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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洗錢防制法，稅務稽徵單位於金融情資之運用下，諸多未辦營業稅稅籍登記利用網路交易，及藉用個人帳戶隱匿營業收入等逃漏稅態樣，逐一浮出檯面。於此，本文於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十多年稅務查核實務經驗中，感受到其違章數量較以往遽增，且金額亦較以往鉅大許多，況且此等所謂消極不作為所造成之鉅額逃漏稅，相對於積極作為對於經濟自由市場公平交易所造成之非難程度不遑多讓。惟本國對於未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義務人僅補徵本稅再加上滯怠報金之行為罰，而不處以漏稅罰；又逃漏稅捐罪在司法實務限縮解釋下，僅限於詐術等積極作為才該當於稅捐徵法第41條逃漏稅捐罪之構成要件。所以，本國對於短漏報或未申報之逃漏稅行為似乎給予較大的寬容，本文欲深入探討此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 首先，本文從研討行政秩序罰與刑罰之指導原則、目的及區別後展開，先以營利事業所得稅案例分析未申報與已申報之租稅秩序罰上之差異，分別以稅捐逃漏之認定、租稅行政罰相關規定進行討論，試圖導出該差異是否違反租稅公平；再於研究他國租稅刑罰之立法例後，藉由營業稅案例分析，消極不作為所造成之鉅額逃漏稅，從「量之差異」即涉及「危害法益之嚴重程度」觀之，更甚於積極作為所造成之非難，為何無法科刑罰?復從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展開，對於其保護法益、構成要件等進行討論。最後，對於預防諸多逃漏稅亂象提出建言，另藉由查核實務案例之探討，就其不合理處提出建議，以期可以作為未來對於現行相關法規命令之修法參考。