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認為，《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一書是約翰·杜威成熟的哲學思想的最全面表達，因而也是他受到最廣泛評論和探討的著作。它首次出版於1925年，再版於1926年，並在1929年重新出版時新增了前言，修改了第一章。自1929年之後還有幾個新的版本，並重印了許多次。這表明，它一直是一本激發人們思想的哲學著作。《經驗與自然》共有10章，它包括杜威在兩年時間裡對在卡魯斯講座所作的首次系列講演中的三次演講稿的擴充和發展。一些聽演講的評論家曾經一直期待著這本著作的出版，並在出版之後的短短幾年裡寫了35個評論從1929年杜威出版有新一章的《經驗與自然》，直到1951年他寫下那些最後的導言，在這一段時間裡，他開始認識到，要讓自己對“經驗”這個詞語的使用被別人廣泛地接受和理解是不可能的。就像悉尼·胡克（SidneyHook）在其對本卷的導言中所說：“為了避免誤解，他準備在其長期的哲學生涯的最後拋棄那兩個詞（“經驗”與“形而上學”）。對於“經驗”，他寧願用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來替代。文化標誌著人在哪裡被塑造成為人，從而將人性與動物本性區別開來的東西。”因此，杜威在其1951年新導言的草稿中這樣寫道：“假如我今天來寫（或者重寫）《經驗與自然》，我將用《文化與自然》作為書的標題，並對特別的主題進行適當的修改。我會放棄“經驗”這個術語，因為我越來越認識到，對於實際的效果來說，妨礙我使用“經驗”的理解的那些歷史障礙是不能超越的。我將用“文化”這個術語來替代它。因為就現在它確定的各種含義來說，它能夠全面而直接地傳達我的經驗哲學。”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十一卷，收錄了杜威在1935―1937年間的所有作品，包括論文、書評、雜文，他擔任莫斯科審判指控列夫·托洛斯基罪行調查委員會主席時發表的聲明，以及《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的權威版本，還有他在弗吉尼亞大學所作的佩基-巴伯系列演講等。本卷的90余篇文章反映了杜威在這一時期處於精力充沛的寫作和演講狀態。他從《邏輯：探究的理論》（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一書中抽取出一些注釋，寫了3篇文章；並討論了查爾斯·S·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F. C. S. 席勒(F. C. S. Schiller)、享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等人的著作。他的有關教育的一系列散論，發表在《社會前沿》雜誌的“約翰·杜威專欄”上；在這些散論中，他捍衛學術自由，加入傳統教育與進步教育的爭論，批評羅伯特·M· 哈欽斯(Robert M. Hutchins)提出的返回古典教育的主張，評價霍拉斯·曼(Hrace Mann)的貢獻，勸告教師積極參與社會和勞工運動。杜威寫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來分析、批評自由主義。當他的頗有爭議的《自由主義與社會行動》出版時，霍拉斯·M· 卡倫（Horace M. Kallen）在提出”做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否仍有可能”這一問題之後寫道，杜威“在他所屬時代的條件下、用他所屬時代的語言重新陳述了傑斐遜(Jefferson)在所屬時代的條件下用所屬時代的語言公佈的《獨立宣言》”。莫斯科缺席審判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西道夫，指控他們反對蘇聯，這一事件激起了抗議風暴。為列夫·托洛茨基辯護的美國委員會建立了一個公正的國際調查委員會。此時，杜威已屆77歲高齡，正在完成《邏輯：探究的理論》的撰寫工作。儘管杜威在意識形態上不同於托洛茨基，但他還是同意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雖然家庭和朋友為杜威著想而反對他承擔這項工作，杜威還是在墨西哥主持了對托洛茨基的訊問，並在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的第十七卷，也即《杜威全集》的最後一卷，收錄了未曾被收錄此前各卷的杜威作品。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悉尼·胡克（Sidey Hook）在本卷的導言《約翰·杜威思想的時代關切》(The Releyance of John Dewey s Thought)中指出：“當我說起約翰·杜威思想的時代關切的時候，我側重的不是歷史關頭的危機狀況，而是人的處境；人在選擇合意的生活道路的時候，只要對自己的行動有所反思、有所審視，他就會遭遇到種種問題和困惑，關於戰爭與和平，關於好的時代與壞的時代。約翰·杜威的成年生涯跨越了四分之三個世紀；對於那個時期湧現出來的種種話題，他寫下了數以百萬計的文字。”本卷來源多樣，涵蓋了杜威成年生涯的大部分，其中最早的文章發表於1885年；最晚的文章發表於1953年，在杜威去世以後。杜威在他的一生中作過無數次演講。本卷中，七篇發表過的以及數篇未曾發表的演講稿，顯示出他那寬闊的視野和廣博的遊歷。1928年，杜威和一群教育家組團訪問了蘇聯，旨在調查事實。回國以後，杜威在芝加哥大學作了演講，描述了他對俄羅斯的印象以及“俄國學校體系”。他評論說“他們的未來是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未來……我真的相信，這兩個民族――至少是老式的美國人、先鋒的美國人――在很多方面的類型和性情，比起當前世界的任何兩個其他國家來，都要更為相似。”1901年在楊百翰大學所作的十次教育學講座曾經在當地發表過，但之前未被收入杜威的文集。之前未曾發表的作品包括《倫理學中的歷史方法》（The Historical Method in Ethics）一文,它表現了杜威早先的論點：假如我們能夠像研究科學中的事實那樣聯繫行為來研究和“操作、信念與觀念”相關的事實，那麼，“道德的科學”是可能的；在《科學與哲學的一些聯繫》（Some connexion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這篇文章中，上述進路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哲學的未來》（The Future of Philosophy）這篇文章簡潔地表現了杜威晚年的看法：“哲學的事情跟存在於人類和他的世界之間的關係有關，就兩者都受到文化的影響而言。”
本卷是《杜威晚期著作》的第三卷，收錄了杜威寫於1927-1928年的所有文字，除了收錄于《杜威晚期著作》第二卷中的《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戴維·西多爾斯基（David Sidorsky）在介紹的開頭這樣寫道：“本卷所收的哲學論文、書評、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分析和政治評論反映了它們所發表年代（1927年和1928年）的美國文化潮流，隨後的大蕭條和變化的歐美關係深刻地轉變了美國思想生活的諸多方面。” 這些文章寫于杜威哲學思考的兩個里程碑之間，也就是1925年的《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和1929年的《確定性的尋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正如西多爾斯基所說的，這些文章“大體上反映了他的兩大哲學興趣：在某種意義上回溯性地捍衛自然主義形而上學，向前為一種經驗主義倫理學正名並把它運用於實際。” 這一卷的其它亮點還包括喬治·桑塔亞那和杜威就後者的《經驗與自然》所展開的交流，對桑柯－凡澤迪案件的不公正審判的激烈譴責，以及杜威於1928年夏天赴蘇俄旅行之後寫給《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六篇見聞。
本卷為《杜威晚期著作》（1925―1953）第五卷，收錄了除《確定性的尋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之外杜威撰寫於1929―1930年間的所有作品。本卷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學術版本委員會認可文本。在本書導言中，保羅·庫爾茨（Paul Kurtz）稱杜威“正處於創造力和影響力的巔峰”。這一形容頗為貼切：1929年，杜威已是七十歲高齡，卻仍在1929-1930兩年間出版了四本專著和五十篇涉及哲學、教育、政治以及社會問題的文章。在本書所收錄的哲學論文中，《人文主義之我見》(What Humanism Means To Me)和《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兩篇文章表明了杜威對人類潛力與智慧的信念，另外兩篇文章則記錄了杜威與歐內斯特·內格爾（Ernest Nagel）、威廉·歐內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C. I. 劉易斯(C. I. Lewis)、 F. J. E. 伍德布裡奇(F.J.E.Woodbridge)在《哲學雜誌》(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的熱烈討論。《從絕對主義到實驗主義》(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一文是杜威難得一見的自傳性文章，文中有一段話也許能夠幫助我們瞭解杜威日益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的動因：“總的來說，人和情境對我的影響要多於書本對我的影響。這並不是說我沒有從哲學書籍中學到很多知識，而是說，與一些親身經歷的、迫使我思考、思索的事物相比，我從哲學書籍中學到的東西是技術性的。”《新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Old and New）系列文章首次刊登於1929-1930年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上。在這些文章中，杜威探討了在一個不斷變化社會中“失落”的個人的問題，個人“陷入了龐大的複雜關係網之中”，只有“聯繫現在……根據有意識選擇的可能性努力改變條件”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書內容表明了杜威日益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同時也證明了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在《關於約翰·杜威的對話》(Dialogue on John Dewey)中對杜威的形容是正確的：“他是我所認識的哲學家中最喜歡非學術氛圍的哲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