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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論》對唐代華嚴學也有影響。賢首法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上云：“故肇公披閱四論，若日月之入懷，彼評云：《百論》廣破外道， 《門論》廣破小乘，《中論》具破內外，《智論》解釋大乘。文勢如此也。” 法藏據僧肇說以判四論大旨。清涼澄觀、圭峰宗密著述中對僧肇說多有引用。如澄觀《華嚴大疏》釋“譬如河中水，湍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即引《物不遷論》“江河競注而不流”以證之，蓋推其所見妙契佛義。僧肇“契神於即物”“觸事而真”的“不二”觀念，對中國禪家有深入影響。據禪宗史書《祖堂集》記載，石頭希遷因讀《涅槃無名論》“覽萬象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豁然大悟，後作《參同契》，其大旨即為會萬物為一己。僧肇“不遷”之論在後世禪師中產生強烈共鳴。《五燈會元》卷四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個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其後又有禪師答以“暑往寒來”，或云“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或云“東生明月，西落金烏”，皆是即遷見不遷，與僧肇之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雍正帝在所撰《御選語錄》中推許僧肇為中土深明禪宗宗旨的*早一位禪師，並輯錄其要文。僧肇對於中國佛教思想史的深遠影響，也可由後世多種《肇論》注疏的出現得到反映。據宋·凈源《肇論集解令模鈔》記載：“始自有唐，終於炎宋，疏鈔注解二十余家。”現存尚有十余家注疏。唐代之前，《肇論》研究主要在三論宗內進行。此後，則逐漸為華嚴以及禪宗宗匠所重視。如宋·凈源《肇論中吳集解》《令模鈔》、圓義遵式《注肇論疏》、夢庵普信《節釋肇論》、元·文才《肇論新疏》《新疏遊刃》和明·德清《肇論略注》等，其內容無不受到了華嚴和禪的影響。通過對《肇論》的注疏，僧肇思想被吸收到華嚴與禪之中，為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養分。僧肇著作中廣泛運用了老莊玄學的語言，而又賦以新意。如《物不遷論》中引《莊子·田子方》之文：“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意謂交臂之頃，已新新非故，變化密移不可執留。然而僧肇並沒有停留在這種通常的理解，而是給予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解讀。僧肇的結論是：“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認為孔聖之言隱微難測，言雖似動而意在顯靜，此文的深意在於顯示即生滅遷流法中可見物不相往來的不遷不變之義。由此可見，僧肇對老莊的引用，是站在佛教化立場的以佛解道。僧肇的佛教學立足於大乘中觀哲學而又注重融攝貫通儒道思想，加以華美的文筆，因而較之外來思想更容易被後人所接受和喜愛。特別是宋明以後

年二十，一日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 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恍然有悟。由是歷覽群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於佛祖向上一著，終有滯礙。年二十七，時稱天下老和尚的元叟行端主持徑山，望重天下。楚石前往參叩，問云：“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元叟以原話反詰，楚石正想繼續問話，被元叟喝退，於是群疑塞胸，如填巨石。次年春，元英宗下詔，組織善書的僧人赴京繕寫泥金《大藏經》，楚石因善於書法，在被選之列，遂至大都。一日拂曉，聽到崇天門樓上鼓鳴，楚石當時汗下如雨，豁然開悟，因成一偈，中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之句。其時為元泰定元年（1324），楚石時年二十九歲。是年夏，書經畢，北遊至元上都。至秋天，楚石回大都， 再坐船回江南。楚石把在元大都、上都和運河沿岸的所見所聞，撰寫成三百多首詩篇，集成《北遊詩》一冊。楚石南歸後，重上徑山。元叟一見楚石氣象充盛，便笑道：“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楚石受法於元叟端公，為大慧宗杲的五傳弟子，南岳懷讓下的第二十四世。是年冬，楚石大師奉宣政院之命，出世傳法，住持海鹽福臻寺。此後，還先後住持過天寧永祚寺、杭州鳳山大報國寺，及嘉興本覺寺、光孝寺和報恩寺等。五十年間，六坐道場。至正七年(1347)，朝廷賜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明洪武年間，兩次奉詔參加蔣山薦亡法會。所到之處， 緇素歸仰，名播海內外。明宋濂在《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中有云:“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蒞之處，黑白向慕，如水歸壑。…… 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麗，咸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楚石擅長詩偈，常以文字做佛事， 偈語不僅流布各地從林，日本、高麗的學僧也都爭相前來，奔走於座下。《楚石禪師語錄》中收錄有楚石贈予三十多位日本、高麗僧人的詩文偈語。現今日本寺廟和博物館裡仍保存有數十幅楚石大師的墨跡，多為當時到中國求學禪僧帶回。其中一些墨跡已經被日本文化廳指定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據明姚廣孝所撰《西齋和尚傳》云，楚石自幼即知有西方彌陀教法， 晨朝十念，求生凈土，未嘗一日少懈，終身不缺，至老行之愈力，復立言以轉化四眾。楚石《西齋凈土詩》中亦有“平生不結神仙願，自小思歸極樂宮”之句。幾十年的寺廟管理和弘法活動，使楚石大師清楚地認識到佛教的窳敗和衰落，乃由宗門中人多逞空慧，事理分張，鄙視念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