資本階段主導地位的核心國之所以贏家“通吃”，乃在於占有收益卻不支付成本；第二類是從屬於核心國的制度體系、能夠以戰略伙伴名義“搭便車”的半核心國，在與核心國的戰略利益基本一致的時候得以分享其收益；第三類是以資源經濟和實體經濟為主的邊緣國家，由於承載了轉移過來的制度成本，經常處於被“洗劫”狀態、但卻不自知。於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在納入這種全球化進程中因盲從核心國“軟實力”導致其不自知而內亂，有些成為所謂“失敗國家”。

本書簡介了新興七國（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4個長期研究物件為主，外加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委內瑞拉等3個短期研究物件）的經驗教訓，將上述既往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歸納，將其表述為從核心向邊緣的“雙重成本轉嫁”過程。

把握這個規律，就會理解核心國金融霸權趨向於法西斯化是當代人類社會最大威脅：金融資本虛擬化擴張的核心國越是過度負債，越要借助“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推動成本對外轉嫁；為此不惜制造衝突、甚至發動戰爭。

在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新階段，核心國家因客觀上占據著“經常賬戶逆差+資本賬戶順差=資本輸出獲利”的全球食物鏈最高地位，而得以在增發貨幣的同時增發債務，並且勢必以增發的貨幣購買增發的債務。也因此，才成為雙向度地推進虛擬資本過度擴張的最大金融經濟體。與之同期，那些違背基本的市場價值觀的所謂“負信用”“負利率”等概念由此也成為金融霸權國家主流社會的當代流行語……

占有此類巨額收益的金融資本核心國，勢必為了維持這種獲取制度利益的地位而積極調整其“幣緣”—地緣戰略，推行全球體系制度重構，以便更順利向半邊緣及邊緣國家進行經濟及政治兩方面的雙重成本轉嫁，更大程度攫取全球經濟成果。否則，核心國就無法維持過度泡沫化的虛擬資本主導的經濟基礎，及其建之於過度負債基礎之上的政治體制。

這是人類在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宿命。對於核心國而言，這屬於“生存還是死亡”的“哈姆雷特之問”。但，對於邊緣國家而言，則無疑只有衰敗和死亡！

經濟成本轉嫁是通過國際貨幣及金融制度權，核心國家破除發展中的主權國家對金融資本流動的限制，把金融全球化的風險成本主要轉移給非核心國家來承擔，以此最大化自身的收益；由此金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爆發而勢所必然地使全球經濟進入下行周期，加上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財富收入分配不平等，使中下層群眾日益不滿，族群、宗教、區域衝突加劇社會動蕩；全球不論何種體制下的所有政府，幾乎都無可避免地面對經濟、社會及政治的多重不穩定。而這些非核心國家的不穩定又恰好給了核心國難得的低成本介入機會——憑借意識形態化的教育文化、科研學術、法律服務、標準設立等多種“軟實力”，以及伺機策動政治、宗教、民族、地緣等衝突的“巧實力”，來誘使邊緣國家群眾接受核心國的政治和文化認同，把斗爭矛頭轉向本國制度，增加了核心國家介入操控的條件……

誠然，核心國家高昂的政治及社會制度成本，使它更需要大量攫取全球的經濟收益來維持本身的體系穩定性。但，二戰之後被核心國控制所形成的國際秩序及其組織，不可能有應對單極霸權國家按照本國利益一意孤行的合法手段，也根本沒有條件形成全球治理的有效經驗。由此，核心國可以同時進行“政治的成本轉嫁”，主要內容是利用幣緣—地緣軍事戰略部署，加上各種巧實力、軟實力的操作，顛覆被核心國視為妨礙自身戰略利益的國家政權，或者使其“去國家化”。

此類“政治成本轉嫁”的制度收益分外顯著——競爭對手及非核心國家的政治及經濟不穩定，一方面有利於核心國資本趁危機之際收購有價值資產，另一方面更有利於吸引國際資本回流本國。而對非核心國家的去國家化之所以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即在於以“自由民主”的名義，實質性地解除競爭國家調控經濟及管制資本破壞性流動的能力，或在其國家資本還未具備競爭力時，打壓其相對具競爭力的國家資本，扼殺其長遠國際競爭力。

據此，全球競爭之中廣大民眾遭遇的最慘痛教訓，就是所謂國家失敗。而失敗國家最尷尬的悲劇，就是其精英群體盲目“自毀”地推崇敵人，不僅自取其辱，也使蕓蕓眾生苦不堪言……

發展中國家思想理論界越多接受核心國的“先進”制度文化及其意識形態化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就越失去自主的“話語”能力。這也是美國政治家強烈反對美國高校的科學技術專業接受中國留學生，只允許他們進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習美國制度和文化的原因。

由此可見，以往立足於“個體理性”的西方中心主義話語，既不適用於當代發展中國家用於解釋本國參與全球化競爭中的利弊得失，尤其不適用於理解西化精英操控造成“國家失敗”的教訓，更無助於提升發展中國家形成重新構建制度權和話語權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