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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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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災難發生那一刻,大地沒有停止吐息。
人們如在輪轉帶上那樣,規律且反覆地醒著睡著生活著。
沒有人知道某個機台將出現變化,機台上的人更不知道――
這一秒就是命運的岔途……

首部以人類學家兼記者的角度,重構災民與現場、歷史與社會現狀,
爬梳亞洲三大天災重建與重生的災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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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記者、志工、人類學家觀察角度切入三個現場◎

當日常變成無常,探尋生命存在的意義成了斷垣殘壁中最重要的價值。阿潑帶著自身的九二一經驗,以及「阪神震災紀念」的偶遇,以記者筆法,兼容人類學家的觀察,完成書寫軸幅跨越東亞、二十一世紀初最為世人熟知的三大天災──南亞大海嘯、四川大地震、三一一海嘯──其災後重建的難處、倖存者們的故事,以及最重要的探究「改變」與「信仰/信念」之間的關係。

三一一海嘯事發三個月後,她以記者身分訪談壓抑情緒表達的災民,儘管日本東北滿目瘡痍,災民仍在淒風苦雨的氛圍裡相信活著便有意義。汶川震後半年,中國對四川災區的重建在世人目光中大刀闊斧展開,她以志工身分走入災區,與災民因長時間相處而有更深的互動;她記錄災民對政府發放物資與援助,從期待到失落、再從憤慨到自立圖強的過程,他們從天災中學到的領悟是,日子終究得過、天助人助不如自助。南亞海嘯的九周年紀念日,阿潑以人類學家的角度回溯重構印尼亞齊人與天災、人為內戰、信仰之間的關係,侃侃而談的災民深信海嘯的存在、自己的存活,都是神的旨意。

◎探究災民如何在不同民族性與信仰的幫助下,重建災後心理◎

阿潑以人類學家的角度綜觀全貌,比方她寫東日本、四川、印尼亞齊災民心聲,三個國家不同民族性的歧異造就了不同的災後樣貌,她拋給了讀者這樣的題目:為什麼不同國家的災民的反應會不一樣?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

面對天災帶來的無常,書中提及日本東北普遍的壓抑與謙遜、中國四川災民怨而不懟的惆悵、印尼亞齊人因信仰而謙卑感恩的釋然……這之中,還回顧了日本面對海嘯與地震,又是如何從百年前的相關經驗記取教訓,轉化成文學、藝術作品勸告世人;四川又如何一邊向台灣的九二一重建經驗者取經,同時自助而能助人;印尼也因海嘯而改變了國內局勢,水火不容的亞齊與雅加達當局解除內戰,並回頭省察回教信仰與華人跨海至此,從掀起波瀾乃至落地生根、重塑印尼現狀的歷史因由。

天災不會只帶來毀滅,它猶如雙面刃,同時也帶來改變的機會。人定未必真能勝天,但是渺小的人類仍舊能從中學習進步的價值。災後重建,絕不只是把原本的城市復原回來。每一次的毀滅或許能帶來一次改變,改變的可能是不具實體形象的社會結構,也可能是族群關係。從記憶到遺忘,從遺忘再想起,在災難的創傷中感受生命、找回生活,便是人類面對日常的中斷時,奮力回到日常的路徑。

阿潑
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曾擔任記者、NGO工作者以及研究員,資歷多樣。曾獲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開卷好書獎等。
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咆哮誌》等。在轉角國際、鳴人堂等媒體平台持續筆耕。
【第一部】海的子民
.無常之地
.災難與媒體
.「不要輸啊,釜石!」
.自助人助天助
.這片海是心靈的故鄉
.一起生活,就不會寂寞

【第二部】大地呻吟
.震動一瞬間
.花椒與香蕉
.抗震英雄
.公民社會的崛起
.羌與邵
.一棵不會說話的大樹
.不該重建的映秀
.重.生

【第三部】海嘯過後
.水來了
.戰火與災難
.馳援
.成龍的房子
.真主的安排
.紀念日

【最終章】記憶與遺忘

.參考書目與感謝名單

我在亞齊時常跌入語言的迷宮裡,既不懂印尼文,對客家話也一籌莫展,因此,每個晚上的咖啡聚會,我多半都在發呆。有一晚,阿強叔和梁炳順不知道討論什麼,語氣激昂,讓我好奇得不得了:「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對中國來說,台灣是同胞,馬來西亞是僑胞,印尼是華僑。」阿強叔扯了扯嘴角,似笑非笑:「中國不把印尼華人當自己人。」

梁炳順趕緊解釋,剛剛其實談的是美金和物價波動的事。我點點頭,在蘇門答臘這段期間,這似乎是人人茶餘飯後的話題,但怎麼會扯到中國?

「因為談到中國在這裡的投資啦。」

阿強叔似乎不打算放棄「中國人」的討論,繼續說,「我們印尼華人都覺得,印尼以前反共清共政策,讓華人疏遠中國,中國也就不把華人當成自己人了。」

所謂的「印尼華人」難以追溯,於是也難以指認,《元史》即有出征爪哇而迷失的記載,明代鄭和也在印尼留下數目不詳的華人,大清建國沒多久,英國航海家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在亞齊記述中留下這段文字:「所有來該城貿易的商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國人。他們有些人中年住在這裡,有些每年自中國航行來此……。」此時是在一六八九年。

華人最大移民潮興於十八、十九世紀,以華工的形式流動到西方殖民地。然而,亞齊華人移民數量激增,卻是廣東大埔客家人張弼士的商務貿易使然。一八五七年,孓然一身的張弼士遠赴到南洋謀生,以酒行起家,不久即從荷蘭殖民者手上得到包酒稅、鴉片菸稅等稅收的許可,一八六六年,在荷蘭殖民政府首肯跟資助下,他又在巴達維亞附近郊區進行開墾工程,而後投資椰子、稻米等農業,直至一八七○年代,生意擴展到蘇門答臘,以橡膠、咖啡和中國茶為業,後又建立橫跨麻六甲海峽的貿易和航運。此時,已是一八九○年代。阿強叔的祖父正是於此時,從廣東來到亞齊。

「我不知道祖父為什麼來到亞齊,可能是家鄉太窮,活不下去。」阿強叔說,這個地方聚集了許多同鄉,或許互相勸說拉攏,一個接一個依循前人的腳步到達異地,「祖父想著反正有人照顧,就來到亞齊,跟著鄉親一起做買賣。」

當時正是荷蘭殖民勢力擴張時期。荷蘭初期的殖民地治理,不以政治統治為重,索求的是經濟貿易權,於是成立荷屬東印度公司,以商業股權的方式在東南亞各地運行。但它不直接統治蘇門答臘,島上仍靠原有的統治勢力管理,奴隸買賣甚是風行,海盜掠奪事件頻傳,亞齊王國更是頻遭海盜聚集侵擾,而得到「海盜國」的稱號。中國海盜也會到亞齊,明朝鄭和下西洋時,便有逮抓中國海盜陳祖義等五千人回朝的案例。

當阿強叔的祖父來到亞齊時,亞齊王國國力已在英國荷蘭爭奪支配權中衰退。一八二四年,英國與荷蘭簽署倫敦條約,承認荷蘭對蘇門答臘的佔有權,荷蘭必須監督亞齊王國,並保持亞齊通商沿海航路安全,同時遏止海盜與奴隸買賣;相對的,荷蘭得承認亞齊獨立地位,好換得對亞齊的監督權。一八六八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亞齊通商航路更顯重要,但當時的亞齊趁伊斯蘭教復興運動開展,有反歐的趨勢,對歐洲貿易進行諸多阻礙。英國便協助荷蘭發動戰爭、統一亞齊,荷蘭因此給予英國平等貿易權力。然而,即使印尼群島與大半蘇門答臘都受荷蘭控制、承認它的權力,亞齊仍然不願臣服、堅持獨立地位並持續反抗,戰火因此連延三十年。

在這烽火連天中,阿強叔的祖父得想辦法生存下去。「他很勇敢,追在軍隊後面賣水跟食物。雖然可以賺很多錢,但也很危險,隨時都會被抓走。可是為了養家,他就只能賭上性命。」他說自己的父親就是這樣被養大的。

基於對荷蘭的抵抗意念,亞齊支持印尼獨立運動者,一起對抗共同的敵人。荷蘭為了填平英荷大戰的缺口,強迫殖民地農民耕種咖啡、菸草等經濟作物,收穫作物以納稅形式上繳,剩餘作物則以固定價格收購,長久下來,荷屬殖民地知識分子與農民漸感不滿,起身反抗以脫離殖民。獨立運動領袖蘇卡諾不斷逃避荷蘭殖民政府追捕,也多次入獄,亞齊人向他發出召喚:「當你逃無可逃,可以來這裡,我們保護你。」蘇卡諾則回應:「亞齊是我的第二故鄉。」

阿強叔說著亞齊與印尼獨立的關係時,梁炳順忍不住插話:「我們這邊還有一架總統飛機呢,現在還在展覽。」亞齊對蘇卡諾和獨立運動的支持如此赤誠,不僅號招人民贈送黃金,還給了兩架飛機給共和國政府,這飛機也是印尼國家航空最早的兩部飛機,用以突破荷蘭封鎖,有效運送物資。但印尼獨立後,蘇卡諾政府卻將亞齊從原本獨立地位降級,成為北蘇門答臘的一省。信仰伊斯蘭的亞齊與信仰基督教且族群龐大的巴塔克(Batak)素來互不相容,更別提共享一行政區,亞齊人因此認定遭到蘇卡諾背叛,成為「棄民」,便向中央抗議。阿強叔的父親正是和蘇卡諾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終讓雅加達當局將亞齊改成「特區」的地位。

「因為我父親在中國生活過,有著民族主義意識。」看著我疑惑的表情,阿強叔點了點頭解釋,當時中華民國成立,祖父認為兒孫都應該認識這個全新的中國,便將兒子送回廣東讀書,「但我父親在亞齊長大,對這塊土地有感情,對中國感到陌生且隔閡,讀完書以後,還是回到亞齊。印尼也在這個時候獨立了。既然是個接受過中國民族主義洗禮的知識分子,就扛起跟蘇卡諾政府談判的責任。」

這結果雖安撫了部分的亞齊人,卻無法讓另一部分人信服,他們認為這些承諾毫無意義。蘇哈托發動政變上台後,片面銷毀與亞齊的談判協定,這個軍事強人不僅把軍隊送進亞齊,還允許外國公司開採亞齊的油氣田,而且將亞齊排除在外。不僅如此,印尼當局將大量移民送往到亞齊,任爪哇人佔據港口和富饒土地,在封閉亞齊自由港之餘,連鐵路建設都廢棄,還縱容政府軍縱火燒民房,虐打、殘殺、強暴的指控未曾止息。忍無可忍的亞齊人,宣布反擊,戰火再起。

一九九九年,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執政時,一度想解決這個難題。生於東爪哇宗班(Jombang)穆斯林家庭的瓦希德,曾公開宣稱擁有阿拉伯、爪哇與華人血統。其父系先祖陳金漢(Tan Kiem Han)是福建泉州的伊斯蘭長老,十五世紀隨鄭和下西洋後定居爪哇。或許因為如此,年輕時的瓦希德廣讀西方民主思潮、同情少數族群處境,屢屢發表善待華人、減少歧視的文章,也反對任何違反多元社會的主張。即使惹怒蘇哈托,在所不惜。

待蘇哈托下台後,他組織了「民主覺醒黨」,並在贏得總統之位後,撤除華人相關禁令,華文教育與文化在印尼終能見光。上任之初,他就實踐了民族和解的主張,同意讓亞齊享有自治權,地方政府可管理七五%的財政來源,也同意讓亞齊人以公投決定未來。但不久,他竟反悔,表示「堅決反對亞齊獨立」。即使當時自由亞齊組織和印尼政府已簽訂停火協議,也無法終止衝突,因為,連瓦西德原本承諾的七五%地方財政運用也跳票,削減到二五%。二○○一年,瓦希德甚至直斥自由亞齊是分離組織,轉而採取攻擊行動。

梅嘉瓦蒂接任後,將衝突推上高峰。作為獲得亞齊支持的蘇卡諾後代,這位女總統給予的報答是「戒嚴令」,將亞齊推入絕境。直到海嘯過後,蘇西諾政府和獨立軍簽訂和平協議,也允諾亞齊自治的條件,戰火才告平息。

「現在問題都解決了嗎?」我問:「你們覺得被公平對待了嗎?」

阿強叔牽了牽嘴角,不置可否。

「亞齊是印尼物產最豐盛的地方,除了石油、森林,還有咖跟橡膠……,」他說,海嘯隔年,印尼國會通過《亞齊自治法》,賦予亞齊地方政府更大自治權,地方選舉也能據此展開。根據這個法律,亞齊開發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的七○%由亞齊自己支配,亞齊獨立運動者也能組成政黨,「蘇門答臘產石油,是很重要的獲利來源,協議中說好收入要三七分帳,但雅加達政府還是沒做到。」

「更何況,印尼政府跟官員貪汙嚴重,怎麼相信他們?」他頭抬起來,眼睛瞇了一下,嘴角再無笑意,「雅加達政府在處理和亞齊之間的協議時,也讓人感到懷疑。如果你和人合股做生意,對方帳目不清,瞞著你盈利狀況,你難道不會想退股嗎?」

亞齊天然資源豐富,但分配到的財政資源卻少得可憐,人民平均收入也低於爪哇,讓亞齊人不公平感甚深。

「可是你們自治了耶。」我想了想,「二○○七年,亞齊獨立軍代表就贏了選舉,不是嗎?」

「唉,沒有改變啦。」梁炳順又忍不住搭話。

「前任亞齊省長對這些不公平妥協了,現任省長雖然比較積極要求,可是雅加達政府還是賴皮拖延。」阿強叔嘆了一口氣,不想再批評些什麼了。

──

災難過後好一陣子,很多人還是無家可回,沒有住所,也沒錢重建。和其他人一樣,吳仙珍家產盡失,無處可去,當時,中國援建的永久屋已快落成,準備發配給災民,參與這計畫的老楊同情吳仙珍的遭遇,便替她提出申請,為她留個棲身之地。

吳仙珍甜甜地說,老楊這時候已經在追她,我卻被「中國」兩個字吸引過去,連忙問那是什麼?

「中國―印尼友誼村。」吳仙珍說,「就是中國政府幫災民蓋的房子。」

「就是成龍的房子嗎?」我想起亞齊公務員提到的援建成果。

「對,對。」吳仙珍忍不住哈哈大笑,「你也知道這個稱呼啊?我嫁人前,就住在那裡。要不要去看看?」

「中國―印尼友誼村」離班達亞齊市區約十五分鐘車程。車開出市區不久,便見著了海,人們必須隨著海嘯行過之路,往高地走,才能到達新生之地。岸邊的水筆子像是揮別海嘯陰影一般,輕輕擺動。吳仙珍指著那片紅樹林:「這些水筆仔是海嘯後種的。」

亞齊的水筆仔曾經非常茂密,品質也優良,適合製作備長炭,因此遭日本企業大量收購,數量隨之銳減,只剩寥寥數根。當具有擋風避浪的水筆仔大量消失,海浪推進便無阻力,直往陸地前進。災後,民間人士鼓吹把水筆仔種回去,才有這道天然又環保的屏障。

走過水筆仔、走過鄉村小徑,車子在山路上轉了幾個彎,將悠悠前行的牧牛孩童拋在身後,就能見到澄牆紅屋頂建築在不遠的高處點綴著。一個中式牌樓不久後擋住去路,這樣態明白宣示這占地近二十三公頃山地上倚勢建造的建築群,是來自中國。

中國友誼村由中國慈善總會與中國紅十字會匯集中國捐款所打造的,共耗一‧一億人民幣(亦即一四四○萬美元),是中國在南亞海嘯中最大一筆重建經費。我原本以為這是中國蓋給華人族群居住,便以為能見到許多華人,不料,先迎上的還是黝黑的當地族群,他們悠閒地在牌樓後頭的簡單小涼亭翹腳喝茶玩牌,看我們這群陌生人前來,僅是輕輕微笑,沒有太好奇也沒有太防備,又低頭玩著自己的牌,聊自己的天。後來才知,這李的六○六套屋舍,只有一百戶給華人,其他則分配給受災嚴重的居民。

車又繼續往上開,經過一個大綠地和幾處房子,在一個綠樹成蔭,紅花遍開的房子前停下。吳仙珍一邊介紹自己的植栽,一邊邀請大家先在庭院坐坐,「先讓我整理一下屋子。」

我則趁著這個機會到處逛逛,才沿著坡道往下走,就看到清真寺、學校和診所等公共建築,其中一個類似毛澤東時代屋舍牆外,掛了個牌子:「無情的印度洋海嘯給印尼人民造成巨大災難,牽動了億萬中國人的心。」這標語在這環境裡非常突兀,除此之外,倒是沒有其他中國或華人的鑿痕,信步走走,能見到的無非是幾隻羊與膚色略黑的當地人,她們或抱著小孩聊天,或修剪房舍前的花木,見到我都微笑點頭,不覺打擾,甚至樂於讓我替孩子拍照。揮一揮手,她們繼續往家門走,我也朝著吳仙珍的房子前進。

「我每個周末都會來這裡待上一會兒,整理一下。」吳仙珍一邊修剪著花木,一邊摘下她種植的水果。這樣的奢侈過去她是不敢想的,災後得到這棟房子時,不免用心裝扮著它,即使嫁人後不住在這裡了,這個花果天堂還是專屬於她。

她將蓮霧和番石榴拿進廚房清洗,我便跟著她的腳步進門。餐廳貼著中國式春聯和書畫,主臥室內是她和老楊的婚紗照,而她在台灣紅十字會總部工作的照片,就掛在客廳最顯眼的地方,旁邊還有當時紅十字會會長陳長文的獎勵信。她看不懂華文,但這些字語讓她由衷懷念。

協助台灣紅十字會完成救災重建工作後,她受邀到台灣接受技職訓練,計畫將所學帶回亞齊,好幫助當地婦女就業發展。「亞齊沒有工廠,需要更多工作機會。像我本來就會拼布,拼布很受歡迎。我想,如果可以到台灣學習手工藝技術,回來後,可以開班教當地人。幫助沒有工作的人跟他們的家庭。」吳仙珍說,這計畫是為婦女打造的,因為災區婦女過往多靠先生在外工作生活,一旦失去經濟支柱就有生存壓力,而紅十字會提出的輔導計畫和職業訓練,能讓這些婦女得到實際幫助。

「我在台灣上課時常想,怎麼做出適合亞齊的東西。」她發現台灣的原物料相當高級,對當地人來說成本都太高,必須要轉化成當地原物料搭配,不見得學了就可以馬上在當地使用。這是她時常思考的問題,而她不只有這個煩惱──獨自在異鄉,她很是寂寞,想著必須積極打入人群,才不會東想西想,再陷入無法抽離的痛楚中,於是,每個晚上都和同事聚餐。

但生活補助僅能應付簡單日常所需,加上「台灣的錢好大」,怎能容許過度開銷?她只能勤儉度日,僅以一個小麵包打發早餐和午餐。職訓局的一個清潔人員看了,於心不忍,便每天都作兩個便當,將其中一個分給吳仙珍。吳仙珍先是百般拒絕,認為造成他人的負擔,但那位大姊也是十分堅持:「反正我每天都要作便當,多作一份,不差什麼功。」吳仙珍只能接受。

「我總想著,當我辛苦時,別人對我這麼好,我也要對別人好才行。」順手擦了擦那幀裱起來的紅十字會證書,她對這恩惠充滿感激。

黃幸娟曾對我說過,吳仙珍的俏麗吸引許多參與援建的青年才俊,而她也陷入選擇難題。於是指著房裡的婚紗照發問:「聽說很多人追你,那些人條件都很好,為什麼選擇老楊?」老楊也是在這個時期贏得吳仙珍的心的。

「我知道很多人覺得我們不配。」吳仙珍順手擦了擦手上的果子,輕輕說:很多人認為他們年紀相差太大,而且,他站在她身邊顯得過於矮小,不懂為什麼老楊成了最終的選擇,「他們都不知道,我在台灣受訓時,每個晚上,他都會打越洋電話給我,怕我一個人在外面很寂寞……。」

吳仙珍在二○○七年住進這個小屋,也在同年結了婚。小屋在她用心照料下花團錦簇生意盎然。家園重建了,她的家庭也重組了。吳仙珍在花園裡,不停對著笑鬧撒嬌的小孫女拍照,只要孫女家人在身邊,她都會時時刻刻記錄每個片刻,絲毫不願錯過,彷彿不留下這些,下一秒,就會遺憾那般。

「我失去了原本的家人,現在,把這孩子視如己出。」她一口一口餵食著懷裡的孩子,邊說自己「看過很多」,知道日子能過就且過。但時不時,也會想起當年才穿上高中制服的女兒,活潑好動的兒子,如果他們還活著,現在會是怎麼樣呢?

(節錄自第三部「海嘯過後:成龍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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