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後的美國權力（簡體書）

《金融危機後的美國權力》一書將經濟危機納入到大國政治的分析框架下，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間政治的影響和作用。作者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不僅給世界經濟帶來重創，也反映了美國放鬆金融監管的弊端和經濟的脆弱性，使美國經濟發展模式喪失了合法性。同時，該危機也引發了各國對於建立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的思考，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被給予更多關注。美國的國際貨幣領導地位在危機之後受到削弱，而歐元和人民幣的崛起也給美元的國際地位帶來衝擊。

喬納森·科什納是康奈爾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和政治經濟學，具體包括經濟與安全、貨幣與政治等，曾出版多部關於金融、政治內容的圖書。

江濤（譯者），法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國外交與中美關係、當代中國外交及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白雲真（譯者），政治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國際理論與政治思想、國際安全與政治經濟學及國際組織與發展援助。

編輯推薦

《金融危機後的美國權力》是由康奈爾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喬納森·科什納所寫、中央財經大學江濤和白雲真翻譯，探究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權力與影響力的相對削弱、全球經濟管理制度開始轉變的著作。作為全球經濟實力較強的經濟體，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權力與影響力相對衰落，但是美國經濟依舊是龐大的、創新的和富有活力的，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國家。與此同時，未來的國際貨幣和金融秩序也將不再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因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正在崛起，包括中國、印度等國家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金融、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世界經濟在恢復、整頓的過程中，不能忽略金融危機的潛在風險，不能單純依靠放鬆金融管制的“美國模式”，各個行為體要更加重視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作用，共同面對全球經濟的新挑戰。

媒體推薦

《金融危機後的美國權力》是本好書。全書語調令人振奮，而且科什納的分析是以文獻和經驗證據為基礎的。我極力推薦此書。

——本傑明•科恩（Benjamin J.Cohen），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全球金融危機是否象徵著“後霸權時刻”？而且此後美國授意的政策和觀念是否將不再形塑我們的國際政治經濟？時間會證明一切。但是沒有人比喬納森·科什納更能幫助我們去思考上述問題，因為他是查理斯·金德爾伯格觀點的真正繼承人。

——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與政治學教授

科什納這一出色的著作獨具匠心，將經濟學與政治學整合在一起，解釋2008年“大衰退”及其對冷戰後美國未來霸權的意義。該書立足於歷史，是最佳的政治經濟學著作。

——羅伯特•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英國華威大學

英文版序言

像所有著作一樣，本書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思想軌跡。在此，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或者至少筆者認為需要闡明的是——提請關注筆者分析性取向（analytical orientation）的諸多方面。這些分析性取向為本書的主要觀點提供了背景。筆者的觀點特別受到三個並不是特別時興的因素的影響：國家安全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national security）專業背景、歷史的作用以及凱恩斯著作中的一些觀點。

筆者最初主修經濟學，後來在研究生階段轉攻政治科學。作為一名國際關係領域的專家，筆者一直積極關注宏觀經濟學。更具體地說，筆者始終著迷于經濟因素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諸多問題。那時，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術研究被嚴格劃分為“安全研究”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兩個部分，這是冷戰的學術遺跡。然而，筆者曾經錯誤地預測這種情況在後冷戰時代是難以為繼的。1不過，當金融危機發生之時，筆者被如下問題深深地吸引，即金融危機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作為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的研習者，筆者一直重視歷史的作用。實際上，秉承“歷史至關重要”這一觀點意味著兩件事情：（1）若歷史事件被有見地置於語境之中，那麼它們會為當下提供分析性教訓；（2）行為體的選擇受其自身歷史經驗和他們對“以往教訓”的詮釋的影響。對於不少，但並非很多的非專業讀者來說，這些似乎是陳詞濫調。但是，對於專業學者來說，這些觀點越來越不合時宜。經濟學家幾乎完全不理會歷史學家，成績優秀的博士生極少選擇經濟史方面的課程。雖然政治學久負盛名，但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政治學越來越遠離自己的學科史，不再信奉如下觀點，即熟知歷史對學科的發展上沒有任何價值（一位頂尖期刊的編輯曾經告訴筆者，他的願望是為“一個不必訴諸正式名稱的政治科學”而奮鬥）。

筆者特別重視過去的價值。這意味著，經濟史學家——查理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其中最有目共睹的但並非唯 一的一位——對筆者的思想和分析性取向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2出於與這些經濟史學家相同的興趣，特別是受到曾經與同事爭論宏觀經濟學的啟發，筆者對凱恩斯——以及凱恩斯原著中的巨大寶庫——產生了極大的好奇。那時，凱恩斯非常不招人待見（更不要說他的那些有獨到見解、很大程度上未被人讀過的著作了）。在當今的政治語境下，有必要做一些說明或至少先灌輸下凱恩斯對本書的影響。筆者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人對金德爾伯格有什麼不敬之詞，但是相比之下，一些人對凱恩斯卻非常生氣。

凱恩斯就像一個避雷針，並非因其著作，而是因當代凱恩斯主義實踐所表現出的政治選擇（這些與凱恩斯的獨到見解大相徑庭）、其思想與美國羅斯福新政及其偉大社會構想和社會保險與醫療等項目的關聯性。在這些措施形成之初，一些人對自由市場的社會主義干預予以強烈的反對。但是，凱恩斯是一個備受誤解的學者。3在此，厘清這一歷史與主題無關：對於那些惡意反對凱恩斯的人來說，筆者想要指出的是，本書的觀點僅關注凱恩斯著作中的兩個或三個洞見——不確定性、資本管制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經濟主義。這些並非凱恩斯所特有的，這些也並非戰後“凱恩斯主義”實踐的要素。4儘管如此，筆者清楚地知道像凱恩斯、金德爾伯格這樣的思想家使筆者極其警惕未經監管的金融部門的固有風險。20世紀90年代，這些因素使筆者關注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the Glass Steagall Act）等金融自由化措施，進而解讀亞洲金融危機。反過來，這種趨勢又改變了筆者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解讀。但是，正如筆者在書中所強調的那樣，讀者無需因贊成筆者關於金融危機對美國權力和世界政治影響的觀點而認同筆者對金融危機的解讀。

最後，筆者以一句話評價這些觀點：本書解釋了過去，使我們可能預知未來的政治發展。但是，正如筆者在第八章詳述的那樣，歷史軌跡是不確定的、視情況而定的，根本上是不可知的。對於國際政治的研習者來說，預測未來的做法就像打沒有任何把握的牌一樣。甚至，這場遊戲根本不值得嘗試：真正值得做的是解釋、說明與展望。因此，本書不強調“預測”的準確性，而是突出其分析的切題性和論證的邏輯性，從而使我們沿著歷史發展進而展望特定的路徑。

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筆者在普林斯頓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做世界政治訪問學者期間撰寫的。筆者非常感謝世界政治編委會的支持，感謝馬克·貝辛格（Mark Beissinger）、蘇珊·賓迪格（Susan Bindig）和普林斯頓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人員的盛情善待。在專案研究過程中，筆者曾經在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羅格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得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諾貝爾研究院舉辦的研討會上以及托比可持續國家安全戰略項目主辦的兩次活動中提交過部分研究成果，也受益於研討會參加者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筆者也要感謝瑪麗亞·斯佩蘭黛（Maria Sperandei）和溫蒂·樂特（Wendy Leutert）所提供的寶貴學術支持（再次感謝溫蒂為翻譯做出的全部努力）。

筆者特別感謝艾儒蔚（Rawi Abdelal）、本傑明·科恩（Benjamin Cohen）、伯特·戴蒙德（Burt Diamond）、愛琳·格拉貝爾（Ilene Grabel）、羅傑·海頓（Roger Haydon）、埃裏克·赫萊納（Eric Helleiner）、彼得·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人的仔細品讀、批判性眼光和不可或缺的支持。一些不知名的讀者也提供了大量有益建議。筆者最感激的是埃斯蒂（Esty）、伊利（Elie）和阿裏（Ari）。她們承擔了大量工作，才使本書得以問世。她們如此泰然自若，但這本可以注意到她們的辛苦工作，事實並非如此。

注釋

1. Jonathan Kirshner， “Political Economy in Security Studies after the Cold Wa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1（Spring 1998）： 64—91.

2. 參見Charles Kindleberger， Economic Laws and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Jonathan Kirshner， “Leadership，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Charles Kindleberge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rshon International Review 41：2（1997）。

3. 對凱恩斯最誤用的引用之一往往被當作他短視思維的證據，例如，“長期來看，我們難逃一死”。這一句引自凱恩斯的著作《貨幣改革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旨在嚴厲批評那些在分析中忽視“短期”發展的經濟學家，實際上經濟發展總會有這樣的一段時間。完整引用如下：“但是這種長期視角是對當前事務的誤導。從長期來看，我們難逃一死。如果在狂風暴雨中經濟學家僅僅能告訴我們雨過天晴，那麼經濟學家為自己設定了一項太容易、太無用的任務。”需注意的是，《貨幣改革論》出版於1923年，在凱恩斯發展成為一個“凱恩斯主義”者之前。事實上毫不奇怪的是，在凱恩斯的著作中，《貨幣改革論》是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最 喜 歡的書。對凱恩斯出色的介紹請參見Robert Skidelsky， 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0）。

4. 甚至弗裏德里希·哈耶克、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等最反對凱恩斯的人都贊同凱恩斯有關不確定性的觀點。最佳資本管制模式是個經驗性問題，能夠通過證據解決。經濟主義——凱恩斯警惕將全部生活還原到經濟演算——更多的是一種哲學立場，間接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的文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這一觀點往往與政治右派而非政治左派更為有關。

叢書總序 解釋與理解中國全球角色／Ⅰ

譯者序 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議題研究／Ⅲ

中文版序言／ⅩⅤ

英文版序言／ⅩⅫ

第一章 作為世界政治的全球金融危機／1

第二章 大蕭條的教訓／18

第三章 美國兩個戰後秩序／39

第四章 紛爭的根源：亞洲金融危機／65

第五章 新美國模式與金融危機／94

第六章 危機與世界政治／122

第七章 危機與國際均勢／151

第八章 結論、預期與思考／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